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串子
精英
周恩來和張聞天都是見過大世麵、具有世界眼光和時代觀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於曆史的原因（張聞天做過黨的總書記，兩人同為延安整風中挨批的主要對象），他們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顧的。
據胡喬木在紀念張聞天的文章中說，1958年中央決定陳毅接任周恩來兼任的外交部長時，曾考慮是不是把張聞天給調開，但周恩來主張把他留下來，說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錯，工作仔細認真。在平時工作中，周恩來比較尊重張聞天的意見，生活上也注意照顧，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沒有急事不要叫醒聞天。一次在總理處召開黨組會，劉英和中組部的帥孟奇商量調李一氓當駐緬甸大使，一些黨組成員表示不同意，說他在和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和人的關係搞不好。周恩來也覺得李一氓有點文化人的吊兒郎當，對他當大使不完全放心。但張聞天認為，那樣一位老同誌，又是名人，就不能去緬甸當個大使？何況他做了外交工作後作風已有改進。最後總理還是同意了張聞天的意見。還有個令我一直記掛在心的事，就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沒有見到周恩來對張聞天的批判。開了差不多一個月批張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他隻到會講了一次國際形勢和階級鬥爭等問題，批判了彭德懷，也沒特別批張聞天。因為他一直管外交，張聞天和毛澤東的許多不同看法可以順手拈來，但他並未提起，此後也從來沒有聽到他提過。
張聞天不但同意周恩來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這是張常說的話）。由於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來受到批評時，張聞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時兩人還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毛澤東批評沒有及時突出台灣問題，張聞天就曾私下表示不以為然。1956年國內反冒進時，張聞天也在外交部大講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在外援上打腫臉充胖子。後來周恩來遭到反“反冒進”的批判，張聞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認為他不應來外交部一再檢討。至於兩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當然也不必隱晦，周恩來和張聞天兩個人之間還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慣的地方。例如張聞天就一直認為總理有事務主義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體，對下麵不放手。特別是他認為，總理對形勢政策研究不夠，也不太重視基本業務如規章製度等的建設；可以花很長時間接見個別記者或中外人士，卻沒時間及時審批一些重要文件如年度總結和規劃等；有時參加使節會議或外事會議的代表等候總理接見，得等上一兩個月，一次等了兩個多月，最後宣布總理沒時間，不見了，讓大家回去。張聞天對這些都很有意見，我也聽見他在部務會議上正式提過。但是反過來，周總理卻認為張聞天有點偏重研究和務虛，對具體工作抓得不夠，特別是對交際工作沒興趣，會見外賓不積極。這最後一點也是張自己在會上挑明並且做了自我批評的。
在我跟他們兩人工作中，對他們都很尊重和景仰。但有一次兩人發生了衝突，我也被卷了進去。這就是1957年初在外賓接待問題上矛盾暴露和總理當眾發脾氣的事。說來也話長。
我們好像一直有個內外有別和好做表麵文章（難免弄虛作假）的傳統，對上邊來人檢查、外頭來人參觀、特別是外賓來訪，都要做好回答問題的應對準備。打掃沿路和參觀單位的衛生，當然更少不了盛宴招待、送禮留念，等等。在我的印象中，這一套在延安整風後就開始了。1944年接待中外記者代表團和1945年接待政協訪問團時就這麽幹過。對外賓接待，建國後特別重視一定要搞得場麵宏大，招待豐盛。周總理和陳老總又喜歡講排場、圖好看，弄得接待外賓的工作，不僅是對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門感到不勝負擔，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麵批評。有一次範長江就當著我的麵向張聞天訴苦說，建國初期邀請烏蘭諾娃來華演出，她因為不適應北京的氣候有點傷風感冒。於是總理把他叫去訓了一頓，說：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們當成了路旁草；立即以大姐（指鄧穎超）的名義，送一件貂皮大衣給她。所以有外賓來，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請示外交部，有時外交部派一個科長或科員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裏指揮一切（例如一次在湖北武漢就是這樣）。
對這些，幾位副部長和禮賓司部分同誌都有意見，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張聞天，他認為在外賓接待上規格太高，造成過分的鋪張浪費，也違背國際慣例（如群眾夾道歡迎、請客送禮太濫太豐盛等），並且公開批評，說這和援助外國、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樣，都是打腫臉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進行禮賓改革。也許是乘國內反冒進之風，主管禮賓司的姬鵬飛副部長領人去了一些省市視察外事處工作，回來就讓秘書李頡寫了一份反映接待外賓鋪張浪費的材料，舉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緬甸文工團訪華臨行送禮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這是帶回去永遠也用不上的。材料寫成後，姬批讓辦公廳主任董越千修改。他看後不滿意，又批叫我修改，定稿後他才批示辦公廳送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
對這件事，從內容到做法，我都同意，但意識到這是針對總理的，因此多了點心眼，除事後報告張聞天外，還特意保留了姬鵬飛的四個批條。張聞天從外地回來，知道這件事後立即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製止，但吳冷西說不但已經刊出而且也已經發出去了。正好當天懷仁堂有晚會，張聞天遇到鄧小平，建議全部收回這本《內參》。不料鄧小平卻滿不在乎，說反映一點情況有什麽關係，何況還是在《內參》上，用不著收回。張聞天同我商量補救辦法，我也沒轍。而且無獨有偶，正是在這件事的前後，張聞天原先布置禮賓司起草的禮賓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見後已形成正式文件，張聞天就報請代總理陳雲和鄧小平審批。但陳雲是個謹慎的人，他說這是周總理管的事，還是等他訪問回來再說。在曆時三個月訪問亞歐11國之後，周總理一行於1957年2月6日回國，3月7日在國際俱樂部一次酒會結束後，當著外交部領導的麵（張聞天沒參加），沒指名批評分工管禮賓又在場的姬鵬飛，卻故意指名並不相幹的喬冠華，發了一通脾氣，說以後請客沒錢了就用我的工資。大家心裏都明白是怎麽回事，但沒人吭氣，隻有賀龍和喬冠華跟著敲邊鼓，說他們的工資也可以拿出來。張聞天和外交部醞釀好久的禮賓改革，從此也就束之高閣。據說，直到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的禮賓規格才經過幾次改革，逐漸固定了下來，大致與國際慣例接上了軌。
禮賓問題講得這麽囉嗦，因為這是張聞天和我本人在1959年外事會議上挨批鬥時的一條重要罪狀——“反總理”。實際上，根據我的觀察，無論是張聞天還是周總理，後來好像都沒把這當成一回事。他們的關係依然不錯，所以才有一年後陳毅接任外交部長時，正是周恩來主張讓張聞天繼續留任的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本文原載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