地獄中的掙紮——一個富農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4）

3     第二次遣返

 

      風珍：沒想到，當時大隊領導對上級簽的公文也不當回事，不知為什麽又要遣返我們。第二次遣返是67年5月17號。

      這次就不像第一次那麽齊了。當時大隊紅衛兵一來，就把我們看上了。我手裏拿一張報紙，說到學校去有點事。紅衛兵看我真有事，知道我當時在大紅門18中讀書，就讓我走了。

     我出了門，剛走到後院老楊家門口，就看四妹風琴放學回來，我把手裏的燒餅拿給他一個，說：“快跑吧，咱家又要被遺返了。”又跟她說：“你快去把文平弟找著，跑遠點。”說完，我就往城裏方向跑。

     當時我上高中打的是月票，汽車售票員差不多都認識我。上了車，她們也沒讓我買票。我就坐到北京城裏，本想去二姐、大姐家，可是一想，我這麽大姑娘，老去麻煩他們也不象話，就在街上走來走去，真是體會到了無家可歸，無路可走的痛苦，眼裏的淚水不自覺地往下流，心裏想死的念頭都有了……

      風琴：那天三姐給了我一個燒餅，讓我去找潘文平，我在大泡子（南苑一個湖泊）找到潘文平，就牽著他往學校走。走到學校裏，進了教室，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一會兒。有家回不去，不敢回，心裏不知如何是好。正在這時，軍代表來了，問我放學了為啥不走？我就把我們家又被遣返的事對他講了。軍代表聽了，半天沒言語，看樣子也很為難，也有點同情我們。想了想他說，你和你弟弟年紀這麽小，留下也沒辦法生活，隻能跟著父母一塊走。我那會兒年紀小，自己也沒什麽主意，想了想，就和潘文平走出校門，決定往城裏走。三姐拿給我們的一個燒餅，兩個人早吃光了，身上隻有一角五分錢。

      我想回家不行，再給弄回老家去，那日子可怎麽過法？可是上北京，連坐車的錢也沒有。當時在老家生活不好，饑一頓飽一頓，肚子裏沒什麽油水，老覺得肚子餓。可到哪去吃飯呢？我牽著潘文平，心想潘曉娟在什麽地方？也不能丟下她不管呀。她也許在大泡子？我就到大泡子去喊曉娟，喊了半天，也不見人影。文平我們倆又回到我們住的那條大街——紅房子，站在路口，心想能碰到三姐或是曉娟就好了。

      等到天黑，咱們家的人一個也沒等上。怎麽辦呢？看十字路口馬路底下的水泥管子直徑有一米多，在裏麵躲起來也不容易讓人發現，我和文平就鑽到馬路下邊的水泥管子裏，找兩塊磚，一人一塊坐起。坐著坐著，我和文平就睡著了。夜裏天氣涼，把我們倆都凍醒了。我拉著文平的手，彎著腰在水泥管子中走了兩個來回。裏外都是黑洞洞的，馬路上一輛車也沒有。文平拉著我的手，說：“四姐，我害怕……”其實我心裏也怕，想哭也不敢哭，我隻好安慰文平：“兩個人怕什麽？”就這樣，姐弟倆一直熬到天亮。

      到哪去呢？有家不能回，在這兒幹等，我們倆還不餓死在這？還是到城裏找大姐二姐去吧。我和文平拿著一角五分錢，坐車也不夠，幹脆就往城裏走吧。我和文平從小路往北京走。走一會兒就覺得腿軟，頭上冒虛汗，身上越來越沒勁。從昨天晚上，我們倆個人就吃了一個燒餅，肚子根本就沒吃飽。肚子沒東西，身上哪來勁？就這樣，走一段，休息一會；然後再走一段，再休息一會……一直走到西馬場，算算走了十多裏，潘文平和我就實在走不動了。我們倆就等43路公共汽車。車一來，我牽潘文平上了車。一上車，我就先跟售票員講：“我們進城，走不動路了。也沒錢……”售票員看我和潘文平很小，而且我說話的時候，眼淚就不自覺地掉下來了……售票員大概覺得我們姐弟確實可憐，也就沒讓我們買票。車到虎坊路，下了車，我們倆一步一步往二姐家走。

      (風琴的二姐潘佩華，67年26歲，由於家貧，她小學沒讀完，就開始打工掙錢補貼家用。20出頭嫁給北京市一個工人，通過丈夫的關係，進了北京客車廠，當車工。文革初期的遣返，不包括已經出嫁的地富反壞的子女。)

      到了二姐家，敲了門，二姐沒上班，還在睡覺。二姐聽到我們敲門的聲音，就趕緊起來，穿起衣服，開了門，我和潘文平把家裏又被遣返的事對她一講，她聽了以後，看我們兩個逃難出來，又累又餓的樣子，就趕緊出去給我們買早點。我們倆吃了二姐買回來的油餅，每人喝了一杯水，人才緩過勁來。二姐問了問家裏其他人的情況，她聽了也挺著急。她說，南苑大隊那些人認識我這兒，說不定他們會找到這兒來。大姐剛搬家，住的地方他們不知道，為了安全，你們倆暫時先去大姐家避一避。說著，收拾收拾，她就送我們去大姐家。

      坐在車上，潘文平和我都犯困，快下車，潘文平和我都睡著了……二姐看我們倆這種樣子，也掉眼淚了，她用手帕擦了擦眼，說：“我們這是招誰惹誰了？！……”

      到了大姐家，大姐也沒上班。（風琴的大姐潘風華，67年28歲，因家貧小學沒讀完，即打工補貼家用。20歲出頭，嫁給北京汽車製造廠的一個周姓工人，住北京朝陽門外汽車製造廠職工宿舍，並以家屬名義進廠當工人。）大姐聽我們一講，家又被遣返了，也挺著急，聽了二姐的擔心，覺得沒有別的辦法，想了想，說：“那你們就先在我們家呆兩天吧。”

      我們在大姐家，大姐夫周超宇雖然是共產黨員，但他一貫為人厚道，沒講什麽，看樣子也挺同情我們。但是住了兩天，大姐心裏覺得煩。她家三個孩子，再加上我們倆，屋子大概隻有50平米，住了7口人，擱在誰身上，誰也煩。第三天，大姐在廠子食堂買了幾個花卷，用手帕包上，說：

   “你們到北京市革委去問問，既然北京市和公社都簽字了，要大隊安排你們回家，為什麽大隊還要遣返我們家？……”說著，大姐也掉眼淚了，掏出一點零錢給我們兩個坐車。

       我和潘文平找到北京市革委，一問傳達室看門的，人家說沒人接待。我們又往中央文革方向走，到了南河沿，離中央文革還有四五十步遠的地方，忽然看到曉娟站在那兒正吃麵包。她也看見我們倆了，就喊“四姐，四姐……”這下甭提多高興了——看到親人了！我問她：“三姐呢？”她說也在，是二哥把我們救出來的……

       曉 娟：遣返那天，大隊的紅衛兵把我們抓到大隊，讓我們在那兒蹲了一夜。第二天把我們強行押上汽車，又像犯人一樣送到火車站……

      風珍：在車上，我記得造反派韓玉珍說：“潘風珍，這回你甭想再回來了。是哪兒的，你就回到那兒去。根據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北京是不會要你們這些黑五類子女的！你還想在這兒找對象，你就別做夢了！告訴你，沒門！”

     火車是９點５５開車。離開車大概不到十分鍾，有個男的遞給我一個字條，我一看，上麵寫著：“死也不要回老家。”底下屬的是二哥的名字。看了，我心裏知道二哥沒走遠。我想，必須開車前下火車。押送我們的是南苑大隊的造反派，兩女一男。他們見我看字條，就走過來，問我上麵寫什麽，並讓我交出來。我馬上把字條撕了。我說我要上廁所，她們不同意。

      我這時沒有別的辦法，隻有大聲嚷：我沒犯死罪，為啥不讓我上廁所？就是犯了死罪，也得允許人家解手啊！

     車上的人聽我這麽一嚷，都圍過來。我就大聲說，我在北京好好讀書，高中還沒讀完，他們就把我們全家遣返回老家。回到老家，沒吃也沒地方住，讓我們怎麽活？我出身不好，黨的政策是不唯成分論，為啥遣返我的父母，連我也遣返？……車上的男女老幼，聽我這麽一講，都覺得我講得有理，七嘴八舌地講他們幾個紅衛兵。正在這時，曉娟拉我的手，開車前的預備鈴也響了。我和曉娟不管三七二十一，手牽手就往火車廂門口走。

     三個大隊派來的造反派見我們下車，也跟下來，想拉我們上車，我就大聲講：你們憑什麽遣返我們？我們犯了什麽法？……

     站台上的人聽我這麽一嚷，就圍過來，我們把情況一講，圍觀的人就紛紛替我們講話。有的批評他們不講政策，有的還動手要打他們，趁這個機會，我和曉娟就跑出來了……

     這時，隻見一個男生走過來，叫我們跟他走，他說他是二哥潘文博的朋友，叫小黑子，他把我們領到左家莊接待站。看來，什麽時候有良心，有同情心的人都有。

    潘文博：當時受資產階級路線迫害到北京上訪告狀的人很多，北京就為這些人設了不少接待站。這些接待站，一般都管吃管住。我是以內蒙煤礦受迫害職工的名義，在左家莊接待站登的記。

     我給風珍、風琴、潘文平都化個名，我們四個人給安排到兩間屋子裏。可是，左家莊接待站的夥食不太好：饅頭、白菜湯，偶爾吃頓米飯。我想：夥食不好，我倒沒什麽，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正長身體，營養不夠，也會影響他們的生長發育。但又不能去大姐二姐家，她們都是普通的工人家庭，生活並不富裕，免強維持自己的日子，我們應該盡量少給她們增加負擔。我就在北京市內跑了幾個招待所，發現煤炭部接待站的夥食不錯，我就把她們三個轉到這個接待站。這次我報了十三個人，每頓飯都剩下不少饅頭和油餅，怎麽辦？不能浪費，我就派風珍或者風琴把這些油餅饅頭提到大姐或二姐家去……

     在煤炭部接待站住了一段時間，聽說接待站要撤了。

     接待站一撤，我們去哪兒吃飯去哪兒住呢？回南苑大隊吧？安置不了不說，弄不好又要把我們往老家送。另外，在接待站長期住下去，也不可能。怎麽辦呢？我考慮媽這麽大年紀，受了這麽多折磨，心裏一定很苦悶。大哥大學畢業分到貴州，幹脆讓媽去大哥那裏看看，住幾天。於是我以上訪告狀返鄉的名義，一分錢不掏，辦了兩張去貴陽的車票，把媽和潘文平送上開往貴陽的火車。

     回到接待站，想到爸爸一個人在老家，不知日子怎麽過，他一輩子都是在外麵跑，從來沒有做過家務，更不會做飯做菜，我就讓風珍回老家去看看。要是能把戶口弄回來，就順便把戶口辦回來。

    沒想到，風珍這次回老家差點死在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