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1、大學第一課
在上個世紀餓死人的那年，我考入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那年，整個中國大地陷入謊言造成的災禍之中：人人吃不飽，農村裏不斷餓死人，全國幾億人的生存遇到了危機。這種危機彌漫在農村裏，也籠罩在城裏人的心頭。整個社會氣氛已經由大躍進的狂熱，跌入到人人憂心忡忡的沮喪境地。在這種形勢下，據說在周揚的建議下，北京的藝術院校在夥食上都得到特殊照顧，定量標準比一般高校都要高些，但我們學校還是有人得了浮腫病。記得我們班有一位叫邵宏大的同學，他來自東北，體格魁梧，喜歡運動，飯量大，他就得了浮腫病以後住進了病號房間。
我們這些剛剛邁進中戲大門的年輕人，相對於水深火熱中的中國老百姓，應該說是一些幸運兒：除個別飯量比較大的人，我們多數人能吃飽。所有同學都住在有暖氣的大樓裏，我們係除了上課讀書，還有觀摩課，就是看戲看電影；表演係和導演係的學生有練功和排戲活動，舞台美術係的畫畫，在定量不足的情況下，學校幾乎再沒安排什麽其它活動。其實糧食定量標準一般都在二十七八斤以上，基本能吃飽，而且夥食搞得相當講究，有時包穀麵發糕裏還放些牛奶。我是住校生，大約每個月回郊區的家看望一次父母，有時我還能用節約的飯票給父母帶兩盒米飯，讓已經浮腫的父親吃半頓飽飯。
回想當年，在全國餓殍遍地的年代，我們這些年輕的學子，不僅生活上得到照顧，而且在入學以後最初的一段時間裏，精神上還可以在校園裏做著各種各樣的美夢。我們的係主任是個瘦精精老頭，留著小胡子，聽說是從延安魯藝來的。在開學不久的講話裏，他說要把我們培養成中國一流戲劇專家和學者。他的話，大概給我們許多人的心裏點起一把火。
就我個人而言，由於當時既天真又幼稚，從中學考入中戲以後，聽了係主任的講話，麵對中戲的整個藝術氛圍，自以為藝術家的康莊大道展現在我的麵前，覺得前途一片光明。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發奮圖強，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個有作為的文藝工作者。那時，我雖然天真和幼稚，但卻也知道政治是無法逃避的。要想改變自己因出身成分不好而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的地位，就必須聽黨的話，跟黨走。所以，進了大學，我在入團申請書中，表示願意背叛我的出身，積極申請入團。當時，說假話、大話、空話，雖然已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裏開始泛濫成災，作為一個沒見過世麵的農家子弟，我那顆尚未被醜惡現實汙染的心靈，的確是懷著一種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無比的忠心，懷著對共產主義宗教徒般的信仰，在真誠積極地爭取“進步”。這種真誠和積極，促使我願意去學習黃繼光和董存瑞，或者用現在的比喻來說，我心甘情願像中東那些恐怖分子，願意抱著炸彈去為當權者犧牲，以證明自己的忠誠。
然而，校園裏的夢想和嚴酷的現實畢竟太不協調了。大概沒好久，聽說小胡子係主任在生活上出了問題。不過他在我的印象裏，似乎人性還沒有被所謂黨性完全取代，在言辭裏，他流露出對極左的一些憤怒和不滿，這在我們的那些係領導裏，還是獨一無二的。後來的事實告訴我，培養學者和藝術家的說法，無非是一種他個人想當然的良好願望而已。
大學五年，給我留的印象十分黯淡。我在自己已經出版的一本書中，曾經提到我對五年大學生活的感受，對老師的水平和他們的講課，說了一些不敬的話。自然，在那個時代，對那些老師，是不能苛求的。那麽同學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師生之間的關係又如何？
這個青春之夢，雖然美麗，也給了我鑽圖書館的動力，但並不實際——既不符合自己天賦不高的實際，又不符合當時培養奴性十足的知識分子的實際。
那麽，大學的現實生活又是什麽樣子呢？進校以後，原以為馬上開始學習大學的課程，沿著成為藝術家的階梯，開始攀登。沒想到，學校當局卻安排我們去密雲縣參加農業勞動。我本是北京郊區的農家子弟，農村裏的活路，從少年時代，就已經不得不去幹了。其中的艱辛繁重，隻有幹過的人，才能體會。說心裏話，我對農村那種繁重原始的勞動，一點也不熱愛，我認為那種勞動簡直不是人幹的。我從小發奮讀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想擺脫如牛似馬一般的農村勞動。
對於那段密雲的勞動生活，我已經沒什麽清晰的印象了。隻記得，在那一派荒涼的土地上，秋天的太陽穿過晨霧，懶洋洋地照射在撂荒的土地上，由於大煉鋼鐵，大搞水利，地上的莊稼長得很差。在地裏，幾乎看不到一個農民。我當時對這種情景，也沒有問個為什麽，因為心裏想的是趕緊回校讀書，早日成名成家。現在想來，可能是農民都已經餓得沒有力氣下地幹活了。我們用雙手去拔地裏種的究竟是花生還是豆類，也已經記不清了。顯然，我們的勞動，並沒有什麽意義，無非是讓我們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去感受一下農村死氣沉沉的災難景象罷了。
跟我們一起參加勞動的是克瑩老師，她年輕漂亮，據說是由部隊文工團隨丈夫轉業到中戲，丈夫原為文工團團長，比她年紀大很多，調中戲任表演係主任。估計她來到中戲雖然教書不行，但政治上可靠，就安排當我們的班主任。我從她的言行舉止中，已經隱隱讀出因為出身成分而對我的歧視，這種歧視一直到我畢業離開中戲。
回到學校，我們度過一個沉悶的冬天。之所以沉悶，是因為全國的大饑荒，已經使任何高調都唱不起來了。大家關在校園的圍牆裏，除了上課、吃飯、睡覺，幾乎沒有什麽活動。記憶中，我們學院的環境也很不理想，既沒有北大和清華那樣優美而廣闊的校園，也沒有那些名校如詩如畫的風景。在十分狹窄的校園裏，叮叮咚咚的鋼琴聲，夾雜著表演係學員的咿咿啊啊的練嗓聲，使我們這些書呆子感到環境有些和讀書做學問不協調。所以，當時我為了尋找安靜之處靜心讀書，簡直像沒頭蒼蠅一樣到處亂鑽。
第一年，因為大家來自天南地北，剛剛相識，彼此還沒什麽交往，也就很少閑聊。大家都沒有想到，大學的生活竟是如此枯燥和乏味。
第二年春天，我們又被下放到農村，這次地點是北京的西南方向房山縣。與去密雲不同的是，這次除了勞動，還有協助搞好農村工作的任務。我記得我與班上的高芮森、宋紹明，以及表演係教師許忠全，四個人分在房山縣一個叫北正的村裏。許忠全是老師，雖然不是黨員，他
起因是我為一個農村的“白脖”“鳴冤叫屈”。
所謂“白脖”，是指當過偽軍或國軍的人。想來，他們當年當兵時，脖子上可能圍著一條白毛巾，所以人們稱他們叫“白脖”。至於說我為這種人“鳴冤叫屈”，事實是，一天收工後，一個三四十歲黑瘦黑瘦的男人來到我們住的屋裏，他吞吞吐吐地反映村幹部的問題。具體問題記不清了，可以想象的是，他的經曆既然“有問題”，那麽他在那個大搞階級鬥爭的年代，在農村裏肯定抬不起頭來，農村幹部對他不僅不正眼看，而且可以隨心所欲地打整他，驅使他，侮辱他，專他的政。他到我們住的屋裏，反映幹部問題，我如果聰明一點，老練一點，而且有自知之明一點，本可以保持沉默不語，由在場的其他三位來接待處理。因為他們的年齡不僅比我大，而且政治條件也比我好。可是，我從小受文學作品影響太深，不合適宜的同情心和憐憫心總是時不時流露出來，所以，看見他們對這個不速之客很冷漠，我就接待了他，對他所反映的問題表現得很關心，似乎還追問他一些具體細節。我當時認為，既然我們有調查研究和協助搞好農村工作的任務，那麽，傾聽農村各類人的意見，就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然而，我這畢竟是自己的主觀想法，在高芮森和宋紹明看來，我則是在關鍵時刻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而且這個錯誤直接影響了我五年的大學生活，並且我估計，也必然影響到我的入團，甚至大學畢業分配。
那是在一個多月的農村勞動結束時，根據領導安排，每個人要寫小結，總結自己在農村勞動中的心得體會，然後在小組裏宣讀，經大家討論通過。
我的小結，自然寫得很認真，對自己在農村一個多月的表現，作了一個自認為比較求實的總結。然而，當我念完自己的總結之後，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竟成了批判對象。
記得，首先發言的是高芮森，他打開自己的筆記本，用十分嚴厲的目光掃了我一眼，說，潘文鳴同學在自己的小結裏，提到自己不怕苦，不怕累，能夠和農民打成一片，認為自己在一個多月的勞動實踐裏，收獲很大。可是，我不這樣看。我們此次下鄉勞動鍛煉，目的不是作為一個農村勞動力，幫助農民挑挑水，栽栽秧，僅僅不怕苦，不怕累就行了。可以說，我們下鄉的主要目的不是來幹活，而是通過農村階級鬥爭實踐，提高我們的思想覺悟，增強我們的階級鬥爭觀念，使我們在立場、觀點和階級感情方麵，得到鍛煉。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潘文鳴在這次農村勞動鍛煉裏，根本沒有什麽值得他沾沾自喜的。相反，應該說，他這次暴露出來問題，才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什麽問題呢？就是階級立場問題，階級感情問題。這從他對那個“白脖”的態度和感情上，就完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天，那個“白脖”來反映所謂村幹部問題，大家都不想理他，對他都保持著應有的階級警惕性，對他的話，根本不感興趣。可是你潘文鳴呢，他一進屋，你就對他客客氣氣，滿臉笑容，好像遇到親人。他一開口，你就拿出筆記本和筆，認真做記錄。可見，你對他的意見是何等重視。這說明你是非常自覺自願地當他的代言人！這個“白脖”是什麽貨色，你清楚不清楚？他很可能在戰場上向我們解放軍戰士開槍，手上沾著我們解放軍戰士的鮮血。也許在他的手下，不止一個解放軍戰士流血犧牲……他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繳械投降，做了我們解放軍的俘虜。對於這樣的人，我們解放軍沒有殺他，給他留一條生路，已經算是寬大為懷。黨的政策你應該清楚，對於地富反壞右，包括“白脖”這種有曆史舊帳的人，是隻準他們老老實實，不準他們亂說亂動。也就是說，這些人是改造對象，是專政對象。如果對這些人有慈悲之心，惻隱之心，那麽對黨不就是離心離德嗎？對人民不就是一種犯罪嗎？所以，通過這次農村實踐，說明你潘文鳴在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方麵，是有問題的，而且問題相當嚴重！這一點，你應該有個清醒的認識。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麽別人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不犯錯誤，唯獨你潘文鳴要出問題？其實問題的發生並不偶然。因為你自己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一直沒有和家庭劃清界限，也可以說，一直沒有背叛自己的出身，把立腳點站在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你潘文鳴現在考入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你應該明白：所有大學都是黨領導的大學，要培養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具體到我們係，要培養的是黨的文藝工作者。這些文藝工作者，應該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首先解決自己的立腳點問題，也就是，你究竟是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剝削階級一邊？到農村以後，是站在廣大貧下中農和革命幹部一邊，還是站在地富反壞右和那個“白脖”一邊？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一切文藝工作者，都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由於你的立腳點沒有站過來，所以你的感情也必然存在問題，就是說，你究竟是愛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還是愛那些專政對象？具體到農村裏，你是對廣大貧下中農和黨的農村幹部有感情，和他們同心同德？還是對地富反壞右和那個白脖更有感情，對他們更關心？我看你潘文鳴不是屬於前者，而是屬於後者。所以，潘文鳴同學在這次農村實踐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值得你好好認識和好好思考。同時，你在農村的表演，也給我們敲起了警鍾，那就是毛主席最近指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暫時先談這些，看其他人還有什麽？
高芮森瞅了其餘兩個人一眼，收起他的筆記本，點上一隻香煙，開始非常優雅地抽起來。
顯然，對我來說，他的發言如同一悶棍，一下子把我打暈了！我隻覺得屋裏陷入一片寂靜之中，我自己仿佛沉入冰冷的深水之中，腦子是一片空白和麻木。事後我想，對於宋紹明和許忠全老師來說，高芮森的發言，可能也有點出乎意料。因為估計他們也和我一樣，沒想到高芮森平日不多言，不多語，除了抽煙，就是沉思，而在這個關鍵時刻，竟然能夠如此不失時機的抓住潘文鳴這個靶子，穩準狠地擊中他的要害，這是多麽高超的鬥爭藝術！
受到高芮森發言的啟發，沉默了一兩分鍾以後，宋紹明開始發言。他說，我很同意剛才老高對潘文鳴同學的分析，潘文鳴下來以後，幹活還可以，可是和大家的關係就有些不正常，我覺得他有點和大家格格不入——既不和大家交流思想，又不願意向別人請教，有時間總是一個人爬在床上寫，你究竟寫什麽呢？思想沒改造好，你寫出來的東西，能夠是革命的嗎？肯定是大毒草。聽說你在高中沒入團，在進大學以後想積極爭取。看你現在的表現，能夠入團嗎？說老實話，像你目前的表現，在57年，肯定是右派！共青團是黨的助手，是黨的後備軍，如果你參加進來，我們共青團的隊伍的純潔性能夠保持嗎？
顯然，宋紹明並沒有像高芮森那樣認真做準備，他無非是按照高芮森的調子，把我打翻在地，他再踏上兩腳！許忠全麵對這場思想鬥爭，可能有點困惑和不解。困惑的是，這些戲劇文學係的學生怎麽這樣厲害？怎麽分析能力這麽強？生活中這麽一點小事，就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來分析批判？不解的是為什麽自己就看不出來潘文鳴的問題？在他的眼裏，潘文鳴不過僅僅是性格有些內向，不太合群而已。所以他說，今天我聽了高芮森和宋紹明兩個同學的發言，也很受教育。平日我們隻是在口頭上講階級鬥爭，講改造思想，一到實際生活中，就不知到怎樣具體改造，這次通過潘文鳴同學的實際例子，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階級鬥爭課。
三個人的批判，雖然有主有從，有重有輕，有深有淺，但調子卻基本一致，那就是都把我的行為當作階級鬥爭來看待。這對我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但我隻能默默忍受。在那個年代，人們為了保自己，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必須循規蹈矩，誰也不能特立獨行。我現在已經忘記自己是如何從房山縣回到學院，又是如何度過以後那段沮喪痛苦的日子。
這件事，之所以在我的記憶中十分深刻，是因為我從小學到高中畢業，雖然也因為出身和貧窮，受到過不少歧視和不公正待遇，但這些歧視和不公正待遇都是隱蔽和不公開的，有時是無形的，比如組織的不信任，以致長期把我拒之團組織門外。但從表麵來看，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57年初中畢業時，因品學兼優而獲得金質獎章，被保送進北京101中——北京很有名的重點中學，這所中學在57年以前曾經是高幹子弟學校。這就是說，從小學到高中畢業，我因品學兼優，在同學
可是沒想到，進了大學，當我已經從一個少年變成成年人以後，卻遇到了這種一點也不留情麵的批判！在小組會上，高芮森等人公開抓住我的出身問題，抓住我的根本構不成錯誤的言行，上綱上線，對我的自尊心和人格進行公開鞭打和侮辱！所以，在當時，我的臉發燙，心發緊，內心的委屈和屈辱，是別人難以體會的。通過這次批判，我內心深處那種本來就因出身不好而產生的壓抑和自卑，就更加深刻了。從此我為自己的出身不好而感到的不幸，為自己的前途而產生的憂慮，也就是說，思想包袱更沉重了。
當然，那時我對這次批判會的認識也相當膚淺，認為高芮森和宋紹明對我疾聲厲色的批判，無非是針對我沉默寡言下掩蓋著的不願屈服的性格有些反感；或者說，他們無非是因為不喜歡我的性格，借機會欺侮人，用這種思想鬥爭的方式，對我整治一下，修理一下，讓我在他們麵前低下頭來。那時，我還認識不到，在共產黨的曆史上，在40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裏，以及在四年多以前的57年“反右派”鬥爭中，這種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已經是家常便飯，並且形成了一種傳統。正是這種傳統的惡性發展，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喪失人性的種種醜惡表演。隨著年齡和知識的增長，又進一步認識到，在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社會裏，掌權者為了維護他的家長式統治，就必須千方百計摧毀所有帶自由傾向的個性——讓青年學生喪失任何獨立觀察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讓他們不要保留任何獨立人格。於是，在階級鬥爭的旗幟下，讓文學青年喪失人性中的同情心、憐憫心，讓他們由人異化為非人，即用獸性來取代人性，變成一個在人與人之間充滿仇恨的法西斯分子。這一點，經曆了文化大革命以後，人們就認識得更加清楚。
不過，需要提一下的是，在經曆了文化大革命以後，在80年代，我與高芮森和宋紹明都見過麵，他們和當年在學校時截然不同，與兩個人相見時，彼此都是親切的笑容，友好的眼神，經曆了一場文化大革命，大家仿佛在戰場上滾過來的戰友一樣，彼此握手問候，充滿真情。我想，這是不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洗禮，使大家都認識到過去那種大搞階級鬥爭的做法有點滑稽和可笑？因而用這種心照不宣的方式來否定過去？如果真是如此，是否可以說這就從正麵告訴我們，階級鬥爭使人異化為獸，而取消了階級鬥爭，則可以使人性複歸？
附記：
1、據大學同學的來信中稱，我們當年到北京房山縣的任務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清理大躍進中的所謂“一平二調”，以及協助農村幹部解散食堂。他信中寫道：“始作俑者本是黨自身，當工作隊去宣布退賠與解散食堂時，淳樸的農民則以歡呼來感激黨的英明。”
2、1965年，學校為了照顧高芮森和女朋友的戀愛關係，把他畢業分配到大西北某省。80年代調回中戲任教。宋紹明分配到八一電影製片廠，80年代曾經為王震寫傳記，沿著王震走過的地方進行采訪。不知他撰寫的書是否已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