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修單車老板一家的對話
在馬路的拐角處，一家人開了個修單車的鋪子。我新買的單車，出了幾次小毛病，這次刹車又出問題了，便推到這家來修。現在街談巷議的都是學潮和六四事件。老板抽著煙，主動開口說：
“學生上街遊行，開始我還支持。到後來他們鼓勵一些社會閑雜人員，攔汽車、要打倒鄧小平，我就感到有問題了。說老實話，過去別說自己開鋪子，就是農民上街賣幾棵自己種的蔥蔥，都不行，像做賊一樣。那時連活路都沒有。自從鄧小平上台，人們才有了活路……”
他兒子在旁邊說，北京的暴徒燒軍車，打解放軍，死了還要放汽油燒，再不鎮壓也不行了。你看我們這裏一些歹徒，趁機搞打砸搶，要不抓這些人，老百姓的日子是過不安寧的。
老板娘在旁邊說，解放軍要不向老百姓開槍，也不會把事情鬧大……。
“向老百姓開槍，你看到了？”老板質問她。
“電視上沒演出來。可是已經公布死了幾百人，街上人都在講……”
“都在講，你不要講！”老板教訓妻子，“把你抓進去打一頓，你就不多嘴多舌了！”
修好單車，我推起車往回走。禁不住想起魯迅的小說《藥》裏的華老栓一家。華老栓夫婦想給兒子治病，聽說兒子的病吃了人血饅頭就可治好，於是就到處花錢找人。劊子手殺了反清誌士的頭，然後用饅頭蘸上誌士的鮮血，賣給華老栓。華老栓的獨生子吃了病未見好，仍然一命嗚呼，死後埋在被害反清誌士的墓邊。七八十年的光陰過去了，在當代，像華老栓一家愚昧麻木的人，恐怕還不會是少數。
另外，據說鄧小平調外地部隊進京，從調動之日開始，就禁止部隊官兵看報紙和電視，進行消息封鎖，並欺騙他們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要他們去進京保衛黨中央……在這種欺騙宣傳下，解放軍官兵自然是服從命令聽指揮，上級叫他們幹什麽，他們就幹什麽。
看來，中國要實現民主化，沒有發達的教育和民主啟蒙，是辦不到的。
（
文聯藝術研討會側記
剛剛發生了六四事件，文聯通知一些搞戲劇藝術的人開會，通知上的名目是“小劇場藝術研討會”。
在文聯會議室，稀稀拉拉坐了一二十人。會議未開始，氣氛就有些異樣：往日大家湊到一起，說說笑笑，顯得很活躍；今日有的正襟危坐，一言不發，滿臉憂戚；有的則悄悄地交頭接耳，就像當年林彪墮機蒙古的溫都爾汗，國內官方傳媒尚在封鎖這個重大新聞，而有人則從外台知道了這一驚人事件，在恐怖中秘密傳播這個消息。當然，與那次事件不同的是，這次交頭接耳談的內容，大家都心知肚明。
九時正，文聯黨組書記趙大雄夾著皮包走進會議室。趙書記五十年代寫過小說，但入黨做官以後，就成了在意識形態上代表共產黨來領導和控製全省文藝工作者的專家。他個子不高，長著一副女人般的白臉，一雙小眼十分有神，透著幾分精明，他總是把頭發梳得油光油光，下巴也是光得發亮，讓人很容易想到皇宮裏的太監。在他身後，緊緊跟著的瘦高個子是文聯副秘書長梁伯林。梁伯林五十年代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係，分到作協以後，從未見他發表過什麽作品，尖嘴猴腮，機靈過人，不久前提為文聯副秘書長。現在雖然年近退休，但終於撈到一個正處級，幾十年夢寐以求的烏紗帽戴上以後，雖然沒有像範進中舉那樣癲狂，但舉手投足和言談話語中，也不自覺地流露出掩飾不住的得意。
兩位領導落座以後，趙書記先發言，他說，這次的會議通知是六月初發出的，沒想到，六月四號淩晨北京戒嚴部隊進城受阻，發生了流血事件。昨晚電視簡要播了鄧小平同誌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正如小平同誌所講，今年四五月份以來，由動亂發展到暴亂，絕不是偶然的，是由國際的大氣候和國內的小氣候所決定的。對這場政治風波，政治事件，我們應該以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堅決支持中央的決策。我就講這幾句開場白，研討會由咱們副秘書長伯林同誌及劇協副主席老周同誌主持。我還有個會，就不再陪大家了。
說完，趙書記便拿起皮包，離座而去。十來年裏，每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總之，黨中央對文藝界有什麽文件、指示，趙書記都要親自傳達、貫徹。他就是省文聯黨的象征和化身。他總是一本正經，不苟言笑。
趙書記走了之後，梁伯林和老周互相推辭一番，還是梁伯林先開口。梁副秘書長雖然寫文章不行，但口才在文聯還是屈指可數的。不過，他講話不像趙書記那樣，趙書記完全是駕輕馭熟地操練文件和社論語言，而且滴水不漏，完全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梁伯林則油滑中帶有很強的個人感情色彩。他開場白講的是：
“我完全同意趙書記的看法。對這場動亂和暴亂我是早就有預感的。我看有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亂，他們借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千方百計想把西方那一套搬過來，搞全盤西化，不要黨的領導，……”
“梁副秘書長，請問今天是開戲劇藝術研討會，還是聲討動亂和暴亂？”一位年輕的戲劇作者打斷梁的發言，很客氣地問他。
梁副秘書長停下他的發言，兩隻三角眼錐子般投向那位打斷他講話的年輕人。可惜，大家都是來自不同的單位，工資、福利、報銷醫藥費，包括提級、加薪等等，文聯都管不了。因此，你副秘書長有點權又如何？別人可以買你的賬，也可以不買你的賬。但梁伯林似乎意識不到這一點，他反駁說，作為黨的文藝工作者，有必要關心國家大事。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對最近發生的這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應該有個立場和態度。
“梁副秘書長，”市文化局藝術研究室的譚主任說，“剛才小文的意見是，今天是小劇場戲劇藝術研討會。因為時間有限，希望很快進入正題。至於動亂也好，暴亂也好，回到各自單位，肯定要討論，要表態，還有鄧小平同誌的講話精神，各單位起碼要學它幾天，甚至十天半個月。因此，希望早點進入正題。”
“好好好。”機靈過人的梁伯林馬上回過神來，開始言歸正傳。
不過，大家顯然沒有心思來討論小劇場的戲劇演出問題，心裏想的仍是六四前的學潮，
文聯黨組書記和秘書長的發言，自然是一種聲音，但這僅僅是官方的聲音，共產黨的聲音。他們在這種場合，講的這些話，究竟是真心話，還是不得已而講的假話，是很難斷定的。但對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來說，能像趙書記和梁副秘書長那樣表態，的確是太困難了。在這個社會中，不講假話是活不下去的。但對一個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來說，常常違心地講假話，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因此，梁副秘書長接受小文的意見，要求大家就小劇場戲劇藝術的現實性與可行性發言時，大家反倒陷入沉默之中。梁副秘書長見大家都不願發言，就點名說：
“小文，你反對我講題外話，那麽你來帶個頭，先打頭一炮。”梁副秘書長是笑眯眯講的。
小文說：“副秘書長，你這可是打擊報複。”他的口吻也是玩笑式的，但他接著半認真半嚴肅地講，“好像康德當年講過這樣一句話，就是我想說的不宜說，適宜說的我不願說。因此，我還是聽聽大家的高見為好。”
梁副秘書長側耳傾聽了小文的話以後，半認真地問，小文，你這話裏可是有話，能不能告訴我們，哪些是適宜講，哪些不適宜講？
小文自然明白，在目前的形勢下，對六四事件，在公開場合，最好是三緘其口；另外，他也自然能看出梁的險惡用心。所以，他滿臉嚴肅地回答他：
梁副秘書長意識到毛澤東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經過文化大革命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現在人們已經不像當年那樣內心充滿恐懼了，特別是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沒有經曆老一代知識分子那種精神折磨，對人模狗樣裝腔作勢的官僚，內心更是反感。所以，他就放下小文，麵向在座的與會者，問哪位談談，對小劇場戲劇藝術的發展有何看法。
沉默了一兩分鍾，仍是無人發言。可能人們都如小文所講的，適宜說的不願講，沒心思講；想講的又不適宜說。說穿了，人們心裏都有一肚子關於學潮和六四事件的話，但在這個場合能講嗎？要講，也隻能和趙書記他們唱一個調子。
耐不住沉默和寂寞，有位五十左右的先生說，小劇場戲劇藝術，我個人認為在目前來說，不是大眾的藝術，而是少數人的藝術。為什麽這麽講？正像當年的芭蕾舞是宮廷藝術一樣，小劇場藝術隻能給少數人觀賞，這少數人是誰呢？我不說大家也清楚。所以，在經濟比較發達，人們的收入普遍較高的情況下，這種藝術也許有生存的土壤；在我們這裏，恐怕另當別論。
發言人姓譚，是市文化局藝術研究室主任。老譚曾經寫過一個戲劇劇本，名叫《範仲淹》，在省內搬上舞台以後，曾經受到好評。八十年代中期，他曾經到北京的高等藝術學府進修過戲劇理論，顯然是個有藝術追求的人。
由於會上發言人太少，氣氛過於沉悶，梁副秘書長和劇協負責人老周商量一下，決定休息一刻鍾，並宣布有午餐招待大家。
我走出會議室，見市文化局藝研室的老譚和劇協的編輯老陳在談什麽。大家都比較熟悉，平日也都互相了解，我便走過去，問他們在談什麽。
老陳說，吃早點時，文聯黨組書記老趙在飯桌上講，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我說我不相信。他問我，那你相信誰呢？我說我誰也不相信，我隻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譚說，北京有朋友在電話中告訴我，北京的醫院裏死傷者成百上千，可以說是一片恐怖。他說，看來知識分子當中，除了那些良心已經叫狗吃了的，一貫充當馴服工具的以外，凡有正義感的，都不會有好日子了。我們經曆的時代，有點像魏晉時期。建安七子之一 ——孔融，你說他有什麽罪？就是對曹操不敬，反對曹操的一些主張，曹操就找個借口把他殺了。司馬懿殺嵇康，就為了一篇文章。我們這個時代裏，胡風和彭德懷都是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信，他們倆雖然沒有被殺頭，一個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頭頭，一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頭，兩個人所受的精神折磨比死還難受。你說比那時侯又如何？另外，北京的魏京生有什麽罪？無非是要求民主，點了鄧小平的名，就抓起來判刑十幾年。所以，在一黨專製下，知識分子隻能像魏晉時代的阮籍、何晏那樣，飲酒吃藥，放浪形骸，抓住時機，盡情享樂，來打發日子。我們這一代，要想得到民主、自由、人權，那是辦不到了。
我說：“譚兄，不必悲觀，這次學潮和民主運動雖然暫時失敗了，但輸得更慘的是獨夫民賊，是一夥劊子手。”
老陳說，我既不悲觀，也不樂觀。
（1989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