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業餘作者申長征的思考
申長征原在飲食服務公司當會計，業餘喜歡寫作，也在刊物上發表過幾個短篇小說。因為業餘寫作有一定成績，便調到《大眾文化》編輯部當小說編輯。申長征四十多歲，戴副眼鏡，黑黑的，瘦得像皮包骨頭。他給人的印象是少言寡語，淡泊名利，似乎是與世無爭，寫小說，無非是一種興趣和愛好。當然，表麵看來他有些內向，倘若與談得來的朋友聊起來，你會發現，他還是很善於思考的，隻不過對一般人他輕易不敞開心扉罷了。
晚飯後，我們一起在樓下乘涼。他問：“你聽了鄧小平兩次講話的傳達了嗎？”
“沒有。”我說，“那天剛聽了個開頭，有人就喊我下樓辦事。”
他說：“那天我們單位上傳達中央文件，去的人也不多，書記拿出文件念，我就坐在他的對麵，聽得也比較仔細。聽完之後，我有幾個疑問：一個是五月卅一日，李鵬和姚依林去找鄧小平，鄧小平對這兩個政治局常委講了一番話。我感到奇怪的是，另一個常委喬石為什麽沒去呢？另外，從鄧小平的講話口氣來看，似乎是在做這兩個人的思想工作，要求他們支持江澤民到中央當領導，加強與江的團結。這就令人感到，李姚二人似乎是去告江的狀，或者是不太支持江澤民來中央取代趙紫陽，任總書記。按理說，這次鎮壓民主運動，李鵬表現最積極，應該由他出任總書記才對，可是沒讓他當，這是什麽道理？其次，鎮壓群眾是六月三日和六月四日，但五月卅一日就已經確定了江澤民為總書記。按黨章規定，總書記應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可是四中全會是在最近七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才召開的。這說明選舉無非是走過場。還有，在鄧小平的講話裏，說這次工人、農民、解放軍都表現很好，沒提知識分子。看來，鄧小平是不是也要學毛主席那套，將來變著法子來整知識分子了？……”
申長征講完，點上一支煙，說聽聽我的意見。
我知道申長征是潛心文學創作的人，對政治並不熱心。盡管他研究過黨章，卻從來沒有提出過入黨申請。所以，我也便毫無顧忌地談出自己的看法。我說：
“過去我們都認為，西方國家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假民主；而無產階級民主才是真民主，是為維護廣大人民利益的民主。但是，現在看來，這無非是一些騙人的鬼話。在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中，說‘四人幫’時期搞得是封建法西斯主義。這話仔細想來，確實很有道理。不過，我認為，僅僅說文革時期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義是不夠的，認真想來，整個毛澤東時代搞的都是封建法西斯主義。另外，凡是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國家，包括蘇聯、東歐、朝鮮、越南、古巴等，基本上都是共產黨黨魁一個人說了算，這叫什麽主義呢？這些國家黨的領導人，不管叫主席也好，或者叫總書記也好，實際上和封建社會的皇帝又有什麽不同呢？我認為，隻是稱呼不同罷了，建立的政權性質是一樣的。所以，共產黨的民主才真正是騙人的假民主；而西方社會要靠人民的選票才能上台執政的製度，盡管也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弊病，與我們國家的假民主相比，應該說是真正的民主。就目前來看，多黨製通過競選來上台執政的製度，應該說是人類社會比較先進的政治製度，是政治文明的體現。”
申長征聽了，思考片刻，說：
“我基本同意你這種說法。但我弄不明白的是，為什麽不讓李鵬當總書記，卻到上海調個江澤民來中央當總書記？”
“這內幕，咱們是弄不清楚的。因為咱們國家沒有新聞自由，不像西方國家，老百姓通過新聞媒體，對政治舞台上的變化，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們這種國家，人民的知情權已經被剝奪。獨裁者在政治上通常采取的手法，一個是瞞——許多政治內幕對老百姓保密；再一個是騙——發布假新聞，不告訴老百姓事實真相。總之，仍然是魯迅當年講的，統治者在政治上不是瞞，就是騙，千方百計把人們蒙在鼓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隻能憑經驗去猜測，去分析。根據我的認識，好像有這樣一條規則，就是獨裁者一般都是不讓一派掌權。六十年代印尼有個獨裁者叫蘇加諾，當時印尼陸、海、空三軍之間有矛盾，參考消息上外國評論家分析，蘇加諾維持他獨裁統治的主要手段，就是在三軍之間搞平衡。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開始是想讓造反派掌權，發現造反派掌權靠不住，便把軍隊請出來，到處搞“支左”，實際上就是軍管，林彪一夥取代造反派掌權。林彪一夥掌權不久，毛主席覺得又靠不住，便把鄧小平請出來，解放一批老幹部。就這樣，到文革後期，‘四人幫’一派，林彪一夥又一派，周總理、鄧小平又一派，毛主席在三派爭鬥中維持他的獨裁地位。鄧小平自然也不會逃脫這一規律。你想，他假若讓李鵬一夥獨掌大權，李鵬莫非不會像當年的林彪那樣，把黨、政、軍所有大權攬到手，瞅準時機，要麽把鄧小平軟禁，要麽幹掉他。你看李鵬那個鬼樣子，一臉邪惡之氣，什麽壞事他幹不出來？假若讓江澤民的上海派來北京，兩派掌權，哪一派有何舉動，另一派必然會把情況及時向鄧小平反映。所以，這對鄧小平的皇帝地位，就無法構成嚴重的威脅，你說對不對？”
“看來隻能這樣解釋。”申長征說，“不過，從這次學潮中透露出的上層人物的家譜關係看，據說江澤民是李先念的女婿。共產黨和中國曆代封建統治者一樣，仍然也搞裙帶關係和家族政治。最明顯的就是江青在文革中的青雲直上。”
“對。除了利用派係矛盾搞平衡之外，獨裁者還要考慮接班人的具體條件。就拿江澤民來說，據美國之音介紹，六四之前，當《世界經濟導報》受到一些老家夥的指責時，他還出麵保護這家報紙。可是學潮起來之後，得到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鎮壓學潮的指示後，江澤民心領神會，立即撤掉這家報紙欽本立的主編職務，封了《世界經濟導報》。說明他理解鄧小平的思想快，執行堅決。另外，他在上海還組織工人糾察隊來和學潮對抗，這也符合鄧小平的心思。所以，鄧小平不要李鵬接班，讓江澤民出山，一定有他的考慮。至於鄧小平表揚工人、農民和解放軍，也絕非偶然。因為這些人聽他們的話，就像有句歌詞唱的，黨說幹啥就幹啥，絕對聽從指揮。而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則了解曆史，了解世界形勢的發展，對共產黨反民主的本質也看得較透。因此，一些有頭腦、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學生，還有那些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自然就成了獨裁者的眼中釘和肉中刺。我想，隻要是獨裁法西斯政權，對這些有獨立思考精神的知識分子從來是反感厭惡的，一有機會就整這些人。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有以後曆朝曆代的文字獄，就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工人現在也不是他們的依靠對象。”申長征說。
“何以見得？”
“你就拿五六月份的學潮來說，鐵路工人和公交車司機售票員，他們實際上是大力支持學生運動的——他們睜隻眼，閉隻眼，學生上車去城裏遊行示威，他們根本不收票，暗中支持學生。聽說各地去北京聲援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學生，也是不買票就上車。隻是有些工廠領導明確規定：上街遊行的要扣工資和獎金；堅持正常工作上班的，發加倍獎金。這些工廠企業裏的工人，為了老婆孩子過得好些，為了不丟掉飯碗，也隻好留在廠裏，沒有上街，但廣大工人在思想上是同情和支持學生的……”
“當然，你講的這些，我認為都符合實際。但客觀一點講，建國後的中國工人和解放前的工人相比，解放前的工人還敢於舉行二七大罷工，安源大罷工，開灤大罷工等等。解放後，共產黨說什麽‘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千百萬工人以為自己真的當家作了主人。實際上，中國工人什麽時候當過主人？這次改革開放，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工人群體。我想，假若這次廣大工人能與學生運動密切配合，恐怕就不是現在這種局麵了。”
“你這種說法也有一定道理。”申長征不喜歡抬杠，但他還是坦率地談出自己的想法，他說：“具體到目前的工人狀況，我認為他們是一片散沙。解放前還能組織起來，解放後的工會組織根本不是工人自己的組織，也代表不了工人的利益。這些工會的負責人無非是廠黨委選中的那些最聽話的人。他們完全聽廠領導的指揮，有的可以說就是工賊。不過，中國工人目前的拿手好戲是消極怠工，出工不出力。你就拿我愛人她們棉紗廠來說，工人為了爭取躺在棉紗裏休息一會兒，就故意把機器弄壞，讓檢修工來檢修，趁這個機會躺在棉紗上就可以睡一覺。還有，她們廠的機器上有一種零件，聽說含有銀，可以賣錢。工人知道了這個情況以後，結果沒幾天，一百多個零件全部被偷光，工廠隻好換成塑料的。平日，工人出工不出力，領導來了，他們認真幹，領導一走，就怠工。你廠領導拿他們有什麽辦法？”
是啊，我想起來了，申長征的愛人在工廠工作，他比較了解國營企業裏工人
的情況，他講的自然有一定道理。
（ 1989年7月26日）
注：學潮期間，關於上層的傳言較多，文中申長征說江澤民是李先念的女婿，顯然是誤傳。
在胡義雄夫婦家的閑談
胡義雄是某高校藝術係的教師，在係裏上音樂史、美術史、美學等課程。他參加的是民主黨派。他妻子吳玲是學院裏的財會科科長，參加的是共產黨。我曾經和他們夫妻開玩笑：“在中國是共產黨領導民主黨派；在你們家裏，是誰領導誰呀？”
吳玲笑了笑，瞅了一眼丈夫：“當然是他領導我啦……”
“在你們家，這不是搞政變了嗎？”
胡義雄夫婦都是四川人。胡義雄六十年代畢業於四川音樂學院，分到我省後，因出身不好，就被發配到一個最窮最邊遠的地區京劇團搞創作。妻子吳玲畢業於四川某幼師，自然隨丈夫一起到那個窮地方工作。
到京劇團後，胡義雄長年到農村體驗生活，寫劇本。妻子則在劇團裏當會計。粉碎四人幫以後，夫妻倆才從邊遠的縣份調到省高校。當然，這種調動，也不僅僅因為胡義雄是正牌音樂學院的畢業生，假如沒有朋友或熟人幫忙，也就是說，沒一定‘關係’，由邊遠地區調到省會，肯定比上天還難。
提起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日子，胡義雄夫婦感慨萬千，胡義雄說：
“整個青春歲月全都消磨在做無用功上了。怎麽叫無用功？我學的是音樂作曲，卻讓我去農村體驗生活，寫戲曲劇本。這等於是讓我從頭學起。我當時隻能拿樣板戲當樣板，對著葫蘆畫瓢。畫出來，導演說這兒不像，團長說那兒不像，文化局長又是另外一套看法。你說這不是折磨人嗎？關鍵是這些人不懂裝懂，提的那些意見許多都是外行話，聽來你都覺得好笑……。”
胡義雄的妻子吳玲聽了說，胡義雄是個老實人，一點都不會投機取巧：讓他下鄉他就下鄉，讓他怎麽改，他就怎麽改。弄得他幾年當中經常是吃不好，睡不好，常常熬夜到一兩點，沒完沒了地寫，沒完沒了地改，當時隻求能搬上舞台就行。我當時看他那鬼樣子，都擔心他被折騰死……
相比之下，胡之雄的妻子吳玲就靈活多了。她和劇團的團長搞不來，但她有團長的頂頭上司文化局長做靠山。這位劇團團長是部隊文工團下來的複員轉業軍人，文化不高，是個酒鬼。團長和會計鬥，按常理，胳臂扭不過大腿，會計肯定鬥不贏。但吳玲不僅沒鬥輸，臨調省裏之前，她還撈到一張黨票。可見她絕非一般的等閑之輩。
七十年代初，我曾出差去過胡義雄吳玲他們住的那個縣城。這個縣城雖然是地區專署所在地，但在全省來說，卻是個最窮最邊遠的地區。街上大部分房屋都是解放前修建的，顯得十分破舊，隻有少數幾棟稍微像樣的樓房，那多半是黨政機關的辦公大樓，或是領導幹部的宿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些劇團演員竟像乞丐一樣，在一座大禮堂外麵的牆邊上，用油毛氈搭建一些爛棚子，他們就住在那裏。當時我想，他們簡直像舊社會跑碼頭的戲班子，恐怕那時的戲班子都比他們住得好些吧？
胡義雄一家住得稍好些：一家四口住在半山腰的兩間石頭房子裏，從下邊看，簡直就像陝北的窯洞，又像古堡要塞。沿著山腳走上去，走進他們住的房間，覺得房子似乎是修在背陰的山坡上，因此屋裏光線很暗。可是，與那些劇團演員們住的油毛氈棚子比起來，要強多了。起碼能避風雨，而且冬暖夏晾。那時瘦瘦的胡義雄正在鄉下深入生活，寫劇本。兩個胖胖的兒子跑進跑出，也就是剛十多歲的樣子，大概正在讀小學。劇團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數是癱瘓，無事可做。吳玲除了到劇團開開會，大部分時間是買菜做飯，撫養兩個兒子。
胡義雄他們一家調到省會以後，我們倆家常有來往。這次見麵我們先是從他家老大談起。他家老大叫胡冰，讀哈爾濱工大計算機係。
吳玲說，他家胡冰暑假回家，在火車上親眼看見公安人員搜查大學生的行李和書包。胡冰所在的車廂裏有個大學生，在他的行李裏搜出了一些學潮中的傳單材料，那個大學生被公安人員打了一頓，然後拉到餐車去寫檢查。胡冰從小就是一個聰明膽小的孩子，在學校裏一直是用功聽話的“三好生”。見到這種場麵，嚇得他心驚肉跳。他趕忙把自己提包中那些學潮中的印刷品，還有遊行時的照片之類，偷偷拿出來，趁那些人不注意，丟到車窗外……
“簡直比國民黨土匪還凶！”共產黨員吳玲講完氣憤地罵。
“總比北京的解放軍要好些，”胡義雄對妻子說，“他們隻是動手打，還沒開槍……”
胡冰回到家，抽空坐車到原來讀書的縣份上去看看老同學。胡冰回來講，有個同學考上了清華，六四那天去堵軍車，背上挨了一槍。幸好子彈隻是擦破一點皮，命大，死裏逃生。他到那個縣裏，正趕上縣裏在大搜捕。那位和他家關係較好的文化局長關照胡冰：
“千萬別到處亂跑。你說你是看老同學，公安人員說你是來串聯。你能說得清？把你抓進去打一頓，劃不來……”
胡義雄說，越落後，越貧窮的地方，越容易搞左的那一套。因為那裏太封閉，文化不發達，人們不了解外界的真實情況，隻習慣於按上級的文件指示辦，已經習慣搞毛澤東時代那一套。
我說，毛澤東已經成功地培養出一代到兩代的奴性人格，這些人除了掌權的黨政幹部以外，還包括一大批知識分子。這些具有奴性人格的人，最突出的特點是：他們徹底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隻會跟著文件精神跑；領導叫他上東，他上東；叫他上西，他上西。因為他知道，唯有隨波逐流，跟著文件精神跑，才會有安全感，即使跑錯了，犯了錯誤，也不要自己承擔責任。
胡冰的父親講，現在各基層單位都有一小撮極左分子，他們根據多年的經驗，想在運動中表現一下自己，好往上爬。因此，他們唯恐跟文件精神跟得不緊。對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真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說：
“我們學院有個副院長，是負責學生工作的。學潮時期，他派人跟蹤、盯哨、記名字，結果學生找他去辯論，他結結巴巴，無言以對。這個院長平日就不得人心，學潮中又這樣逗人恨，有人氣憤之餘，整了一份他的材料，讓學生打印出來，廣為散發。其中一條是揭露他不學無術，把諸葛亮《出師表》中的‘臣本布衣’解釋為‘諸葛亮本來是布依族人’。還揭露他在別人的論文上署個名字，通過拉關係，買通評委，評了個副教授……材料還列舉他在毛澤東時代如何打小報告整人等等。這份打印材料一散發，他的氣焰馬上打下去了，在學院裏抬不起頭來，老實多了。看來整這份材料的人對他的經曆相當了解……”
吳玲說：“我們那個總支書記要聰明些。在傳達中央文件，學習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會上，他見大家根本不想聽，隻是在下邊開小會，議論紛紛。他說，傳達不傳達，是我的事；聽不聽，是你們的事。他傳達完，讓大家發言，大家誰也不言語。坐了一會兒，有人看了看表說，該回去買菜了。書記說，好，今天就學到這裏，大家回去好好思考一下，下次爭取每個人都發言。……鬼才發言！” 沒想到，在地處市郊山頂上的這所學院裏，上演的戲劇也是如此有聲有色。
胡義雄說，我們係絕大多數老師都認為，事情明擺在那裏，有什麽可討論的？下來以後，人們議論起來，都說共產黨這次徹底輸光了：威信掃地了，民心喪失了，他們那套宣傳再沒人相信了，隻能靠槍杆子來維持他們統治了。
我說，好些日子沒收聽美國之音了，不知最近有什麽重要消息。
胡義雄聽了，嘴角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笑意，他帶我走進他的臥室，從抽屜中裏拿出一盒磁帶，上邊寫著是“小夜曲”。他是搞音樂的，這種磁帶很多。他把這盒磁帶放進桌子上的夏普收錄機裏，把音量調好，按下開關，機子就放出萬潤南的講話。萬潤南是原北京四通公司的總裁，在學潮期間，全力支持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據人民日報上文章透露，萬潤南在部隊戒嚴後，曾經召集約八十所高校近百名學生領袖到國際飯店開會，勸說學生領袖不失時機地撤出廣場。說明萬潤南能夠審時度勢，比學生領袖們站得高，看得遠，也比他們更了解共產黨保守派的本質。可惜，學生領袖中的強硬派不聽人勸，一意孤行，導致六四大流血，給中國的民主事業帶來慘重的損失！萬潤南逃離中國後，在國外積極從事民主運動。美國之音播的是他關於建立民主陣線的構想。從他的講話裏，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非常愛國，非常有政治頭腦的企業家。我想，隻要像萬潤南這樣的精英人物在，中國的民主事業就有希望。
錄音機裏接著是吾爾開希的講話。吾爾開希是北京師大的學生領袖，他介紹六四淩晨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的情況。他說他當時坐在救護車裏，車中有個大學生的肚子上挨了一槍，這個大學生臉色蠟黃，肚子的槍傷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另一名是個解放軍傷員。
吾爾開希的講話以後，是一篇美國報紙上的文章，分析鄧小平一夥的所作所為絕非偶然……
“這是哪天播的？這麽精彩？！” 我問。
胡義雄笑了笑：“我是把幾次節目錄下來之後，再組合在一起。因為我們學院有幾個老師感興趣，大家分頭錄，再交換放，有的還拿給親朋好友放。這實際上就為了打破共產黨的新聞封鎖，讓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是啊，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四十年的統治，由希望變成失望。人們雖然也知道民主化與現代化是世界潮流，這個潮流不可阻擋；但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國的貧窮落後和國民的愚昧無知，千方百計維護他們的一黨專政和獨裁統治，開曆史的倒車。所以，民主的曙光何時才能到來？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頭。
胡冰是從哈爾濱回來的，他介紹說，黑龍江省委對學生基本上是采取保護的態度，不像基層那些黨的領導。省委負責人講，你們在省內遊行也好，示威也好，靜坐也好，安全都有保障。可是出省去鬧，省委省政府就無法保障你們的安全了。
胡義雄聽了說，顯然，黑龍江省委的領導人心中有數。看來，隻有等這批從山溝裏打遊擊出身的老家夥全部死光以後，中國政治舞台上才有可能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家。這些改革家既了解世界曆史潮流的發展，又具有真正的民主理念，而且能團結一批精英人物，結束中國的集權政治，把中國推向真正的民主化道路上去。
他說：“這批老家夥都已七八十歲了，活不到好久了。他們已經成了中國的特權階層，臨死之前他們是絕不會放棄手中的權力的。但死亡是他們無法擺脫的自
然規律。現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也許我們能看到黎明的曙光……” （1989年7月30日）
京劇演員曹文靜的追求與幻滅
七十年代，我因公出差到吳玲所在的縣城，住在地區招待所裏。
一天晚飯後，我到吳玲家去辦什麽事情，在我與吳玲閑談時，一個年輕姑娘走進來，隻見這個姑娘非常年輕，大概剛剛二十歲出頭，剪短發，脖子上圍一條紅圍巾，苗條的身材，一雙大眼睛，長得非常漂亮。心想，在這個窮鄉僻壤，還有這麽出色的女孩？大概是劇團的吧？果然，姑娘是京劇團的演員，來給吳玲送戲票。姑娘走了之後，吳玲說，她名叫曹文靜，經常來她家玩。她還進一步介紹說，這個姑娘上進心很強，沒事喜歡看書。在縣城裏，不少幹部子弟追她，她都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像劇團裏其他姑娘那樣，除了演戲，就是談戀愛。
那天晚上，小曹給吳玲兩張票，吳玲的丈夫在鄉下寫劇本，她就約我和她一道去看演出。在舞台上，演的是一台現代京戲，小曹雖然演的是配角，但她扮相好，那姿容氣質堪稱楚楚動人，給人印象深刻。
後來，吳玲斷斷續續向我介紹了小曹的經曆。她說，小曹從小喜歡唱歌，報考劇團時，團領導看中她的身材好，嗓子好，沒用請客送禮就錄取了。到了劇團，文化大革命中也沒什麽正規演出，無非是唱唱語錄歌，配合形勢排點小節目。平日劇團裏，大家無所事事。結了婚的忙於小家庭的柴米油鹽，生兒育女帶娃娃。而小曹這些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小夥子，就有些無聊，除了談戀愛，打撲克、逛街，幾乎也找不到什麽可做的。對這種日子，小曹慢慢有些厭倦。好在她喜歡讀書，無論是毛選也好，能找到的文學作品也好，或是樣版戲劇本也好，她都喜歡閱讀。
粉碎四人幫以後，小曹曾經報考過四川音樂學院。迢迢千裏，她隻身跑到成都，望著西南最大的音樂學府，不禁浮想聯翩。經過專家的嚴格考查，她過了初試和複試兩道關，然而卻沒能衝過最後一道關，被淘汰下來。這大概是她人生路上遭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打擊。對一個年輕漂亮和自尊心很強的女孩來說，這個打擊足以讓她心灰意懶，甚至幾個月到半年的時間打不起精神來。
就在小曹陷入高考失敗的痛苦時，有個高大魁梧的年青人開始向她獻殷勤。據吳玲講，這個人外貌並不咋樣，樣子像《水滸》裏的蔣門神。這個人還沒正式工作，是個“農工”。但他的殷勤很投曹文靜的心。這些小殷勤是，如烙張餅給小曹送去，恰巧小曹此時肚子餓；拿兩條勞保肥皂送給小曹，恰巧小曹的洗衣粉剛剛用完；找朋友從醫院開兩瓶魚肝油給小曹，恰巧小曹熬夜看書，眼睛有點發幹……於是，小曹莫名其妙地愛上了這個其貌不揚的“蔣門神”。
“看吧，結婚後小曹準遭蔣門神欺負！”一個知道“蔣門神”根底的演員講。
果然，結婚沒幾天，為了一句話，“蔣門神”就動手打小曹，接著，隔三岔五，小曹便經常遭這個男人的拳打腳踢。有次，這個壞蛋動手把小曹的牙打落一顆，小曹的心碎了，也徹底冷了，她毅然搬出了新房，與這個男人分居，並著手辦離婚手續。
在當時，在那個窮地方，結婚容易，離婚可就難啦。首先是輿論的壓力：
“剛結婚不到兩個月，就鬧離婚，這不是把婚姻當兒戲嗎？”
“戲子在舞台上演戲，下來也演戲，為啥不考慮好就結婚？”
總之，種種責難，各種閑言碎語，弄得小曹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更倒楣的是，那個“蔣門神”不同意離。小曹找領導，找法院，一次又一次的哭訴自己的不幸，最終以放棄結婚時所購置的全部家當為代價，才終於擺脫了那個壞男人的魔掌，重新獲得了自由。
高考的失敗，再加上婚姻的失敗，使小曹像霜打的秧苗一樣，再也抬不起頭來。就在辦離婚手續時，她又發現自己已經懷孕，不得不去醫院做人流。吳玲說，小曹當時可真夠可憐的，人就像脫了一層了皮，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
在痛苦與不幸中，小曹不知偷偷流了多少眼淚。但她沒有向命運屈服。她調出了京劇團，到政府機關去當打字員。白天打字，晚上看書，看報，寫日記。她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投到複習中學教材，讀書看報上。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她的學業，僅憑小學文化水平的底子，一點一滴地去啃中學教材，其艱難是可以想象的。
不過，蒼天不負苦心人。經過堅持不懈的自學，以及找一切機會
進了幹訓班，小曹是最年輕，又是最漂亮的一名女學員。星期天假日，她曾經來我家看望我，我看她精神煥發，喜氣洋洋，很是為她高興。我知道，她剛剛擺脫了厄運，剛剛從幾百公裏之外的窮鄉僻壤走到省城，進入全省著名高校的她，興奮激動之情，是可以想象的。她說，她決心刻苦學習，踏踏實實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因此，她對老師和同學都是彬彬有禮，時時處處保持著謙虛謹慎的姿態。正所謂外柔內剛，不卑不亢。另外，她深知，在共產黨領導一切和主宰一切的社會裏，要活出個人樣來，不入黨是萬萬不行的。所以，一進幹訓班，她便向組織遞了入黨申請書，決心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兩年學習期間，她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從打掃教室的衛生，到擦玻璃窗，從組織班上的文藝活動，到自己作詞、作曲，親自登台演唱，真是表現突出，給老師和同學的印象非常好。因此，在畢業前，她入了黨，而且是唯一被推薦留校的學員。
留校後，她分到學校黨委宣傳部。從一名偏遠山區的小演員、打字員，到省城著名高校黨委宣傳部的幹部，對小曹來說，這雖說不上是一步登天，但終究是離開了那個貧窮落後的小縣城，離開了那個讓她厭煩和苦惱的環境，來到她夢寐以求的大城市，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除了那段不幸的婚姻給她心靈蒙上了一塊陰影之外，展望未來，前途仍然充滿希望，畢竟她還年輕啊。
進了宣傳部，小曹依然保持勤勤懇懇和踏踏實實的作風，希望把自己的工作搞好，讓領導滿意。然而，過了一段時間，部長的秘書悄悄對小曹講，部長這個人可不怎麽樣，你要多個心眼才好……
開始，她並沒有把這話放在心上。但慢慢她發現，部長對她的關心，有點過分。譬如，有次中文係的一位教授通知小曹去省文聯參加一個會。小曹開會回來以後，這位部長就對她說，這個教授名聲不好，不要和他多接近。小曹心想，
又有一次，小曹寫了篇論文，請中文係黎老師給指導一下，部長知道了以後，又講：“這個姓黎的專愛和女學生打交道，作風不好。任何正派人都不願和他來往。”
小曹說，我聽了很氣，莫非我是個不正派的人才和他來往？他這話也講得太過分，太傷人了！我本想頂他兩句，想到自己的命運前途都掌握在他手中，隻好忍氣吞聲……。
部長還說：“你時刻不要忘記自己是個黨的宣傳幹部，是個共產黨員！”
黨的宣傳幹部和共產黨員又如何？莫非共產黨員和黨的宣傳幹部就高人一等，就不能和一般大學老師來往？向他們學習？我實在弄不明白他的意思……
有一天，一個幹訓班同學來看我，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在辦公室裏，他向我談起畢業後的工作安排，他說他的分配不合理，他拒絕去報到，反正工資獎金照樣拿。等這位同學走了之後，部長就背後批評人家，說：
“哼，這樣的人還介紹別人入黨，自己像不像個黨員的樣子？黨的組織觀念跑到哪兒去了？”弄得小曹灰溜溜的，像被潑了一盆冷水。本來老同學見麵，有啥說啥，發發牢騷又有什麽呢？真沒想到部長竟是這樣左，這樣不通情理，我看他根本不像一個大學裏的宣傳部長，簡直像個農村幹部！
還有一次，宣傳部的一位同事說，小曹，你既然在文藝團體呆過，對文藝工作比較熟悉，我覺得你去抓學校的文工團還比較適合。我說，我哪行？搞文藝要有一定的才能，要有一定的個性，而且我也太年輕了……
這話傳到部長的耳朵裏，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又教訓我一頓。他說：
“小曹啊，文藝工作也是黨的工作。假如一個共產黨員去幹文藝工作，首先應該強調的是黨性。什麽‘才能’啊，‘個性’啊，這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所應該追求的東西。實質上，這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宣揚的那套貨色。”
接著，他又給我開個書單，讓我好好去讀。什麽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呀，胡喬木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論問題》等。
我聽了小曹對他的頂頭上司的描述，曾經問小曹，你們部長是部隊下來的吧？她說，不是。他原來是個知青，據他自己講，他在農村受了不少苦，在下邊當過小學教師。由於他比較會拉關係，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時候，他得到一個名額。在大學裏學經濟，畢業以後，他有了個大學生的牌子，人也長得不錯，嘴巴又會講，在縣份上算是條件好的了。可是他卻找了一個長相很差的女人。為什麽呢？因為這個姑娘的媽是個什麽處長，有實權。他就是憑著這個裙帶關係調到大學，一步一步爬上來的。你別看他一個工農兵大學生，沒什麽真才實學，可是提起一些老師，他總是說這個也不行，那個也差勁。在他眼裏，這些大學老師好像都不如他。
小曹還告訴我，部長平日愛擺出一付首長的架子。他曾經板著麵孔對大家講，你們誰不願意在我這裏幹，都可以寫報告，我保證簽字。我們宣傳部有個
學潮時期，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對我講：
“小曹，現在給你個任務：到學生宿舍去了解一下大學生的思想動態，回來向我匯報。”
我說，平日我很少到學生宿舍去，現在突然闖進去，學生不歡迎怎麽辦？他說，現在是非常時期，正是黨考驗每個共產黨員的時候。你這麽年青，在運動中表現好點，對你的前途影響很大…… ”
我聽了，雖然覺得味道不對，想到自己是個宣傳幹部，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也應該是自己的本職工作。就硬著頭皮，壯起膽子，去敲學生宿舍的門。
跑了幾個宿舍，我發現平日不太關心政治的女大學生，對北京和各地的學生示威遊行，以及反腐敗、反官僚，要求民主的話題也議論紛紛。我從她們的議論中，覺得她們完全是出於愛國之心。
回來之後，我把在女大學生宿舍聽到的談話，都如實向部長作了匯報。他邊聽邊拿小本記，還刨根問底地追問是哪個年級，哪個係，說話的學生叫什麽名字……
我說，在場我不能問這些，他們信任我，才在我麵前講這些。如果我一記他們的名字，他們馬上會把我轟出宿舍。
他說，你策略一點嘛，通過適當的方式方法。你沒看電影裏黨的地下工作者，他們活動在敵人的心髒裏，工作得多麽機智，勇敢……
我馬上說，這些大學生又不是敵人！
他聽了立刻板起麵孔，教訓我：“我這是個比喻，你沒必要反駁我！再者說，她們不是敵人，但是可以被敵人所利用。”
他看我很不高興的樣子，接著又用稍微緩和一點的語氣說：“你還太年輕，太天真，太幼稚，對政治鬥爭的複雜性還缺乏認識。你這麽年青，就入了黨，到黨的要害部門工作，應該好好接受黨的考驗！現在黨交給你的任務，就是再艱巨，再困難，你都不應該打退堂鼓……”
我隻好又到學生宿舍去。部長則馬上把我匯報給他的情況再去向校黨委書記匯報。路上我想，這難道不是讓我幹特務工作嗎？對這場學生運動，我有自己的看法。他部長想往上爬，把我當工具用，我應該多個心眼。想來想去，我決定采取應付的態度。我在學生宿舍樓轉來轉去，見學生們在議論，我就在旁邊聽一聽，然後回去就把道聽途說的東西，再加上點報紙上的新聞，向部長匯報一番。
他問我到宿舍去沒有，我說，學生一見我進門，就啞口無言，不再討論了。
部長聽了，看樣子臉色不太好看，對我的工作很不滿意。我心想，管不了那麽多了——覺悟不高就不高，反正我也當不了官！
六四事件以後，他顯得特別高興。在宣傳部，他說：
“我們搞宣傳的，這次該受重視了！以前隻重視業務幹部，不重視政工幹部，這次吃了大虧！現在痛定思痛，該用我們政工幹部的時候了！一手軟，一手硬的狀況必須徹底改變，黨的政治思想工作應該永遠放在首位……”
部長組織大家學習鄧小平的講話，學習中央文件精神，學習報刊社論，然後又布置我寫一篇學習心得。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不敢不聽，隻好找些報刊雜誌文章仔細閱讀，然後東拚西湊，弄出一篇來交差。他看了之後，說：
“好！讓他們看看，我們宣傳部門的同誌覺悟如何？自覺地緊跟黨中央的偉大戰略的布署，堅決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小曹，把你的名字簽上，我叫院報的編輯看看，爭取及時發出來。”
我說，就算咱們集體寫的文章吧，沒必要屬我個人的名字。我心想，這不是我真心實意要寫的東西，是你部長交給我的任務。對學潮我有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麵，過兩年學生運動平反了，我豈不是又犯了個大錯誤？！我不想讓人罵我是個政治上的小爬蟲！
小曹講到這裏沉默了，一雙大眼睛裏充滿了憂傷。她怎麽也不明白，在一個高等學校裏，怎麽會有部長這號人呢？她原來想像中的大學，是知識的殿堂，專家學者雲集的地方。可在這裏呆了一兩年之後，她的夢想被現實粉碎了，她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該如何走下去。 她說：“我隻想找個適合的男人，建立一個家庭，混日子算了。”
附：八月底的另一次談話
八月底，我因公到小曹他們學校去辦事。順路去看望小曹。在宣傳部裏，我見到了這位心儀已久的部長。隻見他四十歲左右，身材勻稱，皮膚白細，一副女性的眉眼。他似乎正在批評一個年青人。
“你看我們部長，他正在訓人。”小曹走出辦公室，對我講。
“為什麽事情呢？”
“曉得他，反正一點小事，他也上綱上線。在他手下工作，真是活不出來……”
在鬱鬱蔥蔥的林蔭道上，小曹又向我講起最近發生的一件事。
那是頭些日子全校召開處以上幹部大會，總結學習鄧小平講話精神。擴音器有點毛病——雙聲道喇叭，隻有一個聲道有聲音。這本來是電工安的，與我無關。可是部長卻怪我，而且上綱上線。他說：
“這是個政治事故！”
我想，莫非這是我的責任？我又沒摸沒碰，何必嚇唬我？看他那樣子，好像我就是搞破壞的階級敵人！
講到這裏，小曹又不講話了。過了好一會兒，她說：
“原來認識我的人，都以為我終於跳出了那個貧窮落後的小縣城，來到省會的著名大學裏工作，是‘有出息’，是‘熬出了頭’，是‘前途無量’。豈不知，還沒過幾天舒心日子，又落到這樣一個人的手下。我每天無非是守電話，采購掃把，擦桌子掃地，打開水，為部長搜集材料，寫總結，填各種表格……幹這些倒沒什麽，關鍵是受氣，心情不舒暢，有時我夜裏左想右想，我真想提前退休，隻要有個男人能養活我，我寧可退休去當家庭婦女，去帶孩子做飯……說著，她抹了一把眼淚……
我很同情她的遭遇，可是我卻幫不上她的任何忙。我隻能說，實在不行，換個環境吧，到學校別的部門去幹些其它工作。業餘時間繼續堅持自學。畢竟你還年青啊，往前看吧。
然而，這些空泛的安慰對她有用嗎？
（1989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