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的傻瓜
豐富的經曆笨拙的筆，滿腔熱忱說自己。請勿引用轉帖！
正文
富二代
都說投胎是個技術活，是人生的第一個製高點，幾乎能決定人的一生。像王妃凱特生的王子，舉國盼望，世界頭號新聞，小王子還沒睜眼就已經身價十億,第二天就被對不起二叔，王儲順序排在二叔前頭了。
賈寶玉銜玉出生，生來就是寶玉。
今天我要說的K先生，投生在京津首富之家，擱現在就是李澤楷。可他沒有李澤楷那份風光，但也注定他的一生與眾不同。
K先生出生在民國初期，不知道他的青年時代是不是紈絝子弟，隻知道他讀過兩個大學，換言之，大學就讀了八年。家中有錢，不需要做事，想幹啥就幹啥，願意讀書就上學唄。
我認識他的時候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已經快50歲了。但看起來就像30多歲。他個頭挺高，瘦瘦的，一張斯文英俊的臉，眼睛很大，鼻梁高挺，皮膚非常之白，不是普通的皮膚白，而是那種非常少見的凝脂般的白和亮，幾十年也不變樣。
他不像別的機關幹部都穿藍色卡其布四個兜的製服，他總穿夾克衫，淺米黃色的，看起來又儒雅又帥。冬天他穿鹿皮翻絨夾克，比米黃顏色稍深一些，那更昭顯大少爺風度。
他在我們那個機關大院裏負責後勤工作，經常騎著一輛藍翎牌的破自行車，東跑西跑的。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時不時還吐出兩個英文單詞，口才特別好，說事常用文學語言，就像收音機裏的小說連續廣播，非常的生動、幽默。全大院的人都認識他，大富翁的兒子，一大把文化，跑跑顛顛打雜，絕對勤勤懇懇，做到這份上誰不尊敬、不佩服都不行。
那時機關裏分配給每個職工住房，天經地義。但他不住單位的房，他住在北京最早的居民樓——光明樓，在北京體育館附近。可能他家天天吃肉，怕熟人聞見味兒，住的遠遠的。
從一解放，他就在部裏工作。三兩年就是一次政治運動，從沒燒到他的頭上。實屬不易。
他總是工作熱情高漲。58年大煉鋼鐵，家家戶戶都把家裏的鐵家夥捐出來，就在大院的足球場，豎起了高爐，火光閃閃，開始煉鋼。據說那高爐就是K先生設計製造的。他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工程師，動手能力特別強，知識麵特別廣，人稱“百科全書。”我還記得那時，他到我家找父親談事，看見我家有一把很大的斧頭，就拿到煉鋼爐前，作了工具。他經常幾天幾夜都在工地上，因為大家普遍不知道怎麽做，他就不厭其煩地給大家上課，講化學和煉鋼。
困難時期還搞了大鍋飯，大家都去食堂吃飯，食堂的工作量一下子加大，K就動腦筋，設計了和麵機、麵條機等，把食堂機械化，機器落成時，我也夾在人群中參觀過。
人家一個大少爺，見過大世麵，又讀了那麽多年書，楞讓人家管食堂。人家啥也不說，做什麽像什麽，全大院的人都心服口服，還美其名曰，出身不可以選擇，道路是可以選擇的！
大是大非當時誰也不知道，隻是中央說幹啥就幹啥，埋頭拉車就好。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K的能力和水平根本不應該幹這樣的工作，這是因為出身不好而被降格使用。別人出身好壞都是填在履曆表上。K的出身，不用說，就好比寫在腦門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但是每個人心裏怎麽想，是同情還是憎恨就不好說了。
66年6月1日，文革的大幕拉開。沒過幾天，破四舊開始，在還沒有開始抄家的時候，首富的家首先被抄。據說去了好幾輛大卡車。接著，在院裏一個巨大的倉庫裏把他家的物資辦了一個相當規模的抄家展覽，簡直就是百貨公司。古董、古玩，名人字畫，多了去了；裘皮大衣好幾百件，金條金磚好幾百根，珍珠多少串，床單500條，澳洲毛毯幾百條，超大號浴巾幾百條，瑞士金表多少塊，進口的收音機、電唱機，還有外國的大摩托車……..全院的人都去看，金磚銀錠都是頭回見到，大家都驚呆了。
人們心裏不再尊敬K先生，有的人是羨慕，多數人是嫉妒和恨！展覽還展出很多漫畫，說很多惡毒的語言。我記得一幅畫是父子二人坐在桌子對麵，嘴裏說的是劃清界限，桌子底下卻是父親遞一捆錢給他。還有一幅是父親教導他，他耳提麵命。還有很多，大家邊看還邊哈哈大笑，慶幸抄家能讓富人變成窮人。整人的感覺真是大快人心。
這時K先生承受不了，到我家來找父親。他說：“那些東西算個屁呀，我根本不在乎！”“可這麽多年，我與家庭劃清界限，努力工作，大家有目共睹，他們怎麽可以這樣詆毀、侮辱我的人格？憑什麽說我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那時文革剛開始，誰也不知道會怎麽樣，他家首當其衝地被革了命，K先生覺得沒臉活下去。
因為他和父親是多年的好朋友，私交相當深厚。父親開導他，李自成進京，你能怎麽樣？那些金銀財寶，老百姓見也沒見過，一般的人連大衣都買不起，連浴巾都沒用過，看到這些，他們能不恨嗎？他們恨不得打土豪、分田地，把好東西都據為己有。看吧，人性惡的一麵一下子就打開了。
父親送他一句話，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文革像潮水一樣，一波接著一波，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破四舊的風潮很快過去了，開始揪走資派。矛頭轉向，這時，K先生倒平安了，樂得逍遙。
文革不光觸及靈魂，還觸及皮肉。他的核心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今天這幫人打擊那幫人，過一陣子，群眾隊伍重新組合，重新分裂出兩派，再互相鬥，循環往複，十年時間，打了一大圈，所有的大幹部、小幹部，老幹部、新幹部，知識分子、臭老九通通都挨過整，無一幸免，無一漏網。
我父親當年也身陷囹圄，受到巨大衝擊、批鬥，後來被押送幹校隔離審查。這期間，K先生曾來我家看望母親，安慰她，想開、看開。他還提到要不是當年我父親的開導，今天大家就見不到了。當時覺得天都塌下來了，現在不也沒事了。
那是冬天，他穿了一件裏麵有絨的長大衣，屋裏暖氣很熱，他脫下大衣隨意往旁邊的小床上一扔，拉了一把折椅，在屋中間，像坐沙發那樣半躺半靠地，還翹著二郎腿，就和我們侃起來。當時他已經六十多歲，可那舉止還是和從前一樣，大少爺派，始終沒升成老爺。
陰霾籠罩著全家已經一年多了，母親急的頭發白了很多。K先生的到來，讓家裏有了活力，有了笑聲。當然是苦中作樂，自我安慰。
1975年，父親大難不死，劫後餘生，從幹校返回北京，等待重新安排工作。這段時間他探訪了很多老同事、老朋友。
K先生家，是我陪他去的。我心裏非常好奇，要看看大富豪家什麽樣，是不是和電影裏一樣。
他家有兩個單元，他的兩個孩子住一個單元，K先生夫婦和母親住一個單元，一個單元是三間臥房。他們那裏是居民樓，比機關宿舍水平低，連大壁櫥都沒有。一個牆角摞著幾個皮箱。他家裏簡潔、幹淨，東西、家具等很少，顯得空間大，和其他機關幹部的家沒有太大的區別。
我們在說話時，從裏麵出來一個小夥子，個頭不高，背著一個灰色的人造革馬桶包，也不打招呼就出去了。父親覺得奇怪，問，這是誰？
這是打乒乓球的李富榮。他愛人在外地工作，他一個人住在這裏。
李富榮不是搶占也不是租用他家的房子，而是有關部門強行收回一間房子，再分配給了李富榮。
K先生的妻子張老師，也出身於富豪人家，據說有鐵路有礦山的。她長得端莊秀麗，一看就是大家閨秀，知識女性。她是北京一所中學的模範老師。最開始是數學老師，後來學校缺少語文老師，她就改教語文，現在學校急缺英文老師，張老師急校長所急，主動要求當英語老師，校長還疑惑，行嗎？張老師亮出燕京大學英語係畢業的文憑，把校長高興得不得了，說張老師是鎮校之寶。我知道她是那種暗處生光，靜處生香的女人。
改革開放以後父親被安排了工作，調離了原來的單位。1989年夏天，在大事件爆發之後，母親撒手人寰。父親在悲痛中搬家離開了傷心之地。這樣一來與很多同事和朋友失去了聯係。
這年的冬天，K先生幾經碾轉，找到了父親的新家。他雖然已經70多歲了，一口氣就上了三層樓。用現在的話說，是吃了防腐劑，多年來基本沒怎麽變樣，仍舊是個精神矍鑠，快樂健談的人。
他看見父親，激動地與父親握手、問候並安慰父親。那勁頭就像電影裏地下黨接頭似的。他還說，今天我可找到暢所欲言的地方了。那天他講了很多與當時形勢有關的政治言論，在別處不能講，有坐牢的危險。他騎著自行車去廣場聲援學生，給他們送水和食品。他直言不諱地說，這就是當年的五四運動。
他還告訴我們，他從二環換房到三環，多換了一間房子。他幽默地說，“從前，人們說半個北京城的房子都是我家的，現在我也弄得三世同堂，是不是有點對不住列祖列宗？”
父親問，“不是有兩套房嗎？”
“那是老黃曆了。”他說，“老爺子走時讓交出一間，老太太走了，讓把那一套房都交出來，就剩一套了。”
“遠點怕什麽，騎自行車還鍛煉身體呢。打的不行，那太奢侈，走路也不行，那吃不消。”
父親打趣地說，還有一種發明叫地鐵。
他笑了，說，“饒了這把老骨頭吧，還不給擠成相片？”
後來他又講了一些親友在國外的故事，父親問他，是否想出國。
他說：“我年輕時就去過歐洲和日本，什麽好日子我沒見過！我小的時候，家裏就有汽車和電話。現在為了兩間房子、一輛汽車，那仨瓜倆棗的富裕就讓我就背井離鄉？”
“NO WAY！”他喊道！居然連英文都出來了。
我對父親調侃地說，這位老先生繁華故夢早已隨煙去，還心事浩茫連廣宇。
父親說，普通人的理想就是小康生活，可他曾經滄海，已臻化境，不是等閑之輩，與奔溫飽的人不能同日而語。
謝謝你寫出來！
這樣的人物在上海也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