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獄中的掙紮——一個富農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附錄）

附錄：                潘文博的冤案始末

 

      錄音整理的文字中，沒有涉及潘文博是如何被打成“壞分子”的內容，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問：潘文博剛剛走出校門，剛剛參加工作，一個20多歲的小學教師怎麽會一下子就成了“壞分子”？成立毛澤東時代的專政對象？筆者覺得有必要在這裏做個補充介紹。

      潘文博1942年出生，196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附中。按他的成績，考個一般大學本科應該是沒問題的。在高考前，他到我就讀的中戲來看我，我曾經問他，高考有沒有把握？他很自信地對我講，說班上隻要有人能考上大學，他就不會落榜。他對自己充滿自信。

       然而，令他自己和全家人沒有想到的是，發高考通知時，他卻榜上無名。我們問他，高考發揮是否正常？他滿臉沮喪地皺著眉頭說，自我感覺並沒有什麽失誤。他還說，平日功課比他差的同學都考取了，他不知道為什麽自己卻沒考上？

      在那個年代，考生或家長還不能查分，冥冥之中，人們的命運都掌握在那個無所不在的黨組織手中。因此，二弟潘文博和家人都心情低落，而又一籌莫展和無可奈何。潘文博隻能默默接受命運的安排，回家到北京南苑大隊物農。

     直到40多年後的2007年，我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看到一篇題為《文革前高考‘不宜錄取’政策的回憶》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來從1958到1965年的高校招生中，黨內有“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的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對一般人是保密的，高校中隻有少數可以接觸黨的機密文件的人事幹部才知道。也就是說，在那時候，高考錄取主要不是根據考生的成績，而是根據考生的政治審查情況來決定他能不能上大學，以及上哪類學校。顯然，潘文博之所以沒能上大學，無疑是出身成分影響了他，把他劃入“不宜錄取”那一類，使他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從而也使他的命運發生了逆轉。

     所謂逆轉，指的是，在當時他如果考上大學，畢業出來由國家分配，不管到任何單位，都是每月領工資的國家幹部。沒考上大學，一般來說，如果參不了軍，入不了黨，那麽就隻有淪落到社會的底層，靠自己去掙紮拚搏了。二弟潘文博出身成分不好，家裏又沒什麽起作用的社會關係，那麽他唯一的出路隻有麵向黃土背朝天，回大隊參加農業勞動。

     最初，他懷著沮喪的心情在生產隊幹活時，不免有些想不通，不明白自己怎麽會高考落榜……大概正是在菜地幹活時心中憋著一口氣，所以在手握鐵鍁改溪口時，因用力過猛，胸部皮下的血管破裂，發生過胸部腫脹積血，在疼痛難忍下，我陪他到南苑醫院動過一次外科手術，把胸部的積血清除，胸部卻留下了疤痕。

      就在生產隊勞動不到半年的時候，突然接到人大附中的一個通知，讓他到北京西郊一所小學去教書。看來，那時出身不好的人，上大學和參軍入黨很難，但卻可以當教師。按當時的政治邏輯，怎麽能讓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去教書育人呢？這對紅色江山的穩固也不利呀，想起來有些讓人難以理解。

      潘文博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海澱區前沙澗小學，那裏雖然校舍簡陋，生活也比較艱苦，但終究每月都有工資收入，比在農村生產隊裏起早貪晚和汗流浹背地勞動掙工分當然要強得多。

      有了教師身份，加上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很快就有一位女同事與他談起戀愛。然而，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前，在全國開展一場所謂“四清”運動，這場運動雖然主要是針對農村幹部，但在北京郊區也波及到農村小學。就在這場運動中，潘文博被“四清”工作團打成“壞分子”，成了階級敵人。那年他還不滿24歲。

      一個剛剛走上工作崗位，充滿青春理想，而且剛剛步入愛河的年輕人，怎麽一下子成了“壞分子”了呢？

       當然，經曆了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的人都知道，在毛澤東時代，一個人從革命者到“右派”，到“反黨分子”，到“反革命分子”……常常是一夜之間的事情。那麽具體到潘文博來說，他的“罪狀”又是從何而來？

       從當時潘文博給我的信和後來見麵他的介紹中，我才知道，這是一件隻有那個年代才會發生的冤假錯案。

      那時，潘文博所在的農村小學類似農民的四合院，隻有一間男老師住的宿舍，幾個女老師的家都分別住在附近。這些男老師睡的不是床鋪，而是和農民睡同樣的土炕。

     一天午飯後，潘文博回男宿舍，進門發現一位女老師和學校一位代課的男老師正在土炕上做愛（當年叫“通奸”）。潘文博作為一個未婚的男青年，見了這種場麵，自然很不好意思，甚至有些心驚肉跳。如果是現在，人們可能不會把這件事當成什麽大事情，可是在當時，人們都認為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而那時又特別強調要靠近組織，看見什麽不符合組織要求的事情要及時向組織匯報。所以，潘文博由於剛剛走向社會，對社會的黑暗缺乏認識，便把自己看見的情況向校長做了匯報。結果那位代課男教師被辭退，這位女老師在共青團內受了處分。

      這位受了處分的女老師叫李世琴，她從此對潘文博懷恨在心。“四清”運動一來，她便找潘文博教過的一個智力有些問題的女學生，寫了一份檢舉材料，檢舉潘文博曾經猥褻和奸汙過她。

      當時的四清工作團的負責人穀倫接到揭發材料，就對潘文博進行隔離審查，要他檢查交代。潘文博沒有猥褻和奸汙過這個女學生，自然無法交代清楚。四清工作組就對潘文博進行批鬥，經過七鬥八鬥，在潘文博拒不承認那些強加給他的罪狀情況下，就把他打成“壞分子”，開除工作籍，遣返回農村，監督勞動。

      這件50多年前的案子，在如今看來，似乎甚是荒唐。當然，現在的世人首先覺得潘文博有點多管閑事——一對青年男女在教師宿舍尋歡作樂，現在人們見了一般都不以為然，不會大驚小怪，更不會當成一個問題向領導反映。可是在那個年代，不像現在這樣開放，封建主義遺毒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男女關係上也相當嚴重。潘文博受當時社會風氣影響，加上年輕幼稚，追求上進，所以看到這種事情，認為是個嚴重問題，於是便向領導做了匯報。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會給他招來災禍。

      其次，四清工作隊長接到那位女學生的揭發材料，聽說潘文博出身富農，正是運動對象。所以，在辦案時，既不做醫學檢查，又不深入調查核實，而且在中國一直普遍流行的做法是有罪推定，即有人揭發你有罪，就認定你確實有罪，而且你不按揭發材料檢查交代，就是不老實，是頑抗。於是，潘文博經過大會批鬥，於1966年6月2日被四清工作團正式宣布打成“壞分子”，遣返回家監督勞動。

      這個冤案發生在文革開始階段，按說文革前的四清運動被毛澤東定為是工作組執行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然而，在文革初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不知道為什麽各級組織都沒有及時給潘文博平反。

      就這樣，我們家裏有了兩個“分子”：一個是我父親為“富農分子”；一個是我二弟潘文博為“壞分子”。二弟的災禍，使本來因出身成分而抬不起頭來的整個家庭成員進一步蒙羞。盡管他一再爭辯說，自己是冤枉的。可是在那個組織威信不容置疑的年代，個人的申辯往往無人相信，人們總是認為組織不會搞錯。因此，街坊鄰居，生產隊的幹部和社員，甚至包括父母兄弟和姐妹，大家都認為潘文博肯定“犯了錯誤”。這就叫有口難辨。

      從錄音整理的正文中可以看到，潘文博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到處申訴告狀，十多年裏顛沛流離，飽經磨難，甚至被抓進專政機關，判刑勞改。勞改釋放以後，走投無路，隻好回老家和一個帶5個兒女的寡婦成婚，冒著生命危險，下煤窯，幹苦力，在地獄中掙紮……

      直到毛澤東去世以後，潘文博才獲得平反昭雪。然而，那年他已經年近40歲，在老婆孩子成群的生活重擔下，日夜操勞，苦苦度日。

      一個滿腔熱血和積極向上的青年，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的霧霾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被莫名其妙地剝奪，又在整人的四清運動中被打成階級敵人，然後是抓進監獄，投入農場勞改……

       潘文博的青春歲月就是這樣被無情摧毀！

       有人在評論文藝作品《白毛女》時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而在毛澤東的暴政下，類似潘文博這樣千千萬萬被迫害打入地獄的年輕人，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他們的命運又如何解釋？

                                                                                       2017/2/28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