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河淚（6）

    大姐抱著大哥回到家，中午宴席剛剛開始。說起結婚宴席，有必要談談老家結婚的習俗。父親再婚那年，已經是六十年代末，算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白沙村巴掌大地方，既沒有反動學術權威，也沒有走資派，即使抓四類分子，都是一家一裏的，誰也沒壓迫過誰剝削過誰，要抓一個很難。沒有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教育還是要進行，父親有個大哥四九年國民黨敗退去了台灣，算是投台家屬，這個教育名額就落到父親頭上，被派到公社參加思想改造學習班，給我父親做媒的那個媒婆，就是父親在學習班裏認識的。

 

    當時的這個學習班，並不是整人的，主要是宣傳毛主席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現在來說，就是洗腦了！另一個任務，就是宣傳破四舊立四新，樹立社會主義農村新風尚。農村各種過年過節婚喪嫁娶的風俗習慣，都成了先破再立的重點目標。

 

    第一個打破的舊風俗，就是過年不允許燒香磕頭點蠟燭擺供品掛“竺子”。“竺子”是一張裱糊好的字畫，很大，掛起來能遮住半壁牆。“竺子”中間畫著祠堂樹木，兩旁用毛筆字寫著這個家庭的祖宗家譜。排列順序嚴格講究，不可有絲毫差錯。男的居左，女的居右。左邊列的非常清楚，姓氏就不用說了，多少世什麽名字都一清二楚。右邊就不同了，每個人隻有姓氏，周者周氏，王者王氏，李者李氏，體現出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左邊和右邊是遙相對應的，但也有左邊一男，右邊二女或三女，那些都是娶好幾個老婆的。

 

    移風易俗運動開始以後，各家各戶的“竺子”都燒了火做了飯，燭台香爐砸的砸扔得扔，過年除了放鞭炮吃餃子以外，燒香磕頭都免了。現在這些舊傳統舊習俗都恢複了，有些沉渣重起味道。其實當年移風易俗有些做的也不錯，錯的是隻破了舊的，沒立出新的，或者新的比舊的還野蠻落後，成了中國社會惡性循環的病根。

 

    第二個改變的舊風俗，就是結婚了。以前結婚新娘都是用轎子抬的，文革時期不知那個混蛋考察研究一番曆史，說轎子是封建餘孽，封建社會皇帝娘娘，老爺太太，出門都坐轎子，轎子分明是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於是一聲令下，結婚不許用轎子，誰家有轎子，也要劈爛砸破燒掉。新娘總不能自己走著到新郎家吧？於是那個時候便興起“帶媳婦”這個行當，嚴格來說，應該是“載媳婦”。那時誰家有輛自行車，就跟現在誰家有輛寶馬奔馳一樣，屬於豪華交通工具。誰家結婚娶媳婦，這個人就負責把新媳婦用自行車載回來。

 

    這個“帶媳婦”的人必須年輕力壯，要懂得結婚的禮節規矩，還要有很好的車技。載著新娘進村的時候，村口會站著許多看媳婦的人，看到載新娘的自行車來了，人們會喊：帶媳婦的來了，帶媳婦的來了！於是老太太小孩子大姑娘小夥子都會從家裏湧到街上，圍著自行車。這時車子要騎得很慢，但不能停下，不能撞著人，還要能讓後座的新媳婦坐穩了。因為是新風俗，新媳婦也不帶蓋頭，人們前呼後擁左看右看，有些小孩子還故意使壞從新娘身後推拉自行車，新媳婦又不能抱著騎車人的腰，隻能緊抓著車座，努力讓自己不從車座上摔下來，因為不知誰的兩片嘴說過這樣一種迷信道道：新媳婦若能從娘家坐著自行車到婆家，一路沒有從車上摔下來，以後的日子就會順順利利，紅紅火火。我父母後來生活那麽坎坷，不知是不是母親結婚自己走路的緣故！

 

    母親那天跟著父親回到家裏，雖說沒什麽排場，但也按照習俗坐到西間炕上，由村裏的婦女主人和鄰居幾位大嬸大媽陪著。炕上擺一個長方形的木頭茶盤，撒著瓜子糖果，擺著茶碗茶壺，大媽大嬸們陪母親喝茶嗑瓜子嘮家常，趁機摸摸母親的人品脾氣，以後來往心裏有數。東間炕上的酒席招待大隊的書記保管，生產隊的隊長，村裏的幾個老人，是真正喝酒劃拳出洋相的酒席。

 

    大姐抱著大哥走進天井，父親正在天井裏燒水，準備往暖瓶裏灌。天井是老家對院子的稱呼，大概因為院子方方正正，四周都是高牆，像個露天的井口，所以這樣叫。看到大姐，父親說：“竹梅，到炕上跟你媽說句話！”

 

    大姐便抱著大哥，穿過灶房，來到西間炕旮旯，看著母親叫一聲媽。母親看到大姐抱著大哥，便從炕上下來接過大哥，讓大哥站在地上，大聲訓斥道：“你自己不會走路，還要姐姐抱著，看把姐姐累的！”大哥大概習慣了母親的大嗓門，剛從睡夢中驚醒，兩手抹著眼睛，也不說話。母親便把大哥拉到灶間，從不知誰帶的竹籃裏拿出一塊白麵魚花（用木頭模子子卡出來的一種麵食，有各種形狀），掰了一半遞給大哥，大姐見狀，忙對母親說：“媽，我給弟弟洗洗手，再讓他吃飯。”說著拿起地上的臉盆，拉著弟弟到院子裏。

 

    母親瞪了大姐一眼，沒說話，又回到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