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危機還是信仰的危機？

我想到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子，他一覺醒來，竟分不清是夢中自己變成蝴蝶，還是蝴蝶在夢中變成他。特朗普要麽是披著總統外衣的蝴蝶，要麽是偽裝成蝴蝶的政客，如果是後者，那麽想必是相當聰明的政治家。但悲劇是，他所作所為的後果將成為我們生活的現實。

特朗普和他的顧問們在羞辱了墨西哥、改變美國對北約立場之後，又繼續煽風點火，將矛頭對準了貨幣，他們指責中國和日本操縱匯率，甚至暗指德國在利用“嚴重低估的”歐元。

不管你怎麽看特朗普，他任命史蒂夫·班農這樣的人作為首席戰略官算是聰明。判斷一個領導，隻需要看他／她把什麽人放在身邊。班農算是美國成功故事的典範：上過哈佛，待過高盛，當過海軍，成立了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該平台聲稱代表“另類右翼”，並自稱是僅次於彭博和路透的第三大最具影響力的新聞渠道。

班農在2014年的一次演講中稱，“（這）既是教堂的危機、信仰的危機，也是西方的危機、資本主義的危機。”

有人認為世界正處在危機之中，這本身似乎沒什麽問題。但班農現在身處一個可以有所作為的重要位置。

美元仍然保持作為全球標準貨幣的地位，因為它便捷、好用，具有保值功能，到目前為止受到的政治幹預也最小。

而美國之外的世界現在麵臨一個兩難困境：“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如果我們繼續依賴美元，要怎麽才能避免被指責操縱匯率——而事實上市場的力量已經遠超央行的力量。如果我們不依賴美元，我們還是會被指責操縱匯率，特別是如果我們的貨幣相對美元貶值。

換言之，真正麵臨危機的不是西方的危機，也不是西方信仰的危機（老實說我們對此也無能為力），而是美國之外的世界對於西方領導的信仰危機。美元仍然與全球穩定性掛鉤，但當這個錨開始漂移，我們需要尋找其他的選擇。“單錨”的確有效，可是一旦不穩就會非常危險。我們需要雙錨甚至三錨，以加強穩定性。

另一個難以忽視的真相是，美元是特朗普的美元，但儲蓄是其他人的儲蓄。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三季度，美國淨負債7.8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的41.7％。而2010年末，這個數字是2.5萬億美元，僅占GDP的16.8％。2010年末到2016年三季度期間，累計經常賬戶貿易赤字僅為2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剩下的3.3萬億美元是來自估值的變化（美元匯率變動）或金融賬戶流動。

換言之，推動匯率變化的主因是資本流動而不是貿易，而利率差異也會影響匯率。

如果是這樣，那麽未來，美國淨負債的地位將很大程度上依靠全球的儲戶，主要是在歐洲和亞洲。如果這些儲戶總是被特朗普政府說三道四，那麽就必須要尋找一個新的，不依靠美元的解決方案。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歐洲和美國站在一邊，拒絕成立亞洲貨幣基金，拒絕區域化。但如果今天，“美國優先”戰略旨在孤立其他人，那麽其他人必須團結起來保護全球貿易和投資。如果非美元區可以保持貨幣相對美元的穩定，那麽對於匯率操縱的指責也會減少，迫使美國麵對真正的問題，即美國如何重建其財政和貿易平衡，以保持其儲蓄平衡。

簡言之，我們其他人需要提醒美國，的確，美國很重要，但不要把自己的所有問題推給別人。

儲蓄貨幣央行對於確保貨幣穩定大有可為。隻有保證流動性和紀律約束才能保持貨幣穩定。到目前為止，美聯儲體現出了負責任的領導力，得到歐盟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和中國央行的大力支持。但如果美元繼續被政治化，那麽可以並且應該尋找其他出路。

現在所有的選擇都在桌麵上擺著。如果美國不再依靠石油和能源，那麽石油和能源供應國可以將石油貿易價格與美元之外的貨幣掛鉤。在不同技術標準的競爭問題上我們看到過這樣的先例。領先標準之所以占據主導地位是因為它願意提供公共福祉（很多順風車）。但一旦主導的標準變得具有掠奪性或者利用其壟斷地位，那麽是時候尋找其他標準了。

沒有人應當認為自己的地位是理所當然的。美國以外的世界不會坐視不管，任憑特朗普及其幕僚用一條推特改變敵友關係。我們不是跟美元過不去，隻是希望全球穩定，回歸常識和相互尊重。如今是歐元、英鎊、日元、人民幣和SDR的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