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父親走了。一個深愛我們、嗬護我們、悉心陪伴我們成長的人走了。都說父愛如山，我們的父親就是我們家庭裏的寶塔山。我們這些子女原指望他能享期頤之壽，但他終於還是離我們而去，永遠的安息了。他生肖屬鼠，享年95歲，也算高壽謝幕。等到千裏迢迢的兒子趕赴到身前再告別人生舞台，應該是沒有什麽遺憾。

父親的一生是波瀾不驚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黨性與良知、成熟與率性在他身上共存共榮，甚至良知與率性總是不合時宜冒出頭來，猶如歸屬花果山的大聖初心不止，頗具有傳奇色彩。

父親在家排行老三，上麵有兩個姐姐。作為家中的老兒子，他自小就生性調皮頑劣。為此，家中老人為了他不知操碎了多少心。祖父家屬於下中農，不算赤貧。全家省吃儉用，可維持溫飽。為了讓父親能夠有出息，他適齡時就讓他上學。先讀私塾後又入正規學校，輾轉數年讀讀停停，由於抗日戰爭爆發，他小學沒畢業便輟學了。

他對種莊稼幹農活毫無興趣。也許得到祖父的默許。小小年紀就幹起了當地人最拿手的活計——挑鹽。父親出身在碩大鹽場的海邊，為鹽場挑鹽幾乎是當地人的鐵律（首選）。一天幾個小錢（銅板）的工資，便能養活全家，加班還有打賞。與這些老實巴交的鹽農不同的是，父親不僅當腳力，還夥同一些人幹起了偷鹽販運的勾當。自打明清開始，食鹽便是政府管控物資。設有專管衙門，並有專職的鹽警。自大清開始，偷鹽者被抓住輕者重罰，重者坐牢。父親一夥人偏不信邪，跟鹽警鬥智鬥勇。有一次幾人同時被抓，眾人驚魂未定，嚇得不輕。怎奈鹽警偷懶，押運時鬆懈。到後半段拖拉在尾，前後形成長蛇陣，父親等人自行走在前麵。父親見狀，正是大好時機，他先把手中的獨輪車脫手滑進坡下草叢裏，快到押運目的地時，乘人不備，迅速跳進另一片野草之中。父親後來對我說，他聽到鹽警拉槍栓的聲音，心都快跳出嗓子眼……那次.一行人啷噹入監，就他一人當天返回家，並帶回一車兩大包鹽。其他人後期需要繳罰款的繳罰款，留置的吃幾天牢飯。父親為此一下子出名了，都說他膽大心細，為他起了外號叫“X小錐子”。這以後他的挑鹽隊伍就不斷發展壯大，享名在外。

父親等一幹人從此抱團自謀出路。這幫人雖然不像梁山泊的英雄聚義，卻也活得相當滋潤。在日本人和國軍、共產黨新四軍三不管的地界內搖旗呐喊，赤條條地打出一片天下。他們有錢就揮霍，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共擔一個字：賭。賭人生，賭銀兩。願賭服輸，他們認命。有人賭博輸了當褲子，算算全年白幹。指望來年又是一條好漢。

有一次，父親等鹽販子落入八路軍黃克成部隊（此時是新四軍三師）手裏。他們要麽背上“破壞經濟”罪名、要麽參加八路及留下來為部隊籌款，洗心革麵。於是參加革命或成為壞分子隻有這兩條路麵臨選擇。父親沒有太多猶豫，就參加了共產黨。並被派去做八路軍占領區的村長。其實父親與共產黨的淵源早在他9年前11歲時就注定了。他就讀的那個小學有兩個女共產黨員，是姐妹倆，暫住校園。父親與她們相知，頗熟，成為她們的小跟班。倆人白色恐怖撤退時將個人物品和書籍托他保管。抗戰爆發後共產黨員公開身份，她們找父親 “贖回私人物品”，父親當然“完璧歸趙”。要不是不到十三歲，年齡太小，被祖父母拚命攔著，他當時就隨她們進山了。

參加革命後，由於紀律的束縛，父親再也沒有賭博過。他有高小文化，算盤打得劈啪響，頭腦也靈活，因此深受上級的肯定與喜歡。抗戰勝利後，黃克誠部奉令去東北，父親被作為 “種子”留在當地打遊擊。1946年底上級派他去軍政大學華東二分校深造。春節期間請假回家探望父母，不料形勢突變，返校後人去樓空，整個蘇北軍政機關撤至山東。父親為此失去了跟組織的聯係，檔案上形成空白。他原準備趕赴山東去追趕隊伍，但在濱海縣長韓培信（改革開放後任江蘇省委書記）的說服下繼續留下工作，並重新入黨，成為韓縣長下屬，擔任專管糧食的助理員。

淮海戰役後，父親隨大軍南下進入安徽。先落腳合肥，再到巢縣新民區，先後任區委組織部部長，領導該區組織人事工作。全國解放後，新區工作走向正軌，隨著人民政府各項政令、政策、法規的執行，1950年農村土地改革運動成了重中之重。土改中過激做法是屢見不鮮的。不久後他就捅了簍子。由於土改中上上下下漠視鄉村基層結構以及違反政策的無情舉動，引起了當地鄉紳和部分農民的不滿，幹群關係迅速激化。個別人鼓動農民圍攻區政府，一些鄉村流氓無產者群情激憤，探聽到區委書記、區長外出，便大膽向區政府進攻。父親作為留守主持工作的副書記，一看大事不好，在向對方警告、勸誡無效情況下，操起手下的步槍連發五槍，打中四人，人群這才散去。

父親為此被撤了職，送到行署黨校學習與審查。半年後，事態平息。他也不適合繼續在當地工作，隻能調離。當時正逢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銅陵、馬鞍山大規模擴建，需要大量幹部。省委機關也急需人手。父親考慮到自己文化程度低，就沒去省委機關，分配來到銅陵。那時銅陵很小，很袖珍，隻有一個礦務局。父親因此進入了礦務局紀律監察委員會，在礦務局的副書記兼紀委書記領導領導下任專職秘書（長）。

巢縣那次事件轟動全省，也是父親的滑鐵盧。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父親卻結識了在黃麓師範讀書的母親。1952年父親來銅陵時，母親未畢業，他隻身一人單打獨鬥，1953年團圓時已經是三口之家。了卻了後顧之憂，父親幹勁充沛，很快由紀委轉任礦務局教育科長，在他手裏完成了將原“國立第十六中學”搬遷到銅陵的事宜，也就是今天的銅陵市第一中學。

1957年銅陵建市後，父親任市衛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他為全市醫院、衛生所的建立，乃至整個醫療保健設施的布局操心竭力、任勞任怨。由於他兢兢業業使得他曾在39歲時被選拔為團市委書記的候選人，因為年齡偏大，未獲任命。剛好不久，那場六十年代中期的“四清運動”（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淸經濟）如火如荼，他被抽調並被派往銅山礦。此時銅陵市已經改為銅陵特區。本來四清結束後，銅陵特區區（黨）委的安排是要他適時接手礦山書記，將原書記調離。不料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國內整個局勢大變。造反派胡作非為，父親等被打入走資派，關進牛棚和送井下勞動。父親不服，乘看管不嚴，連夜乘自行車回到市裏，準備找特委匯報情況。沒想到這是一場全國性的動亂，特委已經癱瘓。父親的出走，成為銅陵當地造反派小報《東方紅報》元旦號外的頭條新聞。那年月雖說不是洛陽紙貴，但也一時間“刷屏”於街頭巷尾，父親的名字頓時“聞名”整個山城。

文革期間父親受到的衝擊不小。他有曆史上“脫黨”以及現行反革命的罪名。現行反革命是兩條，一、反對江青；二、惡毒將毛主席的像壓在床底。幸虧主持工作的軍代表不以為然，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逐一核實，全部推翻。倘若不然，其中一條就會使他永無翻身之日。著名的主席像事件是烏龍事件，後有人有意陷害。那段時期父親井下勞動改造，根本沒有回礦山宿舍休息一天。由於房間長時間沒人，大風將主席像刮落地下，有人偷偷或者清潔工將它放在床上，本來就是重新歸置之事，有人大放厥詞，硬是收集證據，造成事實上是父親有意將主席像壓在身下的鐵證；所謂反對江青，是父親一次私下與原書記閑聊，說起好像江青當過演員的議論，書記遂向造反派告密。軍代表出於良知，頂住壓力，認為反對江青不成立，他說主席也當過圖書館職員，職業不說明什麽。再有就是脫黨這件事頗費周折，外調人員三番五次最後一直找到韓培信（也在牛棚裏）寫證明才得以解脫。

父親的一隻耳朵的耳膜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破了，聽力受損嚴重。以後一直在工業部門做領導，因為他的聽力有問題，所以說話聲特別大。

文革後期，人心思變。父親所在的工業局下屬運機廠派係複雜，內鬥嚴重，企業經濟效益下滑。也是軍代表出身的市委書記為此嚴厲指令工業局對該廠進行整頓。父親領銜帶領工作組進廠，跟職工同吃同住，大幹一百天，實現產值、利潤翻番。市委書記在會議上對父親進行了褒獎。

四人幫倒台後，有人硬說父親是軍代表的紅人，要搞內部清算。父親不服，據理力爭。他幾十年一直默守“群眾大局，良心天平”的原則，即凡是對普通百姓（員工）有利的事就堅持。當時是恢複生產，把生產和福利搞上去，大家受益，怎麽能說變臉就變臉呢？父親堅持實事求是，不認為軍代表在台上就是一朵花，下台就是豆腐渣。這本來是一個憑良心為人做事的態度，在當時卻被斥為“茅屎坑的石頭又臭又硬”，路線立場有問題。父親不為所動，堅持不檢討，認為自己沒錯。為此又被打入“另冊”。

改革開放後，父親摒棄前嫌（再加二個孩子同年考上大學的喜悅），父親腳履輕盈，甩開膀子跟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市委這時適時下文，恢複了他正縣級的職位。他是1956年省委組織部批準的正縣（處）級幹部，二十多年間一直低配，從未有怨言。

很難想象，組織上一錯就是幾十年而父親坦然麵對。在父親的行事風格中，他不喜搞溜須拍馬，不屑於走上級門路。更不會為了討領導歡喜而弄虛作假，哪怕說應景的過頭話他也不幹。文革中隻要他主動說幾句違心的話，他早就提拔上去。不僅如此，他最看不上那些見風轉舵的投機分子。有一次他去省委“五七幹校”（文革中下放幹部勞動的地方）學習，同行中有人大講“勞動能治百病”的所謂無產階級勞動觀，父親不以為然，認為是形而上學，在汽車上與其人大聲爭論，甚至放言，領導幹部可以參加勞動，也可以放下身段與群眾打成一片（大家原本就是農民出生）。不過，毫無目的地放下本職工作前來勞動鍛煉，他調侃道“閑得像豬一樣吃好睡好”，這是否也是一種資源浪費？為此，他大聲疾呼：“與其讓他們活動筋骨，不如做力所能及的調查研究，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

父親就是這樣寧可不要官位也不失去做人底線。在我的記憶中，他不太搞特殊化，很少為子女謀私利。我自己有幸享受過兩次特權。一次是1961年大饑荒我兩歲時，由於饑餓，差點昏死過去。父親為此特批了葡萄糖，讓處在搶救中的我存活下來。還有一次是我作為知青上山下鄉期間，我動用父親的關係，為大隊知青集中一起成立農科隊買磚瓦水泥提供方便。其實，這一次是為集體辦好事，根本不是謀私利。父親處理事情秉公辦理，善心以對。也正在於他私心不多，所以很少有人不滿意，甚至心懷感激。就說我二歲多時的昏死，是保姆平時將我的口糧分給了同在我家她自己的孩子。事情發生後，家中並沒有辭退她，因為此時她若帶子回無為家裏，必餓死無疑。不僅如此，仍將（允許）她的小女兒接來保命。父親就是這樣處理家事，在普通人眼裏就是一個忙碌的公仆。他走路很快、嗓門很大，對脾氣相投的人則海闊天空，以誠相待，無所不談。他本性善良，從不昧著良心說話。因為內心坦蕩，心裏相對幹淨。況且他總是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甚至嘴巴罵人、真心護人，是個內心敞亮的人。因此處於關鍵時刻會有人幫助。就說文革中“攻擊江青”罪名，若不是軍代表仗義執言，造反派羅列的罪名足以判他十年、八年總沒話可說。還有，在巢縣土改時那件事，五槍撂倒四個，也是同期南下的蘇北其他幹部介於情況特殊給予庇護，才化險為夷。

父親最後一個崗位是煤氣公司，市委書記直接點將派他去“壓壓火”。此時按黨內級別，他已屬地市級幹部。人們說，“煤氣公司廟小王八多”，班子不團結，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市委要父親去扶植煤氣公司正氣，壓一壓邪氣。不能讓煤氣公司那股邪（煤氣）氣走進千家萬戶。

父親二話沒說，老驥伏櫪，幹勁不減當年，帶領煤氣公司廣大職工銳意改革，在人事上吐故納新，在工作上不斷創新，大膽探索，不怕犯錯。並倚重年輕專業人員，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煤氣公司麵目煥然一新。多年後，提起老書記，幹部職工們沒有人不從內心表示敬重或肯定的。

父親走了，離開了他深愛的親人和事業。他的一生：個人品行持剛正不阿之正氣；待人處事有海闊天空之雅量；從大海邊來，隨長江水去。生，強如梅花綻放之驚鴻傲雪；逝，儼如秋霜落葉之靜美恬靜。

父親離休後，他最在意三件事。一是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聆聽老百姓的心聲。他認為這是黨的生命線所在。為此，他每天去菜場買菜，了解行情，與基層大眾接地氣。二是保持與老朋友的溝通，父親自1952年雁落銅官山，可以說是一個老銅陵，他見證了銅陵的發展和崛起。在一大半的生涯中，由於他的爽快與豪氣，他有一大批談得來的朋友，其中不乏有肝膽相照的鐵杆。他喜歡聊天、下棋，與牌友們相聚，上麻將桌鏖戰。幾十年如一日，不玩錢隻敘舊。然而年歲不饒人，戰著戰著，他身邊的朋友愈來愈少，到最後確是湊不齊一桌了。這時候，他開始眼睛向內，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有道是年紀愈大愈 “護犢子”。他對子女的管教反而愈來愈嚴格，他不求子女升官發財，時刻提醒或督促我們走正路，老老實實做人。

如今，我們長大了，父親卻離我們而去。父親平時“路盲”，分不清東西南北，認不清道路，我們曾為此擔心甚至嘲笑他。父親也不以我們為忤。他總是無問西東，走自己的路。如今，他到了天堂，有眾多老朋友幫襯，並有上帝引領，想必不會迷路，也一切安好，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