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比較:關於中國人一盤散沙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中國人一盤散沙”，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似乎對此也非常認同。對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精神層麵、和客觀的社會結構層麵分開來看。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更清晰地發現問題的本質及其產生的根源。同時，為了更容易看清問題，我們拿與中國在曆史文化上比較接近的日本作為對比。例如、有的人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人一盤散沙的根源。對此我並不認同，隻要對比日本就能夠很容易地看清這個問題。因為儒家思想同樣是日本的基礎思想，是江戶幕府時期的官方思想。甚至連被認為是地道日本原創的武士道思想，也是源於儒家的“德目”。武士道理論的祖師山鹿素行最初就是林羅山下麵一個朱子學派。這說明了儒家思想並沒有將日本變得一盤散沙，而是相反。事實上來自中國的儒家思想極大地提高了日本人的社會性和組織性。
首先我們簡單地討論一下精神層麵。我並不認為中國人在精神層麵上真的是一盤散沙，如果是的話，中華文明恐怕將難以延續數千年而仍舊屹立於東方。我們知道唐人街遍布於世界各地，這大概是因為這些身處海外的中國人，即使生活在異國他鄉，也仍然希望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據《日本史》記載，在日本的江戶幕府時期，也有不少日本商人在東南亞生活，但自從江戶幕府實行了嚴格的鎖國政策，這些海外日本人斷絕了與本國的聯係以後，就慢慢被東南亞當地人同化而消失了。這一事實說明的是日本人在精神層麵上絕對不比中國人團結，其民族自豪感也要弱的多。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來自於曆史和文化，來自於悠久而博大的文化和漢唐盛世。中國人的確有地域意識，但同時也具有強烈的中華文明意識和民族意識。在精神層麵上認為中國人一盤散沙是不客觀的。
不過，孫中山先生說的不錯，中國人的確是一盤散沙。但是，這是在客觀的社會結構層麵。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的結尾總論部分指出“中國社會早已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所以在這個社會裏的一切力量都平鋪散漫，很難得運用。因其是平鋪的，散漫的，因此也無組織，不凝固”。同時又指出“既說是一盤散沙，就證明其非封建”。
那麽，是誰使得中國社會變得一盤散沙呢？他們又是運用了什麽樣的手段來達到這一目的呢？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希望鞏固中央集權的皇帝們。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通過科舉製度從根本上削弱了地方政府。自秦漢實現了國家統一以來，春秋戰國時期的封建製度破滅，封建諸侯國的君主們走下了曆史舞台。皇帝們的最大政治課題便是如何破除地方封建勢力、削弱地方政府，如何更有效地實現中央集權，以防止產生內部競爭者。隋唐實行的科舉製度，以個人文化水平作為評價標準，這有效地削弱了地方的豪門大戶和封建勢力對地方政府的控製，有效的加強了中央集權。經過曆朝曆代皇帝們的不斷努力，中國社會最終變成了一個平鋪的、散漫的社會。地方的統治機構也不斷的被削弱，地方在無力對抗中央的同時，也無力抵禦外侮，因為地方的統治機構沒有能力有效地動員和調動民眾。這一惡果在北宋和明朝首都淪陷以後表現地特別明顯，中國曆史上的兩個全國性少數民族政權的出現，也都是在科舉製得到廣泛運用以後，我們不能無視二者之間的內在關係。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開始進入中央集權製社會，在此之前，是一個軍閥割據的封建社會。推動明治維新的勢力以西部的薩摩和長洲兩藩為中心，並在此後控製把持了軍部。同時期的清王朝，由於沒有強有力的地方統治機構和封建勢力，即使清政府對外屢戰屢敗，不斷喪權辱國，卻仍然可以苟延殘喘。薩摩、長洲兩藩在日本明治維新中的作用證明了地方封建勢力在拯救民族危亡時期的關鍵作用。其實，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對封建製度的正麵作用已經早有評價。《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顧炎武希望武裝排滿，但是他感覺社會沒有可以憑借的力量。他曾經到過山西的一個裴姓村莊，村裏人的祖先做過唐朝的幾任宰相，直到明末仍然是幾百幾千家聚族而居。顧炎武看到這樣的村莊，認為社會要封建才有力量。外敵來了，縱使中央政府垮台，社會還有力量可以起來反抗。
封建式的地方政權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之上的，地方統治集團的個體之間有牢固的紐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具有更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和控製能力。而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官員，他們所組成的地方統治機構，相互之間並無牢固紐帶，是一種純粹的工作關係。而且官僚個人之間具有相互競爭的關係，即使是所謂派係，其組成也是不穩定的和動態的。加上皇帝們有意的削弱地方權限，增加地方政府的層數，地方政府更是不斷地被器官化了。脫離了國家這個身體，地方政府這個器官是不能獨立存活的，更談何反抗。當然不能反抗中央，也沒有能力反抗外敵入侵。
一個國家的製度、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是由什麽人組成的，對這個國家的國民性格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把一個國家比喻為一個人，中國就是一個文人，日本就是一個武人。因為中國從隋唐開始實行科舉製，而日本一直是一個軍閥割據的封建社會。自隋唐實行科舉開始，到了晚唐時期，門第就已經消亡殆盡了，這一製度固然有益於消滅地方封建勢力，鞏固中央集權，防止內亂發生，維護社會安定。但是其對中國國民性格的形成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模仿他人，崇拜權力。讀書的文人被社會所模仿崇拜，慢慢地社會也就逐漸文人化了。所以到了今天那句“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仍然為人們所接受。所以日本可以搞軍國主義，中國就搞不了。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中下級軍官、甚至軍校的學生們都紛紛組黨結社，試圖吞並朝鮮、對外擴張，試圖按照他們自己的想法改造國家和社會。這些年輕軍人通過暗殺等暴力手段從肉體上消滅反對者和不合作者、製造恐怖氣氛。軍人們最終把日本引向了一條全麵軍國主義的道路。這是因為長期統治日本的本來就是軍人，武人執政在日本有著天然的合法性，並被社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中國一千多年的文人統治和對軍人的刻意壓製，已經徹底消滅了武人執政在社會倫理上的合法性，而文人掌握權力被中國社會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所以在中國發起五四運動的是大學生。說的誇張一點：“在中國，穿著軍裝拍標準像的領袖，是注定要失敗的”。中國人缺乏應有和必要的侵略性，正是中國人整體文人化的結果。軍人的特征是強烈的等級性和侵略性、以及對紀律的絕對服從，軍人的天職是服從，這一點在日本國民的身上體現的十分充分，而這正是日本人長期處於世襲軍人的統治之下，社會對個人的評價方式與中國不同的必然結果。而文人的特點與軍人恰恰相反，表現為是鬆散無紀律、缺乏服從意識、自我而傲慢、無拘無束、缺乏必要的侵略性，而且個性強烈又文人相輕，但是也有理想化、寬容博愛的一麵。現在中國的許多問題、種種現象，在國民性這一本質原因上都能找到相同的病根，比如中國男足的一半病根就在於此。
在此我並不想否定科舉製的時代進步性，這個製度使得更多的人有了平等獲得權力的機會，社會變得更加文明進步。西方的文官製度也是起源於中國的科舉製。其實，如果天下太平、社會安定，人們不被生存的恐懼所困擾，是沒有刻意地“團結”到一起的現實需求的。但問題是這個製度出現的過早，科舉製對於冷兵器的野蠻時代來說過於文明進步。同時，這個過早出現的製度，對我們這個民族產生了怎樣的決定性影響，也是我們應該有所認識和理解的。
最後，我想圍繞主題簡單地談談日本的公司。既然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同樣實現了中央集權，廢除了軍閥封建製度。那麽，是不是說現在的日本人在社會結構上同樣變得平鋪而散漫了呢？對此問題，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日本的公司。日本的公司（尤其是大企業）有三個與眾不同的特點：終身雇傭、年功序列製、新卒采用（新畢業生采用，哪怕畢業了僅僅一年也不考慮錄用為正式員工，全世界隻有日本和韓國采用這種製度）。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製在公司內部有效地建立了穩定的等級秩序，而新卒采用則保證了公司的所有新成員都從底層做起，這樣可以有效的把新成員融入到已經形成的等級秩序之中。加上日本人從幼兒園開始接受的集體（服從）意識教育和訓練，日本的畢業生可以迅速融入這種前後輩、上下級之間等級森嚴的組織之中。可以說，明治維新之前的那種以等級秩序和小團體意識為特征的封建集團，已經投影和映射到了現在的日本公司之中，特別是那些傳統色彩比較鮮明的日本大會社。這可能部分因為社會慣性，部分因為社會精英的有意設計。
補充：日軍數量在1930年為25萬人，到了1937年發動侵華戰爭時大約65萬人，1938年大約205萬人。如此急速的征兵居然不影響日本軍隊的戰鬥力。這部分原因就在於日本國民在等級製度下，受到了軍人般的服從訓練。
陳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