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信念的破滅（5）

吳惠芳的憤慨

 

吳惠芳是挨餓的年代裏出生的。我們原來叫她“五妹”，看著她從一個七八歲小姑娘，長成二十多歲的大姑娘。文革期間，他們這個年齡的孩子，沒有機會好好讀書，八十年代中期，她們才匆匆忙忙讀完電大、函授之類的大專班，然後又想方設法拿到本科文憑。

五妹從一個沉默不語，隻會用眼睛看著大人說話的小姑娘，彈指間，變成一個口齒伶俐、嘴巴厲害的大姑娘。仿佛上帝安排好了似的，她找的男朋友則是沉默寡言，非常老實的男青年。每次見到小吳和她的男朋友並肩而行，停下來總是聽她一個人劈哩叭拉地講，她的男朋友小張隻是像木頭一樣立在她的身邊，一言不發。

這天晚上，我去省防疫站找一個同事，見已經結婚的小吳正在樓前乘涼。省防疫站宿舍在山腳下，三麵環山，綠樹成蔭。要不是樓房林立，窗口燈光閃爍，電視機的音響不斷傳來，要不是市中心的燈火通明，人們還真以為這裏是個深山老林的隱居之處。

小吳見到我，夫婦兩人約我上樓去坐。他家住二樓，後窗臨山。走進新房，隻見新房布置得很有現代氣息，屋內日本冰箱、日本彩電、組合櫃、棕紅色的沙發、席夢思床，還有書櫃裏擺得整整齊齊的書，這一切說明新婚夫婦是城市裏經濟條件相當不錯的年輕人。等屋裏那位她的同事出去之後，小吳馬上先開口，發泄她的不滿：

“這幫老家夥太卑鄙，太不要臉了！”

我知道她罵的是誰，這年月，北京發生那麽大的事，人們還能談誰和罵誰呢？不過，我還是把話題引向事實方向：“聽說你們單位也有職工子女參加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

“有。”她說，“那幾天，單位的長途電話都是這些家長用。他們拚命往北京打電話，希望在北京讀書的子女趕快回來。老一輩哪個不知道共產黨的手段毒辣，沒人性？所以，大家都理解這些家長的心情，就讓他們隨便打，反正國家出錢……”

她又說：“我們單位有個家長，他的兒子讀北大，家裏人連著幾天往北大打電話，電話通了沒人接。家裏人著急死了，真像是熱鍋上的螞蟻。沒辦法，家裏人商量，決定派他姐姐去北京，親自到北大去找。到了北大，學校裏空空的，沒找到。又到天安門廣場去找，在人山人海中，最後總算找到了。姐姐喊他回家，可是他不想回來，他要和同學們爭取最後的勝利。他姐姐死說活說，說父親病了，母親急得睡不著覺，他才跟著姐姐回來了。剛到家沒兩天，北京就出事了！這些年輕的大學生真是太天真，太幼稚了！

“還有一個，是六月四號從天安門廣場跑回來的。他本來在天津讀書，五月份去北京聲援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他講，那天晚上天安門廣場太可怕了！遠處戒嚴部隊的衝鋒槍和機槍掃射的聲音，坦克的馬達轟鳴聲，還有廣場排山倒海的口號聲……使整個北京的氣氛變的非常恐怖，也非常悲壯。不久，坦克開過來，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士兵包圍了廣場。然後把廣場的電燈全部熄滅，整個廣場仿佛一下子沉入深海之中。半個小時後，廣場的燈又全亮了。東西兩邊槍聲四起，有一邊是向天上開槍，一邊則是向學生開槍。他在撤退時，回頭照了一張像，一顆子彈“嗖”的一聲從他腦袋旁邊打過來。接著又是一槍，把旁邊一個女同學的腦袋打開了花！血和腦漿濺了他一臉。他嚇得趕緊連滾帶爬，跑出廣場。他昏頭昏腦，也不知往什麽地方跑才好……

“大概沒跑好遠，正當他東張西望，猶豫不決，不知向哪個方向跑時，兩個北京市民走過來，一邊一個架起他就往北京火車站走。他們看他滿臉是血，還以為他受了傷，正商量是去火車站，還是去醫院時，他用手抹了一把臉上的血，兩個人弄清楚他沒受傷，就給他買了一張火車票，把他送上火車，他才死裏逃生跑回來了。他說，當時也忘了問一下那兩個北京市民的姓名和家庭地址，連火車票錢也沒法還了……

“回到家裏以後，我們單位的人都紛紛去他家看他，一問北京發生暴亂的真相，他氣得第一句話就是：‘流氓！土匪！他們是殺人的劊子手！’……痛罵一頓之後，才介紹北京六四事件的真相。說到最後，聲淚俱下，在場的人無不神情黯然，歎息不止……

“整個單位二三百名職工，大家都住在一個大院裏，加上家屬，近千人。北京和天津讀書回來的學生這麽一講，在大院裏不用安擴音器，一個傳兩個，兩個傳四個，很快傳開了。可以說，那幾天，大家在辦公室、在家裏的飯桌上，談的都是北京的六四事件，北京回來的學生所介紹的情況，很快家喻戶曉，盡人皆知。電視播的那些什麽暴亂真相，血與火的洗禮等等，還有報上那些造謠文章，誰還相信？！比四人幫時期放的那些狗屁還臭，臭不可聞！”

講到這裏，小吳對一直坐在旁邊沒吭一聲的丈夫小趙看了一眼，說他們黨支部開會也很有意思。支部書記讀完十三屆四中全會決議，讓大家發言。一二十個黨員坐在那裏，都是一言不發。支部書記說，人人都要表態。大家你看我，我看看你，仍是沒人發言，室內一片沉默。支書隻好點名，老張，你先講。老張說，別人先講吧。支書又喊老王講，老王說，我先考慮考慮。支書喊了幾個人，幾個人都推辭不講。支書下不了台，說：

“我們都是黨員，對黨中央的決議必須有個態度！”

有個女黨員開口了，說大家既然都來了，這就是個態度。支部會開了一兩個小時，除了讀文件和讀報紙，大家在沉悶和壓抑的氣氛中不歡而散。這是黨支部會議。

群眾政治學習會上，就是另一種景象了。有人故意說：報紙上說，北京老百姓和大學生死了二百多人。怎麽電視錄相裏隻報道暴徒燒軍車、殘害解放軍，而不報導群眾和大學生被打死打傷的場麵？

另一個人就出來假裝反駁：這你就不明白了——新聞媒體是黨的喉舌，隻能報導正麵的新聞，不能報導反麵的。這就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叫兩手都要硬！

第三個又問：為什麽不讓國內外記者參加天安門的清場？既然不向學生開槍，又怕什麽呢？讓記者把真實情況公布於世，豈不更好？

第四個人說，你想的太天真了啦。外國記者在場，倘若回去造謠咋辦？你看報紙上講嘛，美國之音就是造謠公司。

“是造謠公司，為什麽那麽多人收聽？”

“是從反麵聽呀，聽了好批判呀！”

大家哈哈一笑……這麽多天，大家心情一直不好。聽這些人你一言，我一語，就像說相聲一樣，人們心情稍稍放鬆一些。

主持會議的書記說，大家別走題，圍繞黨中央的決議討論。

“對，為了不走題，我提個問題。”一位與會者說，“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是代表黨的，為什麽他還要分裂黨呢？”

“我也提個問題。”另一個講，“根據黨章，總書記是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還是任命的？罷免總書記是由中央委員會，還是由某個人？對不起，我不是黨員，對黨章不了解，所以才提出這個很幼稚的問題……”

書記坐在那裏，睜隻眼，閉隻眼，把這些怪話當作耳旁風，裝作沒聽見。結果，政治學習，變成了大家發牢騷、講怪話的會。

經過文化大革命和幾年改革開放，再把基層黨員和幹部當阿鬥來愚弄，豈不是太愚蠢了嗎？

最後，小吳說，鄧小平講話中說工農兵靠得住，防疫站裏的職工聽了都很反感。領導讓一些業務骨幹去查疫情，他們說，工農兵靠得住，我們這些人靠不住，叫工農兵去幹吧。現在大家都看清了：國家完全落入一夥流氓強盜的手裏，你辛辛苦苦的幹，也是白幹。為祖國，祖國是誰的祖國？為人民，人民又是哪些人？我看是為特權階層，是為高幹和他們的子女。我們再不當傻瓜了！說老實話，我現在雖然三十多歲，正是幹事業的年齡，可是我覺得自己的心已經老了，覺得幹起來一點意思都沒有，隻想快點退休。有時想，幹脆出國，但我的外語不行。我想和小趙去做生意，去騙錢，專門去騙國營單位。反正這個社會已經沒希望了，大家都是活一天算一天！

當我離開小吳家，頂著繁星往回走時，一種說不出的惆悵籠罩在我的心頭。在我所接觸的青年知識分子中，他們麵對腐敗和屠殺，幾乎都產生一種絕望情緒，在這種徹底絕望情緒下，我們民族的振興又去依靠誰呢？也許他們這種脆弱是一種暫時現象？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也可能會堅強起來？另外，一個失去民心的獨裁政權，靠機槍坦克究竟能維持多長時間？在我的有生之年，還能看到一個真正民主的中國嗎？

                                                                                                                       （1989年6月17日   星期六）

 

 

徐館長的心理變遷

 

上周五的下午，政治學習結束後，徐館長在操場碰到我，他前後左右看看，見旁邊沒人，悄悄地問：“學生募捐的款花完了沒有？”

我見他一付沮喪頹唐的樣子，覺得有些怪，心想，老徐，你往日正氣凜然的樣子跑什麽地方去了？莫非要抓你去坐牢？所以，問他有什麽事？

他仍是有氣無力地說，如果學生沒用完，我想讓他們把圖書館的八十塊錢退給我。因為下一階段要人人過關，查出我用公款資助學生去遊行，不太好辦……

我見他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就像一個做了錯事的小學生一樣，很想問他，你在六四前，說部隊要向學生開槍，你就退黨，結果開了槍，死傷了那麽多人，你怎麽就忘了自己講過的話？現在還沒查到你頭上，就害怕了。你那些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和堅持正義的義憤填膺都哪裏去了？不過，我心裏雖然這麽想，但我很快理解了他，因為他有老婆孩子，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往日那些“右派”“反革命”的日子，想起來誰不怕？

“另外，”他接著說，“現在楊館長還不知道，這件事我一個人做主，又是公款，如果是私款問題不大。”他說的楊館長是指圖書館的楊副館長。

我估計他從我臉上大概讀出了什麽，所以，自己給自己找個不太充足的理由。

我說：“好，我設法問問。當時我把款交給學生，沒問他們是哪個係，哪個班，以及他們的姓名。不過是當著幾個學生麵交的。”

看來，一場清查運動就要開始了。徐館長怕丟掉處長的烏紗帽，怕開除出黨，想起共產黨的曆次整人運動，大概寢食不安了。

第二天，徐館長在操場碰到我，再次對我講，如果學生沒有把錢用完，希望他們把圖書館捐的錢退回來。因為現在已經不是幾十元的經濟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另外，他說：

“我也沒有和另一位館長商量，一個人做主，直到現在他也不知道我拿公款給學生。假若查出來，說我利用職權，動用公款支持學生動亂，這又成了一條罪狀。”講到這裏，他停下來，似乎意識到自己過去那些大義凜然的豪言壯語和今天的心驚膽戰，有點對比太強烈，所以又說，“當然，我也並不害怕，我已經向紀委提出，自己辭去紀委委員的職務。我說我已經不夠這個資格……”

自從他頭幾天講了類似一些話之後，我心中一直感到不安，因為是我動員他捐的款，倘若因此而加重了對他的懲處，那麽我良心上就無法平靜，覺得對不起他。我決定到學生宿舍去問一問。

在學生休息時間，我敲開當時學生搞募捐的那間宿舍門，向宿舍裏幾個坐在床上的學生說明我的來意。他們告訴我，不知道當時是哪個係的同學收的款。我又找到中文係的一位班長，他說他是黨員，當時黨委派人打過招呼，不準他們和自治會的頭頭來往，他對收款人是哪幾個，也不清楚。不過，他答應替我問問。

他回去之後，通過間接的同學關係，打聽到的信息是：一些頭頭都跑回家裏去了，這些頭頭的家差不多都在專州縣，很難找。後來我從政教係係主任林大傑的口中知道，錢在一個姓段的女生手中，還有四百多元。

我想，假若果真如此，退給徐館長80元的款也就有著落了。聽說姓段的那位女生已回來，我設法找到她，她說錢已不在她手，而且不願說出她交到誰的手中。我請他們的係主任去找她查問，她才說出錢是在中文係的一個自治會頭頭的手中，而且學生處長李大新已經打過招呼，指示不準動用，要一一查清後，再做處理。

李大新四十多歲，長得膀寬腰圓，一口黃黑牙齒七高八低。聽學生講，他給學生上西方哲學課，講得不好，很不受歡迎，結果學生常常不聽他的課。每逢他上課，教室裏聽他課的人寥寥無幾。這很令他頭痛，於是，他就采取上課先點名，沒想到學生上完第一節課，下課又溜走不少，為了對付這些逃課的學生，他又采取上完課再點一次名的辦法。最後弄得學生忍無可忍，大家一串聯，采取集體罷考的方式來和他鬥，他隻好到學生宿舍去做學生工作。可見其作為教師不稱職到什麽程度。但高校裏這種在業務上很糟糕的人，在政治上往往很紅，李大新就是這樣的人，他是黨委書記信得過的紅人，這次清查運動，他自然是領導小組成員。

一天，我在教學大樓外碰到李大新，我喊住他，試探性地問他，我捐的款能不能退，他的回答是：“我現在的任務是查清這一問題，無權動用這筆錢。另外，我勸你最好找書記或院長談談，把這個事情向他們講清楚。”說完，意味深長地瞅了我一眼，意思似乎是：怎麽樣？想和黨較量？太不自量力了……

我橫下一條心說：“沒必要，讓他們看著辦吧！”

李大新走了以後，我找到徐館長，把事情的經過向他作了介紹，然後向他表示了自己的內疚和歉意。

徐館長聽了，也很動情地講，我幾十歲的人了，自己辦事自己負責。在小組發言中，我已經講了，不錯，我是參加了所謂的“非法遊行”，但是我的動機光明正大，毫無一點私心雜念，我的目的就是為了使黨早日消除腐敗，重新樹立自己在群眾中的威信。大家想，一些朋友或者老同學來我家，一談起當前的社會問題，人家就說老徐，你是黨員，我說話你不要多心，然後就罵共產黨的貪汙腐敗，以權謀私，官官相護，說共產黨連國民黨都不如。我每次聽了是什麽滋味？可以說是無地自容。有次在黨小組會上，大家談起黨風問題，都認為我們黨已喪失了民心，再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老院長當時都流出了眼淚！我說，麵對黨的腐敗和潰爛，麵對黨風嚴重不正，作為一個黨員，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不聞不問，無動於衷；一種是積極起來，和青年學生一起大聲呐喊，喚醒黨中央的領導，讓他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重新下大力氣把黨整頓好，帶領全國人民把國家的現代化搞上去。這兩種態度，究竟哪種對？哪一種是真的對黨的愛護？顯而易見，是後一種才是一個共產黨員真正地關心黨、熱愛黨。所以，我參加遊行也好，捐款也好，光明正大，沒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問心無愧！

徐館長經過幾天思索，看到形勢的發展也不像五七年反右派那麽令人感到恐怖，而且人們對清查運動的抵觸也十分明顯，所以他的恐懼和焦慮逐漸消失，開始恢複了自信。

                                                                                                      （1999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