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10月30日《騰飛中國》，以下為文字實錄：
何亮亮：1951年6月，薛攀皋從大學生物學係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工作。能進入統籌並且領導全國科研的機構，而且還是從事管理，這讓他出乎意料。幾十年後，薛攀皋回憶當初，他說作為一個初出大學校門的青年，我進中國科學院時，如同劉姥姥進入大觀園不知所措。此時中科院才建院兩年，因為沒有管理經驗而不知所措，不隻是薛攀皋的個人困境，而是整個中科院管理層的寫照。
早年中科院在科研管理機構的設計上是頻繁變動，直到1956年才形成相對穩定的體係。眾所周知，第一任院長是郭沫若，他不是自然科學家，科學院卻主要是研究自然科學。嚴格來說郭沫若是外行，領導作用也有限，實際的領導者其實是副院長們。當時由於缺乏科研管理幹部，隻得抽調一批優秀的科學家來從事科研管理，例如竺可楨、吳有訓等等，然而真正的決策權屬於中共中科院黨組。
1952年底，張稼夫到中科院擔任黨組書記副院長，他吸取蘇聯經驗，一方麵，由行政領導負責行政，另一方麵，另設學術秘書處，由學部負責領導學術，也就是讓內行領導內行。可是事情兩年後，中科院領導層的思想已經轉變為“外行能夠領導內行”，“黨必須絕對領導科學”。其中雖然也有短暫的反對聲，但在“反右”運動中受到了批判，之後學部便形同虛設了。
所幸的是從1956年到1967年主管科學院的“外行”是張勁夫。據老人敘述，科學院有影響的領導第一個要數張勁夫，11年裏，他的管理有口皆碑，他不怕別人看不起自己，反而更能組織科學家發揮作用，而且在特殊年代裏，張勁夫還勇於保護科學家，在反右運動中，他向毛澤東建言科學家國寶，要求特殊政策，這種逆流進言的勇氣連毛澤東都頗為吃驚。反右中，中科院因此隻有幾個人做檢查，沒有劃出一個右派，但是當文革的厲風刮起、其勢洶湧，再也無可阻擋。
截至1968年底，中科院北京的171名高級科學人員中，就有131位被列為打倒對象，當第二任院長方毅於1977年來主持中科院工作的時候，正是撥亂反正的時期，學部得以重建。第三任的院長盧嘉錫是化學家，赴任到會的第一句講話就是我們這些人是壽命與過渡之際，就是從行政領導為主，向學術領導為主過渡。
大斧 2013-11-06 毛澤東之所以發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毛澤東希望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徹底改造知識分子身上和社會主義格格不融的的落後的思想，徹底讓知識分子融入無產階級中，徹底掃清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
我認識就有兩個右派：
何善堉， 數學所最早的研究主任，被劃為右派；
鄭哲敏， 力學所，內控右派;
毛澤東適合打仗，不適合做別的。
更進一步地教導整個社會，認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並建立與之相互適應的機構。
從1950年代起，他就開始這樣做了。在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當中，比較突出的有四種：平等、共產、樸素和鬥爭。毛澤東很重視鬥爭，因為他認為唯有通過鬥爭，才能得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而且他還認為，社會主義不是穩定的社會形態，而是很不穩定的社會形態，所以必須經常加以強化，否則就會退化。
毛澤東是個平等主義者，主張一切平等，如機會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所有社會成員的麵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標準都應該是基本一樣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應該完全一樣。這也是他喜歡共產社會的原因之一。他認為，如果能正確地激發和領導人民群眾，他們就能創造出任何業績和奇跡。他對個人主義極其反感，把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私自利。
毛澤東很反感舊中國的知識階層和讀書人，討厭他們的迂腐和輕視一般老百姓。相反的，他讚美農民的淳樸。他認為，農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汙染。他想通過低薪製和超低的待遇，讓那些農民出身的士兵進城後依然保持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被腐敗所侵蝕。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又開始擔憂起中國年輕人的道德，因為他們不曾經受過戰爭的洗禮。他還告訴多位來訪的外國客人，他特別擔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變得自私和嬌生慣養。由於以上的原因，毛澤東偏愛沒有階級的社會製度。
在工業方麵，他希望工人能夠參與工廠的管理和經營，並在製定生產目標和引進新的生產技術方麵，有很重要的發言權。
在農業方麵，他希望所有的農業活動都能采取集體經營的方式。
在公共衛生方麵，他希望派出很多受過專業醫療訓練的醫生前往農村地區服務，同時希望一些受過次級培訓的醫療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腳醫生”長期在農村地區進行服務。
在教育方麵，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麵，他希望入學考試不要太過嚴苛，課程設製要注重實用。
在文學與藝術方麵，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達方式宣傳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縮小城市與農村地區的文化與物質差距，並且消除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工農大眾的力量已經發揮出來了，社會主義建設所遇到的阻力來自知識分子的思想落後，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決。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知識分子的主要工作是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工農大眾服務。“知識分子，就大多數來說，可以為舊中國服務，也可以為新中國服務，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既然可以一樣的為新舊社會服務，就是可以團結的力量。知識分子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現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廠農村去，結果是有的有收獲，有的就沒有收獲。這中間有一個立場問題或者態度問題，也就是世界觀問題。”
毛澤東希望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徹底改造知識分子身上和社會主義格格不融的的落後的思想，徹底讓知識分子融入無產階級中，徹底掃清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廣大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一目的也合了發動文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