絞肉機中的掙紮和脫險（5）

8、我的檢查和交代

    1970年8月31日周一，全連早讀後，由劉培華主持對我的第二次批鬥會。

在這次批鬥會召開之前，劉培華已經多次在背對背的會上向群眾宣講，說潘文鳴的思想反動是一貫的，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不滿情緒是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密切聯係的，主張喊“打倒共產黨”的思想也絕非偶然等等。

    這次批判會開始，劉培華仍然是先定調子，說大量事實證明，潘文鳴的問題非常嚴重，我們必須擦亮眼睛，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今天，我們先讓潘文鳴自己做個檢查交代，希望他珍惜這個機會。

    由於劉培華是領導班子成員，又是審查我的專案主要負責人，大家聽了他一次又一次的煽動，以為他看了我的檔案，掌握大量材料，所以大家心裏都期待我的檢查交代，看看我到底是個什麽貨色？是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階級敵人？那天，原省文化局五六十人坐在大會議室裏，都聚精會神，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我。

    我當時麵臨著兩個選擇：一是向過去幾乎所有被審查對象一樣，按領導意圖，對自己的問題上綱上線，把自己罵得狗屎不如，爭取領導的寬大處理;再一個就是堅持實事求是，是什麽問題就是什麽問題，絕不按領導的意圖來冤枉自己。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幾年磨練，我非常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問題，而且心中明白，婁廣華和劉培華等少數人就是想利用這場運動踏著別人的屍體向上爬，我不能讓他們的卑劣用心得逞。

   我的檢查交代第一部分談我的出身和經曆。

我說，我出身在內蒙寧城縣一個富農家庭，父親從小務農，後做生意致富，發展成富農。1945年日本投降後，父親參加了共產黨的區政府工作，1946年區政府被地主武裝包圍襲擊，父親突圍負傷逃出，到了國統區，設法把家眷接出，靠趕大車為生，先是到錦州，後流落到北京南苑。

    由於家庭經濟條件不好，兄弟姐妹眾多，我在1949年北京解放後才上學讀書，當時已經10歲出頭。1957年初中畢業，因品學兼優獲金質獎章，按當時北京市教育部門規定，我可以免試選擇北京市任何一所中學讀高中，我選擇了北京101中學。

    101中學原是高幹子弟學校，49年從延安遷到北京，57年才對外招生。該校校風良好，始終保持著部隊作風和在延安的革命精神。所以，高中三年我深受101中學優良校風和革命精神的影響，一直追求進步，並擔任班幹部。

    1960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一進校就擔任班幹部。由於當時國家經濟情況不好，農村發生大饑荒，1962年7月份，在和同班同學高玉升的個別接觸中，發現他的思想有些問題。他說，他的誌向是要扭轉乾坤，建立一個理想的製度。並說，當時中國的經濟困難是製度和政策造成的，目前農民、工人和市民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在精神上，都非常痛苦，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廣大老百姓都會歡迎；還說，蘇聯赫魯曉夫搞的不一定是修正主義等等。他問我的誌向是什麽？我說，我想搞藝術。他說，藝術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我聽了他這些話，覺得很突然，也很意外，心想他是不是開玩笑？但從他的神情和眼神上看，又不像是開玩笑。就在我感到困惑難解時，我覺得應該嚴肅對待，當晚就專門寫了一篇日記，題目叫《晚飯後與高玉升的談話》，時間是1962年7月13日晚。經過兩三次談話，高玉升發現我對他的誌向不感興趣，就不再和我來往。

   我當時雖然不知道高玉升在秘密組建《真理革命黨》，並在校內外尋找發展對象，但我感覺高玉升與我的個別談話的確有問題，應該向組織匯報。特別是我當時正在爭取入團，決心做黨的文藝工作者。所以，我於1962年7月27日晚，把高玉升與我的幾次接觸和談話內容，向班上的團支部書記王明堂做了匯報，王明堂是班上兩個共產黨員之一，他聽了以後，表揚我說，看來你的階級警惕性還是比較高的；咱們班上的郭春堂經常和高玉升來往，他聽了這些話，就不向組織匯報。

   1964年高玉升的《真理革命黨》被公安機關破獲，我恍然大悟，知道兩年前高玉升和我個別交談，目的是試探我，拉攏我，但我沒有上當，說明我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裏，站穩了立場，經住了考驗。同時也知道高玉升在戲文係一共對7個同學進行過試探，在這7個同學裏果然郭春堂被發展成高玉升的黨員。

   下麵再談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和問題，大家在一個單位，都非常清楚，我在這裏不再多談。對於大家在這次運動揭發出的幾個問題，我是這樣認識的：

   首先，我在學習毛主席著作中，沒有很好地放在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上，而是用毛主席的話為自己的奇談怪論做理論根據。如婁廣華同誌揭發我的問題，喊反動口號本來是不允許的，這是一個常識，連小孩子都知道；而我卻違背常識，竟然做出可以喊的回答，因此造成誤解。還有，劉培華同誌揭發我的關於超級大國問題。我們的報刊雜誌上明確地指出，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是當前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而我卻標新立異地說，中國才是真正的超級大國，理由又是用毛主席的關於人和武器相比，人是決定性的因素來為自己辯護。第二，關於為自己的富農家庭翻案問題。當時在湄江搞“憶比查”，要求每個人要檢查自己的出身和經曆。我最近問過當時的組長鄒祖義和副組長花雲龍二位同誌，他們都說沒有這個印象。另外，當時的發言有記錄，如果記錄還存在，可以查閱。第三，關於運動初期在小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某同誌又扯起所謂“出身好”的破旗。這篇文章是“117戰鬥隊”集體研究，由我執筆完成。雖然出身好前有“所謂”二字，並且對出身好三個字打上引號，但卻引起了誤解，我應該承擔責任。第四，關於說“向老百姓示威”的問題。用遊行示威來表達中國人民支持美國黑人的抗暴鬥爭，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政治行動。我卻嬉皮笑臉地胡言亂語，拿這樣一個政治事件開玩笑，顯然非常不妥當。

   從以上一些錯誤言行來看，說明我成了造反派以後，不像過去那樣嚴格要求自己，忘記自己出身不好，應該時刻保持謙虛謹慎，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夾著尾巴做人。

              

               9、“群眾”的批判

   聽了我的檢查交代以後，主持會議的劉培華說，潘文鳴今天的檢查交代，態度十分不端正，根本沒有觸及自己的靈魂！下麵大家可以幫助他認識一下他的問題的本質，以及他的一係列錯誤思想的階級根源。

   第一個發言人叫謝林，他似乎也是從部隊下來，在藝術處是一般幹部，和劉培華關係比較密切，他個子不高，40歲左右，長相和聲音容易讓人聯想到太監。他說，潘文鳴今天是在做檢查和交代嗎？有這樣做檢查交代的嗎？我看他完全是在給自己評功擺好，說什麽在初中畢業品學兼優獲金質獎章，在高中又如何追求進步；在大學裏又階級警惕性多麽高；文化大革命又是如何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等等。你這樣為自己評功擺好，莫非我們今天是選五好幹部？說明你潘文鳴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另外，偉大導師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剝削階級人還在，心不死，他們時刻希望帝修反回來，希望蔣介石回來，這其中也包括一批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思想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我看高玉升對潘文鳴的揭發，並沒有冤枉他，他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

    第二個發言的是毛奇峰，他可能對我那天在四連辦公室對他的批評仍然懷恨在心，他說，潘文鳴在他的日記中說高玉升是既狂妄又愚蠢，我看你潘文鳴和他也是一丘之貉。你和高玉升稱兄道弟，相談甚歡，說明你和反革命分子是臭味相投。文化大革命你起來造反，把自己打扮成響當當的造反派，但骨子裏仍然是反動家庭給你的深刻影響。你說夏貴新扯起出身好的破旗，那麽你潘文鳴扯的什麽旗?我看是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美帝國主義的星條旗。難道不是嗎？告訴你，潘文鳴，你隻有深刻檢查自己的反動思想，徹底交代你的問題，才有可能得到組織的寬大處理，否則你的下場也比高玉升好不了多少！

   周曉山開始發言。他說，你潘文鳴我多次滿腔熱情和苦口婆心幫助你，希望你回頭是岸，而且我多次提醒你，現在是運動後期，要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前途命運著想。可是，你今天的檢查交代，仍然是站在原來反動的立場，頑固不化。你說，你今天的檢查交代給自己塗了多少脂？抹了多少粉?我看起碼有二寸厚，簡直成了白臉曹操，難道不是嗎？

   指導員周曉山的諷刺和挖苦剛結束，原來參加我們“117戰鬥隊”的李淑秀突然站起來揭發我，她的老公賈冀洲已經解脫，由原來的“走資派”，又官複原職，成了省歌舞團團長。她說，我忽然想起來，潘文鳴曾經說，毛主席也有幾個右派朋友。不知道他為什麽這樣說？

   周曉山聽了馬上轉過臉來問我，你講過沒有？

   我說，講過。

   周曉山說，你這是不是對偉大導師毛主席的造謠和汙蔑？！

   我說，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小報上的文章中講的，說在一次中央召開各大區負責人的會上，李雪峰提到造反派中有些右派，毛主席說，那有什麽？我都有幾個右派朋友，如張治中，周穀城等。這次會議召開的具體時間記不清了。

   李淑秀揭發我的這條新罪狀，就這樣化解了。我心想，省文化局的幹部怎麽和農村生產隊的農民差不多？他們對毛主席的在運動初期這些講話怎麽一點都不了解？

   批鬥會結束以後，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突然想：周曉山是領導班子裏一把手，他幾次提醒我要為後半生的前途著想；毛奇峰是目前領導班子中的二把手，他發言中則說我的下場可能比高玉升好不了多少。他們莫非要把我送去勞改？或是勞教？或是下放農村勞動？……

   看來，他們已經在考慮如何處理我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