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書記問：“大家有什麽辦法，看政治學習如何抓？”
星期五下午的政治學習，根據上級安排，全院師生都統一讀一本叫《驚心動魄的56天》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的副題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由“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小冊子其實並不小，有十五萬八千多字，共有六章。這本小冊子的編者自然是站在共產黨保守派的立場編寫的，但出乎編寫者的意料的是，由於它透露了很多人們不太知道的國內外有關中國政治形勢的內部材料，所以，人們便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閱讀和理解這些材料。換句話說，把小冊子中的那些批判性的語句刪去，則可以使讀者比較清楚地看清八九學潮的來龍去脈，以及這場運動波瀾壯闊的規模。
上個星期五已經把第一節“山雨欲來”讀完，這星期則讀第二節“風波驟起”。我們這個學習小組包括黨辦、紀委、工會、宣傳部、組織部、政治處，加上學報，部門雖說不少，但參加學習的也無非就是十幾個人。
原以為這次要人人過關、個個交待，實際上的搞法則是明暗結合：明的是讓大家每周五學習上級指定的文件、材料等，所謂“提高認識，轉變思想”；暗的則是秘密進行的，即少數左派骨幹組成清查小組，搜集動亂中那些“跳得最凶”的人的材料，加以核實後上報。這暗中進行的，才是關係人們前途命運的。這種搞法，又叫“內緊外鬆”。
上周讀完材料，大家沉默一會兒，沒什麽人發言。不是沒想法，是大家都不想談，懶得談。因為事情明擺在那裏，有什麽好談？比如這本材料第一節開頭講，1988年9月19日，趙紫陽會見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時，曾經表示：“若一個領導人不能被充分授權的話，就無法推動經濟改革”。這顯然是針對鄧小平的“垂簾聽政”而言的。趙紫陽的話又有什麽錯呢？他是黨的總書記，卻樣樣聽命於鄧小平的耳提麵命，他豈不是個“兒皇帝”嗎？對此，大家能說什麽？
還有，在第三頁上講，北京的《經濟學周報》於1988年12月11日發表了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嚴加其提出：“中國麵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小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在這裏，嚴家其莫非講得不對嗎？搞掉赫魯曉夫和劉少奇難道是按憲法和黨章規定的程序進行的？但小冊子的編者卻是這樣來分析和批判的：“對話的核心問題是為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為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顯然，這是站在鄧小平的個人立場在批嚴家其和溫元凱的對話。對於廣大教師和學生來說，這種分析無非是把大家當成弱智的阿鬥，當成是非不清的兒童。不過，人們多年被當成傻瓜愚弄，也已經麻木。特別是在目前這種形勢下，也許沉默是最佳的選擇。所以，無論是聽別人讀材料，或者是自己看材料，大家都抱著懶心無腸的敷衍態度，誰也不願意去認真去深究了。
不過，讀材料時，人們可以裝作在認真傾聽；討論發言時，就不能一片沉默了。好在現實中的話題還是找得到的。大家不知怎麽會扯到省民族歌舞團三個人“叛逃”美國的事情上。有人問，這三個人是不是在美國和台灣的特務策反後，才跑的？另一個講，不可能。她們三個都是一般沒名氣的小演員，對美國沒多大用處。還有人問，聽說其中一個外號叫“黑玫瑰”，她究竟長得有多黑呢？馬上有人說，據說她是樂隊敲洋琴的，因為身材好，化妝以後很漂亮，所以學院開晚會，經常讓她報幕。顯然，這種“討論”也類似於市民茶餘飯後的閑聊，大家無非是混時間罷了。
唯一正兒八經發言的，是一位學報的編輯。他說：
“美國人真是太狡猾了。我們花錢培養的人才，送到美國去留學，很多變成他們的人才了。有材料上講，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一些日本細菌戰犯被俘後，美國看看有用，就不作為戰犯審判，而讓他們留在美國，好吃好喝，搞科學研究。德國有個叫布萊恩的科學家，曾經為希特勒搞導彈，美國知道這是個一流導彈專家，在打到德國以後，就專門派部隊去搜捕這個布萊恩，抓到以後，把他全家運到美國，成為美國的座上客。後來美國的載人登上月球的阿波羅飛船，就是他領導的科研班子研製的。”
顯然，這位編輯的發言與其說是在批判美國，不如說是在讚揚美國重視人才。他不知道，這次正在密秘進行的清查對象裏，就有他的名字。所以，有位知情人下來提醒他：注意點，據說清查對象中有你的名字。
這位編輯的發言，大家聽了，就像耳旁風一樣，一點反響也沒有，不知沉默中，大家到底腦子裏在想什麽。正在大家無話可講，紛紛看表盼望回家買菜時，新調來不久的王書記走進來，他後邊跟著進來的是宣傳部幹事小郭。小郭等書記坐下後，向他匯報說，各係各部門都散了，隻是讀了讀材料，也沒討論。
王書記問，為什麽不討論，就散會？小郭說，大家都不發言。書記聽了，沉默不語，臉上露出焦慮的神色。黨辦的小吳是從部隊轉業到學校的營教導員，他抱怨說，兩點半學習，三點以前是找不到人的。四點去，人已經散了。這叫什麽學習？在部隊從沒見過……
王書記聽了說，這樣學不行啊，大家想想，看有什麽辦法？
人們於是開動腦筋，從團省委調來的小孫說，幹脆出幾個討論題，讓大家分頭準備。政治學習時不讀材料，讓大家在下邊讀，會上讓大家根據下邊的準備發言。
工會的老吳說，這樣一來，他下邊材料不讀，到上邊亂扯，也達不到目的。
有人又出主意：要麽派人到各係和各部門去參加學習，以便具體了解學習情況。
有人則反對說，那各係各部門的負責人肯定不高興，認為黨委不信任他們；弄不好他就不管了，他讓黨委派去的人主持學習，把難題交給你……
大家議論一會兒，也沒找出好主意。看看時間近五點，到了回家買菜做飯的時間了，主持人便宣布學習結束，大家做烏獸散。
在下樓時，我碰到學生會主席小張。他是地區某衛校的助教，八十年代初期入黨，現在政教係讀本科。他給人的印象是謙虛，誠懇，對老師總是像個學徒對師傅一樣畢恭畢敬。我問他，你們政治學習情況如何？
他望著我，弄不清我的用意，很謹慎地說“還可以”。
我進一步問，同學們的思想彎子是否轉過來了？也就是說，通過這一段學習，效果如何？
他說：“彎子嘛，很難說轉過來了”。
“為什麽？我想聽聽真實情況。”
他說，一個是有些同學采取消極態度，認為從此沒必要再關心國家大事，最好是離政治遠點；再一些人就是把一些批判材料按自己的角度去閱讀。比如《驚心動魄的56天》，讀了以後，有的同學說，原來對事情的前因後果不太清楚，現在看來事情是非常清楚明白了，曆史會證明誰是誰非。還有，有人在街上買了一本新出的《劉曉波其人》，大家在下邊傳閱，然後議論，都說看了書中附錄的劉曉波幾篇文章很受啟發，覺得劉曉波很有才氣，是民主鬥士，他的文章寫得很深刻，擊中了我們社會中許多問題的要害；但對前麵的批判文章，則不以為然，有的說是太牽強，有的說都是套話……
我問：“那麽你的態度呢？”
他說：“在這種場合，我隻能沉默。倘若我要和他們爭論，我將更加孤立。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隻能保證自己不講錯話，不隨波逐流，不能和同學們一起亂說亂講。說老實話，他們那些自由化觀點，我也沒能力反駁，我的理論水平太有限了……”
和這位學生會主席小張分手後，我心想，時代不同了。再用毛澤東時代那套愚民政策和洗腦方法很難奏效了。現在的當權者隻能靠槍杆子和謊言來維持其統治了。
(1989年9月12日)
地說：“XX，我代表組織，跟你淡話，想了解你對64暴亂的看法”。我說我沒有看
法。他問“你去參加遊行了嗎”，我說去過一次，是坐單位的車去的。他說你們到
天安門去看到了什麽，我說什麽也沒有看到，哪天下雨，人都躲起來了。又問喊了
什麽口號，我說記不清了。後來再也沒有找我麻煩。我們好像也沒有什麽“清查”。
報紙倒是讀了幾次(一個星期一次)，記得念過北京日報的一篇文章，“抓住劉曉波
的黑手”，那時知道有個人叫劉曉波。這幫傻豬，其實那次“學習”以前，我(恐怕
我們全研究室的人)一點也不知道這麽個人，他們倒是通過政治學習來向大眾宣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