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轉貼：《鬼子來了》劇組內外

本文作者ＹＤ為《鬼子來了》劇組中一主要成員，是俺的朋友。感謝ＹＤ老師貢獻此文，以饗大家夥兒： 1998年10月13日 我自從離開校園（1987年3月可能記錯）到日本整整11年半。從無寫什麽東西的衝動。今天偶然從北京電視台記者手裏得到一本《誕生》是薑文等人寫的關於《陽光燦爛的日子》的一些文字。使我終於改變了我的原則。從前每當看到一些好的文字，心裏嫉妒非常，便常常自我安慰。我是一個搞電視的人，可以通過圖像語言，所以曾有些雜誌和報紙（在日本人辦的）的朋友請我寫一些東西。我常常推辭掉。一來是沒有欲望，二來是沒有自信。因為在日本十一年半的生活，沒有讀過正經的書，我的寫作能力可能完全被日語所吞筮掉了。 但我今天終於坐不住了，像一頭很久隻吃雜草覓食不到獵物的肉食動物，有一種很瘋狂的吃肉飲血的欲望，也有一種天降大任於斯人的責任感。想找出筆和紙寫一點我的衝動。而且打算明天去買一大疊紙，把我沉睡了幾乎十二年的這期間沒有意識到的這種欲望一點一點地宣泄出去。而且寫出上述文字令人吃驚的竟無一錯別字（自我判斷）。因我寫電視節目解說詞（日文）的時候常常寫不出曾經令我極熟悉的漢字。因為日文理即使不會漢字也可以寫清楚意思，這就給一些不講原則的人（比如我）偷懶的機會。 其實今天寫一些文字的衝動的起因是這樣的。 我自己的攝製組（NHK亞洲情報交叉點）、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和北京電視台的朋友們在采訪時，我很不經意地講了一些話，事後我覺得蠻是那麽回事，增加了我一些自信。 加上他們臨走送給我的這本書（前麵說過），我讀了幾頁，發現了很多熟悉的人的名字（這次《鬼子來了》的工作人員）便很興趣地讀了下去。這次拍電影，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絕好的重新反思自己的機會。因為在日本的生活裏我好象是一個遠離人群的一種叫做人的錄長類動物。我失去了野生的環境，被人關在動物園裏，像掉進一個大大的物質文明的黑洞。不再思考人這個命題，不想再回到原始的我不想做人,而且有些樂不思蜀了。 從進組以後，已經整整2個月做人的本能漸漸的蘇醒了我找到了一種非常適合我的生存方式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生活模式。我擁有很多自己認為是的自由時間（其實，我在日本生活的這段期間裏，也同樣擁有，隻不過沒有意識到它是，而荒廢掉）。我可以做我以前最不願意做的事，因為我別無他慮。我的工作已無任何壓力，不拍戲的日子，我像一隻獵鷹，擁有自己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天空，可以自由地去吃肉吸血，我每天早起跑步（已減了十公斤肉），做平時最不願意的和自己過不去的事情，讀平時最讀不進去的書。上學的時候讀康德、薩特，全部都是一知半解，有時是為了博一些幼稚女學生的歡心。在眾人聊天時可以很方便地夾雜一些叔本華、黑格樂、尼采等人的名字。而現在我終於能很靜下心地去讀他們，去體會他們的精神世界，而且也開始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今天讀了《誕生》這本書，開始是讀一些熟悉的工作人員文章，覺得比哲學的書好懂，而且親切。正好組長（組裏人統稱組長、也有人偷稱之為毛主席，還有人稱大爺、皇上、老虎）路過門口，既然是他的書便請他幫我寫幾句話，我長這麽大從未要過別人的簽字，因為我是一個自高自大的人，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自戀狂。但這次拍攝影，我覺得薑文確實很多地方有其過人之處，是我所敬佩的身邊中國人中的一個，很多地方我是過猶不及的。他在書上寫了一名日語，DO SI DA NO？抽空看看也行，我將此話鄱譯為你他媽瘋了，怎麽連這種書也看。他每天跟隨我們學日語，最近嘴上老褂著DOSIDANO這句話。我想他可能經常用這句話問自己。 我後來在書的扉頁上寫困了，就讀這本書吧，意思是說①讀了就不會困了②讀了就馬上可以睡著。我現在就接著讀下去。 Ps 以前我大學同學對我說，看了<<陽光燦爛的日子>>以後，感受到了一種心錄的震撼，我也有同感，所以對<<誕生>>就更多了一分興趣。補充一句，〈陽光〉的音樂實在是太好，不知這次崔健能否寫出更好的音樂（可能聘為作曲擔當）。 Ps 在日本的這些年裏，我沒有讀任何一本叫做“書”的書。而且沒有去過任何一場交響音樂會，盡管上學時曾每周省下一次飯票去海澱劇場。 初見薑文 其實對我來說寫作是一件非常駐崇高的事情，所以我隻敢“寫”而不敢“作”。我想寫一些東西，是因為近年來，我的周圍一些朋友紛紛動筆在寫作，就像他們在一個房間同一個淫亂的女人做愛，而我站在一旁而無動於衷。而我現在突然醒悟，我也是“人”，我怎可袖手旁觀而不躍躍欲試呢？ 我初見薑文是98年6月的某一天。因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錢波的介紹，讓我去幫他演電影。因我剛剛拍完專題片，正好趕上休息幾天，所以便馬上答應了。我們在北京一家賓館見麵，他正在樓道打電話，但我一眼就認出他，不知怎麽打招呼，開始想叫“薑老師”，但覺得年齡相仿，便說“薑導演你好，我是袁丁”。因為我看過他的多部影片，因我不是演員，對他的演技並非十分恭維，但做為所搞影視“同行”，（其實並非如此，因中國的電影水平如日中天與電視水平幾乎相差萬千），我對他首部指導影片“陽光”有一種頂禮膜拜的感覺。因為他確實使我心靈震憾，使我混身驚悸。讓我有一種很長時間沒有做愛而突然在我鍾愛的女人身上發泄的感覺。這種感覺我最近有兩次，另外一次是讀我的大學前輩王小波老師的著作。他是78級，我是82級又同是學理工出身都喜歡（story of 0）這部小說及電影，正好做我的老師，看他的書有一種如飲甘露，暢酣淋漓的感覺。當初看《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影片時，我看了一些日本影評，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我覺得他們懂什麽，他們有文革嗎，他們有革命的青春嗎？而這些日本影評又恰恰地超越了革命，竟然和我有同樣的感觸。使我十分搓火懊悔。後來竟然聽說歐洲人也有同樣的感覺，這終於使我懂得了原來青春並無國界，那些表現青春的一些曆史景觀隻不過是一些手段，青春是每個人切實切真的感覺。她有時是革命，有時是性的衝動，有時是盲目的犧牲，的時是無視傳統的挑戰，但她無論是什麽，她永遠是一種超越國界的真真實實的感覺。她在黑色煙囪中爬出，在“瓦西裏、列寧”！聲中喧鬧，盲目在房頂上走動，在十米跳台上躍入水中，在“鄉村騎士”的音樂伴奏下，她欲生欲死，欲存欲滅，美不可言，真不可述。（以上是陽光燦爛的鏡頭）。 我原以為幫朋友幾天忙。但馬上可返回來做一些本職工作。沒想到讓我演的角色竟然是一電影中僅次於薑文的角色，（薑文自導自演）。而且說至少要三個月的時間。這讓我大驚失色，因我已有十分理想的工作和收入，如果接受會給我帶來經濟上“巨大”的損失。我們見麵聊了20分鍾，薑文說希望你演，我當時看我能否請下假來，實際是準備在這期間再權衡利弊，而且我當時為自己心理上能承受找了一個借口，人生並不全部為錢，便答應了。 我和薑文一見如故，因我倆都是B型血（後來知道），有很多以心傳心的東西，日語有句話叫一期一會，我想這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東西。後來回到東京一個月後，副導演馬上來電話讓我告訴他衣服尺寸，我再三確認知道已經定了我。聽說這次選取翻譯官這個角色看了很多人，花發很長時間，但最後為什麽偏偏是我，而且一次到位。我的心裏極其予盾既興奮又失落，就像久久追求一個漂亮女人到了手以後的那種感覺。其實我當初見到薑文時就非常駐想演這角色，因為除了收入以外的弊端，還有很多益處。①可以成名（因為片子要參加戛納電影節，而且攝影是獲奧斯卡攝影獎提名的顧長衛老師。創製人員全部是一流的）而且我極迷信薑文的導演能力。②可以學到很多電視裏學不到的東西。③我拍視已十年拍同一檔節目已經六年多，已經感到黔驢技窮。毫無創意，雖也備受台裏推崇，但自知水淺石出，便總想找一機會出去周遊列國，充一下電，再做打算。這對我未嚐不是一個好機會。何況一不小心出了名將來拍電視也方便。 以上便是當初薑文談時便下不了決心的原因。可是如果客觀上出了一點變故，那就聽天由命，這也是一些僥幸心理。但是命是如此。①台裏領導大力支持，同意給我3個月的假期。②薑文又偏偏挑中了我，有些生不逢時，又幸災樂禍的感覺。注（已拍了2個多月，隻拍了三分之一，看來我真的要失業了，這次才真是大難將至。）反思在日生活，我們是不是走人生這條路的時候被一種魔力所糾纏，而過多地追求了一些物質上的東西。當然這也因為日本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殊。客觀環境所造成有關。因在經濟上她在幾乎30年的時間裏走完了西方國家100多年要走的路，這必然要導致經濟和文化的脫節。因為人可以在物質發展上創造奇跡，而在精神上是絕對不可以的。千百年的聖哲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如布魯諾、哥白尼，他們付出生命一定要說地球是圓的，太陽是中心等等，對我們在日本生活的中國人來說，肯定絕大部分人會說，真他媽傻B，何必呢）才換來了今天的精神世界。而日本的經濟上的高速飛躍，就造成就了日本人的“方便文化”為了符合經濟上的要求，你可以一天就成為“貴族”，學會使刀叉的方法（其實那手拿刀叉，喝湯出聲又他媽有什麽關係呢？如果你真正地領略了真髓），學會社交舞蹈，聽歌劇，講民主，吃巧克力等等。正因為這種特殊的環境，便使我們本來有血性的中國最後變成像宦臣一樣，沒有性欲，退化成食草動物，喪失肉欲，毫無精神追求。這當然與我們自己也有極大的關係，並非完全是日本社會的責任。有時我會覺得，這種自我批判等於是一種自我欣賞，因為做為人很難達到“雲在青天水在瓶”的境界，這曾是我無數次所追求的。但是沒有自我批評的日子，則是更黑暗的日子，困為我們的祖先告戒我們，“吾日三省吾身”（孔子語），我們有幾個人能夠真正在這種物欲橫流的社會裏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呢？提到孔子，使我們想到統治了中國幾千年思想領域人他老人家推崇的“仁義禮至信”擁有號稱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偉大人民，現在竟然背著她的曆史文明道行逆施。我們現代中國人如何麵對他老人家的光輝思想，而問心無愧？。孔子老師說：“君子謀道不謀食，不義而貴且富於我於浮雲”而我們在日學人有多少人被食所迷而離於道，即使做錯了事情也不肯寫檢討書呢？孔子老師還說君子有五美“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而我們又是無日不費不怨不貪不驕不猛。孔子老師又說君子有三道“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而我們又是無時不憂不惑不懼。麵對祖先的教誨，我們是否無地自容？我在日常生活工作近十二年，這次回國長居才真正了解到自己是何等到地無知。我追求到了所有自己曾經夢想到的東西①美食②美居、名車③女人（按照人類的基本欲望排列食欲、睡眠欲、性欲）才知道自己整整地失去了十二年的青春、理念做人的衝動，做人的起碼準則。也許有了物質基礎，我才可以這樣說。 當我認識到這一點之後，它讓我難以成眠，讓我消瘦，讓我漸漸地蛻化成人。 1998年10月26日AM3：00 軍事訓練 8月上旬我開始結束總是無所拘束的一匹狼的生活，正式進劇組。剛一進門就讓薑文給我一個下馬威，摘一耳環，剪掉一頭雜色頭發，變成了一個三十年代的漢奸頭。樣子非常像我們在日本常吃的椎茸也就是一個大蘑菇。最讓我心痛的是留了五年的小辮子被剪掉，差點掉下眼淚。因為我以前也對女孩子說誰剪掉我的小辮子，我就賴誰一輩子。我們的化妝師和我名字發音極像，叫袁斌，比我小一歲。在組裏至今不少人仍然叫混。她長得不算漂亮的那種，但極樸實，文靜裏透出一種才氣。平時話不多，但一說話就讓人心涼，這倒讓組裏很多男人總想著去套幾句熱乎話，但人家從來不掏心窩子。有一種“零落成泥碾做塵，隻有香如故”那勁兒。剪頭那天，袁斌也在場。我心裏透著僥幸，心想如果是她剪，我也就罷了。即使賴上一輩子也不虧。誰知偏偏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給我剪頭的是一個半大小夥子叫陳偉，負責劇務也就是大家的生活管理員。而且這小子手藝還不錯，氣得我打掉滿咀牙哽往肚裏咽，心想你小子沒事起什麽哄呀，賴誰我也不能賴你一輩子呀！命中注定，迄今我許下的大多諾言，從未兌現。 8月15日我和從日本來的5名演員及日本留學生在北京鄰縣的一家武警基地開始了2周的封閉式的軍式訓練。 薑文初拍電影，就極其嚴謹。每個演員包括老演員陳強、陳述前輩們都一樣被要求體驗生活，這在日本電影界是很難想象的，相當奢侈的（日本演員語）。本來打算我們訓練一個月，因時間關係，後改為二周。 早上5：00起床，首先是3公裏跑（我感覺有5公裏），年齡隻有20歲的年輕武警教官，此時可能是出於對鬼子的深仇大恨，腳下速度毫不留情。幾個主要演員平均年齡34歲。竟然大聲用日語喊著口號到最後堅持下來。我本人當然是具有中國人的“靈活性”便靈活掌握了一下。我知道日本人喊著口號是給自己打氣，哽撐否則絕對堅持不下來。後來他們告訴我已經超過極限，其實就是打腫臉充胖子。不願輸給中國人。用我的話翻譯成傻認真、跟自己過不去。即使我在日多年，仍改不了中國人投機取巧的劣根性。有時也叫合理主義（北京話叫抖機靈）。相反，也就是這種傻認真的態度使日本有了個今天的物質文明，而我們大多中國人則是得過且過，見利忘義，更別提什麽民族自尊。，緊接著是整上午的軍姿訓練，首先立正一小時，不得有絲毫身動心動。我也嚐試了一會覺得沒勁，便找個借口說負責拍攝開溜了。沒想到這種立正練習後來竟成了日本演員生活中的一種享受。用他們的話解釋就是自己向自己挑戰。證明自己的能力。在拍攝期間，遇到休息時，幾位主要演員（均30歲以上，不包括20幾歲留學生）經常自發地立正訓練，享受一下，讓周圍農民看著發笑。其實，日本人的性格裏本身就有施虐和受虐的二大潛在意識。盡管很多人自己意識不到。當他處於強者的環境，S就超過了M的成分。相反，M則占於上風。這種立正享受在心理學上屬於“自虐”範疇。我把翻譯成一種“奴性”的表象。可見中國人與日本人都是具有奴性的民族。但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奴性。 中國人的奴性是一種純利益式的虛假奴性。出於自我利益的考慮，可以當孫子，但心裏卻時常叮囑自己，我是你大爺，有朝一日讓你當孫子。而且在利益的催使下，孫子做得比誰都好。而日本人的奴性可以叫做非功利的誠實的奴性。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一種習慣。遇到比自己牛的人，做起孫子是心甘情願的。而且有時不做孫子還有些惘然若失，確認自己是否被組織所忘卻，忘了自己該做的事情，等有大爺出現時，則恍然大悟，任勞任怨。在我在民族（民間電視台）工作的時候，就發生過很多這樣的事情。我剛剛升上導演，終於有了一位剛從大學畢業的助手。我對他講，這種日本人式的人際關係我不喜歡，以後我會對你很客氣，希望你能努力工作。誰想沒過幾天，他就對其它幾位助手講，這個中國人導演肯定是一個傻瓜，否則他怎麽對我那麽和藹可親呢？過幾天在演播室彩排時，我意識到了他的態度，便毫不猶豫地用原台本在他腦上了左右開弓。打完人，我馬上開始後悔，心想，年齡差不了幾歲，何必呢！再說以後他要消極抵抗呢？沒想到，第二天，每次都有比我晚到半小時的助手畢恭畢敬地站在我的桌旁，手時捧著咖啡問我“您要不要加糖，您看我今天幹點什麽好？”我知道，他說這話是誠心誠意的，心裏沒罵我是你大爺。 黑白電影及深夜大逃亡。 軍訓時要求所有演員一律穿上日軍軍裝。我也穿上翻譯官的軍裝。其它軍裝做得極講究，與當時日軍不差分毫。因薑文本身就是一個軍裝收藏家。對軍裝很有研究，每一個領章、帽徽、紐扣的設計都是不折不扣的。據說薑文在東京軍服舊貨店裏跟一位舊日本軍人佩起軍服，使老頭大跌眼鏡，佩服極至。唯有我的軍裝是從日軍中隨便挑出幾件不合體的衣服湊合著，這當然是因為從劇情設計，對於戰時的中國人翻譯官，日軍不可能為我單做衣服的，這不免讓我想起一些現在日本公司裏工作的國人職員的一些處境。 穿著這些正規軍裝，我們在訓練營地的後山上模擬攻陷後的日軍的感覺照了幾張像。沒想到這幾張劇照竟然決定了這部電影戲劇地變化。 薑文將照片複印件和當時日軍侵華的複印資料照片混在一起，攝影顧大師竟然分不出哪張是後來照的。這使二人大喜過望，使突發奇想，決定將電影的絕大部分改為黑白片。 這就導致電影的走向問題。搞不好她給觀眾的錯覺是一部真實的曆史記錄片，這正是薑文本人這次所追求的極至。他經常講的一句口頭禪就是“千萬別拍成電影”。張藝謀的“有話好好說”是一群“根本不懂電影的人”拍的一部電影，而這次是打死也不能像電影。後來薑文請了一位在日軍中“工作”多年的老人看樣片，老人竟以為是曆史資料片，使薑文信心大增。 軍訓開始這天是8月15日，日本叫做“敗戰紀念日”，而我們叫做光複。在日本我所接觸的日本人中，極少聽說日本敗給中國，這使我多年受愛國主義教育的電視人曾在為憤慨。因日本人隻承認二戰敗給美國（有時也承認敗給蘇聯），這個問題一直成為日中央史學家爭論的一個焦點。而我雖然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我也不得不承認後者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我們必須尊重曆史，而不是憑借感情對待。這也是做學問的正確態度。 薑文可能是有意選擇這一天將我和鬼子送進集中營的。這天正好趕上武警團職以上幹部在此開會，便發生了讓領導極為難堪的事情。薑文要求我們的所有行動必須和當時日軍一模一樣，所以中午去食堂吃飯時，鬼子們排著隊，唱著大日本帝國軍歌，雄糾糾，氣昂昂地走了出來。這情景正好被部隊領導撞見，便令一些有“正義”感的同誌大為光火，怎麽整整光複53年，鬼子們又誌高氣昂地打了個回馬槍呢？這未免讓一些為道學家們心裏承受不了。在我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大地上，怎能容忍這一小撮鬼子們耀武揚威，重新沾汙我神聖國土。這種形而上學的毒害仍然如此之深。是我不曾料到的，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如此之快，“全國形勢一片大好”。可是在思想領域未有多大改變。這也許是總設計師鄧同誌的過人之處。過早地解放思想是否會導致舊蘇聯式的崩潰，是誰也不敢保證的。以經濟的改革帶動思想一點點的轉變也許正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像征。 當年赫魯曉夫曾說過“共產主義就像地平線，看得到走不到”所以他有了叫蘇聯老百姓“吃上土豆燒牛肉，便到了共產主義”想法就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是普通老百姓極願接受的，但現實中能否在中國實現馬克思主義，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則對中國現代革命是一重大的課題。 曆經數十年的中國現代革命，往往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曲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才導致無數次人為的災難。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而我們的革命同誌往往是隻重現象不看本質，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便產生了下麵結果。我和鬼子們半夜11點被叫起，緊急集合，開始大家都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以為是夜間緊急訓練，沒想到真的成了深夜大逃亡。轉戰到一家民間招待所。緊急逃亡時，發生了一點小插曲。我當天從一位日本演員那兒拿了一塊肥皂，洗衣服時隨手忘在水房裏。我們收拾行李時，他突然發現肥皂不見了，便大叫有賊，我突然想起此事，便說可能是我拿了，便馬上去水房找，因我當時說的很曖昧，心想萬一找不到，就說不知道。幸好找到了，沒想到交給他時，他竟大為光火。埋怨我事先沒有說清楚。我當時心裏極為生氣。心想數日來，我帶你去這兒去那兒，請吃請喝處處照顧，豈止一塊香皂錢，沒想到因為一塊破香皂（如果我們中國人之間是絕對不會在乎的）便翻了臉。真他媽雞賊。因為日本人這種不計“恩情”說翻臉就翻天覆地臉的事情是我在日數年經常看到聽到的。這種白眼狼的行為使我至今對日本這個不計人情的社會熱乎不起來。 但後來一想，日本人的為人處事有他自己的一套準則，如果我當時不要中國人的小聰明，實話實說“對不起，我拿了馬上去找”的話，事情可能就不會如此。 我們在日國人也常常用國人的行為方式來看待日本人時就常常出現這種偏差。事後，我找到他向他道了歉，他也表示這種肥皂從日本帶來不多，所以著急，我聽了又是惱火，中國隨處難道買不到肥皂嗎。但馬上安慰自己，他是日本人初次來中國，可以原諒嗎，結果我們就中日友好了。 古人雲“知恥者近乎勇”，通過此事使我想起了先哲蘇格拉底的一句話“認識你自己”，這句話對我們每天的生活極為重要。 留學生與中國軍人 日本演員和留學生們經過幾天軍訓，收效極大，開始有板有眼漸漸地演變成了真鬼子。龍其是用木槍練習刺殺時叫人不寒而栗。逃亡到第二訓練基地是一個民間招待所，所以有很多老百姓圍觀，有很多老人看到這場景，有些恍然隔世的感覺。他們有很多人當年都曾見到這種場麵。而今天鬼子又出現在他們麵前，讓很多老人引起錯覺。以為鬼子又複魂了。我曾問過其中幾位老人，他們都說這些人和當年的鬼子沒什麽兩樣。要不是旁邊有幾位武警教官，我真擔心有人往這扔石頭。 後來在拍攝時，我們這些人才真正地感覺到了這周軍訓的收獲，和其它國內軍人扮演的鬼子兵相比，動作做起來有天壤之別。說起現在的國內軍人，也許這拍電影遇到的不能代表全部，用我的話說他們好吃懶做，好逸勿勞，完完全全地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穿上軍裝的一群痞子。走起路來鬆鬆散散，做起事來得過且過，怕風吹，怕日曬，逮著機會就打個噸，就是吃飯時比誰都積極。所謂的幹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和一些農民的群眾演員差無區別。這和我們兒時記憶的解放軍叔叔簡直是天壤之別。這次參加拍攝的這些軍人（包括武警）竟然在船上有老演員，病人的情況下，爭先搶座，無一敬讓。吃飯時一人竟三次去打飯 ，被人發現時還發牢騷。跟組裏鬧情緒。拍夜戲時，有一位戰士竟然將70歲老軍人出身的演員大衣穿走，氣得老爺子渾身打顫。為了能讓他們演好鬼子兵角色，特地在拍攝前讓日本留學生給他們做了一些示範。萬萬想不到這些軍人的軍姿，動作竟然不如那些懦弱日本書生。整體不堪一擊。大家紛紛議論。再打起來，恐怕還得敗給小鬼子。薑文拍攝時也對此極為感慨，便用一些話來激發他們的鬥誌，比如說不能輸給日本人，何況人家還是留學生，沒當過兵，如何如何，誰知隻是對牛彈琴，馬耳東風毫無效果。看來這些軍人毫無愛國心，不知什麽是國恥，國辱，隻是渾渾噩噩，混碗飯屬也就罷了。搞不清他們的軍隊是如何對軍人進行教育的。盡管雷鋒式的教育有時是對人的一種愚弄，但是對這等下流之輩，我想與其放任自流，還不如強製性地灌輸一下雷鋒思想，因為對他們來講，毛主席曾經倡導過的愚民政策對他們來說再合適不過。因為這些人的素質，根本不配擁有自己的思維方式。 軍訓這些日子裏，雖然辛苦，但總是覺得很快樂，休息的時候可以做很多以前想不到而很願意做的事情，比如說躺在草地看星空，看以前沒看懂的書，寫東西大聲地在寂靜的地方唱歌。後來，在拍戲期間我終於明白了這叫做心的解放。我的心有如關在籠中野鳥突然放飛回自然。我盡情地享受做人的快樂。我也想抽自己大耳刮子，為什麽在日這些年來，我竟沒意識到我心被我的表象世界的一些現實欲求緊緊鎖住，從未解開，其實它們是那麽的無所謂，輕浮，卻像一條粗粗的鐵鏈，竟然如此沉重。 而現在我驚喜若狂，我大口大口地呼吸那些讓我感覺到的真實、幸福，我終於明白從前我感覺到的它們是多麽地輕薄、虛妄。 而現在我快樂至極，我對以前並不感知的一些小事物也開始有些知覺。我終於明白，活著是為了真實的感覺。 軍訓期間，一家電視台來采訪，當問及日方演員對戰爭的認識，我來翻譯的時候，我無法控製自己的情緒，泣不成聲，因為當時由我嘴裏說出戰爭如何如何殘酷時，腦海裏浮現的全部都是我戰時的資料圖片，因為我接觸的這類東西實在太多。龍其是軍訓前，薑文又強製性地加給我們很多。我畢竟是中國人，又是在中日文化夾縫中生存的中國人。往往在兩國文化相衝突，予盾及互不理解時，相互的恩怨就會沉澱於我這樣的人身上。除非我不聽不問不說，像日光山上的猴子一樣，完全無視他們之間的相互抵毀一切。我也曾做過臨時翻譯，這是我最痛恨的職業，我曾發誓，如果有一天，世界上中剩下翻譯這個職業時，我就自殺。但這次電影我擔當的角色偏偏就是翻譯官。 八年前，我曾有過同樣的經曆。當時，我參加一部民族電視台的關於滿映（現長影）曆史的紀錄片拍攝。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劇院裏。特意為日方電影界人士播放了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然後傾聽日方的感想。當時因翻譯不在，隻好由我臨時客串，在一些國內老電影藝術家的尖銳逼問下，日方人員隻好道歉式地回答。我當時做為日方翻譯，其實我是導演之一而不是翻譯，難堪極至。掩麵而泣，退出會場。 在日本，我最討厭一些日本人聽說我是中國人後便馬上為戰爭道歉。做為一個普通的日本人，他怎麽可能有資格為戰爭而道歉呢？而且他怎麽可能有能力為那麽一場莫大的、殘酷的戰爭而負責呢。戰爭是一種國家行為，當一個國家對戰爭沒有一個清醒的態度時，他的國民則是無辜的。 我爺爺也是讀日本書的，而且是地主崽子。因為在偽滿政府工作（北京一家報紙誤解為”他爺爺也曾為侵華日軍翻譯官”。）因而喂了二十年獵，他曾經告訴我一些當年日本人在中國的真相。使我受益非淺，學會了辯證地看問題。他告訴我，脫離了戰爭的人，是和平相處的日本人也有好人。當然這種言行在我小時候的年代是十分危險的。盡管我爺爺每次提起毛主席的時候都是熱淚盈眶（百分之百地真心的淚。因為他徹徹底底被改造過來了）也是於事無補的。因為他徹徹底底的被黨改造過來了。 因為我爺爺的事，上小學時沒少受罪。每次填家庭出身一檔時，總要躲開同學們的視線，跑到教室一角去填上地主二字。而其它同學卻趾高氣揚的揮筆寫下貧下中農。這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需要相當大的心理承受能力。這對我後來的長大成人相反地卻有了極大幫助。 小時候我們接受了很多近似荒謬的教育。老師說美國今天殺了多少多少人，而今天中國卻有多少多少人撿了錢包交給警察叔叔。當我反對壕種比較方法提出異議的時候卻被罰了一天站。記得小學一年級，老師讓用“連……都”造句。我在黑板上寫下”我連造句都不會”，今天看來這種造句方法可以說是很有創意帶有兒童天真頑皮。可在當時老師以為是來自學生的一種反抗，大為惱火，叫學生誰也不摩擦。最後父母被請到教室參觀兒子的傑作。搞教育出身的父親當時也未為老師的做法提出異議。隻是向老師道歉。 小時候父母教我明辯事非。長大後，我懂得了，不光要自己明辯事非，而且更重要的要幫助別人也要明辯事非。對下一代，後者是我們成年人的每個人的天職。 我小時曾想生在社會主義中國真幸福呀，萬一出生在美國早就餓死了。長大一定去解救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但正是有了我們兒時那樣的苦難，非人性非理智的革命曆史，才使我們更堅強地成長起來。教會我們可以用資本主義式和社會主義式的兩種眼光對待事物。這些寶貴的經驗使我們心明眼亮，茁壯成長。從某種意義來講，我們這一代人比日本的青少年活得更有意義，更幸福一些。 所以，我常常對日本人說，我很慶幸生在中國，受社會主義教育，劫難畢竟是劫難。但正是這場浩劫造就我們的前輩無以比擬的經驗、毅力、品質，像王小波、張藝謀、陳凱歌、顧長衛，從他們的作品裏你能體會到他們的人生經驗積累與沉澱，這正是我極其羨慕的，也是極其不願去體驗的事情。 馬上要開機了（8月27日） 第一外景地河北省的蔚縣。距北京以西250公裏與山西交界處。蔚縣位於太行山腳下，過去正是八路軍與鬼子浴血奮戰的老區。所以也比較貧困。 開拍前，陳強（飾劊子手一刀劉）老爺子和全體日方演員開了個座談會。除了講一些日軍槍挑孕婦、刀砍村民等殘酷暴行外，還講了一個他親眼所見的趣聞。當時他所在部隊的文工團裏有一位新來的小戰士，有一天部隊為了躲避日軍掃蕩，半夜緊急行軍，這位小戰士為迷迷糊糊沒睡醒，跟著隊伍後麵走，撒了泡尿就掉隊了，結果朝反的方向追去。最後終於趕上了隊伍。但旁邊的戰士向他問話時，他怎麽也聽不懂，老覺得像湖南口音，對方也聽不懂他說的話，雙方一想可能家鄉離得太遠，口音甚異便放棄了勾通。沒想到天一亮，小戰士終於琢磨過勁來了，便蹲下裝著係鞋帶。等隊伍一走遠撒腿就跑。原來他竟然走進鬼子隊伍，而且雙方都由於過度疲勞而未發覺。可見在戰爭環境裏人們的行動往往是很本能的東西，在這種生命極限下，人們便表現極為真實。盡管這種真實在和平年代時往往很難讓人接受（比如殺人），但卻常常是真實的。 這次拍電影，薑文所要表現的正是這種上人處於生命極限下的真實。這部電影充滿了看似荒謬謬的情節，而在戰爭年代卻是極為真實的。很多黑色幽默的東西，讓你笑完之後就想哭，感到生命的悲涼。 薑文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在拍攝中有很多常人意想不到的感性的火花在出彩。但是他的感性是基於絕對理性的可以說是在理性基礎上的對理性的一種肆意破壞（就像你深深愛著你的女人，但常常給她幾個大耳貼子一樣，但你們的愛卻不受影響）。這樣產生出來的東西便會既真實又好看。因為整個電影從2年前開始籌備，薑文查閱了無數史料，又特意赴日走訪一些老鬼子兵。做了大量的調查。無論從劇情、服裝、道具、場影都是絕對真實可信的。正是基於這樣的基礎之上，在一些細節處理上才可以自由發揮你的感知的積累。比如說如詩如畫的美豔的殘暴，可歌可泣的人性的懦弱。 整部電影從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某種誤解。開始到最後以屠殺式的誤解結束。這種誤解在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也依然存在，無處不有無時不在。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誤解也在肆意地侵犯著我們生活。我們帶著誤解友好，帶著誤解進行文化交流，甚至帶誤解走進同一屋簷下，睡在同一張床上。尤其在一些叫著“友好”的交流活動，雙方舉杯，卻互相在用雙方聽不懂的話言來相互攻擊。這種惡性循環式的友好活動，是我多次經曆過的。這種誤解的多次沉澱，最後隻能導致極大的民族矛盾，最後導致戰爭。 我想通過這部電影，你首先會看到真實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當你真正地了解了雙方真實的想法、感受才開始有了真正的勾通。這對我們的現實生活是會有很大啟迪的。因為我們很多的友好文化交流是在末了解對方之前就強製性地進行色勾通，結果勾通是勾通了，結論雙方都是傻B，如果是這樣，這種友好活動是越少越好。我所說的了解是指一種心的真實的交流。知道了更重要的是理解了。而不是說形式上對文化、風俗、習慣等等。一些知識的掌握，了解必須有一種肌膚相親，唇亡齒寒的關係，像連體雙嬰的一種共同的感覺才行。 為了讓日方演員能夠更好的接近戰爭的感受，薑文還特意組織他們去參觀河北豐潤縣的潘家峪村參觀日軍屠殺舊址。 潘家峪慘案發生於農曆1942年12月23日（過年的前幾天）當時日軍偷襲做為八路軍據點的潘家峪，將村裏一千村民圍在一個大院裏槍殺。幸存者寥寥無幾。擔當解說的是一位70多歲地幸存者，可能因為接待上級領導眾多，詞語裏夾雜了很多村民如何勇敢與鬼子浴血奮戰的一些話，使這段本來真實的曆史讓日方演員聽起來像杜撰的。尤其是講血流成河這樣的詞，讓我不知怎麽翻好。因為如果我們強調的曆史如果有一處疑點或錯誤，那麽整個曆史全部就會認為成虛假。正所謂一條臭魚壞了一鍋湯。在中日雙方爭論南京大屠殺一些具體數據時，我們的史學家是否會犯有上述錯誤呢？讓不容置疑的曆史被人家說三道四呢？ 在潘家峪慘案的大院裏，老人講解說院裏的石牆豬圈都是當時留下來的。日本演員馬上發問為什麽沒留槍眼，搞得老人不知如何回答，薑文當時也發覺這樣下去，這場戰爭教育可能要走向反麵，就下令撤軍了。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的院址早已坡壞，石牆都是後砌的，又找到了幾張慘案照片。本來慘案的原址如好好保護，可發很好地成為一個教育基地，可村裏偏偏在旁邊破土動工修建了一一座鋼筋水泥的豪華紀念館。裏麵懸掛的照片卻是1937年前的日軍（和發生慘案時間不符，因日軍為縮減軍費，於37年後將軍服全部肩章改成領章，）這種弄巧成拙的做法，最後必然得不償失。這座毫無意義的新紀念館真正地意義在何處呢？明眼人不問自知。對了，當時忘了問門票定為多少錢一張。與新紀念館交相輝映的是寒風中搖搖欲墜的村小學校。日漸剝落的土牆，孩子們被風吹皺的臉蛋和渴求知識的雙眸，是那天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8月28日在縣招待所食堂吃開機飯，啤酒、二鍋頭管夠。酒到幸處，首先由薑文帶頭唱國歌，日方演員先以君之代對之，後來覺得不夠勁，又唱起了日本軍歌《露營之歌》（這首歌是為了拍戲所需、在軍訓時學會的）。中方演員馬上以大刀向鬼子們地頭上砍去。手裏還帶著動作，我當時坐在日方演員桌上（有時算日方演員待遇，有時算中方，看組裏方便）跑進中方堆，把本來挨砍的大刀也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第二天就要開機了，真正堅難的戰鬥在等待著我們。 關於電影審查想到的 薑文終於收到了來自電影局的批文，對劇本審查基本通過，但是不要太血腥，不要醜化中國農民的愚昧，奴性。要反映日寇的殘暴性等等。薑文將此文很巧妙地設計到組服上麵，有點刻骨銘心的感覺。說起電影局對電影的審查之於電影有點像文革之於英才的關係。文革本身不是什麽好事情，可有很多人士借用了他的反力，走向成熟，走向成功。而電影局的審查也同樣可以造就出很多優秀的作品。比如說對性表現方麵的限製，優秀導演便拍出極美的性表現鏡頭。紅高梁裏麵的我爺爺，拚命的踹倒高梁杆（有點像外星人做的怪圈），然後高梁在風中搖拽，那種生命中原始的野性表現得淋漓盡致。菊豆中梁房裏的染布，急劇而落，那種衝力像洪水一樣狂瀉不止。無可阻擋，讓人感一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性的原動力。 這次鬼子來了的故事開頭就是一場床上戲，不知薑文怎麽表現（可能最後才拍）。 我覺得電影局的審查也是不無道理的。因為中國的電影觀眾的水平和素質參差不齊，距離極大。有大部分老百姓很可能是良莠不分，如果像法國電影那樣隨意表現和發揮（不僅是性方麵），必然導致老百姓們觀念上的混亂，然後，東施效顰趨之若鶩。針對不同的觀眾應有不同的電影。就像人權問題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因工作關係，幾乎走遍全國各地，尤其是比較了解占中國大多數人口的農民。所以我堅決不讚同美國人所講的人權地共性問題。對於不同的人類應該有對人權的不同解釋。中國政府每次對人權問題的發言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 美國人一貫願意將自己的理念強加於別人，如果請他來中國住上一年，享受一下農村和城市的偏差，他是否還會如此強調自己的理念。盧梭強調的“平等、自由、天賦人權”是我們人類共同的美好理想，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隻能是相對的。所以我是不讚成人人平等的這種不責任的說法的，因為平等不是絕對的。 歐洲製造了很多理念式的東西，但我希望這些理念最好不要拿到其它國家來試驗。馬克思暇想之中產生了共產主義理念，最後中國成了歐洲人空想哲學的試驗基地。 我曾有過荒謬的想法，其實中國電影也可以不通過審查，任導演們發揮即使是妄圖顛覆政府的片子也無謂（其實電影即使想顛覆政府也是不可能的，除非觀眾都像文革期間的中國人，喪失了自己的判斷力）。然後將不同的電影分類，歸納到不同的電影院。但必須嚴格審查觀眾的入門資格，不得亂串。這樣就可以讓政治家們去看反動片，讓文人去看色情片，商人們去看人情片。農民們（商中未畢業者）去看雷鋒、焦裕祿，孩子們去看科教、動畫片，偏激一點說，我有時覺得對中國的國情來說，共產黨一黨專製也是有好處的。我們常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大部分國人（尤其是農村）是必須以暴政來抗之的（當然最好排除知識界人士），這樣才可能有一個良好的秩序（鑒國情而論），否則將天下大亂。因為很多國人利用自由和民主的方式常常會超出常人想象力。給一些國人之自由和民主有如給一些日本人人情和休假。他們是不會合理利用的。我覺得針對中國的國情，也許可以借用柏拉圖理相國的一些構造，把人科學地分類，然後再定不同的上層建築來對待（當然不會讓文革中那種非理性的分類），尤其是立法應根據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分開。像人口政策問題，城市流行DINKS（雙收入不要孩子），農村超生依舊，整體人口素質越來越低，中國將走向何處。（關於人口政策比如說，大學畢業可以生兩個以上，農村要嚴格控製隻生一個。）看來中國了要有一個哲人王。但他必須是一個真正有理性的文化人。而不要像毛澤東那樣的農民知識分子。因為隻具有知識並不能代表文化人。一個知識份子同時要具有理性、美德、良知、修養等其它因素，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文化人。現在國內知識份子不算少，可惜文化人不多。尤其是市場經濟後，很多文化人在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下，漸漸地蛻化成了普通知識份子。 說起社會風氣。可以說是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年。一些觀念上的東西已經良莠不分，魚目混珠。收音機。電視機裏很好的普通話變成了嗲聲嗲氣的港台腔，中學生們流行“哇塞、帥呆、好好漂亮”聽起來讓人作嘔一夜暴富的土財主們，住上所謂高尚住宅區。廣告裏麵充滿了“皇家氣派”“伯爵品味”“至尊享受”“貴族模式”等等讓人雲山霧繞的字眼。看來要重新編 一本現代解詞字典，寫上高尚=大款=-貴族=流行，尊貴=奢侈=庸俗=理想。聽說最近國內又流行專門揭發別人隱私的書，真是不可思議。有那麽多先人們留下的文化財富還沒有時間去讀。何必在別人隱私裏浪費生命。我在打點滴的時候（拍攝期間著涼，過度疲勞導致急性闌尾炎），就遇到這麽一位護士。看完之後說原來人都那麽醜惡，那麽自己也想做壞事，反正別人都在做。可以說關心他人隱私了算做一種社會進步。因為我們開始更多地關心他人。但是隻揭露別人隱私而不加以正確的導向，結果則會像那位護士一樣，非常害怕。日本有很多這樣的節目。但同時也有很多嘉賓同時加以引導（當然有些引導是很荒謬的）觀眾再理性地加以判斷，這樣才可以使隱私成為人們生活可以借鑒的，有積極意義的東西。而不負責任光揭發別人隱私的作法，如同扒別人的褲子給小孩子們看，而不告訴孩子們。這是不光彩的事情，孩子們就會紛紛效仿。無疑這種書的出版是一種耍流氓的犯罪行為。而可悲的是聽說這種書銷路很好，希望我們的讀者不要那弱智。不過，我相信，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社會風氣自然會好轉起來，出現這種現象，也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很多西方國家（包括日本）70年代也出現過同類情況。這種社會風氣總是隨著經濟發展的曲線而上下波動時好時壞。所以大喊狼來了的那種恐荒心理也不必要。所謂功到自然成。不去理會它也罷。造成不良社會風氣有很重要的因素其實是人為造成的。中國曆史曆來如此。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憂之。文革期間，毛澤東本人並未要求國民一定要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而總有一些庸人要跳出來主動地造此氣氛，否則他們的心理的不平衡。薑文將此解釋說，本來世上沒有人願意做神，但是老百姓需要神，一些人便不知不覺被當成了神，最後便成了神。有些媒介傳說薑文這人侍才傲物，牛勁衝天。其實不然，在組裏他和我們相處極好，平時在一起說說笑笑，有如常人一般，但往往有時冒出幾個渴望有神的人打亂氣氛，讓周圍的人意識到大家是不可以平等的這個念頭。薑文在現場工作作風十分嚴謹，有時也會對創製人員發脾氣，但是出於對電影的追求，這是每個導演都會現的問題，但他從來不對演員發脾氣，對演員極其尊重。生活裏麵也很照顧他們。相反在拍攝中則對演員要求很嚴，要求減肥的必須減（包括我），體驗生活的必須體驗（包括陳強、陳述八十歲老人），還為演員配備了唐山方言教師，同吃同住。拍攝時，即使拍不到的地方，也要求搭戲的演員，同樣的服裝，同樣的表演來配合。有很多夏天戲要冬天拍。這下可苦了演員們，因為有時一個鏡頭要拍很多條，即使搭戲演員也拍不到也得光著膀子挨凍。最慘是製作主任扮演的六旺，拍挨打嘴巴的戲，即使是走戲（練習）時，也真挨耳光。導演讓演員手下絕不留情。演鬼子老電話兵的那位日方演員是個老實人，傻實傻實的那種，連走戲帶實拍，掄開就扇，可憐六旺，前前後後挨了幾十大耳貼子。後來有位工作人員不小心踩到他的手，向他道歉時，他臉上笑咪咪地說沒關係，沒關係，手底下卻惡狠狠地給了那位工作人員一拳。瞧，這就是日本人。 薑文拍戲很細膩，有時一個鏡頭要拍二十幾條，不惜膠片，直至滿意為止。陽光據說拍了二十二萬尺，而現在戲三分之二不到已經用了二十萬尺，估計最後要用四五十萬尺。據日方演員說無論是時間還是膠片長度，在日本已能拍至少五部電影。 薑文拍攝很隨意，常常是現場才開始和顧長衛兩人分切鏡頭，感覺的拍法有時很出彩，但必須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幸好不像陽光那麽悲慘。這次拍攝投資方看來是不惜血本了。因為拍了《陽光》獲了獎，創了票房紀錄，做為導演，薑文已經站在了中國的最前線。 《鬼子來了》這部電影是從故事的後半部開拍的，首先是國軍收複舊地，萬眾歡慶抗戰勝利，扮演國軍軍官的是台灣著名演員吳大維（CHANNEL-V裏的那個）講一中廣東口音普通話。薑文等扮演的農民要講唐山話，薑文老家是唐山，唐山話講得朗朗上口。我演的翻譯官要講東北話。雖然我是長春人，但17歲便到北京上學，然後一直漂流在外，薑文老覺得不夠東北味，氣得我直罵趙本山，宋丹丹等人。因為他們講的遼寧農村方言已經在國人中形成了一部東北話概念，加上我在北京上學時曾有意改掉東北口音也有些負作用。日本人也有要講關西方言，各種方言，交織在一起，像一部方言協奏曲，很有味道。這也是薑文所要突出的效果。 有場戲充分體現了當時中日美三軍的關係。吳大維扮演的日軍對國軍的命令不屑一顧，而對美軍的（FUCK、OFF、JAP）命令時，立刻打立正說YES SIR。. 其實這也是當今社會的一個真實寫照。日本和美國關係有如國內小蜜傍大款，小蜜大發美軍戰爭之財（朝鮮戰爭、越戰提供戰備物質）掌握了大款的一部分錢便從身相許，任其作為，毫無感情而言。而大款隻不過是在外偷偷情、解解悶。一旦兩人發生衝突，大款責無旁貸地要甩掉小蜜，加謀新歡。在我看來，與其給人當小蜜，還不如找個人家嫁掉為好，免得青春易逝，無人可嫁。比如說嫁給中國——明媒正娶，聯合起來築成，殷實家產，說不定超過大款。因為冷戰結束以後政治和軍事上，東方唯一能夠與美國抗衡的隻有中國，加上日本的經濟實力。應該不會比現在的日美安保要差。因為中國是一個講人情的國家，如果得到日本的大力協助，不會有朝一日變成白眼狼要吃掉東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