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台灣李敖"發狂"有感

看台灣李敖"發狂"有感 “現代文第一第二第三都是李敖。” 這就是他的狂言。 ——雖然如此，可我總覺得李敖的行文還不如龍應台和王哨兵。 文人，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出賣靈魂的人，不瘋不狂，靈魂就不能盡可能多地展露出來，作品就不夠真實，就不易感染人。李白醉酒吟詩，就是用酒把自己麻醉，把平常不舍得給人的東西都拿出來，這樣才能留芳千古。這在平常人看來，就是發狂；而狂歌才是心靈的傾瀉。 王羲之的蘭亭序千百年來無人能及，這和他所處的時代不無關係。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國家四分五裂，戰亂不斷。曹操以任人唯才立國；劉備靠忠義立國；呂布靠力大，也能占一城之地為王。文人墨客三天兩頭會突然沒了死人主人。文人墨客的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成了人們的笑柄。魏可以代漢，晉可以代魏。儒家的忠孝仁義，不斷地被嘲弄。文人墨客們為了填飽肚子，強顏歡笑事二主事三主，就象烈女事二夫三夫一樣；今天活著明天也許被別的君王砍了頭。兩晉時代的文人，就象是被十個男人輪奸過的烈女，要麽死，要麽不穿短褲。文人墨客們為了脫超塵世隻好追求虛無聊以自慰，竹林七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虛無到一定程度自然也就赤身裸體了。烈女是美的，美在對男人的忠貞不渝上；不穿短褲裸體也是美的，美在蕭灑放得開上。因此在兩晉時代，好些文人墨客，如王羲之，出門必帶棺材和酒，後麵跟著幾個扛鋤頭的人，走到哪喝到哪，死在哪葬在哪，常常赤身裸體奔走於鬧市。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和別的朝代的文人墨客比晉朝的更有兼容力，晉朝的書法成就為曆代書法所不如，就和這個曆史背景有關。王羲之就是這麽個開放得裸體滿街跑的“烈女”。王羲之書法的美，美就美在他的放得開上。現代有些畫家、書法家留著小辮子、大胡子就是學王羲之或和王暗合。這一點在蘭亭序裏用“放浪形骸之外”提過一下。王書聖光屁股，對中國人的打擊很大，曾有人當即指著我的鼻子說：“這是對中國的汙辱”。可事實上，王羲之就是這麽個光屁股穿街過巷的人。《強國諫》的作者王華剛，40歲沒談過戀愛，看著女人直流口水，不也有辱中國嗎?“不為商賈不種田，不練仙丹不坐禪。閑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這是唐伯虎的自我寫照。唐伯虎自以為在琴、棋、書、畫、詞、賦六藝上能揮灑自如，因號稱六如居士。古代的丫環，沒有嫁人的權利的，是可以自由買賣的，普通百姓也不屑娶丫環為妻。不過，在小姐不舒服的時候，從娘家嫁過去的帖身丫環可替小姐伺候小姐的丈夫，但生出來的孩子要歸小姐。唐伯虎娶秋香，可見他窮困到了何種程度。唐伯虎自如六藝，無恥的導演們就用六個老婆開六如當去汙辱他。屈原的品行才華超過唐伯虎，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領袖，可汙辱他的手段也超過唐伯虎：同性戀。嶽飛是秦檜殺的，——隻要對統治階級有利，什麽謊言都編造得出來。我號稱天下第一文筆，可謂吐辭為經，舉步為法；出於真理，出於正義，我寫了20來篇，並賦名《強國諫》，後人為什麽不可以用20個老婆來汙辱我？為絕後患，我要鄭重地告訴世人，王華剛是個四五十歲談不上戀愛，人人見而欺之的人；直至今日，衢州的大街小巷還時常能看到此天下第一問筆看著女人發呆的身影，——看到穿短裙的女人，那更是目不轉睛兩眼發直。 現實迫使文人放浪，放浪使王羲之本已無忌的靈魂更加裸露在外。無忌的人，就是正直無私博愛的人，再加上酒的威力，就把個活生生的靈魂擺在了紙上。酒後露真魂啊！當然，王羲之的靈魂是很美的。如果把個魔鬼的靈魂擺在紙上，肯定不美。我班有個書法家，醉酒寫字多年，結果那字寫的和他的身材很象，粗壯，四平八穩，因為他的靈魂就是那樣粗壯。正因為這樣，文科的第一課就講陶冶情操，苦練是沒有用的。王羲之的字是陶冶出來的，當然練習也是必要的。王羲之字的變化多端和他的博大胸懷是不無關係的。他能接受、容忍各種不同的事和物，譬如裸奔，而我們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因為我們沒有王書聖那樣的超凡脫俗，沒有王羲之那樣的瘋狂，我們的字也就不可能象他那樣為所欲為，變化多端。因此篇提及王羲之，故特意研究了一下《蘭亭序》，發現《蘭亭序》的最美處可能不在王羲之的書法，而在於序的內容。《蘭亭序》代表著晉代的所有文人，由王羲之執筆，是寫給後人的一封信。當時的文人料定後人”將有感於斯文“，寫序立碑是想告訴後人，曾經有這麽一群自由博愛的人，有的甚至自由博愛到了光屁股；目的是給後人留點精神食糧。《蘭亭序》裏的“放浪形骸之外”、“流觴曲水”和自由博愛的思想是一致的，這種一致和王羲之的自由奔放的行書巧妙地完美地結合了起來，這就是《蘭亭序》的魅力。如把《蘭亭序》寫成隸屬或正楷那就不倫不類了。可惜咱們這些不肖子孫，一味啃吃王羲之的書法，忘了自由博愛這個精髓，太過辜負我們的先賢的苦心。 現代衢州，有些女人一輩子隻和自己的丈夫和熟人說話，相逢必須要有出處，是同學或是別的什麽，這和王羲之比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一個自私而又可恥的極端 。 北宋的蘇東坡因一首詞而被貶杭州，他也曾指著王安石的鼻子說：“你不會有好下場的。”。放得開使蘇東坡的詞留芳至今的。王安石是個身上長滿虱子跳蚤的宰相，一個貧賤之極的宰相，當然不怕沒有好下場，到哪沒有跳蚤虱子呢?王安石沒有顧慮，所以他的官員家的土地也要收稅的政治主張十分正確。麵對滿朝的錦繡衣冠，王安石是孤掌難鳴，但絲毫不影響他政治上的英明。司馬光對封建社會是有偏心的，或是有所畏懼的，所以《資治通鑒》的禮莫大於分，分莫過於名就可保平安的觀點，在現在看來就顯得十分愚蠢可笑，當然《資治通鑒》不乏正確的觀點並顯現出飛動的文采。“文章憎命達，螭魅喜人過”。謹小慎微，不敢說心裏話的達官貴人，很少有膾炙人口的文章留傳後世。“自古聖賢多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也說明了羈絆顧慮的可怕。 在古時候，一百個自然人裏第一者為豪傑，一千個自然人裏第一者為英雄。英雄常有，可能讓英雄的才能充分發揮出來的社會製度不常有。不準映射朝庭，蘇東坡被貶杭州；不準辦廠做生意，中國四千萬餓死；不準批判共產黨，中國六十年出不了文豪。不準是多麽的可怕。不準篡權奪位，王羲之就不會光屁股，不光屁股，王羲之的書法可能就沒這麽好。所以文人還是瘋狂點好。瘋狂意味著沒有羈絆，意味著溶為一體，意味著忘我，意味著真情。治國也是如此，把權放給百姓，讓人們沒有羈絆，英雄豪傑的才能才能發揮出來，國家才能強大。共產黨管得太多，不相信人民，不忍心把懷裏的錢放給百姓，就象霸王一樣“印劚祝?蝗逃琛保?幸恢指救酥?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