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已經徹底背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以毛澤東為首的極端左派，在文革中徹底砸爛已經形成的黨政係統，建立工農（兵）為主體的革委會，從最底層的工人、農民中直接培養領導幹部，並且揚言這類的幹部體係的大清洗要每過七、八年來一次。江青配合這種極端的清廉政府思想，開發出直接頌揚工農兵的八個樣板戲。

所以在中國的左傾時期，左派已經走到左傾的極端，在舊黨政體係中種下深刻的仇恨，為鄧小平右轉舵形成了環境和氣候。

在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以後，經過三反、五反、鎮反、反右近10年的時間才徹底地消滅反對派勢力，然後，中共才放開手腳大幹社會主義（大躍進嘴啃泥）。在文革過程中，舊黨政機關的各級官員並沒有從肉體上消滅，他們隻是被虐待、關牛棚、去57幹校。所以文革的反對派的主體依然強大地存在和蟄伏，在鄧小平主政的 81年11.3全會後，獲得最大的支持，過去被打倒的文革前黨政官吏被重新啟用，右派摘帽。

但是，鄧小平在以後的若幹年，都在清查“文革五種人”，紛紛送入監獄。為什麽清查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文革五種人，沒有引起百姓的抵製？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的最底層的老百姓對官員的本質上的對抗。無論何朝何代，任何當官的，無論什麽級別，都是反人民的，都是與人民的利益根本對立的。中國無論是毛左時期還是鄧右時期，都沒有理順人民和統治者的良性關係。這裏麵涉及私有製和公有製的本質的衝突和矛盾，以及中國的統治者和人民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當鄧小平上台以後，剿滅左派黨政官吏的時候，中國的老百姓並沒有反對。無論是誰，在清理官吏這件事上，總是能夠獲得老百姓的支持的，盡管毛左時代的官吏的選拔，能夠從民間的草根中直接選拔，但這與百姓的直接利益沒有關係。

所以，鄧右時期的81-85年，以一種不張揚的手法清算文革五種人，基本上打掉了這部分政治勢力。

鄧小平的改革開發政策，幾乎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這裏麵的核心障礙就是鄧的改革開放“大躍進”的想法。鄧小平以為隻要在全國各地全麵地搞開放，經濟就能夠直飛。事實上，能夠在中國搞供應、搞平均主義、極端地保持官吏的清廉這些毛左極端左派的做法不是沒有道理的。這與中國的絕對貧困和普遍貧困有關，這種貧困是無法依靠任何一種製度能夠迅速轉變的。這種政治經濟學的原理性規律，鄧小平們並不懂。無知者無畏，中共在中國的整個執政期間，最大的特征就是無知者無畏。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發政策並且企圖在工農兵三大領域搞活經濟、一切向錢看、解放思想，等所有的做法，並不是宇宙真理，能夠迅速地解決中國的總的問題，貧窮和騰飛。相反，幾乎任何一項改革開發政策都產生了正反兩方麵的問題。比如，東南沿海地區的迅猛發展，和內地、中原和東北地區的停滯。

但是，無論改革開發的利弊如何，卻對於貪腐卻是最大的有利。在毛左時代，最大的貪腐是走後門和特供。在鄧右時代，因為中共任何一個黨政機關，都是一隻手為公、另一隻手為私，各級黨政機關就是公有和私有的共存體，所以公私共同營私舞弊。中國的經濟在這種奇怪的經濟體製中走過30年，逐漸顯露出其本質，就是黨政行政機構是中國最大的政治經濟公有私有綜合體。圍繞著黨政機關的是非常少的民營企業家，他們的利潤幾乎是絕大多數用於行賄。而官員手中的權利巨大，把握全部國家的資源、資本，主導經濟發展，自主決策公有和私有的發展，並且毫無章法。所以，形成了今天的極端少數的官宦官僚體係與極大多數的人民的極端對立。這種官民的對立是建立在利益分配的極端的不合理的長期積累上，所以，這種政治形態是處於爆炸的前期。這導致官宦體係內部對中國生存環境失去安全感，而紛紛逃離。

如果鄧小平企圖從體製上提供更大的私有空間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開拓更大的空間，當年毛澤東把中國的官吏惡魔打入牢籠，後來的鄧小平把這個惡魔放出來，並且失去對這個怪獸的控製。

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