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煙記事（175） 東甌中學

【我在青年中學待了一個學期，暑假跟著母親回到於潛老家。這裏地處山區，夏天比杭州要好過得多。在外地上學的幾個兄姐還沒回來，我獨自在家過著閑散日子。

樓下左廂房的門邊掛著一個大信袋，一塊白布上縫製了三排口袋，將收到的信分門別類地插在裏麵。某天，我隨意從標有“家信”字樣的口袋裏抽出一封，正好是大哥寄來的，已有些時日了。展開信紙走馬看花地掃了一遍，不料卻發現幾句話，讓我的血一下子湧向腦袋：

“我懷疑六弟有手淫的習慣，他體質羸弱，麵黃肌瘦，學習也不專心，恐怕與此有關……”

暑假快結束時，我向母親堅決表示：不回青年中學讀書了。母親想想，也覺得呆在那個地方並非長久之計，於是帶我到杭州再去碰運氣。我在學習上並沒有多大長進，考省立高中依然未被錄取。而要就讀於私立中學，則須考插班生，否則就不合算了。可巧林樹藝新近辦了一所東甌中學，母親跟他打個招呼，讓我順利地找到了落腳點。林是溫州人，校名中的“甌”即指甌江。他憑著自己的麵子，請來了大名鼎鼎的數學家蘇步青擔任高中大代數的教師，真可謂殺雞用牛刀。

學校的教務處表示：我轉學可以，但必須有原校的轉學證書，否則就得按新生來處理，無法插班就讀。於是母親讓大哥替我搞一張轉學證明來。我在青年中學是沒有學籍的寄讀生，按規定是不能開的，而大哥卻開了出來。我拿到手後自然十分高興，沒想到解放後參了軍，這又成了我簡曆中的唯一汙點。因為從證明來看，我已是青年中學的正式學生了，要向組織說清楚頗費一番口舌，而他們肯定也會進行內查外調，自然又搞到大哥頭上。

這時已經到了1948年的下半年，國軍敗局已定，蔣管區更加動蕩。當時杭州湧進數以千計的大中學生，都是從北方剛解放或待解放地區逃亡出來的。他們多半出身不好，屬於行將就木的剝削階級的子弟。這一特殊群落在街頭上很容易辨識，因為他們的衣著和口音都明顯異於本地學生。市民管他們叫“丘九”，說比“丘八”還惹不起。他們帶有各地政府開出的證明，大多隻是一小塊油印的牛皮紙，很容易偽造。可憑這麽個證明，就能隨意進出影院。如果管事的加以阻攔，他們就聚眾鬧事，打架鬥毆；或者暗中搗蛋，令影院蒙受損失。常用之法是用刀片劃破座椅，更壞的則在皮鞋盒裏裝幾隻麻雀，腿上綁著蘸有墨汁的棉花球，混進影院後打開盒蓋，利用動物的趨光性，讓麻雀在銀幕上撲騰，搞得汙點斑斑。這一來，影院的人誰還敢得罪他們？

班上有個同學叫胡林，年齡比我大好幾歲，他出主意印製流亡學生的假證明，這樣便可以天天白看電影。於是我們幾個誌同道合的家夥抱成一團，秘密進行這一違犯校規的活動。第一次闖進太平洋電影院時有點膽怯，主要擔心語言關不好過，隻好在外貌上多下功夫，把自己也搞得邋裏邋遢，趁真的流亡學生進去時，混在中間一擁而入。試了幾次，從未被發現，膽子也就壯了，舉手投足間自然透出幾分流亡學生的痞勁來。那段時間我沒花一分錢看了一堆美國西部片，裏麵幾部經典之作，至今仍有深刻印象。當然我對《出水芙蓉》之類的香豔大腿片也興趣盎然，我們幾人總在一起活動，彼此的口胃都差不多。不過看到後來也感到乏味，有時竟在影院裏睡著了。

我在東甌中學是住校生，因為脫離了家長的管束，較之一般走讀生更顯得放任自由。有些課不想聽，碰上老師又不厲害的，就在點名後找個機會從後牆窗戶鑽出去，有時一個班竟能溜號三分之一。由於時局動蕩，大多數老師隻是混碗飯吃，所以往往裝聾作啞，聽之任之。但是蘇步青上課，沒一個溜號的。為什麽？我想一是名人效應，二是課講得深入淺出，三是能搞一些噱頭。一堂課的內容講完後，他經常留出10分鍾，在黑板上介紹一道世界難題，說你們中間誰能解出，明天就成為世界名人。我雖然沒有非份之想，但也想見識見識這些古怪的問題。有一次他談起自己在日本的留學經曆，說每當日子拮據時，就靠替同學解難題來維持生活。這讓我非常羨慕，卻不敢望其項背。

當時蘇在浙大任訓導長，東甌中學把他請來，給出的月薪是6石大米，這個待遇是很高的。他上課很準時，總是提前5分鍾推著一輛舊自行車進校門，然後踩著鈴聲步入教室。他衣著樸素，無架子，但也不輕易開玩笑。聽說他有兩位太太，第二位是日本人，他卻能讓她們和平共處，可見在數學之外，尚有非凡本事。

我再次見到蘇步青是在1980年代，那時他端坐於人民大會堂的主席台。雖然已隔幾十年，電視裏的他與課堂上的他，模樣並無多大變化，令我相當驚異。】

201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