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 的清查運動（8）

劉君山講，清查是“外鬆內緊”

 

上午，外麵下起了小雨，秋天匆匆而去，寒冬就要來臨了。

我到教學樓下去搬單車，放到樓道裏避雨。在樓門口恰巧碰到劉君山（劉君山情況見博客中已經發表《理想與信念的破滅》第7部分），想到有件事要請他幫忙，便約他到樓上我的辦公室裏來一趟。他說，他剛剛上完課，正準備回家。

進了辦公室，見外語係劉天開老師正在等我。劉君山便隨手找一張報紙翻看。因為清查運動已經開始，他和劉天開似乎不熟悉，不便開口。劉天開見有人找我，講完外國文學學會開會的事，就告辭了。

我跟劉君山講，剛剛走的是外語係劉天開老師，他曾經和我談過他對六四的看法，他給我的印象，是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教師，對學潮是抱支持態度的。（見博客中已經發表《理想與信念的破滅》第4部分）

 

劉君山說，現在是特殊時期，還是小心一點好。清查小組正在搜集材料，有些人很可能當麵一套，背後一套。政治鬥爭是非常殘酷的，你們是過來人，比我們更清楚。

我想，劉君山的提醒是必要的。倘若在五七年我不是個中學生，而是個成人或大學生，也必然被打成右派，過二十年地獄般的日子。為什麽這樣說？因為出身不好，又和黨團組織有距離，這本身就被看作是和黨離心離德，運動一來，不整這些人又整誰？這個邏輯是眾所周知的。不過，我馬上言歸正傳，把拜托劉君山的事情談完，順便問：

“周向陽來信了嗎？他的情況如何？”

他說，估計他的日子不太好過。他在我們這裏三月份的專題講座，我們學校錄了音，有些左派骨幹舉報說那次講座有問題，把錄音和材料都報到省公安廳去了。六四前，他講的那些也算不了什麽，可是六四以後，形勢一變，有人趁機邀功想向上爬，就要找他的麻煩了。這次搞清查，表麵上看，不是轟轟烈烈，實際上是“外鬆內緊”。就是說，表麵看，一切工作正常進行，但清查小組工作非常緊張。他們要查清每次遊行示威的組織者；查清六四以後是哪些人組織了追悼會，哪些人參加了追悼會；還有一些舉報材料，也要一一落實；即使你在六四前後講的一句話，他認為有問題，也要找你交待；甚至連一條標語，一個口號，也不放過；另外，就是連在場的人也不放過，追查在場的人為什麽不製止……。比如我們學院教育管理係的湯老師，他曾經罵毛主席是個大流氓，估計他看過毛澤東私人醫生寫的那本回憶錄，知道一些毛主席的私生活，這次清查小組就作為一條罪狀，找人寫材料加以落實……

“毛澤東私人醫生寫的那本回憶錄，”我說，“聽說是台灣出版，在私人擺的書攤上可以買到，50塊錢一本。當然，這種書都放在讀者看不到的地方，你要悄悄地和賣書的人講，他看你不是便衣，他才敢賣給你……”

話題又回到周向陽，他說，當然，周向陽在專題講座中，並沒有謾罵共產黨，也沒有攻擊鄧小平，他講的馬克思主義在現代所遇到的危機，也完全符合現實情況。但你知道每個單位都有一些想向上爬的極左分子，這些人往往業務上不行，也可以說不學無術，但他們在政治上卻相當有手段。他們慣於斷章取義，上綱上線，把別人置之死地，以顯示自己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趁機邀功請賞。在北京的高校裏，也不乏其人。因此，周向陽的黨員預備期很快就要滿了，如果討論他轉正問題，很可能有人把那份材料拿出來，當成一顆炮彈，阻止或推遲他的轉正時間。如果他再和那些報上點名的人有些來往，或者是和高自聯的人有過接觸，那麻煩就更大了……

劉君山說完，一臉惆悵。說明他為朋友十分擔心。

我說，周向陽在哲學界可以說是相當有才氣的青年學者，真是難得的人才。

劉君山說，幾十年來，越是有才華的知識分子，隻要你不和掌權的唱一個調子，你就越要遭整，這是人人都清楚的事情。就周向陽來說，在當前哲學界，的確算一個青年才俊。可是，政治鬥爭是不考慮這些的。我想，假若在這次清查中，查不出他有什麽問題，他的課也不好上，因為他是講西方哲學的。江澤民的講話中雖然也提到對外開放，吸收外國優秀的文化，但是一碰到具體問題，就不是那麽回事了。你一介紹西方文化，或者是介紹東歐的演變，波蘭、匈牙利最近的變化，以及蘇聯的政治形勢，有人就會說你是在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弄不好，還要說你犯了反革命煽動罪。

我問，你不會遇到什麽麻煩吧？

他說，四月份我在師大也搞過一次講座。我讓我妻子也去聽聽，她是統戰部的幹部，平日對黨的方針政策還算了解。我讓她聽聽，看我講的有沒有問題。她回家告訴我，我講的東西都錄了音，當時就有兩個公安機關的便衣在門口。講完之後，就把錄音送到省委有關部門去審查。我知道，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這兩條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所以，我在講座中特別注意，錄音拿去審查，估計也找不出什麽辮子可抓。

我說，你這麽年輕，就這麽老練，也真難得。你可以說是有先見之明。

他平靜地講，這也不是什麽先見之明。我雖然沒經曆五十年代的反胡風，反右派之類的運動，但耳聞目睹，特別是父輩的經曆，誰不清楚？在中國，像劉賓雁那樣憂國憂民的硬漢子，挨整幾十年，仍然敢於講真話，敢於為民請命的人，畢竟是少數的，個別的。大多數挨過整的人，都心懷恐懼，不敢再多講話。不僅自己不敢再多講話，也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夾起尾巴做人”。他們說，說錯一句話，就可以整你一輩子抬不起頭來，而且還牽連你的子女，使他們入團、入黨、考大學、當兵、就業等等，都受到影響，你們這些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體會肯定更深。

我說：“的確如此。”

他說，我最近看到一本書，是描寫法西斯集中營生活的。書中講，凡是進過法西斯集中營的人，對那種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都無法忍受。在那裏，即使死不了，人也變成和健康人不一樣——有人會失去記憶、有人變得癡呆，有人神經分裂……在我們國家，雖然沒有法西斯那種集中營，但十年二十年的勞改生活，也是讓人不寒而栗的。所以，在一黨專政的社會裏，處處要小心，稍不謹慎，就可以飛來橫禍，像有的人講得那樣，讓你永劫不複。

談到這裏，我們都不再開口。我望著和周向陽年齡差不多的劉君山，心想中國有周向陽和劉君山這些年輕學者，有這些頭腦清醒而又有當代意識的年輕知識分子，中國的未來就有希望。

沉默一會，我把話題又轉到學校，問他，我們學校裏的清查你參加了嗎？

他說，我是班主任，想不卷進去，是辦不到的。不過，我對學生的態度是：能保護，我盡量保護：但別人要整他們，我沒辦法。比如六月六日在學校操場開追悼大會，主持會議的那個女生，就是我們班上的學生。她其實是個自費生，每年家裏要拿一兩千元供她學習。她家的生活也不怎麽富裕。但是這個學生的性格有點特別，有兩次，她弄得我非常難堪。

“怎麽回事？”

他說，第一次是剛開學不久，班上的團支部開會。我是班主任，又是黨員，自然要參加這種活動。團員點名，發現她缺席。派人去宿舍喊她，她不來。第二天上完課，我問她，你為什麽不參加團支部會議？她說，我入團不是自願的，是別人拉進來的。周圍同學都用眼睛看著我，看我怎麽回答。我說，你可以在團支部會議上提出退團。別的我也沒講什麽。

還有一次，她也是當著同學的麵，用嘲諷的目光看著我，說劉老師，真看不出，你這樣年輕就入黨了！她的意思是說，黨的形象這麽糟糕，你還入黨？據說現在社會上流傳這樣一種說法，說“傻得像博士，窮得像教授，壞得像黨員”。她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共產黨員沒一個好人。我當時看她那種非常不友好的樣子，心裏的確很氣，覺得她這是對班主任老師的一種挑釁，一種侮辱。但我隻淡淡地回答她：人各有誌，沒必要對別人的選擇說三道四。

我聽班上的同學講，她這個人就是心直口快，有什麽說什麽，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別人問她，你不想入團，又不想入黨，為什麽要考政治教育係？她的回答很簡單，她說別的課都要改作業，教政治課可以不改本子，上完課一身輕鬆。

這次學潮，她非常活躍。六四以後，學校的追悼會，她就是主持人。我如果是心胸狹窄，喜歡打擊報複，那麽在這次清查運動中，我完全可以趁機整得她好幾年抬不起頭。但是我想，她聽說六四事件北京死了許多人，完全是出於正義感，才無畏地站出來主持追悼會。因此，我內心還是佩服她的勇氣和膽量，也知道我們社會需要這樣的青年人。至於我個人丟點麵子，被她嘲諷，也算不了什麽，仔細想，我也可以理解她。

但是，我不整她，有人卻想整她，想拿她當典型開刀。這些人自然有他不可告人的動機。在這種情況下，我采取的辦法是，能保護她，盡量保護她。至於那些學生處的頭頭，還有清查辦的成員，他們實在想整她，我也沒辦法……

周君山最後說，他也不太適合於目前的班主任工作，他說：“我準備去北京攻博士學位，我的興趣是邏輯學方麵。我在《哲學研究》上已發表兩篇邏輯學方麵的論文，國內一些專家評價還不錯。”

不久，周君山果然走了。他在北京獲得博士學位以後，便留在北京某單位供職。

回想起來，在人生路上，我能遇到像劉君山、周向陽、陳宏濤這樣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年輕學者，應該說是我的幸運。我年紀雖然比他們大，但他們在各方麵都堪稱是我的老師。

                                                                                                     (1989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