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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長慰安婦言論的文化根源
(2013-08-10 06: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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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長慰安婦言論的文化根源
大阪市長橋下關於慰安婦的言論,遭到了周邊國家和美國的強烈反對。橋下於5月13日聲稱“戰爭中慰安婦製度是必要的”,他表示自己願意與訪日的前慰安婦會麵,希望問問她“是如何當上慰安婦的”。此外他還向記者透露自己在5月初訪問衝繩美軍基地的時候,曾向接待他的美軍高官建議“駐日美軍充分利用日本的色情業”。麵對來自各方的抗議和譴責,橋下在5月19日僅僅對他“說了讓人產生誤解的話”表示道歉,但不收回自己的慰安婦言論。至於建議駐日美軍利用色情業一事,橋下事後的辯解是“自己缺乏國際感覺(常識)”。
橋下的言論讓人極度厭惡,令人極度失望。為什麽律師出身的大阪市現任市長,言行如此缺乏作為一個人的基本道德呢? 其實不僅僅是一部分極右翼政客,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日本主流社會對這個問題采取的也是一種不承認、不認罪的態度。 讓我們試著從日本文化中尋找部分根源。容易使人產生困惑之處是,日本在曆史上學習吸收了大量中國文化,與中國相似的地方很多。但日本文化還是存在著異於古代或現代中國的獨特之處。今天的日本是一個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的社會,從東西方文明分別吸收了一部分文化和社會倫理。從中華文明,日本取的是“禮”,但不取“仁”。從西方文明,日本取的是“法製”,但不取“宗教”。
在社會倫理層麵上,日本是一個重視禮儀、禮貌、規矩,輕視仁義、道德的社會。《菊與刀》一書有這樣一段論述:
"在中國,比“忠”和“孝”這兩種美德更崇高的是“仁”...如果統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效忠與否,完全取決於仁與不仁。...中國倫理觀點的核心一直未被日本所接受。...即使作為學說也從來沒有被完全接受過。...事實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倫理體係之外的道德,不可與在中國倫理體係中所占的地位同日而語。...“仁”被徹底地剔除於日本的道德體係,因此它僅是指在法律範圍之外做的某種事兒。...“行仁義”還在“法律範圍之外”的另一種意義上使用,它被用來形容地痞流氓之間的感情。"
日本不取“仁”顯然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我們知道“禮”是具有等級性質的社會行為規範,是一種對個人行為的“外部約束”,這正是日本產生強烈“恥文化”的原因。而“仁”重視內心的自律,是一種對個人行為的“內部約束”。一個在社會倫理上重視“內部約束”的社會,對社會現象和事物的最終判斷和評價權,在每一個個人的心中。一個重視“外部約束”的社會,其最終的裁斷和評價權掌握在社會上層、既規則製定者的手中。與此類似,西方文化中的“法製”精神,也可以歸類為“外部約束”,基督教“宗教”信仰則屬於“內部約束”。進一步而言,“禮”對個人行為的規範,會隨場合和對方身份地位的不同而變化,因此日本人很強調“立場”。與“禮”的這種變化的柔性不同,“仁”適用於所有社會成員、是具有一般性的剛性原則。偏重“禮”抑製“仁”的社會倫理顯然是不平衡的,這導致了日本社會強烈的等級意識和對上級的絕對服從精神,而這種盲從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要根源之一。
正是這樣一種失衡的社會倫理對個人的塑造,日本人輕視空泛的一般性原則,重視一個一個具體的現實問題,重視事情發展的結果,特別具有務實精神。曾經獲得過意大利共和國功勳勳章、日本文化功勞者獎、紫綬褒章等眾多榮譽的日本女作家鹽野七生,在她的《羅馬人的故事》叢書第一冊的小結部分,就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這一理念,認為“熱衷追求這一理念的民族沒有能夠實現它,反而是選擇了相反生活方式的民族卻部分的實現了它”(這句話很像是為日本今天的經濟成功做辯護,盡管日本被認為是一個高度等級化的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作者甚至認為“20世紀末的紛亂乃是受害於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就在5月22日,東京都的豬瀨知事提議為了讓“東京的金融市場在世界上最早開始交易”,他建議“把日本的標準時間提前兩個小時”。我們也能看出這個想法本質上是:重視一個“較為具體的目的”,而輕視一個更為“廣泛的原則”。實際上日本人並非不懂道義這類空泛的原則,關於“北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和“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問題”,不論是日本媒體還是政客,他們的言論都是既符合自己的現實利益,又符合人道主義原則的。俗話說“百年樹人”,日本培養的政客們恐怕還要繼續讓我們失望很長一段時間。
陳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