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毅和我都是中戲1965年的畢業生,他學的是導演專業,我學的是戲劇文學專業。
提起中央戲劇學院,名聲很顯赫,但實際上校園和北大及清華比起來,就顯得十分狹窄而寒酸。中戲座落在北京市內一個叫棉花胡同的小巷深處,校門仍然沿用舊王府的大宅門,走進校門,校園裏的操場麵積不大,四周的建築都很簡陋——除一棟方盒子般的宿舍樓和一棟三層高的辦公樓以外,幾乎都是低矮簡易的二層樓和平房,顯然這是由原來的一個王府大院改建而成。
中戲設有表演、導演、戲文和舞台美術四個係,外加一個少數民族培訓班,整個學院的教職工也就是千人左右。全院的男女學生,都住在同一棟宿舍大樓裏,也同在一個不大而又類似工棚一樣的小食堂裏用餐。大家每天出出進進,加上經常的校園活動,各係的同學彼此之間都差不多熟悉,即使沒有什麽交往,至少麵孔也不會太陌生。但我和周毅在這樣一個微型校園裏生活5年,彼此卻沒有什麽印象,直到65年畢業分配後,我們在貴州省人事局招待所,才互相認識。
那是1965年的國慶節後,一天中午,我正在招待所午睡,感覺有一個人站在我床邊,我睜開眼,發現一個年輕人正在我床邊俯身打量我,注視我,他見我已經睜開眼,便十分客氣地問我是不是北京中戲分來的?得到我肯定的答複以後,他馬上笑眯眯地自我介紹說,他是中戲導演係的,也分到貴州,名叫周毅。
在這遠離北京的異鄉,聽說他來自中戲,見麵自然三分親!我趕忙站起來和他握手,看看室內沒有別人,我們便坐在床上交談起來。
他問我,聽說你們班上還有一個同學和你一道分來?我告訴他,這個同學姓吳,叫吳桐琪。因為我們班是近50個應屆畢業生,他們導演係隻有20多個,所以分到貴州來的導演係隻是他一個。至於為什麽有的人能夠留在北京,或者是沿海一些大城市,而有的卻分到貧窮落後和不發達地區,第一次見麵,我們就沒有去涉及。因為當時的大學畢業生經過非常有效的洗腦,“思想覺悟都很高”,都是以“聽黨的安排”和“服從組織分配”,以及“到艱苦的地方去”為榮。後來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才知道,凡是家庭出身成分好,表現又好的,才能留在北京,或者分到部隊文藝單位和沿海一些大城市;而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政治思想表現一般或不太令黨組織滿意的畢業生,才分到貧窮和艱苦的地方,說是讓這些人去鍛煉和改造。這就是說,周毅的家庭出身和我及我那位吳姓同學一樣,都不是根正苗紅的“紅五類”。
我們還談到從北京到貴陽的路途艱辛,以及對貴陽氣候的感受。那時湘黔鐵路還沒有修建,從北京到貴陽要繞道廣西桂林和柳州,然後火車才進入貴州。坐在硬座車廂裏,開始還有一種新鮮感,以為自己經過五年的漫長寒窗歲月,終於走上社會,可以拿工資,可以成家立業了……但是經過一天一夜的時間,硬座車廂的日子就變得難以煎熬了。經過三天三夜,精神幾乎都要崩潰再也難以支持下去的時候,才終於到達了終點站貴陽。我說,長這麽大,雖然小時候也吃過苦,但還沒有嚐過這種長途乘車的滋味。周毅說,可能吃苦的日子還有,我們要有思想準備。
另外,我對貴陽的氣候也不習慣。我說,來到貴陽,一下火車,就是蒙蒙細雨,走出車站,恰好遇到的是貴州陰雨綿綿和陰冷逼人的天氣,使人不由得想到那句形容貴州的流行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裏平,人無三分銀”。在乘車到省人事局招待所的路上,環視車窗外作為省會的貴陽城市麵貌,給人的感覺也的確是個不發達的城市。周毅說,咱們在北京那種大城市住的時間比較長,到一個新地方,可能要有一個習慣過程。
總之,我們的第一次見麵的簡單交談,周毅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有一種兄長風範,顯得要比我成熟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