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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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林昭悲劇最後發生在1968年。沒有人比林昭的家屬更能體會那份悲傷，那個難以敘說的的痛苦。作為林昭的胞弟---彭恩華先生也一定充滿了悲憤和哀傷。彭家悲劇對他來說是個傷痕，是任何其他人不能理解的傷痛。許多人敬仰林昭，因為她是維護人性尊嚴的典範，知識分子的驕傲。凡是知道和了解林昭和彭恩華的人都會明白，真正紀念的人不會在這個傷口上撒鹽。作為彭家的獨子，彭先生生前對整個事件的真相最有發言權，但他始終保持著沉默。彭先生有錯嗎？是他最能代表林昭，還是那些與他無關，以紀念林昭為名，沽名釣譽的人？林昭為真相和良知而獻身，他的胞弟和她肝膽相照，心靈相通，在文學領域裏默默耕耘。看看最近諸多彭先生生前好友的回憶文章，不難發現彭恩華和林昭一樣，是個講真話的人。
彭先生自80年代起，不肯和所謂“知情人"合作，為林昭事件背書。一直到去世為止，他不肯說假話，不肯擁抱其他人的政治熱情。每一個懷念林昭的人，關心文革曆史的人，都應該對彭家所有的人保持尊重，實事求是地記錄林昭和她的家人。彭先生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在世時，他從不會為這些扭曲的文字去反駁。我們不妨回憶一下所謂“知情者“最早記載彭家家事的資料。可以想象很多人找他，他的姐姐，甚至前妻討問過資料，網上這樣的記載和抱怨還少嗎？彭先生一個字也不給，這就是彭恩華的性格。有文章記載，林昭的照片是如何被泄露出去的，彭家對此並不高興。
隨後多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憑空捏造事實，遷怒於林昭家人的文字：“走上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玩世不恭”，“打罵母親”，“拋妻離子”出國。。。他去世後，各種毫無理性的文字更加泛濫。
文革期間，作為“壞分子”和“狗崽子”的彭先生被要求去新疆，處於長期被管製挖壕溝的境地。他的姐姐彭令範很早就搬了出去，也被迫劃清界限。無工作的彭先生無處可走，如去了新疆，則將丟失戶口，或居住的公房。彭家完全清楚林昭事後家族的處境和命運，大慨也不用懷疑全家人對他的期待和盼望，哪怕隻有一絲的希望。毫無疑問，意識清醒時的彭母要使街道，鄰居，近親，朋友等完全相信，彭恩華也是徹底劃清界限的。如真有彭母遺留的手跡，也不會讓文革的過來人感到吃驚。處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彭家還有其它的選擇嗎？
文革期間，家庭間互相揭發的事並不少見。問題是誰會去保留這些東西？尤其是來自多個反革命家庭的文字資料，那可是要殺頭的事情。奇怪的是最早披露所謂彭家“真相”的文人，都承認文革期間，基本上未與彭家交往。身不由己，也不能責怪他們。但怎麽可以有選擇地拿出文革時期家庭成員之間的“證詞“來“紀念”林昭，並被他人用來抹黑林昭家人和反對文革呢？他們受過文革的衝擊或沒被整過吧？不會不懂這些常識，或者還有其它隱情？
有幾件事把彭家感情的真相徹底暴露出來，但抹黑彭家的人在文字中裏是一定要回避的：
1.彭先生朋友記載：“他（彭先生）曾經說過姐姐被槍斃後，他媽媽去收屍。勇敢的母親啊，在那年代收“反革命”的屍多麽風險呀！不久警察來收五分錢子彈費。我也常見過他媽媽，後來得了精神病。當時江青還在台上，老太太看到大字報上江青相片，常就自言自語:這個是婊子呀，說完被人家打的半死不活。“
2.彭母被打，跌在公園裏， 姐弟聞訊後，趕去大哭，但醫院不予治療，第二天去世。 網上有大量的記載。
3.彭恩華冒著殺頭的風險，在家中長期秘密保護不同時期，來自上海蘇州的三個反革命的骨灰盒，連前妻和姐姐也不知情，這大慨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幫助。如果當初沒有“徹底劃清界限“的安排，這些骨灰盒是斷然不可能長期被彭先生保存的。胞姐彭令範在彭恩華去世一個月後(答電台采訪），才公開說出骨灰盒放在家裏一事。並指出:“骨灰箱是有一個女士保管的說法，這不是事實。”但為何有人一直要造這個謠呢？
對彭家傷痛的肆意歪曲是有跡可循的，這裏僅能引用幾個典型的文章，加以說明。
馮英子著《許憲民二十年祭》（1998）（見附件1）中提到“那時她為了逃避兒子的虐待，家裏也不敢住，常常這個朋友那裏住幾天，那個朋友那裏住幾天，我開頭還不懂她為什麽如此神秘，後來才弄清楚了的。“
至於馮英子怎麽弄清楚的，聽來的還是看來的，“後來”是指何時，未予說明。馮英子也提到：”但我確實看到過許憲民在生命最後時刻寫下的文件，述說她在家中的遭遇，一個在社會上奮鬥一生的人，卻逃不過家屬對她的虐待。”
請注意“文件“這兩個字。那個年代”文件“，或”交待文件“通常是寫給官方（管製者）看的。當時的常識是：一個反革命是不能亂寫字給其他人的，別人也不敢接受。”最後時刻“應當是去逝前的1975年了。他為何不直接寫：“許憲民在生命最後時刻寫給我的信。。。“如這樣寫，“確實”兩字大慨就屬多餘了,且更能反映二人之間的關係和文章的可靠性。說穿了，他隻不過是看到一份舊的官方檔案而已。
馮英子寫到與彭母許憲民的最後一麵卻是1973年：
“我大吃一驚，趕忙回過頭去。隻見她披著一頭亂發，穿著一套油漬斑斑的破衣，在秋風中顯得很蕭瑟的樣子，腳上的鞋子已經沒有跟了，那毫無血色的麵孔上，嵌著一對目光遲鈍，滿含憂傷的眼珠。她說話時環顧左右，帶著一點恐怖神情，那樣子有點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終於認出來了，她是許憲民。
“大姐，是你！”
我驚詫得不知所以，看到許憲民變成如此模樣，一種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說話，她已經加快腳步，走到馬路對麵去了，很明顯，她是避著我，也怕連累我，因為她那時頭上帶著一頂“曆史反革命”的帽子。
馮英子感到許憲民是避著他，也怕連累他。注意這次見麵與上文提到的”最後時刻“有兩年的時間。但文內從未提到後來被渲染的馮英子有“遺書“一事。難道寄“遺書“和保存反革命的”遺書“就不怕被連累了嗎？ 注意還有這段：““過了一年多，我離開了“五七幹校”，搬了家，有一天借了輛黃魚車去運點東西，在延安路茂名路口，碰到許憲民的兒子，他告訴我說：“媽媽死了”。奇怪嗎？馮英子收到了“遺書“，但卻沒有一點責備的意思。那份”文件“顯然是多年後才看到的。
話說林昭(34) 第十五回(中) （附件2）中寫道“許憲民去世前有遺書寄上海馮英子和趙之華，內容基本相同，都是訴說家門大逆大悲之人倫慘劇和交代自己後事。然事涉家族隱私，應有家屬酌情披露。據知，這份遺書尚存人世。說書人曾聆此遺書部分章節。。。“
到此時，遺書保留者擴展到了兩個人。為了紀念林昭，保護家族隱私，似乎是外人不應該透露的。如果遺書是真的，讀者有無想過許憲民（假如她那時還有正常的思維）的目的是什麽？難道想要馮趙兩人有朝一日去報複她的獨生子？馮英子已經知道許憲民是被逼瘋的，那麽馮為何要用這種方式去麵對老友的兒子呢？
附件3的文字寫於彭先生去世後，該書作者似乎看到了所謂“遺書“。我本不想引用過多這些肮髒的文字，但為了讓讀者看清楚事情的演變，我還是把它放在了附件中。”從1972年5月16日至1975年6月14日，彭恩華9次毒打母親，有一次幾乎將母親打死！許憲民多次向鄰居、居委會和派出所求救，但沒有一點用處。許憲民被逼無奈，不得不起草了一份厚厚的遺書《我為什麽被親生兒子毒打九次》，一式數份分寄友人作為憑證，馮英子等人至今仍存留著這份讓人唏噓的遺書。。。“
注意細節說得很清楚，”遺書“擁有者又從二人變成了多人。不怕被郵局檢查，還是寄去的。記得文革時期，私人書信第一句照例多是”敬祝毛。。。。“， 就是怕被檢查嗎！事情如屬實，真應該為這些人感到驕傲，那麽多人不怕被砍頭，保存大反革命的書信，但卻怕在馬路上被相認。不幸的是還有一個不光彩的可能性，以彭家的聰明不可能不知道誰是軟骨頭。收信者必定告發，當局則可確認彭先生已完全劃清界限，從“壞分子”變成了“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作者知道結局嗎？
作者趙銳可能不知道，那時還沒有複印機，真的看過三份以上的不同手抄本嗎？
似乎是馮英子那份流了出來，作者說得很不確定，且作為了“憑證“，來定罪彭家的骨肉。問題來了，這又不是林昭的血書，為何不將原件拿出來，放在書內或網上？讓醫學專家，字跡專家和文史專家來鑒定它的真偽，讓後人來探討問題的根源，讓讀者看看文革時期的文件是如何寫成的，這難道不是對林昭最好的紀念嗎？
鑒定作者的意圖和這些文字的真偽並不難。翻到267頁，作者對彭先生的描述充滿了謊言和欺騙。我絲毫看不出來這些謬誤是來自筆誤。僅舉幾例，“離婚後，隻身出國”,”也不介入家族有關的活動“（是彭先生代表彭家，還是其他人？），”拋妻離子“，等等。
夠了！還值得花時間去辨別真偽嗎？
一個沒有誠信的作者，卻大做廣告，聲稱寫的是“真相“，這是在紀念林昭嗎？
附件1. 《許憲民二十年祭》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linzhao6.htm
（原載馮英子著《風雨故人來》186_202頁，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4月版）
我生於農曆乙卯年正月初四日，正確的說，也就是1915年2月17日，進入乙亥之後，整整八十歲了。幾十年來，過著和平的生活，人的壽命大大提高了，七十八十不稀奇，劉海粟先生在世時，在他的畫上落款“年方八十”，這個“方”字，大有氣派。不過像我這樣的人，一生顛沛流離，風風雨雨，竟然也活過了80歲，不能不是一個異數了。
我不是蘇州人，生於昆山，長在同裏，但蘇州同我的關係實在太深，1934年到1937年，我在蘇州;1947年到1948年，我也在蘇州；我作過記者，辦過報紙，參加過劇團，搞過歌詠隊，因此我在外麵的時候，人家都把我當蘇州人，1944年我在桂林見到柳亞子先生，他後來送我的詩說：“萬裏從亡吳縣馮，一朝來訪吳江柳”，可見他是把我當作蘇州人的。可是我在蘇州的時候，蘇州人卻不把我當作蘇州人。把我當蘇州人的，卻是許憲民同誌。
蘇州出過許多巾幗英雄，然而我認為在現代的蘇州女性中，夠得上稱為巾幗英雄的，許憲民同誌應當是其中之一。在蘇州的曆史上，不可以沒有許憲民的傳記，不可以忘掉這樣一個人。可是許憲民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了，我到現在沒有看到寫她的文章，自然不用說傳記了。每年逢到清明，終有一點惘然之感。
豬年已來，清明將到，我想如果再不寫一寫許憲民，豈不要在蘇州曆史上留下一塊空白，因此，乘我還拿得動筆的時候，我非寫一寫許憲民不可。
1934年，我在昆山因為得了一個“火種”的綽號，耽不下去了，洪亦淵先生介紹我認識了金家風先生，金先生介紹我到蘇州《早報》作記者。蘇州《早報》是一張後起之秀的報紙。當時蘇州有三家日出對開兩大張的報紙：一家是《蘇州明報》，它的曆史最悠久，據說是代表當地士紳的報紙；一家是《吳縣日報》，銷路最好，據說是代表蘇州工商界的報紙；《早報》自稱代表蘇州知識分子的，它的負責人很多是教育界的人物。
我是《早報》的記者，1934年，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後，抗日救亡運動正在發展，每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對此都有極大的興趣，我們自覺地組織了一些讀書會之類的團體，閱讀一些政府禁止閱讀的書籍。隻要聽說有人是CP或CY，我們就對他肅然起敬，以為是一盞指路明燈。那時候，許憲民在蘇州已很有一點名氣，我很快聽到人家對她的議論，說她有個哥哥叫許鶴年，是CP，大革命時是江蘇省委書記，又是青年部部長，被國民黨所殺害。
還不滿十六羅的許憲民，老早就跟隨著哥哥鬧革命，加入了CY，是蘇州第一個穿上軍裝的女性。僅僅這一點，就便我對她肅然起敬了。後來聽說許憲民的丈夫叫彭國彥，葉楚倫作江蘇省省政府主席時，舉行過一次縣長考試，彭國彥中了第一名，人稱彭狀元，任為吳縣縣長，同許憲民結了婚。可是沒有好久，就同當地的士紳鬧得很不好，調到蘇北邳縣去作縣長了。
從滬寧線上的大縣調到蘇北的偏僻之區，當然是種降級。可是此君還是同當地的士紳弄不好，很快又被政府開了缺，到蘇州來作寓公了。許憲民既是一個革命的女性，又是一位縣太爺的夫人，這兩者之間，怎麽聯係在一起呢？這使我在認識她之前，既有一點久仰之心，也有一點好奇之感。
我已記不起怎樣同她認識的，記得第一次應邀到她家中去時，他們住在山塘街上，青山、綠水橋之間，我以為縣長先生的公館，一定是黑漆牆門，鐵釘銅環，說不定門前還有一垛照牆，像《紅樓夢》裏描寫的賈府一樣。結果大失所望，原來是縮在一家雜貨店後麵的一幢普普通通的平房，我進去的時候，彭國彥拿著一本書坐在竹椅上，許憲民手裏抱了一個孩子在喂奶。完全是一對生活中常見的夫婦。
這次訪問，我才發現彭國彥做不成縣長的原因：其實此君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書生，雖然在英國留過學，有一點威斯敏斯特式的民主思想，但卻更多是中國書生的迂，也有點正直，他在他夫人的影響之下，把一些共產黨員放走了。在國民黨的官場中，一個這樣的書生怎麽會受到歡迎呢？又怎麽能容許這麽一個縣長呢？所以，他很快從“狀元”變成了一個平頭百姓。
而許憲民呢？她白白胖胖，從表麵上看起來，像蘇州的市民，然而她熱情、豪爽、正直，她關心國家大事。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劇，蘇州是根據《馬關條約》，有一個日本租界的，在蘇州閶門外的日本浪人，無不趾高氣揚，隨時都在製造一些不大不小的糾紛，中國政府對之無可奈何。許憲民當時就告訴我說：“你們作記者的，要多多注意這方麵的情形啊！”
1934年，我才二十歲，而許憲民這時是二十六歲，我很快把她當成自己的大姐，她呢？也以大姐的身份，把我當作她的弟弟了。我不僅同她熟悉，同彭國彥先生熟悉，也同她的媽媽、她的弟弟熟悉了。記得不久之後，她同項堅白、謝玉如等幾位大姐，發起成立“蘇州婦女會”，吸收大量女青年參加，進行救亡的宣傳和戰地救護訓練，她們那個婦女會的文件、宣言，大都出自我的手筆：她們的演出活動和歌詠活動，也大都是我幫她們搞起來的。抗日戰爭時期，我走遍西南各地，碰到不少人都是許憲民當年的學生，她們極大多數穿上了戎裝，站在抗日戰爭的前線。吳中婦女，光照天地。
那時婦女會的地址在玄妙觀中山堂。當然這些活動不能不引起國民黨的注意。我記得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就以領導民眾運動為名，派了一個特務駐在中山堂，此人還用一些進步的議論來迷惑人，把人騙去。
30年代的年青人，救國心切，誰都想在沉沉的黑暗中找到一條光明的道路，而且大家都是那麽單純、那麽善良，一不小心，是很容易落入圈套中的。許憲民常常提醒大家要注意，要警惕，這使那個特務極少得手，即使有個別的人同他有些來往，別人就會敬而遠之的。1942年，我在江西吉安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那個特務對我說：“馮××，我在蘇州就知道你了！”想不到此時此地，此情此境，也會“他鄉遇故知”的。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我作戰地記者去了。那年11月中旬我回蘇州時，實際己到了淪陷前夕，蘇州城裏，空無一人，市中心區，烈焰騰空。這個有幾千年曆史的江南名城，已經暴露在敵人的槍炮之下，等待著不可知的命運了。許憲民他們到了哪裏去了，我不知道，也無暇知道。直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我從同裏突圍到上海，經香港，走廣州，去到長沙，才知道許憲民夫婦也到了長沙。
在長沙，我住在南門外天鵝堂青山祠42號，他們住的地方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平地一聲雷”。據許憲民告訴我，有一次敵機轟炸長沙，一顆炸彈穿過他們住房的屋頂，打穿樓板，落到地上，竟然沒有爆炸，不然，他們真要在平地一聲雷中化為灰燼了。彭國彥看見我到了長沙，建議我留在那裏，同他一起辦一家報紙，他說他有個朋友叫羅時實，是陳果夫作江蘇省主席時的秘書長，可以在經濟上幫點忙。但不久我接到範長江同誌從漢口打采的電報，要我速去漢口，便改變了留在長沙的打算。
我到漢口參加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工作，田家鎮告急之時，又奉命撤往重慶，設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駐渝通訊處。大概就在1938與1939之間，我接到許憲民的來信，她告訴我長沙大火後，他們退到常德，但是還要退到哪裏去呢？而且她又帶著兩個孩子，小的還在吃奶，一家四口，行動艱難，因此她決心經由海防，返回上海，再到蘇州去。好在她隻要一息尚存，總是會戰鬥下去的。
從此我失去了同許憲民的聯係，直到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之後，那年10月，我隨接收蘇州的第五師李則芬將軍一起到了蘇州，才又見到了許憲民。那時她住在濂溪坊，依然是一幢單開間的平房，人的變化也很少，隻是好像有點發福了。但我從別人嘴裏，知道她那幾年蹲過日本憲兵隊的監牢，蹲過汪偽組織的監牢，吃足苦頭，受盡折磨。她呢，咬緊牙關度過去了，而且始終同抗日的朋友們保持著聯係。
抗日戰爭勝利後，徐夢周等搞了個吳縣縣銀行，給許憲民一個董事的名義，她憑此關係，像從前搞蘇州婦女會一樣，依然活躍在蘇州社會上。她到處排難解紛，招是惹非，什麽不平的事情找到她頭上，她總是盡力之所及，為你辦好。1946年時，我在蘇州辦了一份《大江南報》，先是四開三日刊，後來改為日刊，改為對開大張。這張報雖由我掛名，其實完全由陸春芳先生負責，我工作在南京，也管不著它，但後來卻為劉賡華所控訴，我作為社長，自然隻好到蘇州來應訴了。許憲民知道了，趕快出來為我調解。她認為沒有必要打這樣的官司。由於她的調解，原告很快把訴訟撤回了。1948年時，我的《大江南報》因為揭發一個充當中統特務的資本家用槍迫選的行為，同這個資本家結下了仇，報紙終於被封閉了，而且不久抓走了我們一個叫鞠盛的記者，說他是從蘇北派來的。我一看情形不對，決定到香港去了，臨行，我把營救鞠盛的事就托了她。我到香港不久，得到鞠盛的來信，他平安出獄了。
蘇州有個叫常東娥的小學教師，被兩個有軍統背景的人，強奸之後殺死。她的母親奔走呼號，到處告狀，均無結果，後來弄到了許憲民手中，許挺身出來，表示支持。特務們寫信恐嚇許憲民，信中還附了一顆子彈。許不為所動，把這封信在地所辦的《大華報》上揭發了。她幫助常母訴訟，最後終於取得了勝利。當年蘇州人講起此事，無不為之眉飛色舞，翹著拇指，讚賞許憲民。我發現這個滿口吳儂軟語，滿身溫文爾雅的蘇州女兒，心中蘊藏的永遠是一團正義的烈火，正是憑著這團烈火，盡管已是人到中年，仍奮鬥不息，在群眾的支持下，出任《大華報》的社長；在史良同誌的支持下，競選了蘇州的“國大”代表。
許憲民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更滿腔熱情，並為之奮勇鬥爭。在接近解放的前夕，中共中央華中局江南工委，曾派陳偉斯同誌到蘇州，設法建立一架電台。
陳偉斯同誌找到了許憲民，她以滿腔熱情，支持了陳的工作，用積存的二百元美金，為陳配備了電台，能同蘇北通話。有趣的是，她還向陳偉斯提供了不少情報，她通過國民黨的一個電訊局局長，竊聽國民黨的來往電訊，交陳使用；她通過因刺孫傳芳而名揚天下的施劍翹，打入上海警備司令部陳大慶的心髒，弄到一些情報，交陳使用。這些材料，都是陳偉斯同誌直接告訴我的。陳是我《新聞日報》的同事，他的家在蘇州時也同我住在一起，那幢前門在鎮撫司前、後門在桂和坊的房子。在“反右”時候，竟說陳是假黨員，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現在陳是上海《解放日報》的離休幹部，問題弄清楚的時候，已經垂垂老矣！
1948年時，許憲民曾告訴我，嚴欣淇和他的手下，為了搞垮我的《大江南報》，說情送禮，遍於南京、鎮江，大概用掉了一百萬元金圓券，而且千方百計，想把我和共產黨掛起鉤來，因此我也隻好跑到香港去了。我在香港一住幾年，1953年回到了上海，在《新聞日報》工作，有一次幾個同事約好在福州路的一家山東館子聚餐，在席上，卻意外地見到了許憲民，她告訴我己經遷到上海，住在茂名路159號。至於彭國彥呢，他們已經離了婚，原來這位彭先生做了兩任縣長之後，一直賦閑在家。別人是“三年窮知縣，十萬雪花銀”，他卻是兩袖清風，一文不名，依然是個四壁徒然的窮書生。而且，他那麽迂，那麽耿直，別人也不敢領教他了。君子固窮，達人知命，這也沒有什麽，可是長期的書空咄咄，鬱鬱難平，不免使自己的脾氣越來越怪，越來越同人難於相處，最後，他們這一對夫妻不得不以分離結束。這是人生旅途中的不幸，也是人世間的悲劇，然而能怪誰呢？誰世不能！（這裏附帶說一說，聽說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彭先生被勞動改造，被迫敲石子謀生，最後是油盡火滅，餓死了的。我曾經接到過他的求援信，可是在當時階級鬥爭的嚴峻形勢下，作為一個靠工資吃飯的國家千部，我有什麽辦法呢？愛莫能助，歉疚萬分。）[編者注：據彭先生子女講，彭國彥是吃滅鼠藥自盡的。]
那時我主要在做夜班，白天呢，又分工管幾個組，要參加一些會議。我這個人，對於新聞工作有一點天生的愛好，一進報社的大門，簡直不知白天和黑夜，很少空餘的時間，而她呢？雖然住在上海，工作關係卻還在蘇州，她既是“民革”的成員，又是“民盟”的成員，更是什麽蘇福長途汽車公司的經理，因此常常去蘇州，雖然住得很近，卻很難得見麵。
1957年，“反右”開始了，許憲民的大女兒林昭，這個從小熱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江南女兒，這個一言一行都用四卷宏文作為自己做人、求學標準的北大學生，這個從小就受到母親那種正直、熱情、像一團烈火那樣性格陶冶出來的女兒卻變成了“右派”，林昭自己，當然始料所不及，而許憲民呢？更加痛心疾首了，她想不到用最大精力去培養出來的女兒，竟然是共產黨的“敵人”，這一下，她如同從高空中摔了下來，天地茫茫，不知所措了。許憲民沒有被劃成右派，但這個打擊比她自己劃成右派更大。有一次，林昭從北京回上海，我請她母女兩人吃飯，我發現她消沉得很，似乎已經失去了自信，年輕時候的如火般革命熱情不見了，年輕時候的豪情勝概，也開始從她身上消失了。
然而更大的打擊卻是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
1966年，我在上海《新民晚報》工作。運動一開始，我這樣的“老報人”自然在劫雍逃，先被拋出。那年8月17日，我們那裏的“造反派”就把我打成“牛鬼蛇神”，關入“牛棚”，直到第二年5月13日，才宣布“解放”，但好景不常，到了這年12月，張春橋對上海的老知識分子要來一次徹底的掃蕩，跟在張春橋、徐景賢後麵的“造反派”，自然聞風而動，率先響應，我又一次成為“牛鬼蛇神”，而且因為我在香港作過《文匯報》和《周末報》的總編輯，罪名竟然是出賣人民、出賣祖國的雙料反革命分子，真是駭人聽聞。但最使我不安的，我們單位的那些“造反派”，竟然無緣無故去抄了許憲民的家。
那是1967年的12月22日，那天，上海出版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都登了我們單位一個造反派的來信，而且兩報各自加了口徑一致的《編者按》。當天晚上，我們那個單位的在徐景賢旗幟下的“造反派”，分八路出動，打人、抄家，無所不為。恰巧那天白天我去過許憲民的家。他們得悉之後，竟以查抄我一個文件為名，去抄了許憲民的家。從晚上八九點鍾一直折騰到深夜，箱子隻隻撬開，書籍、雜物，丟了滿地，狼藉不堪。我做過幾十年新聞記者，總算見過不少違法亂紀的行為；也看過法西斯暴行的紀錄，然而這個樣子的無法無天，卻為有生以來所僅見，而它偏偏發生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發生在掛著“新聞戰士”標誌的“造反派”手中，我還能說些什麽呢？我無法解釋對許憲民的歉意。然而許憲民在遭到這場飛來橫禍之後，卻並不曾對我有任何誤會，她知道在那樣情況下，一個正常的人，特別是一個比較正直的人，是無能為力的。當我的住處被縮小到隻有八九平方米，連三張吃飯的桌子也無法放進去時，她還經常到我的鬥室來坐坐，即使我去了“五七幹校”，還經常有著來往，書本上說的相濡以沫，相噓以氣，大概正是這種情形吧。
有一次她告訴我，有兩個人向她“外調”，查問我同特務的關係，她告訴他們，從她認識馮英子開始，就知道特務一直盯著他，至於他同特務有什麽關係，卻沒有聽說過。我說，這也沒有什麽，因為從那些“造反派”的眼中看來，我在香港，論地位，論生活，都不知要比國內好多少，為什麽丟掉了這些回來呢，不是另有原因嗎？什麽原因，他們的常識隻能想到“派遣特務”上去了。一個知識分子對待自己民族、自己祖國那種深沉的受，他們能理解嗎？不能！他們有這樣的情操嗎？沒有！這也正是“夏蟲不足以語冰”罷了。
不久，這場“文化大革命”當然也在蘇州橫掃一切，許憲民被掀回蘇州，批鬥、折騰，折騰、批鬥，最後竟至替她戴上“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個月發30元生活費。而她呢，還要從這30元中抽出一部分來，撫養她在上海的兒子。困頓的生活，艱難的歲月，一步一步把她推向下坡，發展到衣食不給的地步。有一次我到她家中去看她，發現床上隻有兩條棉胎，連被麵和被裏也沒有了。許憲民這樣的人，她做過銀行的經理，做過“國大”代表，無論如何困頓，也不可能達到這樣的地步。後來我發現，她之所以如此困頓，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家庭煩惱上，那時，她的大女兒作為“死不改悔的右派”，被關在提籃橋的牢中，她的二女兒則在一家醫院工作，絕少回家，她的兒子呢？則自有他的生活方式，母子之間，找不到共同的語言，這也使許憲民傷透了心。
1968年的春夏之交，一個更大的打擊來了，她的大女兒林昭，在上海提籃橋牢中被殺害了，通知她這個消息時，還要向她收取五角錢的子彈費，因為“無產階級的子彈，不能在反革命身上浪費”的。許憲民接到這個噩耗時，五內俱焚，欲哭無淚，整整一個晚上，徘徊在蘇州河的邊上，幾次想縱身一躍，了此殘生。也不知什麽原因仍然鼓起了她求生的勇氣，第二天還是拖著她疲乏的身子，摸回那空無一人的家中。記得不久之後，她同我談到這件事時，真的哭了。相識幾十年，這個內心剛強到極點的女人，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淚。她給我看了林昭一些遺作，這個不滿40歲的江南女兒，她那麽深沉地哀悼著民族的不幸，人民的苦難。我讀著這些作品，也不能不流淚了。那時她為了逃避兒子的虐待，家裏也不敢住，常常這個朋友那裏住幾天，那個朋友那裏住幾天，我開頭還不懂她為什麽如此神秘，後來才弄清楚了的。
大概是1973年的秋天吧，那時我早已離開了“牛鬼蛇神”的隊伍，作為一個“解放幹部”了，可是人還在“五七幹校”，而且我們那個連隊對我還有“法外施仁”的“照顧”，把我弄到飼養場去養豬。不料我一到飼養場，卻大為稱心，因為那些豬玀沒有人類的機心，比有些人好伺候得多了，而且一個月有四五天休假，一回上海，脫下了那像三代貧農般的“製服”，換上褲縫筆直的褲子，在馬路上遛達，思想上一點兒負擔也沒有，那倒真正是一種休閑的生活。
一天，我正在複興中路陝西路附近遛達，忽然有一個瘋婆子向我迎麵走來，她同我擦身而過之後，回過頭來向我招呼：
“你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我大吃一驚，趕忙回過頭去。隻見她披著一頭亂發，穿著一套油漬斑斑的破衣，在秋風中顯得很蕭瑟的樣子，腳上的鞋子已經沒有跟了，那毫無血色的麵孔上，嵌著一對目光遲鈍，滿含憂傷的眼珠。她說話時環顧左右，帶著一點恐怖神情，那樣子有點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終於認出來了，她是許憲民。
“大姐，是你！”
我驚詫得不知所以，看到許憲民變成如此模樣，一種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說話，她已經加快腳步，走到馬路對麵去了，很明顯，她是避著我，也怕連累我，因為她那時頭上帶著一頂“曆史反革命”的帽子。
這個從1925一1927年大革命開始，就獻身於社會的人，這個為中華民族自由和獨立奮鬥了一生的人，竟然是“曆史反革命”，什麽是曆史呢？難道可以由“造反派”隨意製造的嗎？一個民族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麽可講呢？看到了許憲民之後，我一連不安了幾天。過了一年多，我離開了“五七幹校”，搬了家，有一天借了輛黃魚車去運點東西，在延安路茂名路口，碰到許憲民的兒子，他告訴我說：“媽媽死了”，幾乎如一個晴天霹靂，這時我才想到，那次在複興中路上的邂逅，竟然是我見她的最後一麵。
我認識許憲民將近半個世紀，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她對於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社會，幾乎付出了全部熱情，不想她竟得了這麽一個結果，直到“四人幫”粉碎之後，許憲民得到了平反、昭雪，她的女兒林昭也得到了平反、昭雪，而且北大校園還為她設了一個紀念堂，才覺得心中平靜下來，然而，許憲民的最後的那個樣子，卻永遠無法從我心中抹去。
我不知道許憲民死的確切日期，也不知道她怎樣死的，有人說她最後還是跳了蘇州河的，有人說她死於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反正這一切已無關緊要，但我確實看到過許憲民在生命最後時刻寫下的文件，述說她在家中的遭遇，一個在社會上奮鬥一生的人，卻逃不過家屬對她的虐待，因此，當我接到為她開追悼會的訃吉時，我也采取了逃避的辦法，不曾去參加，因為我確實不想看那些曾經折磨過她的人，此時此地，又在扮演什麽角色。
許憲民和林昭平反以後，林昭的同學為她們母女在靈岩山後麵造了兩座墳，墳對著韓世忠的墓地，雖然我知道墳中其實什麽也沒有，但是我去了幾次，以寄托我這個小弟弟對她的哀思。
今年是許憲民逝世的二十周年，現在蘇州的青年朋友，大概都不會知道許憲民其人，其實，她對蘇州的貢獻，是非常突出的。“江山信是東南美”，東南之美，就美在有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思想。她像一團烈火，燃燒著人間。我以為蘇州人是不應當忘掉許憲民的，有許憲民這樣的人，也才是蘇州的驕傲。我希望《蘇州雜誌》登我這篇文章，也希望蘇州的朋友記住這些曆史。
乙亥春節，寫完於上海。
附件2.
話說林昭(34) 第十五回(中) 作者﹕黃河清http://www./gb/9/4/18/n2499366.htm
。。。林昭死後，許憲民被街道居委會宣布為曆史反革命分子。
一九七二年，許憲民穿白衣在靜安寺電車軌道臥軌自殺未死獲救，重傷殘廢拄拐行走。王若望去看望她，她神經緊張地招呼王快走，生怕街道小組長會來。
一九七三年某日，許憲民老朋友，上海作家馮英子在複興中路陝西路附近邂逅許憲民：“忽然有一個瘋婆子向我迎麵走來，她同我擦身而過之後，回過頭來向我招呼：‘你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我大吃一驚，趕忙回過頭去。隻見她披著一頭亂發，穿著一套油漬斑斑的破衣，在秋風中顯得很蕭瑟的樣子，腳上的鞋子已經沒有跟了，那毫無血色的麵孔上，嵌著一對目光遲鈍，滿含憂傷的眼珠。她說話時環顧左右，帶著一點恐怖神情，那樣子有點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終於認出來了，她是許憲民。‘大姐，是你！’我驚詫得不知所以，看到許憲民變成如此模樣，一種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說話，她已經加快腳步，走到馬路對麵去了，很明顯，她是避著我，也怕連累我，因為她那時頭上帶著一頂‘曆史反革命’的帽子。”
許憲民死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廿四日許憲民摔倒在馬路上，有好心的路人送她到上海第一人民醫院救治。救治首先要搞清楚病患傷者的政治身份，以免錯救了階級敵人，次要錢。上海醫院與許憲民所屬的蘇州單位組織聯係，黨說：反革命不予搶救。許憲民重傷未得及時救治，輾轉呻吟，於次日不治身亡。
許憲民去世前有遺書寄上海馮英子和趙之華，內容基本相同，都是訴說家門大逆大悲之人倫慘劇和交代自己後事。然事涉家族隱私，應有家屬酌情披露。據知，這份遺書尚存人世。說書人曾聆此遺書部分章節。。。
附件3.祭壇上的聖女——林昭傳（趙銳 著）http://blog.renren.com/share/249367876/4451252568
1968年林昭遇害後，許憲民五內俱焚，欲哭無淚。整整一個晚上，徘徊在蘇州河的邊上，幾次想縱身一躍，了此殘生。也不知什麽原因仍然鼓起了她求生的勇氣，第二天還是拖著疲乏的身子摸回空無一人的家中。林昭死後，彭恩華對母親的折磨變本加厲。從1972年5月16日至1975年6月14日，彭恩華9次毒打母親，有一次幾乎將母親打死！許憲民多次向鄰居、居委會和派出所求救，但沒有一點用處。許憲民被逼無奈，不得不起草了一份厚厚的遺書《我為什麽被親生兒子毒打九次》，一式數份分寄友人作為憑證，馮英子等人至今仍存留著這份讓人唏噓的遺書。
。。。 “我不幸而作了壞分子的母親，所付出的代價太殘酷了。同時，以腐朽的資產階級教育方式寵愛下一代，種了惡因，今天該自食惡果。”許憲民對友人說：我決不會自殺，如果哪天我莫名其妙死了，肯定是那個逆子打死的！你們要為我伸冤！由於彭令範難得回家，1971年2月15日又正式把戶口遷到醫院宿舍，許憲民無處可逃，隻得在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與彭恩華度日如年！ 。。。
許憲民 and 林昭可敬，可憐；與其遭遇類似或更慘的也還大有人在。。。
蒼天有眼，魔鬼必遭天譴！
Hope her next life will be smoother and happier with good ending.
That is why we escape from politics...hope history won't happen again and those real upright people won't suffer again! Being nice and upright should have reward, otherwise this world has no bright and peaceful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