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細節－－《小裁縫》

　　一位評論界的朋友（王老師）告訴我：《巴爾紮克與小裁縫》不錯，值得一看。正好我的存貨中有，更因為王老師一向以犀利和華麗的評論著稱，於是騰出時間來學習。 　　可能是盜版的《小裁縫》至少在圖像上還說得過去，沒有中途撂挑子，讓我看完了。不過，第一場戲便給了我一個印象，讓我覺得王老師的話值得懷疑。 　　１９７１年，兩個下鄉的知青受到當地生產隊長的盤查，當隊長決定要將怪怪的小提琴燒掉時，知青慌忙說：它可以演奏出好聽的聲音，於是便主動演奏了“莫紮特熱愛毛主席”蒙混過關。如果作者有一定的曆史常識的話，這裏絕對不會讓劇中人演奏莫紮特，當時學習器樂的（無論城鄉）必定會演奏《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流行歌曲”，絕對不可能在由生產隊長決定小提琴命運的關鍵時刻把莫紮特請出來。當然，也許導演覺得讓隊長補充上“莫紮特永遠想念”會更有幽默感，可是，這一細節上的失敗導致我對整部作品的真實性和操作的認真程度產生質疑。“學習”開始演變成“考核”。 　　給村裏人“講電影”本來應該是很好的一個情節，但是導演以２１世紀的價值觀來“闡釋”角色，讓他們將人性，同情和善良傳播給村民，願望不能說不好，但是與時代背景脫節，顯得很做作，自然也就失去說服力。率領村民們在河邊高呼“毛主席萬歲”似的高呼“巴爾紮克”，實在有些滑稽。 　　歡送四眼的一場戲，人們抬著一頭剛剛宰殺的水牛，說牛肉很好，至少要賣５塊錢一斤。根據當時的物價水準，這實在有些離譜，７０年代初即使在北京上海，牛肉也不會賣到這個價格，更何況鄉下呢？ 　　同樣在歡送四眼的過程中，兩個主人公去偷書，本來應該是很出彩的一個情節，但是在肖雄媽媽問“沒丟什麽吧”之後，四眼回答“放在魯迅全集下麵的外國小說一本都沒丟”，實在是太明顯的“做戲”，台詞上的過於明顯的“鋪墊”使劇情的真實性再次打折。 　　“裸泳”和“水交”即使在今天的大都市裏也算是最最前衛最最新潮的了，在７０年代的山區？很容易讓人懷疑導演的動機，是為了表現知青與農家女的“返樸歸真”還是為了讓洋評委“開土葷”？ 　　盡管“用法國小說誘惑醫生出診”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但是直到“拉小提琴為手術放哨”，一係列發展都很牽強，盡管有戲劇效果，但是缺乏說服力，任意編造的色彩過於濃厚。 　　尤為不能讓人接受的是，小裁縫做完人流後，決定“去大城市闖一闖”。老天爺！這不是７０年代初的現象，即使在８０年代初也是最最前衛的舉動。她有介紹信嗎？有全國糧票嗎？巴爾紮克泉下有靈，也會對自己的誤導道歉的吧？也許導演想利用這一手法將“巴爾紮克與小裁縫”的戲劇衝突提出來，但實在過於荒誕，尤其是遠離了社會文化背景，難以令人信服。這已經超出了“細節”的範疇，可以說是該片的最大一處“硬傷”。 　　片尾，“出人頭地”的音樂家從法國回到當初插隊的山村，跳入水塘一場，顯得過於“羅曼蒂克”，可以說脫離生活太遠。 　　劇中人的對話９０％以上是模仿四川方言。但是我聽起來卻很蹩腳――盡管我不是四川人，但有不少四川朋友。比如，四川話多把“是”讀成“si”，“成都”的“成”讀做“參差”的“參”（三聲），而劇中不同的角色多次將這些讀音發成不同的讀法。另一個解釋就是四川內部也分不同的口音，但是我想問導演，何必要演員們費勁巴拉地學方言來進行表演呢？難道用普通話對白會使片子的藝術價值打折扣嗎？我聽著劇中人用蹩腳的方言反複重複著“巴爾紮克”的時候，強迫症般地使我聯想：不知道導演是否聽過一個河南老農的笑話，“莎士比亞？” 　　我不是說非要將《莫紮特熱愛毛主席》改成《我愛北京天安門》，把牛肉說成２塊錢一斤才算得上“真實”，但是，一部漏洞百出，磕磕絆絆的作品無論如何不能被稱作合格的作品。實際上，“文革中，兩個下鄉知青同時愛上了村裏的小裁縫”這一故事還是能夠成立的，但是由於細節上的過多失誤，不由得使人懷疑導演的敘事能力，進而影響到對該作品的評價。 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細節”的重要。《陽光燦爛的日子》中有這麽一個情節：馬小軍抱著一盒冰棍進屋，被事先準備好的於北蓓抱住，強行將口紅印到他臉上。馬手中的冰棍正是目前市麵上已經斷檔的三分錢一根的紅果冰棍，連那種印刷簡陋的包裝紙和粗糙的紙盒都與當年的實物毫無二致！想必拍片時美工沒少費工夫。當然，該片絕對不是因為這一絕對不起眼的道具才獲獎的。但是，薑文的這種在細節上的“真實”在中國導演中是絕對難能可貴的，因此我才會被感動，才會為之折服！很多觀眾或許不會注意到冰棍的包裝紙或者牛肉的價格，但是作為一名導演則不能不注意，上綱上線地說，這是一個導演對待藝術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態度！ 　　最後，借用侯德健的一句或許過時的歌詞來敬告年輕的，有機會拍片的導演們：“他們需要學習的，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