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field
筆端無花，記錄所見所聞所感，而已。
再後來，和戴維越來越熟，有時就會交流下自己的人生經曆。這時我的猜想得到證實：那就是戴維是猶太人。戴維告訴我，他的父母原來是居住在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二戰期間納粹的排猶浪潮逼使他的父母逃離了家鄉，顛沛流離。當時他才三四歲，懵懵懂懂，不知有多大的危險在迫近。直到有天早晨，父母給他換上他最新的一套衣服，給他梳理了頭發，然後兩個人抱著他不斷親吻。他不解地看著父母流淚，不知道那天他們為什麽那麽反常。一家三口就那樣待在家裏直到天黑，可什麽也沒發生。戴維說，直到二戰結束，他也長大了一些，父母才告訴他，那時他們都擔心自己將被送進集中營，生死未卜，不忍心讓幼小的戴維一同遭遇此種命運，所以和一家非猶太人說好，把小戴維送給那家人家。那天是那家人家預定來接小戴維的日子，他們以為此生再也不能見到自己親愛的兒子了。可是，也許是那家人家害怕納粹的淫威，怕一旦被發現自家跟著遭殃，所以臨時改了主意，沒有來接小戴維。這樣一來，小戴維才算逃脫了骨肉分離的慘景。戴維和他父母在殘酷的排猶和戰爭中生存下來，二戰後流落到以色列定居，隻是家產盡失，成了赤貧的難民。靠著他父親做點小生意維持一家溫飽。
轉眼到了六十年代中，戴維大學畢業了。父親覺得他留在以色列未必有好的前途，希望他能到美國深造。他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管理學院錄取。父親賣掉在戰時幾乎餓死都沒舍得賣掉的手表，再向朋友借貸才算湊夠了他的旅費。戴維說他就帶著一隻小箱子，裏麵裝著一套西裝，兩件襯衫，還有幾件換洗的內衣褲來到美國。他知道父母已經竭盡所有，無法再支付他繼續求學的費用，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力更生。他說他在學校隻選下午到傍晚的課，下課後做完功課匆匆吃點東西，就要趕到一家罐頭工廠打工。那份工是大夜班，每晚10點到次晨`6點。下班後回家睡上四個小時，11點再趕到學校食堂打兩小時工，可以享受一頓免費午餐。靠著這樣辛苦勞作，他支撐著自己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這樣的生活他堅持了兩年多，直到考上博士生，有了當助教的工作才告一段落。我問他苦不苦，他說當然苦啦。那時最盼望的是長周末，除了完成作業外還能好好睡一覺！我和他開玩笑說，你忙成這樣，連談女朋友也沒時間了吧？他哈哈大笑，說談女朋友總是可以找到時間的。他後來給我看過一張照片，是個年輕的金發美女，真的非常漂亮。戴維說這個是他在罐頭工廠打工時的工友，也是女朋友。他下班送女孩回家，女孩上班給他帶吃的，就是“談朋友”的經曆了。那後來呢？後來就碰到喬安了。聽上去好像是喬安倒追的戴維，誰讓戴維長得那麽帥，而喬安貌不出眾呢？大概我流露出了那種覺得喬安不如前一個女友好看的意思，戴維告訴我說，他沒得選擇。他說他的前女友和他一樣出身貧家，所以才會和他一起在罐頭工廠上夜班，白天在社區學院學習。而喬安則出身富家。父親是全美著名的西爾斯百貨公司的西部總經理，在聖地亞哥的家裏有室內遊泳池，還有養馬房。喬安也是伯克利的博士生，而且還比戴維高兩級。戴維說，你想啊，要是我選擇了前女友，我們倆就必須從頭奮鬥，我得養她，以後還要養孩子，我父母年老了我還要幫助他們，我不知什麽時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我的孩子也會和我一樣從小受苦。我可不想再過這樣的日子了。但是選擇了喬安就是另一個故事了。至少我不用養她，她將來的工作不會比我少賺，她家也不用她幫助，我就可以多幫幫我父母。而孩子，有這麽有錢的外祖父母，也肯定會過上好日子。於是，戴維就“猶太”了一記，嫌貧愛富去了。聽到戴維說這些，老實說心裏有點不是味道。但想想他從小到大受的那些苦，又覺得無法責備他的選擇。不過從知道這些以後，戴維的名字前被我加上了“老猶太”三字。既是調侃，也是因為叫戴維的熟人比較多，加了“前綴”好區分。
選擇喬安的好處顯而易見。我認識戴維一家時，戴維到美國不過二十多年，卻已從赤貧轉為超小康了：他在舊金山灣區有四套房。除了自家住的那棟獨立屋之外，還有兩棟小一些的獨立屋和一套兩室的公寓房，都出租給別人住。夫婦倆人都在大學任教，兩個女兒上私立學校。聽說因為是獨子，他還曾經把父母接到美國養老，無奈兩位老人不會英語，在美國住不慣，死活要回以色列。戴維隻好讓他們回去，自己每隔一年帶全家去看他們一次。我沒問過他是否給與老人經濟支助，估計也是有的。選擇喬安的不好之處卻沒有那麽顯而易見，都是我通過蛛絲馬跡體會出來的。比如戴維曾經抱怨，說喬安從走進家門開始扔東西，先是她的包，接著是脫下的高跟鞋，連襪褲，外套……， 一路走一路扔，從車庫直到臥房。（估計長於富家的喬安自小有保姆打理家務，根本沒有自己整理的概念。）戴維說一開始是她扔我撿，把東西放到該放的地方。誰知兩個女兒隨她們的媽，也學得一路扔東西。結果成了三個扔一個撿，還撿不過來，所以幹脆不撿了。宗教信仰恐怕也是個問題。我去他們家吃飯那次，餐前戴維和兩個女兒用我聽不懂的語言（應該是希伯來語）作禱告，喬安就坐在一旁沒有參與。看來一家四口信奉的是兩種不同的宗教，戴維肯定要堅持他的女兒們和他一樣信奉猶太教，而喬安估計是基督徒。好在雙方互相容讓，沒有使這個成為婚姻的破壞因素。至於第三條不好之處，則是非常的隱秘。記得有次我從學校回家比較晚，看到戴維的辦公室還亮著燈，就過去看了下。看到他還在看東西不像要走的樣子，就問了聲“還不走？”。戴維回說家裏沒人。喬安帶兩個女兒到聖地亞哥她父母家去了，她父親生日。我問他幹嘛不一起去。他開始推說係裏有事，後來又帶出一句：不想去， 沒意思。想起聽戴維說過喬安的兄弟們都是大公司的主管級人物，應該都很有錢。喬安是家裏唯一的女孩，從小很受寵愛。沒成想看上了他這個一文不名的窮小子，又是猶太人。大概喬安和戴維的婚事在她家裏並不受支持，隻是父母擰不過女兒，隻好隨了她。但在家庭聚會時戴維感受到的也許就是有距離的客氣，使他覺得無形的壓力而無法真正融入這個家庭，成為其中一員。
在認識戴維以後，他曾多次鼓勵我留在美國繼續深造。在他看來，留學然後移民美國是他人生轉折和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回國後和戴維一直保持著聯係。兩年後我申請到伯克利攻讀博士學位就請戴維給我寫過推薦信，還請他幫我修改過申請的自我陳述。我再次來美後，因為和戴維不在一個大學了，來往就少多了。除了他小女兒莎拉13歲生日按猶太習俗辦成年禮我們全家應邀出席外，幾乎就沒有再見過麵。不過每年年底，我們都會互通一張新年賀卡，交流一下各家一年來的經曆和成長。我由此知道，戴維的大女兒蓓姬繼承母親的專業，在耶魯政治學專業從本科一直讀到博士，現在在大學任教。小女兒莎拉則繼承了戴維的專業，學的經濟管理，從普林斯頓畢業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顧問。兩個女兒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年逾七十，有大學終身教職的戴維和喬安也減少了工作量，更多地外出旅遊。2011年兩人去了西藏，據說還去登了珠峰（當然登頂是不可能的了）。喬安終於可以自己親眼去看一下她所關注的西藏；而戴維，看來不再需要為豐富他講課中有關中國的內容而想方設法辛苦搜尋資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