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極權時代的黑暗與光明zt

劉曉波

中共16屆4中全會之後，中宣部召開會議強調意識形態主導權，官方開始有意識地“反自由化”，先是中共有關部門組織召開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會議，接著是中共的喉舌對“自由化”的高調批判：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警惕新自由主義》的專文；11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署名“吉方平”的文章《透過現象看本質──析公共知識分子論》，批判矛頭直指民間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呼喚，《人民日報》轉載了該文；11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課題組發表《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蔓延及我們應取的科學態度》的長文，11月23日，官方重量級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金鏘”的文章《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文風已經很接近文革的兩報一刊社論。與此同時，官方又開始了對“自由知識界”的新一輪打壓：（一）中共意識形態部門再次開出新的封殺名單，重點在“反自由化”。封殺還能在國內媒體上發言的自由知識分子，比如茅於軾、焦國標、王怡、餘傑、姚立法、賀衛方、劉軍寧、張祖樺、章詒和等人，甚至還有中共老黨員李銳先生。分別針對經濟界、法學界、文化界、新聞界、民間維權和時政評論。（二）官方下令封殺多部深受讀者歡迎的書籍，如《潛規則》、《血酬定律》、《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等，就連溫和而理性的茅於軾先生的著作也在封殺之列。（三）動用行政手段迫害知識分子。原來就職於《西藏文學》西藏女作家唯色，因出版《西藏筆記》散文集而被砸了飯碗：剝奪她工作職位，使她喪失收入；沒收住房，使她失去自己的住所；中止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使她失去全部社會保障；不準她辦理出國護照，使她失去出國的機會。原就職於《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的王光澤，隻因他被邀請到美國參加“信息時代與族群關係”會議。回國後就被報社解雇。發表《討伐中宣部》檄文的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先生，也已經被剝奪了他的上課權和研究生導師的資格；最近，山西的記者、詩人師濤被以“泄密罪”逮捕。這一係列整肅自由知識界的行為，固然凸現了大陸的黑暗，但並不能由此做出“一片漆黑”的悲觀判斷。關鍵在於從什麽角度看待大陸的現狀，是立足於民間看中國，還是仰望中南海看中國。盡管，大陸民間還無力阻止擁有全部國家機器的中共踐踏人權，但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正在凸現，正是依靠著底氣充足的道義支撐，民間才可以做到對官方惡行不再沉默，而麵對不再沉默的民間，官權的邪惡也就無法再通行無阻。所以，整肅自由知識界所凸現的，與其說是大陸的一片黑暗，不如說僅僅是中共製度及其官權的黑暗，而從民間的角度講，非但不能說明大陸社會的黑暗，反而讓人看到希望之光的閃亮。不容忽視的民間力量當下大陸社會，不再是毛時代的整體性官權社會，而是民間與官方持續分化、逐步走向多元的社會。民間力量越來越不容忽視。關鍵在於從哪個角度看中國：隻要是立足於民間看中國，人們不難發現：“6．4”之後15年來，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及其日益高漲的維權抗爭，始終是引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最大亮點。這閃亮，不僅給官方施加越來越強的局部製度改革的壓力，如收容遣送的廢除和正在籌劃的信訪製度改革；也包括受整肅者本人不再沉默。僅就今年而論，既有此起彼伏的底層群體抗爭，又有知識界的不再屈服。比如，唯色和王光澤被砸了飯碗後，分別公開發表聲明表示抗議；茅於軾老先生公開抗議中共封殺其著作，焦國標先生不怕校方警告的屢屢公開發言，盧躍剛先生及其《中青報》同仁對蠻橫小官僚的抗爭……而在這一切公開反抗的背後，是大陸社會的巨大變化及其複雜的現狀。對於改革20多年來的大陸變化，官方最愛炫耀的是經濟高增長及其社會財富的劇增，而從民間的角度看這種變化，不僅是私人財富的快速增加，更是民間力量的持續擴張和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價值分化，官方統治效力下降和個人生存空間拓展，官方意識形態的不斷調整和民間權利意識的逐漸覺醒，官方的言論管製方式的變化與民間追求言論自由的努力，鎮壓殘酷性的下降和民間的道義勇氣的提升，經濟上技術上的對外開放和主流國家的和平演變壓力……這些同步發生的變化，由於互聯網的助力而加快。正是在這種複雜局麵之下，來自民間的持續努力對官方施加著日益強化的壓力，使官方對民間異見及其抗爭的鎮壓，不僅越來越走向見不得陽光的秘密化，也越來越走向盡量減弱政治敏感性的處罰多元化──對體製內異見者的處罰尤其如此！也正是在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生存手段的多元化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局麵下，中國社會的價值評價係統也日益呈現出官民對立的分化。官權在道義上的劣勢和民權在道義上的優勢，使獨立於官方評價標準的民間標準正在自發地形成。被官方批判的“自由化分子”卻被民間視為“社會良知”，被官方封殺的書籍卻在民間廣為流行。曾幾何時，某人一旦被中共點了名，被中共宣傳部下令批判，或被中共司法機關定了罪，他本人就將陷於“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的絕對孤立之中，他的家人也將變成人人避之猶恐不及的“政治瘟疫”。而在改革以來的中國，被官方判刑的良心犯，被官方封殺的維權領袖，被官方批判的知識人，卻被國內的民間輿論和境外輿論共同視為“道義英雄”。當下大陸社會的複雜性，將使任何過於樂觀和過於悲觀的時局判斷失效。官方鎮壓和民間反抗構成了黑暗與光明並存的複雜局麵。令人欣慰的是，官權通吃和民間沉默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每一次官民對抗──無論是個人性的還是群體性的──在越來越顯露出民間抗爭的自發力量的同時，也越來越來凸現官權壓製的內在虛弱及其統治效力的下降。〔原載《ＢＢ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