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日本民主黨政權外交的搖擺和基調--之1

分析日本民主黨政權外交的搖擺和基調--之1

　　日本與中俄韓三鄰國有難以解決的領土糾紛，與北朝鮮之間的日本人綁架問題，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也是極難達成妥協的。然而就美日關係而言，日本真正以實際行動踐行了古人的教誨“忠臣無境外之交”。日本自認為從明治維新開始追隨學習英美，因此國家走上了繁榮昌盛的道路，二戰之前則因為挑戰英美遭受了慘敗。因此戰後堅定的追隨英美，特別是超級大國美國，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也是日本外交的基調。

　　從鳩山由紀夫內閣於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上台開始，到野田佳彥內閣於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下台為止，日本民主黨政權經曆了大約３年３個月的時間。這段期間以鳩山由紀夫內閣於２０１０年６月８日下台為界限，日本外交可以涇渭分明的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表現為“向東亞傾斜並尋求日美對等關係”，後一個階段則是“徹底反華和積極修複日美關係”。

　　鳩山由紀夫政權時期日本輿論主要有兩個聲音。一個聲音是向東亞傾斜，積極推銷所謂“東亞共同體”。另一個聲音是試圖大幅度調整日美關係，將日美中三國定位為對等的“正三角形”關係。鳩山內閣時期的日本不僅大力鼓吹疏遠美國的對等關係，而且在衝繩的普天間美軍基地遷移問題上向美國發難，試圖在收回普天間基地的同時，拒絕提供自民黨政權時期允諾的替代土地。這一時期我們還可以在日本的主流媒體上，看到許多美軍人員及其家屬違法犯罪的負麵報道。由於鳩山政府積極提倡“東亞共同體”，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日本人對中好感指數也從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的３１.８％上升到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的３８.５％，同時期對中厭惡感指數則從６６.６％下降到５８.５％。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份統計的日本人對美國好感度指數，並沒有簡單的反應日本社會輿論的聲音，反而上升了５個百分點，到達了７８.９％。實際上，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顯示，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１年之間，不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日本的對美國好感度都保持穩定，最低６７.５％（１９８６年），最高８２％（２０１１年）。日本高度重視日美關係的心內狀態可見一斑。

　　打算尋求與美國對等關係的鳩山政府最終維持了不到一年。菅直人政府２０１０年６月８日剛剛走馬上任，同年９月７日就發生了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捕中國漁船的嚴重外交事件。日本人的對中好感度指數在２０１０年的１０月也跌回了２０％，厭惡感指數則上升到了７７.８％。對這個指數我們不能理解為是漁船事件導致兩國關係惡化的結果。主動實行非法抓捕的是日本政府，那麽導致兩國國民感情惡化也必然是考量之內的事情。實際上，隻要我們觀察日本內閣府公布的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１年之間，日本人對中好感度指數，就能夠發現日本人對中好感指數明顯變壞的轉折點，是發生東歐巨變和柏林牆倒塌的１９８９年。《黃家楊：戰後六十年來日本人怎樣看待中國》一文有如下描述：【60年代後期，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日本對中國的厭惡感一度超過蘇聯。～1979-1988年，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根本變化，約七成民眾對中國抱有一種親近感，與美國幾乎不分伯仲。】從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蘇聯解體之前，日本人的對中好感度指數上升的時期與中美關係改善的時期幾乎吻合。如果說這個好感度指數即使不是一個“指導性參數”，也可以說受到了操縱。這個指數反映了日本對中國的真實態度，隻要這個對中好感度指數上不來，日本政客和官員嘴裏所說的對華友好就是謊言。

　　有一個疑問是，日本的鳩山由紀夫政府真的希望一蹴而就，擺脫美國控製，實現日美對等關係嗎？恐怕擺脫美國的控製不是這麽簡單的事情。如果日本真的打算擺脫美國，那麽在衝繩普天間美軍基地問題上向美國發難的同時，有必要大張旗鼓的宣傳“東亞共同體”嗎？我們必須承認日本至少是一個擅長戰術的國家。在兩條戰線上同時向美國開火，似乎是有意的打草驚蛇。蘇聯解體之前，美國在日本駐軍一是要防備蘇聯，一是要看住日本。在一個沒有蘇聯的時代，日本的地位變得很微妙，日本最怕的是中美關係走的越來越近。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日益緊密，甚至出現了中美G2的倡議。奧巴馬於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就任美國總統，這位民主黨總統重視對中國關係。日本人對奧巴馬總統在國情谘文中多次談及中國，而對日本隻字不提，不可能坦然接受。拋開可能性的大小不談，對日本而言最壞的劇本是中美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哪怕是像日美安保條約那樣限定區域的條約），從美國單獨看住日本變成中美聯合看住日本，這樣日本不僅將永遠無法在政治和軍事上翻身，而且隨著對美國而言日本戰略地位的進一步下降，日本的經濟地位也會遭到進一步削弱。因此，鳩山由紀夫政府向東亞傾斜，公然要求對美對等關係，給人的感覺是“會鬧的孩子有奶吃”。

　　日本暫時向東亞擺動隻是手段而是不是目的，是在為擺回美國儲備勢能。民主黨的第二任首相菅直人政府，果斷的重新點燃了釣魚島領土問題這個無解的死結，隨後的野田佳彥政府又斷然“購買了”釣魚島。在釣魚島挑起事端製造矛盾和緊張對立，可以將法律上負有保護日本義務的美國拖進中日對峙。如果最終可以製造中美兩國的政治和軍事的尖銳對立，那麽日本的目的就達到了，日本將在美國那裏獲得更好的政治地位。野田政權幾乎是為了破壞中日關係而破壞中日關係，例如他希望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號和１３號訪問中國，挑選的時間是南京大屠殺紀念日。野田在２０１２年７月７日宣布日本政府要“購買”釣魚島，挑選的時間是七七事變紀念日。野田政府通過內閣決議正式“購買”釣魚島不僅是在國際會議上與中國領導人交談一天之後，更是在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幾天之前。這些時間點的選擇向美國和世界表明了日本徹底反華的根本立場。日本試圖將中國描繪成一副冷戰時期蘇聯的形象，不斷鼓噪“中國威脅論”，企圖在國際上製造“對中國包圍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旬，日本外相跑到歐洲法英德三國去“解釋說明”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並希望借這３國左右國際輿論的能力，製造日本所期望的國際輿論。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日方把安倍首相的親筆信遞交給NATO秘書長，指責中國威脅到了東亞的安全環境。２０１３年２月５日，在安倍首相訪美之前，日本開始炒作中國軍艦使用火控雷達鎖定了日本的軍艦和軍用直升機。日本一意孤行的破壞中日關係，甚至不惜挑起軍事衝突，威脅在釣魚島海域使用信號彈，這些所作所為有向美國逼宮的意味，為的是要求美國重視並選擇自己。因為對日本而言美國太重要了，日本戰後的經濟繁榮要感謝美國扶持，日本從１９９１年開始了“失去的十年”，也正好反映了冷戰結束以後，對美國而言日本戰略地位的低下。今天安倍晉三首相提出日本要做“亞洲的領袖”，恐怕不僅僅是說給日本國民聽的，這是不是在要求美國繼續扶持幫助自己，由日本（而不是中國，或者印度）來領導（經濟上和政治上，甚至是軍事上）亞洲？事實上，配合美國的步伐，日本向東南亞的某些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提供軍用艦隻，本身就是為美國分擔責任，為“自由世界”做貢獻。

　　戰後日本外交的核心是對美關係，這是基調。與其他國家的關係都是如何圍繞著對美關係而言的，調整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可以增加對美交涉的籌碼。日本與蘇聯在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簽署了《日蘇共同宣言》，宣言中雙方同意所謂“北方四島”中的歯舞和色丹交給日本，具體交割時間規定為在日蘇簽訂和平條約以後。但是，直到今天日俄也沒有簽訂和平條約，原因在於日本的要求增加到了４個島。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９日，美日兩國簽訂了新的《日美安保條約》，規定了美國在法律上有保護日本的義務。日本幾年前與蘇聯眉來眼去，似乎是為修改安保條約增加談判的籌碼。因為這個新的《日美安保條約》，與美國與菲律賓簽訂的軍事同盟條約不同，並沒有規定日本有保護美國的法律義務，它是單方麵的，是日本以基地和設施（物）換取美國軍隊（人）的軍事保護。冷戰時期的美國希望日本為“自由世界”提供更多的軍事協作，希望日本的軍隊可以派往海外協助美軍，但是日本人堅持說他們的和平憲法不允許“集體自衛權”（沒有了蘇聯，今天安倍首相希望和奧巴馬總統討論“集體自衛權”，對美國而言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在冷戰大背景下，美國不僅擔心日本軍國主義複活，更擔心日本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為了拉攏日本而不情願的簽訂了新日美安保條約。至於日蘇和平條約，如果後來簽訂了正式的日蘇和平條約，那麽蘇聯這張牌也就打出去了，對美交涉顯然是需要這張王牌的。

 

　　東京　陳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