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陳宏濤的大徹大悟
在6月6日的日記中，提到的中文係年輕女教師吳曉蘭，她的丈夫叫陳宏濤。陳原是中文係的黨支部書記，是個很有才氣也很有活動能力的青年教師。據他自己講，在當知青時，他是全省青年學毛著積極分子，很早便入了黨。在中文係他以比較文學研究見長。在一次全國性的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某全國知名教授看上他的才幹，並且知道他有去北京想法，就設法把他調到北大去工作。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刊的副主編。
陳宏濤調到北京以後，他的妻子吳曉蘭尚在我院任教，住在離學院不遠的某中學教師宿舍裏。每逢寒暑假，或是到南方出差，陳宏濤便回家來探親。這次回來，是因為北京發生了六四事件，首都各高校的學生紛紛離校回家，他留在學校無事可幹，自然要回到老婆孩子身邊來。
昨天，陳宏濤來我的辦公室，是取他的一篇譯稿。但他沒談稿子的事，隻是介紹他在北京的經曆。他說：
“我在北大從三月份開始，就沒有再讀書，信也很少寫。可以說，誰在那種場合都不可能平靜。北京知識分子的心，幾乎都卷進這場運動中去了。”他把滑下的眼鏡往上推了推，滿臉嚴肅。
“這次運動，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顯示出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和獨立人格。毛澤東說，知識分子總是依附於某個階級，是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可這一次，知識分子卻以獨立的形式表達了他們的意見。這一點將載入史冊。我能夠有幸親自經曆了這場偉大的運動，並且親眼目睹了流血，我一方麵感到悲憤和震驚，一方麵感到幸運！
“我最近夜裏一直做噩夢。而且一閉上眼睛，馬路上的屍體，馬路上的血槳，還有坦克軋死人被清除後，地上的衣服碎片，骨頭渣，肉渣，所組成了地毯一般的花紋……這些形象便浮現在我的腦海裏。我還親自冒著生命危險跑到阜外醫院，看到裏邊的屍體，的確是堆積如山。我親自看見一個年輕姑娘被槍殺後的慘狀——子彈從腦後進入，把整個臉掀掉了！我親眼看到，阜外醫院當時被悲憤、絕望的北京市民包圍，他們不準醫院收治一名解放軍傷員，而且看見一個，打死一個！我還親自從木樨地到六部口走了一趟，看到樓上的窗玻璃被打的稀巴爛，有的樓上陽台還在往下滴血……還有，在北大，我看到了西方國家拍攝的屠殺場麵——天上是六七架直升飛機盤旋，監督和指揮這場屠殺，地上是坦克與軍車向老百姓開火，人群就像被一把巨大的鐮刀割倒的麥子，一片一片地往下倒……那景象實在太可怕了！在人類曆史上，這種大屠殺是空前絕後的！”
陳宏濤滿臉悲憤，陷入沉思之中。我的心也仿佛顫抖起來……
“所謂北京市民是什麽？”他在沉默中，好像自言自語，“無非是機關幹部、教師、個體戶、大學生、中學生，真正流氓痞子和閑雜人員是極少數。告訴你，北京市除了部長以上的領導沒上街，副部長級的領導人，幾乎都上街了。國務院的遊行隊伍在電視上都播出來了，中宣部的大樓也垂下了支持學生運動的大標語，這難道不是一場全民運動嗎？可是，一小撮掌權者利用手中掌握的軍隊，竟幹出這種喪心病狂的野蠻勾當，這真是人類曆史上罕見的……”
陳宏濤又停下來，再次陷入沉思。我試著問，是不是學生把弦崩得太緊了？
“是誰把弦崩得太緊了？”他兩眼直視著我，仿佛我是在為統治者做辯護，他氣憤地說，“是政府，是那一小撮反對民主化的保守派！學生幾次找他們，要求和他們對話。他們總是推托和不予理采。說明他們根本無意和學生對話。絕食團最初並不是高自聯領導的，後來根據形勢的發展，高自聯才派人去聲援。”
停了停。他又用較為平緩的語氣說：“現在來看，鄧小平是個製造事端的能手。他指示北京當局把一些地痞流氓從看守所放出來，把武警和交警撤回去，讓北京處於無政府狀態。一些放出來的刑事犯趁機搞打砸搶。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自動組織起來，維持北京的社會秩序。凡參加維持秩序的大學生，一律穿校服，帶學生證，經高自聯審查登記以後，才能上崗。所以，戒嚴以後，北京的社會秩序井然，北京市民也配合得很好。這一點，報紙上都有反映……鄧小平要鎮壓學生，自然千方百計挑起事端，尋找借口。當年打越南，他有什麽理由？還不是故意製造邊境事件，然後大軍壓境，不宣而戰，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懲罰越南人！”
我問，電視上播出的那些被燒被毀的軍車是怎麽回事？
他說：“有些軍車是由於駕駛員沒經驗，用坦克和裝甲車去撞橫在馬路上做路障的大公共汽車。大公共汽車燃燒以後，裝甲車、坦克車從中間部分去撞，中間是軟的，燃燒的公共汽車便彎曲過來，把軍車卷在中間，軍車自然要起火。另外，這次用的都是六十年代的裝甲車和坦克車，油箱在後麵。一遇高溫，油箱立刻爆炸起火，這是一種情況。再一種情況是，一些工人和市民看到軍隊向大學生和市民開槍，他們忍無可忍，就開始回擊，用各種辦法對付軍車和解放軍。有的則是親人被打死以後，為了報仇血恨，把怒火發泄到解放軍身上。要是我，我也不會手軟！”
“當然，解放軍是無辜的，他們是奉命前來，沒有辦法。他們成了特權階層的犧牲品，是可憐蟲。不過，他們向老百姓開槍，死了也活該！”陳宏濤毫不含糊地講。
我說，六四以後，你的夫人吳曉蘭在聽到北京的血腥屠殺消息以後，激動得哭起來，她說：“隻要有人寫退黨聲明，我就簽名。”
“退黨幹什麽？”他仍然非常堅定地說，“簡直太幼稚！我才不退黨。”
“聽說北京大學有一批教授聲明退黨？”
“那些是名人，有一定的社會影響。我們這些人退黨就退黨，他才無所謂。我幹嘛退黨？我就要留在黨內，我要在黨內和他們較量……”
看來，小陳是那種有深謀遠慮的青年知識分子。從他當年成為全省青年毛著學習積極分子，以及最近又從窮鄉僻壤調到中國首都最有名的學府，就可以看出他的智謀和能力是過人的。無論是做學問，還是搞政治，小陳都是很可畏的後起之秀。我想，有了陳宏濤這樣一批年輕有為又有政治頭腦的知識分子，中國就有希望。我再次請教他：
“下一步的大清洗，是不是要把文化、藝術、新聞等各界的領導都撤換？聽說人民日報已經換了總編和社長。”
“他清洗得了那麽多嗎？在人民日報社，光北大畢業生在裏邊當編輯和記者的就有三百多人。解放後北大的畢業生有幾十萬，他除非像毛澤東那會兒搞文化大革命，把大學都關門，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趕下鄉。否則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永遠是極權政治的威脅。”
“知識分子的日子恐怕要難過了。”我說。
“恐怖統治可能要延續一二十年，也許我們這一代看不到民主政治的實現。在這種專製統治下，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是要善於保護自己，否則一切無從談起。我認為，當前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不合作。讓共產黨的特權階層一天天爛下去，這樣，整個專製統治才有可能崩潰。……”
“那麽知識分子的新啟蒙任務，是否還有可能繼續下去？”我問。
“當然，”他說，“在經過十多年的思想解放的基礎之上，知識分子在注意保護自己的前提下，盡量用自己的優勢，比如用筆和口，發出與獨裁者不諧和的聲音，喚醒不覺悟的群眾，進行艱苦細致的啟蒙工作。我最近想寫一篇談話語霸權的文章，就盡量避開政治，隻談語言，以學術文章的形式出現，但可以使讀者聯係到現實。”
“改革還有沒有希望？”我又問。
“沒有希望。”他暫釘截鐵地說，“我在北京這一年，可以說是大徹大悟，人生觀和世界觀徹底發生了轉變。現在，我終於認識到，我以往的信仰是建築在沙灘上的空中樓閣。因為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所追求的就是一個沒有前提的神話。到現在所提出的什麽‘社會主義現代化’，仍然是現代神話。世界上，從蘇聯到越南、到朝鮮，到古巴和阿樂巴尼亞，凡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搞獨裁統治，踐踏人權，壓製民主；經濟上搞公有製一體化，結果導致低效率，人民陷於貧窮落後的境地。至於對知識分子的鎮壓、逮捕、監禁，對新聞的封鎖，更是如出一轍。他們所擁有的國家機器，包括軍隊、武裝警察，不是用來保衛人民的，而是用來對付人民的。其目的是為了維護一小撮特權階層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神話是徹底看透了，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可以這樣講，共產黨的獨裁統治，絕不會給國家帶來繁榮昌盛，給人民帶來自由和民主；相反，帶來的隻能是災難。這已經用半個多世紀的曆史所證明了的，是不爭的事實！”
陳宏濤走了以後，我陷入沉思之中。
我想，一個曾經真心實意跟黨走，年紀很輕便加入到共產黨組織之內的知識分子，而且是高校中文係的黨支部書記，在北京大學呆了不到一年，經曆了六四事件血的洗禮，思想觀念竟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由共產黨的接班人變成為共產黨的掘墓人，這本身是何等耐人尋味，並且發人深省啊！
（1989年6月30日）
吳月華：“逼著你非講假話不可！”
吳月華是民建的中層幹部，一個精明強幹的女人。幾年前，她的丈夫劉平凡不無誇耀地說，她做生意賺得錢，至少可以購置兩套電汽化，即兩部彩電、兩部收錄機、兩台冰箱……而她本人並未離職，可見這位女士在八十年代已經顯露出自己超凡的本事。
這位四十出頭的女人，剪著短發，微黑的臉上總是一本正經，滿臉嚴肅。看起來，樣子就像一個科長、處長之類的人物。倘若你和她交談幾句，她那口氣，則頗似書記、主任對下屬講話，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味道。總之，她那種自信、那種不容置疑，就讓你覺得她很有水平，很有能力，而且像個黨的領導。可惜，共產黨對她並不感興趣，因為她父親是個國民黨將軍，在毛澤東時代，她是曆史反革命子女，連黨都入不了，又怎能做官呢？一個有當官氣質的人，卻當不了官，這的確讓人感到沮喪。無奈之下，她隻好參加民主黨派，在裏麵可能還混了個職務。這也叫天生不凡難自棄吧。
像她這樣強悍的女人，一般都找一個老實巴交的男人做丈夫。而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也是一個自命不凡的人物。她的丈夫長得瘦高瘦高的，大概是因為車禍，臉上右眼角留下一塊泛紅的傷疤。他名叫劉平凡，在藝術館搞音樂。劉先生比他妻子大幾歲。平日也是牢騷滿腹，目中無人，好像是懷才不遇，實際上也沒見他有什麽驚人的成就。人們都覺得他可能是誌大才疏。
夫妻都強悍，在一起過日子，人們不難想像，那就如同針尖遇到麥芒，關係肯定是很難和諧。兩個人鬥嘴慪氣，幾乎是家常便飯。
有次，夫妻兩人竟動起手來，我去拉架，隻見劉平凡把妻子按在床上，妻子吳月華則死死扯住丈夫的衣領，處於難分難解的膠著狀態。我說：
“劉先生，你是個男同誌，怎麽這樣……”我邊拉劉平凡，邊讓吳月華鬆手。
一問，才知道他們夫妻拉扯起來，是為了一點生活小事。說出來，有點讓人見笑，原來夫妻兩人從兩個兒子出去讀書以後，不僅分床睡，而且分著吃。結果丈夫拿了妻子招待客人的煙，或者吃了妻子的辣椒等等，夫妻之間本來沒什麽感情，這些生活瑣事便成了導火線，弄的橫眉瞪眼，鬥起嘴來，你一句，我一句，都在氣頭上，沒什麽好話，而且都感情用事，自然逐漸升級，就扭打起來。
兩夫妻都五十出頭的年紀，日子過得如此不對勁，人生也就沒好大意思了。不過，好在他們的兩個兒子都是冒尖的人才——一個是中科院生物工程專業碩士研究生；一個是中國科技大學地質專業的本科生，兩個兒子的出類拔萃，成了吳月華夫婦的精神寄托。
下午，我到吳月華住的單元樓上辦事，下到三樓，恰恰碰到她開門，她向我招招手，約我到她家坐坐。
落座之後，她打開冰箱，拿塊西瓜給我吃。現在，家中有冰箱的人還不多。我問她最近忙不忙？
“咋不忙？現在我們幾乎是天天學習鄧小平的講話。”她說。
“是你們民主黨派組織的嗎？”
“是啊，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嘛！”
都是熟人，平日也算是可以講真話的朋友，我便毫不客氣地說，這次民主黨派的表現也太差勸了——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周培源等民主黨派的頭頭，學潮時期都表示支持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朱學範還冒雨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大學生。可形勢一變，這些人馬上又跟著唱相反的調子。她一聽，臉上馬上有些不悅，說：
“不緊跟過得了關嗎？你現在也不敢不表示支持黨中央。這是政治鬥爭，你明白嗎？”她把教訓人的口吻又拿出來。可我仍不悟，說經過這幾年，知識分子應該有些進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寧可沉默，也沒必要講假話。
“現在是逼著你非講假話不可。你不講假話，講違心的話，他就讓你反複學，一再反省。共產黨這套已經搞了這麽多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端他的飯碗，不按他說的辦行嗎？你不想活了？”
我說，你講的也的確是這麽回事。在中國要講真話太困難了……
“頭幾年，”她說，“心情剛剛舒暢一些，人們也可以比較自由地講幾句心裏話，我也想讀點書，提高一下自己。現在這麽一搞，我一點心思也沒有了。心想，我讀書越多，就越難把思想統一到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上來，也就越反動。所以，幹脆隨大流；在單位上講假話，到家裏打打麻將。在麻木中過這後半輩子算了！”
（1998年7月5日 星期三）
後記
大約沒過幾年，他大兒子在中科院讀完研究生班，就去了美國。這個兒子子學的是生物專業，據說美國很需要這種人才。老二學的是地質，不久也通過托福考試，去了美國。吳月華的丈夫不慎下樓摔斷腿骨，成了個殘疾人。
幾年後，吳月華去美國探望兒子，就沒有再回來。臨走前，她感歎說：
“誰不愛自己的國家？誰願意到異國他鄉去謀生？但人家那裏有自由，隻要你守法，沒人去強迫你幹這幹哪，也沒人逼你講假話。我這一把年紀，雖然不懂英語，到美國是個聾子，是個啞巴，但我可以從頭學起。我後半輩子可以像個真正的人一樣活在世上！”
臨了，她還善意地提醒我，說：
“你的兩個兒子都在北京讀重點大學，讓他們找機會也想法出去。在國內有什麽意思？中國是誰的天下？是高幹和他們子女的天下。我算看透了！”
講完，她滿臉憂傷和激憤，似乎剛剛和什麽人發生一場不愉快的爭吵。是啊，仔細想起來，我們這一輩子算是白白糟踏了！
緊跟黨中央的商澤恩
頭些日子碰到商澤恩的妻子朱桂英。朱桂英四十多歲，是某機關的財會科長，她原是我妻子的同學。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我們兩家住的比較近，來往就多些，也算是老朋友了。到八十年代，我們的子女又是同學關係，所以，大家見麵都是比較隨便，可以無所不談。自從我們家搬到城南以後，兩家一南一北，就很長時間沒來往了。
朱桂英和我彼此問了問對方子女的情況：是否參加遊行？出事沒出事？然後她說，頭些日子聽說吾爾開希逃到貴州，他的保鏢被抓，他卻跑到廣州。沒幾天，就到了香港。她說，要是沒有群眾掩護，他絕不會這麽順利跑到香港。
我說，這自然。
她又說，報上通緝的高自聯頭頭是21個，現在隻抓住四個，說明大多數沒抓住。不知那個年紀37歲的，叫王超華的女的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她是裏麵年紀最大的學生領袖，肯定有丈夫和孩子……
我說，你們女人總是從這些方麵去考慮。
她說，當然應該從這些方麵考慮。
我說，你放心，她現在還沒有被抓。倘若抓到她，必然要登報，大造輿論，把她醜化一番，然後慶功發獎。
她說：“我看鄧小平是老糊塗了，哪能對學生采取這種手段？”
我問：“你家商澤恩是什麽觀點？”商澤恩是她的老公。
她說：“咳，他那個人，整天鑽研文件精神，腦袋中毒太深了。”
我說，為什麽這樣說？
她說：“他在家裏和兩個兒子爭論，兩個兒子認為，學生運動是推動改革、消除腐敗的動力，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他則認為學生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向中央反映，沒必要采取遊行示威、罷課、請願這些手段，更不應該搞靜坐、絕食。這些都是西方那一套。搞亂了形勢，不利於改革。”
我問，那麽你的看法呢？
她說，我的看法是吃飯就吃飯，爭這些幹什麽？誰是誰非早晚會清楚。
朱桂英的丈夫商澤恩學的是測繪，中專畢業後分到省建築規劃設計院。他瘦高個子，黑黑的皮膚，兩隻眼很小，笑起來眯成兩條小縫，就像兩個破折號橫在眉毛下。他平日講話不動感情，顯得十分理智和冷靜。不知為什麽，他的樣子常使我聯想起當年的巴基斯坦的鐵碗人物齊亞·哈克。齊亞·哈克對總統布托總是畢恭畢敬，被布托提拔為總參謀長以後，他看準時機，發動政變把布托趕下台，並且把他從前的最高上司布托送上了絞架。
文化大革命中，商澤恩是造反派頭頭，也許是嚐到了掌權的甜頭，或者是對中國社會官本位的現實有較深的體悟，所以，他入了黨，在文革結束後，他不僅沒有和其它造反派那樣落馬倒台，反而當了設計院的辦公室主任。辦公室主任雖然不是一院之長，說起來官也沒有好大，但卻是實權派，所有行政上的事物，如基建、分房、後勤等等，都歸他具體負責。
八十年代中期，設計院新蓋好的大樓，當時還不行打分分房，而是按本單位的權力大小分房。所以，除了院長、書記，商澤恩分的房子是樓層最好，麵積最寬。另外，當時一般家庭的子女參加高考，到考場要麽步行，要麽騎車，要麽乘公交車，商澤恩的兒子則有公家的吉普車接送，可見他在單位裏的份量。
昨天，我們全家接受商妻的邀請，前去她家拜訪。這是她家搬進新房以後，我們第一次來她家。登上三樓，進門一看，果然寬敞舒適。在許多家庭把彩電、冰箱還當做追求目標時，人家屋裏已赫然擺起。
妻子悄悄說，看人家混的。言下之意，人家雖然是中專畢業，一掌權就大不相同，你這個名牌大學生又如何？是啊，人比人，氣死人。自己混不好，隻好住貧民窟吧。
落座以後，孩子們與孩子們去另一個屋交談，妻子與商妻去聊她們感興趣的話題。我與商澤恩坐在沙發上，由於商澤民從學生時代就關心政治，有了權以後，就更加關心。他首先問我，你們最近學習鄧小平的兩次講話了嗎？
我說，走馬觀花，沒什麽印象。
他說：“從小平同誌這兩次講話來看，他是決心要下了。”他把鄧小平5月3日和6月16日的講話內容向我簡要地介紹一番。從他的複述中，我覺得他幾乎是在照文件背誦鄧的講話。聽了，我很佩服他。心想，真不知他麵對中央文件，反複看了多少遍，而且字斟句酌地進行過推敲。這大概就叫“吃透文件精神”吧？僅憑他這種認真態度，這種記憶和表達能力，這種對中央文件肯下功夫的鑽研精神，就已經夠從政的條件了。
我問他，你對六四事件怎麽看？
他說，對六四事件，小平同誌談得很透。這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影響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學生的無知，而掀起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最後發展為暴亂。虧了小平同誌依靠一批尚健在的老同誌，采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果斷措施，把這場動亂和暴亂壓下去。不然，這樣亂下去肯定會葬送了改革事業。從這點來看，小平同誌的確是站得高，看得遠，是其他領導人所無法比的……
聽了商澤恩這些發自內心的話語，我不知應該再講什麽。我想，倘若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大老粗，或是一個剛從部隊轉業到地方的基層幹部，他這樣講，也可以理解。問題是作為一個很聰明，又很有頭腦的知識分子，怎麽會連這樣明明白白的事情都看不清楚？
回到家裏，我在沉思中漸漸明白了：知識分子也是形形色色，各種各樣。遠的且不去講，就從建國以後的半個世紀裏，無論是毛澤東時代的搞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或是“反右派鬥爭”，“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所有這些整人的運動中，出麵充當打手和劊子手的，不都是那些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知識分子嗎？在鄧小平時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等運動，也無不是如此。
有時人們不免要問：中國知識分子都讀了不少書，都應該更懂事理，對社會生活中的是非曲直應該有個正確判斷，甚至應該關心些民間疾苦，有些憂患意識等等，事實上，卻並非如此。那麽進一步追問：半個多世紀以來，那些始終追隨著極權政治，扮演左派的知識分子，他們又是怎樣喪失了知識分子的特點，喪失了人性和良知，而成為獨裁專製主義的鷹犬的呢？回答是，恰如愛因斯坦當年所指出的，各國共產黨都根據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的理論炮製出一套係統的神話和謊言，這套神話和謊言的長期灌輸，再加上知識分子那種強烈的參政意識，於是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漸漸被改造成專製政權的馴服工具。
記得五十年代末期，廬山會議之後，作為高中生的我們，曾經在團支部書記的帶領下，麵對教室黑板上的毛主席肖像，站立起來，高舉右手，就像入黨宣誓一樣，向毛主席表忠心。緊接著全國開始學毛選，學習雷鋒精神。學雷鋒的什麽精神呢？主要是他能夠“讀毛主席的書，聽它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出辦事”。也就是說，在毛澤東時代，就如同當年的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一樣，讓全民族每個成員都喪失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能力，變成獨裁者最忠實的奴才，最馴服的工具。也就是當年共產黨向人們提出的口號：“黨指向哪裏，我們就打向哪裏。”
可是，那畢竟是毛澤東時代的事情了。毛澤東的壽終正寢，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特別是經過撥亂反正和近十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都或多或少有所覺醒，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像商澤恩這樣仍然跟著獨裁者鸚鵡學舌，亦步亦趨的知識分子，竟然還大有人在，而且這些人好像仍然生活在毛澤東的黑暗時代一樣，這不非常引人深思嗎？
記得，在一本匯集西方哲人信念的小書裏，愛因斯坦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他說：“我深信，每一個暴力的獨裁專政，最後一定免不了會帶來一段衰落的黑暗時期，因為暴力總是會不可避免地吸引那些道德水準較低的人。曆史已經證明，每一個有名的
（1989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