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呼喚新的遵義會議

2015-01-16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秋石客 

　　偉大的遵義會議召開八十周年紀念日到了，令人感慨萬千。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 

　　這次會議是在紅軍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挽救紅軍和中國革命的危機而召開的。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肯定的毛澤東 的軍事戰略主張，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會議在與共產國際中斷聯係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做出一係列重大決策，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 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這是黨生死攸關的曆史轉折點，中國革命從此打開了新局麵。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 五次反“圍剿”的總結主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來做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 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張聞天作了反報告。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 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誌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 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 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裏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 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後，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 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遵義會議的主報告， 副報告和反報告很值得注意，很有共產黨的民主特色，可惜被放棄了，應該堅決恢複。 

　　到九四二年整風前後，王明政治路線得到清算。 

　　遵義會議表明：一、我們黨犯錯誤不可怕，可怕的是堅持錯誤;二、正確路線 產生需要一個過程;三、開好會要講政策和策略;四、政治思想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五、當前的中共及左派都急切需要召開新的遵義會議解決方向和路線問 題;六、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毫無疑問的，但這個勝利是來之不易的，通過革命經曆過的無數風風雨雨，充滿曲曲折折。

 　　一、我們黨犯錯誤不可怕，可怕的是堅持錯誤 

　　我們黨的曆史，可以說是不斷犯錯誤和通過路線鬥爭不斷糾正錯誤的曆史，僅拿建國前的曆史就能說明這個論斷。中從—九二—年建黨，到—九四九年建國，前後用了二十八年，經曆六次路線鬥爭，勝利來之不易。 

　　第一次路線鬥爭：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自從中國近代的洋務運動、康梁變法、辛亥革命等探索失敗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於一九二—年成立了共產黨。 

　　幼年的共產黨，對如何領導中國人民革命是不成熟的，犯錯誤是難免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就是我黨最早犯的路線錯誤。 

　　陳獨秀是黨的締造者之一，被選為黨的總書記並連任五屆。陳獨秀發表《資產 階級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章，從理論上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發展階段論，從實踐上是源於俄國先有二月革命後有十月革 命的二次革命經驗。由於中國還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因此陳獨秀主張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中國革命，共產黨隻能當配角，應該有一個資產階級專政階段，在民主革命勝 利的基礎之上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著名的二次革命論。與此相適應，在鬥爭方式上，他主張采取以“遊行示威”為主要的鬥爭方式。1927年4月，陳獨 秀和汪精衛發表《宣言》，主張和蔣介石“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6月，陳獨秀解散糾察隊，正式承認國民黨對革命的領導地位，要求工農武裝要服從政府的 管理與訓練。 

　　當大革命勝利在望的時候，蔣介石為代表的成熟的大資產階級，不甘心與共產黨分亨勝利果實，看穿了二次革命的要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配角也不讓幹，宣布了二次革命論的破產。 

　　客觀地講，不重視槍杆子，—心指望國民黨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當時的共產國際也有責任，當時中國共產黨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是上下級關係。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實際地控製著共產國際。國共合作，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退讓，大革命的失敗，也是執行了莫斯科的意誌。 

　　陳獨秀時期的中共是幼兒階段，受成年的蘇共監護是正常的，隻看到蘇共斯大林的貢獻而看不到其錯誤是片麵的，同樣，隻看到蘇共斯大林的錯誤而看不到蘇共斯大林的積極影響也是片麵的。 

　　堅決糾正陳獨秀右傾路線，是中共走向成熟的第—步。
 

　　第二次路線鬥爭：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批判，黨內對他的批評日趨激烈。 1927年7月，陳獨秀被停職後，由張國燾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共產國際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9年10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批評陳獨秀為“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陳獨秀仍然堅持己見。隨後，王明在《紅旗》上發表《論陳獨秀》一文，稱陳獨秀為“無產階級叛徒”、 “自由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黨。 

　　陳獨秀右傾被全黨認識後，—個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中共又從國民黨親密合作變成徹底決裂，走上了左傾機會主義道路，反映了中共依然不成熟。 

　　大革命失敗後，大量黨員和群眾被殺。黨內對國民黨的仇恨情緒空前高漲。各 地紛紛組織武裝暴動。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秋白趕到拉斐德路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別 委員會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問題，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3月從上海到漢口，負責第五次代表大會事宜。4月11日，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報告》寫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開，在第一天陳獨秀做中央報告後，第二天瞿秋白便散發《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尖銳的批評了陳獨秀等以及 共產國際為代表的右傾計劃主義錯誤。瞿秋白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並任政治局常委。 7月12日，共產國際指令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陳獨秀被停職，由張國燾臨時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鮑羅廷秘密前往廬山，一是商討中共中央 的領導改組問題，一是計劃武裝暴動。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漢，參加了7月25日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同意了南昌起義的提案。8月7日，新來到的共產國 際代表羅明那茲主持召開會議(八七會議)，正式將陳獨秀(缺席)免職，並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後，中國共產 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推翻舊政權和國民黨反對派。認 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實行全國總暴動。1928年，他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赴蘇聯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時間內(1927.8—1928.5)， 策劃了多次暴動，1927年9月的秋收起義，1927年11月11日武漢暴動，12月10日長沙暴動，12月11日，廣州暴動，均慘痛失敗。失敗原因在於 受俄國十月革命城市起義勝利影響，迷信城市為中心，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筆者認為，瞿秋白的左傾錯誤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大革命由右傾造成失敗後多數人會有左傾情緒，瞿秋白也不例外。但他在獄中是對敵鬥爭堅決、從容就義的，應該充分肯定，是革命烈士。他在革命低潮中思想動搖並寫《多餘的話》是有嚴重汙點的，可以說是思想上的叛變。 

　　聯想到紅軍長征由於王明一夥宗派主義棄瞿秋白於死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導致秋白之死和身後的評論紛爭，令人歎息。 

　　對秋白左傾路線糾正不徹底，導致立三、王明左傾路線再生，表明中共早期教條派根深葉茂。

 

　　第三次路線鬥爭：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 

　　1928年5月，瞿秋白赴蘇聯任黨代表。這段時間國內直接領導人是李立三和向忠發。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29年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的錯誤是沒有及時認識到瞿秋白的左傾，反而認為左的不夠，繼續犯左傾錯誤。 

　　1931年6月，在中國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要求全國各地馬上起義。隨 後，他又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把黨、青年團、工會等各級機關合並成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就是所謂的 “立三路線”。但是，鬥爭的結果，最終中共被迫撤出長沙，進攻武漢的計劃也流產。李立三受到批判。 

　　大革命失敗後,李立三與譚平山、鄧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發動南昌起義的建議。南昌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 

　　中共六大以後名義上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在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宣傳部長期 間,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稱為“立三路線”。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 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製定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主義計劃,使革命事業遭到重大損失。9月24日,根據共產國際 指示,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結束了他在黨中央的領導。他很快認識並檢查了錯誤。
 

　　第四次路線鬥爭：王明左傾機會主義 

　　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認為“立三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中共左傾繼續發展，王明路線使左傾路線登到頂點。 

　　王明是共產國際的工具和馬列教條專家。1925年11月，王明去莫斯科中 山大學學習。學習很努力，馬列書本水平可以說是中共第—，據說能倒背馬克思《資本論》。王明還能說一口流利俄語，深得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領導米夫賞識，進入 這個直屬斯大林主義的小團體。1927年2月，米夫率聯共一工作小組訪問中國，並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譯。中共六大，王明也參加了翻譯工作。斯大林會見中 共領導人他也擔任了翻譯。王明常以馬克思理論家自詡。王明的馬列書本水平高和受共產國際看好是他雖資曆淺、無功勞卻領導中共的原因。 

　　中共六大後王明成中共左傾核心。1927年夏，王明乘中共清算瞿秋白錯 誤，要出人頭地，便捏造“浙江同學會”事件首犯錯誤，說這是一個從事地下活動的“反動組織”，而後台老板，則是瞿秋白，造成一些學生的被開除、被逮捕。 蘇聯格伯烏調查結果，竟然認為確有這種“反動組織”存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人調查後，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瞿秋白於是給聯共政治局寫信，對蘇聯格伯 烏的調查結論提出異議。後來，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審理此事，最終周恩來在中山大學全體師生大會上宣布不存在“江浙同鄉 會”組織並處分了王明，王明遭挫。 

　　1929年王明回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後調中共中央宣傳部任 《紅旗》報編輯。王明先後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文章30多篇，宣傳共產國際的思想、方針、政策。其間，他還寫了《兩條路線》(後改稱 《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提出了在新形勢下的“左”傾政治綱領。 

　　1930年年底，王明帶頭，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和瞿秋白。王明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1931年1月，米夫被派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在米夫的操縱 下，中共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工 作。按照共產國際指示，派特派員和中央代表到各蘇區進行反右傾鬥爭，導致“肅反”嚴重擴大化，傷害了大批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中高級黨政軍幹部。6月，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後，王明指令他的親信博古代理總書記。10月王明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 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會議根據米夫的旨意，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而王明卻一步登天，從一個普通的黨員進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常委，竊取了中央的領導崗位。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的親信秦邦憲(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 

　　1931年3月18日，蘇區中央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4月中旬，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上海代表團來到中央蘇區，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的精神。這兩次會議，王明的“左傾”路線開始影響中央蘇區，毛澤東正確路線被否定。 

　　由於向忠發被捕，王明指導的上海中央混不下去，開始向蘇區和紅軍擴展，打 起“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旗號，向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為代表蘇區黨政軍領導幹部奪權。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在瑞金召開蘇區黨第一次代表 大會，該選了蘇區中央局，解除了毛澤東擔任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 

　　1932年8月到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第12次全會，會上，王明發言 說，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已經成熟，蘇維埃紅軍即將勝利，國民黨迅速崩潰。根據大會精神，要求中國加緊革命戰爭，對中共提出了“為推翻國民黨政權而鬥爭”的 六項任務。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召開會議，會議無視周恩來提議毛澤東留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意見，對毛澤東進行了指責，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議決定調 毛澤東專門做政府工作，使他離開紅軍領導崗位，接著，還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這樣，毛澤東就被剝奪了對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權。 

　　1933年 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經難以立足，經共產國際批準，遷往中央蘇區瑞金。這樣一來，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蘇區的黨政軍事務。2月，中央開展對堅持逃跑退 卻路線的“羅明路線”展開鬥爭。4月，又鬥爭了抵製王明路線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說他們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 的領袖”，必須“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派往農村或撤換職務，把矛頭指向毛澤東。 

　　中央蘇區取得了第四次“圍剿”的勝利，中央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王明—夥 則更加捉緊了對紅軍的控製。共產國際派軍事顧問李德來蘇區後，李德取得了軍事指揮權，和博古、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實行左傾軍事冒險主義。把第五次反圍剿看 作“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最終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軍事上的失敗，導致了黨內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鬥爭。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路線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王明抗戰期間由左傾變為右傾。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在抗日戰爭的路線中，由左傾變右傾，要—切通過統一戰線，反對毛澤東的獨立自主，在武漢和延安的毛澤東對抗，推 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中共抗日力量遭到嚴重損失。1938，共產國際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 王明從此失勢。 

　　王明先左後右路線遭清算。1942年，中共延安整風運動發起，清算王明路線是重點之—。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曾統治黨4年之久的王明先“左”、後右錯誤路線被批判否定。 

　　王明路線破產，使中共走向了成熟，在反右、反左的基礎上，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才占了統治地位。 

　　第五次路線鬥爭：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 

　　羅章龍，原名羅璈階，湖南瀏陽人。與張國燾同為北京大學的學生。1928 年以後，曆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1931年，他策劃了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大分裂”。事件的起因是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四 中全會。這次會議由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一手策劃和操縱，目的是將自己的得意門生王明送進中共領導核心。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參會人進行了嚴格的篩選，不 同意王明上台的不予通知，由於代表達不到法定人數，他又允許列席代表行使表決權，這樣就把打著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王明增補為中央政治局 委員。這次參會的主要人物有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中央軍事部部長周恩來、中央宣傳部部長瞿秋白、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陳鬱等，羅章龍也參加了這次會 議。 

　　米夫和王明破壞黨內民主的做法，引起了羅章龍、何孟雄、陳鬱等人的不滿。 散會後，陳鬱率先發表了反對四中全會的聲明。王明為了維持自己的個人威信，竟然以米夫為靠山，對何孟雄等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米夫更是跳出來助 紂為虐。接著，羅章龍等在上海秘密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出席的有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工會聯合會、京奉鐵路總工會等部門的骨幹。會上，通過了 羅章龍起草的《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發表了《反四中全會代表團告同誌書》、致共產國際信等。當何孟雄準備召開上海各級黨組織會議，揭露王明破壞黨組 織行徑時，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憤怒的羅章龍等人，認為此次惡性事件是王明一手造成的，出於對中央的不信任，圖謀策劃另立中央，這就是“第二中央”事 件。1月17日，羅章龍掌控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召開黨團會議，會議認為四中全會是“繼續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精神”，要求共產國際撤換負有責任的代表， 並宣布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何孟雄、王鳳飛五人為“臨時中央幹事會”，羅章龍任書記。接著，第二中央在華北、上海、東北等地區展開了地方組織的籌備活 動。 

　　“第二中央”成立後，先是由周恩來出麵，找羅章龍和王克全談話，說“分裂 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羅、王對此不屑一顧。於是，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羅、王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接著，中央又通過了《關於開除羅 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羅章龍被指責進行“反革命活動”，被開除出中央。共產國際更是反對羅章龍，從此，羅章龍的政治生涯結束。

 

　　第六次路線鬥爭：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 

　　同羅章龍—樣，張國濤事件嚴格地講也是宗派主義，說是路線鬥爭也牽強。 

　　1935年6月，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在兩河口勝利會師，中共中央領導 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與紅四方麵軍領導人張國燾舉行了會談。隨後，中央軍委決定，把紅一、紅四方麵軍分成左右兩路，共同北上，右路軍由 毛澤東、周恩來率領，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 

　　張國濤的黑色事跡之一是長征中的“密電”加害中央。1935年長征期間， 就在紅軍主力合師一股這樣的大好時刻，卻發生了驚天動地的所謂關於密電--據中共黨史說，張國燾自峙兵多將廣，想以武力將中央紅軍吃掉。那麽證據何在呢? 據說中央派駐紅四方麵軍左路軍任參謀長的葉劍英親眼看見了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一封密電，上稱要對中央紅軍“武力解決”。 毛澤東對此不得不信和防範，率領一、三軍團連夜離去。以後毛澤東常讚葉“呂端大事不糊塗。”葉劍英當上了元帥。此事是有“謎”和疑點的，因為除葉一人堅稱 確有此電之外，其它當事人(張國燾和陳昌浩)和在場者(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連經手電文的機要局人員也沒見過。空口無憑，查無實據。後來張國 濤到了陝北，此惡行如有即當清算，可沒人提及，可見證據不足。 

　　張國濤的黑色事跡之二是另立中央。其客觀背景是四方麵軍第二天發現中央不 知去向，發電聯絡又不見回答。隨即召開的高幹聯席會議，會上群情激忿，包括紅五軍團和紅十二軍(屬紅一方麵軍建製)的幹部都紛紛指責中央這樣做太不象話， 是分裂行為，沒資格再領導，會議結果推選了張國燾、朱德等人組成了新臨時中央。這就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張國濤“另立中央”事件。此後在共產國際的調解下， 中央做了檢討，新中央亦宣告取消。暫時壓下了矛盾，重又合兵一處，繼續長征。不論如何，張國濤的老資格和野心是存在的，同意另立中央是一大黑色。 

　　張國燾的黑色事跡之三是南下逃跑，對此可作分析。當時的局麵是整個中共及 其紅軍都在進行戰略轉移，領袖們在大軍四麵圍堵的惡劣環境下對行進方向有不同意見極為正常。其實當時共產國際也是提了三個方案：一是向西去新疆，爾後退入 蘇聯境內;二是向北去內蒙，伺機經外蒙(當時尚未獨立)退入蘇聯境內;第三是向南在川北一帶尋機建立和發展新的根據地，在中國國內堅持鬥爭。張國燾為什麽 不願向西向北而是要堅持南下，在他的潛意識中還是有自大和不承認中央權威的成份。 

　　麵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中央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命令張國燾立即取消其非法 組織，率部北上。共產國際也反對其另立“中央”。無奈，張國燾隻好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央的路線。為了在陝北站穩腳跟，中央派紅四方麵軍主力，即後來的西路軍 率軍西進，與“馬家軍”作戰。“馬家軍”素以驍勇善戰聞名，中央對西路軍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戰略戰役目的模糊，結果西路軍2萬餘人全軍覆沒。這下張國燾對 抗中央的底氣不足了。中央捉住機會，把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路線”，把西路軍定性為張國燾妄圖割據新疆的實施部隊。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著重批判了張國燾右 傾分裂主義錯誤，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通知錯誤的決定》。《決定》認定：張國燾在四方麵軍中犯了重大的政治原則錯誤，由此形成了反黨、反中央的政治路 線;四方麵軍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負主要責任，全黨要同張國燾的錯誤做堅決的鬥爭。會後，開展了3個月反對“國燾路線”的鬥爭，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清算。 

　　張國燾的黑色事跡之四出走脫黨。1936年，紅軍長征到達陝西省北部的陝 甘寧根據地。中共中央駐紮於延安。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之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根據地改名叫陝甘寧邊區。此時的張國燾已無任何實權， 隻擔任一個邊區政府主席的虛職。張國燾是痛苦不堪，繼爾放棄信仰，出走脫黨。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陝西中部縣祭掃黃帝陵之後，掉頭而去。爾後在 武漢發表了他的退黨聲明，言辭充滿了理想幻滅的沉痛：“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向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張國燾就這樣永遠脫離了他參與創建的黨，再沒回頭。 張國燾出走之後，毛澤東將國燾的妻子楊子烈(1921年建黨時期的老資格黨員)禮送出陝甘寧邊區，讓他們夫妻父子團聚。 

　　張國燾的黑色事跡之五是投靠國民黨。16 日，國燾去武昌見蔣介石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1946年，在投靠國民黨七八年中一直掛著虛銜的張國燾成了有實權的地方官。在他的同鄉熊式輝的推薦 下，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張國燾開始辦公後，處處被掣肘，備感難堪。在署長的位子上忍氣吞聲呆了兩個月後，張國燾感到再也無法幹下去了，便辭 掉職務，離開江西，避居上海。1961年，張國燾應美國肯薩斯大學之約，開始撰寫回憶錄，美國肯薩斯大學每月付給張2000港幣作為生活費用，以後十餘年 間，張國燾多靠賣版權維生。 　 

　　這裏有必要指出，作為黨的領導人，遵守組織紀律和大公無私非常重要，羅章龍、張國濤的分裂活動很糟糕，害黨害己。要學習毛澤東，無論自己受多大委曲，應然嚴守紀律，永不叛黨。

 

　　二、正確路線產生需要一個過程

 　　中共曆史表明，正確路線產生需要一個過程，民主革命如此，社會主義革命也 會是如此。民主革命如果沒有陳獨秀、王明等所犯曆史性錯誤，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和英明就不會被全黨所認識和承認;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沒有鄧小平類改革開放方向 性錯誤，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路線正確性也不會得到人們深刻的理解。

 

　　三、開好重要會議要講政策和策略 

　　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勝利開成，除了黨和軍隊支持，是和毛主席爭取王明路線重要成員張聞天、王稼祥支持分不開的，是和隻解決軍事路線避開政治路線策略分不開的。如果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又無王明路線成員的支持，很難設想會議的結果能否成功。 

　　毛主席對曆次路線鬥爭犯錯誤的同誌，都是給出路和團結的。 

　　如對獨秀，尤為毛澤東關切。毛澤東向斯諾回憶，是《新青年》改變他的人生取向，他在北京時受陳獨秀影響最大。 

　　1937年抗戰開始，陳獨秀出獄後曾說想去延安，毛澤東也懷念舊誼表示歡 迎。不過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提出了恢複黨籍的兩項條件，即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並擁護黨的路線。陳獨秀則帶著傲氣回答：“回黨工 作，固我所願;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陳獨秀最終未能去延安。 

　　1945年在“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客觀地評價了陳獨秀，稱他“做了啟蒙工作，創造了黨”。 

　　1953年2月，毛澤東路過安慶，憶起故舊，遂召地委書記傅大章談話說:“陳獨秀這個人，是有過功勞的，早期對傳播馬列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黨，是有貢獻的。他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後期，他犯了錯誤，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陳獨秀後人的生活，還是要予以照顧。” 

　　人們常談尊重曆史，但做到不容易，講起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更不能忘記這位創造了黨的人陳獨秀，在沉沉黑夜中點燃新的革命火種的人有陳獨秀，他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之一 。 

　　六中全會後，王明也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國女子大學校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央委員等職。
 

　　四、政治思想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遵義會議告訴人們一個真理，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改革數十年以來， 人們好像患了路線鬥爭恐懼症，根本不敢麵對，好像路線不存在一樣。實際上，路線是一種客觀存在，是無法避開的。采用什麽路線立國和治國，具有決定性意義，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正確，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奪取政權;路線錯了，有了的一切，都 可能會丟掉。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正是這樣的一部曆史。在筆者看來，中共之所以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是因為能夠積極展開路線鬥爭，不斷增 強自我糾錯能力。本文就是試圖通過對中共十數次路線鬥爭，來揭示中共生存發展的自我糾錯秘密武器，敢於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糾正錯誤路線。 

　　毛澤東曆來重視黨內路線鬥爭，認為黨路線正確與否決定—切。在當前的思想 和理論界，存在一種錯誤的理論和認識，認為物質的力量、經濟的力量起決定性作用，而忽略路線正確與否也有決定作用，是很成問題的。究竟是物質決定一切，還 是路線決定一切，曆史已經做出了回答。想當初，中共剛剛成立時候，人數隻有區區數十人，可謂物質力量薄弱之極，可是就是這幾十個人由於路線正確，不斷的由 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打敗了貌似強大的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而當今社會裏中共物質力量可謂強大，可是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甚至於到了風雨飄搖 的地步。這些說明了什麽?說明了單純的物質決定一切思路是完全錯誤的，正確的思路現在依然是路線決定一切。1980年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 曆史問題的決議》廢棄了路線鬥爭概念體係。鄧小平說，過去“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用得並不淮確，用得很多很亂”，“黨內鬥 爭是什麽性質就說是什麽性質，犯了什麽錯誤就說是什麽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 

　　在筆者看來，路線鬥爭是個客觀存在，鄧小平想掩蓋路線鬥爭是錯誤的，甚至是別有用心的。在當前中國黨和國家命運麵臨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頭，全黨必須審視自己的路線是否對頭，堅決放棄資改路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於如何鞏固政權，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國家，用什麽 樣的治國強國富國路線提到了日程。這是一個繼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又一個嶄新課題。對此，中國共產黨同樣有一個認識過程，同樣先後出現了不同的思想政治路 線，而最終隻能有一條路線是正確的。總之，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同樣出現過錯誤路線，同樣導致中國共產黨犯錯誤，並給國家造成不應有的損失，而毛主席的正確路 線，正在呼之欲出。

 

　　五、當前的中共及左派都急切需要召開新的遵義會議解決方向和路線 

　　中共自產生發展到今天，已有九十多個春秋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的黨中 央領導有沒有必要重新總結黨的曆史呢?我認為還是有十分之必要的，因為曆史在發展，湧現了許多新東西，要求我們去總結、去提高，這是黨的生存發展的需要， 是中國命運向好的需要，是曆史發展的需要。因為黨的曆史中蘊含著豐富的曆史經驗教訓，通過認真總結，對今天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發展是非常有價值的。

　　重新認識、總結黨的曆史，寫新曆史決議，開新的遵義會議，必澤東思想為指 導，站在更高的曆史角度，以更深刻的思想，更廣闊的視野來完成; 必須站在有利於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的的立場去完成;必須站在有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而不是不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立場去完成;必須 站在有利於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向上，而不是不利於團結向上的立場去完成。

　　對老一代黨中央領導下的黨史總結，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有所突破，對 尚未進行總結的曆史，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曆史總結，更要進行公正的評價。有人說改革開放是完全正確的，是沒有錯誤的，根本不需要反思和總結，這在理論上是站 不住腳的，因為任何事物，都有其正麵和負麵，沒有負麵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改革開放也不例外，不及時糾正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嚴重路線錯誤，負麵影響進 一步擴大，最終導致全黨事業的失敗，導致全民族的失敗。在實踐上也是不符合事實的，例如公有製被嚴重破壞，就業問題突出，百姓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 病，民族道德水準普遍下降等等，難道不是客觀事實嗎?那種頑固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和反對反思改革的人，動機是別有用心的，應該值得警惕。

　　對召開黨的新遵義會議總結曆史解決路線問題，有如下問題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在建黨之初及早期領導人所犯的錯誤，也包括後來黨的許多領導人所犯的錯誤，都應站在曆史的角度客觀給予評價。都應看成是黨內的意見分歧，看成是黨內的路線問題，都應按照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 

　　第二，中共早期所謂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所犯錯誤，除了他們在 理論上的水平不高和受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因素影響之外，中共成立時間短、不成熟和第三國際及斯大林的錯誤要聯係起來，我認為中共早期的錯誤主要也是斯大林 指導方針的錯誤，毛澤東同許多人的鬥爭，實質上也是同斯大林的錯誤指導方針進行鬥爭，斯大林問題在總結中共黨史的時候不應該予以回避。 

　　第三，對羅章龍、張國濤、高崗、等分裂中央問題，要實事求是，不宜擴大或縮小。 

　　第四，嚴格區分功勞和過失，對中共曆史所犯錯誤的同誌都應客觀看待，功是功，過是過。 

　　第五，嚴格區分判斷犯錯誤的性質，要糾正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的問題。 

　　第六，新遵義會議重點應該是： 

　　1、要敢於突破鄧小平的曆史決議，鄧的決議形成曆史條件有他不成熟的一 麵，出現一些問題也是難免的，我們尊重前人的最重要表現，是尊重他們的思想，而不是某種結論。實事求是是他們一貫的思想方法，黨的事業是他們一貫堅守的立 場，一切符合黨和人民的利益，符合客觀實際，這才是真正的尊重和忠於前人。 

　　2、要敢於對改革開放說不。對改革開放的經驗要總結夠，對改革開放的失誤 也要總結夠，用掩耳盜鈴或鴕鳥的辦法處理改革開放的問題是極不嚴肅的，是極不負責的。要反對形而上學思想方法，要貫徹辯證思想方法，對黨內不實事求是的人 和事要進行教育和清理。對改革開放存在的問題和責任人也要實事求是，無論成績和錯誤責任根源都在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對犯錯誤的廣大幹部，甚至包括貪官汙 吏也要有一個寬容的和曆史的負責政策。 

　　3、要敢於重新評價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不論其正確與否，是黨中央的決定， 是合法的，這是個基本事實。正確是全黨的正確，犯錯誤也是全黨的錯誤，責任在中央，不在其他人。像林彪、四人幫等問題，究竟有多少是違背了黨中央關於文化 革命的決定，要重新調查。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無論如何，像華國鋒的抓四人幫的方法應該是絕對不允許的，是違反黨紀國法的。四人幫的性質究竟是黨內鬥爭、路 線鬥爭、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是不是反革命等要重新調查研究，搞清楚，不要開曆史的玩笑。對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參加文化革命的廣大幹部和群眾，不 論哪一派，不論哪一代紅衛兵，都是值得肯定的，他們所犯的錯誤，即使成立也是黨中央所犯的錯誤，不應該歸罪於廣大幹部群眾，應該承認對文化革命的處理是欠 周到的，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應當對死去的年輕的紅衛兵和活著的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文革積極分子給予恰當的評價和補償，當時的紅衛兵都是積極響應毛主席和黨 中央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何錯之有?何罪之有? 

　　隻要黨中央有勇氣解決了上述問題，就會糾正曆史上的許多錯誤，就會分清許多事非，就會最大限度的使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真正構建成一個和諧的、安定的社會。 

　　通過對黨的曆史重新認識和總結，我們將會發現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規律問題之一：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掩蓋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又掩蓋了王明的右傾，解放後文化革命的個別左傾現象實際上也掩蓋了改革開放的右傾。 

　　規律性問題之二：教條主義害死人，對馬恩列斯的理論和蘇聯的經驗生吞活 剝。陳獨秀片麵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論和曆史決定論，固執的認為中國隻有先實行資產階級革命，在此基礎之上，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用此指導思想 指導整個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造成大革命的失敗，這就是有名的“二次革命論”。陳獨秀之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從這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提出兩 個拳頭打人，攻打大城市，以城市為中心進行武裝暴動，導致了毛澤東領導的以農村為根據地開展武裝鬥爭取得的成果喪失了百分之九十，迫使中央紅軍進行二萬五 千裏長征，進行戰略轉移。改革開放後出現了盲目崇拜西方的新的教條主義。極力否定中國共產黨人獨創的曆史經驗，否定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燦爛文化，對西方文 化和思想不加分析，全盤吸收，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規律問題之三：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必須緊密聯係群眾，必須搞好統一戰線。建國前後的黨都存在好的時候和壞的時候。而一切好的時候都是黨群關係密切的時候，都是統一戰線成熟的時候。反之，一切出問題、遭受挫折和失敗的時候，都是沒有處理好黨群關係，統戰工作沒有落到實處。 

　　規律問題之四：從糾正錯誤和同錯誤鬥爭中發展壯大。陳獨秀雖然犯了錯，但 是這個錯誤為我們黨的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性無疑是必要的，我們黨在清算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之後，正確的開展了獨立的武裝鬥爭，是主要的鬥爭成果，然 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都或多或少的犯了左傾錯誤，這種錯誤對我們黨的發展也並不是一無事處，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形成就是在既反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也反 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鬥爭中成長壯大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付出了許多學費，這些學費從理論上講也是不可缺少的。全國解放以後，中國發生了大躍進的和文化革命 的一些問題，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認識到了革命的方向和策略需要緊密統一，及時糾正許多錯誤。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也必須進行反思，對改革開放中的錯誤也必須 進行糾正，中國當前要想發展壯大，必須糾正改革開放過程當中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方針政策。 

　　規律問題之五：民主集中製製度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鬥爭過程當中，始 終沒有徹底解決。解放前的陳獨秀和王明等奉行家長製，對黨的不同意見進行壓製和打擊，甚至進行殘酷鬥爭是曆史的事實，建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過程當中，人 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被極大的削弱，致使一些領導幹部橫行無忌，給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所以一定要發揮全體黨員和群眾的民主作用，不可流 於形式。在貫徹民主集中製製度中，毛澤東是做得最好的，他在晚年發動文化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解決好黨的民主集中製問題，就是要使黨能經常的、有效的 受到人民群眾的監督。 

　　規律問題之六：形而上學是中國共產黨的大敵，革命的兩手的要勝過革命的一手。 

　　第一國共合作曆史時期，陳獨秀隻講合，不講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王明隻講分，不講合，放棄對十九路軍起義的爭取和支援。改革開放後出現一些現象：如隻講經濟，不講政治;隻講富人，不講窮人;隻講和平，不講戰爭;隻講讓 步，不講鬥爭等都是錯誤的。毛澤東始終能正確運用革命的兩手，即使在文化革命當中也是提出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這是和一些反毛澤東的形而上學 思路截然不同的。 

　　規律問題之七：路線正確與否決定一切。 

　　在當前的思想和理論界，存在一種錯誤的理論和認識，認為物質的力量、經濟 的力量起決定性作用，而忽略路線正確與否也有決定作用，是很成問題的。究竟是物質決定一切，還是路線決定一切，曆史已經做出了回答。想當初，中共剛剛成立 時候，人數隻有區區數十人，可謂力量薄弱之極，可是就是這幾十個人由於路線正確，不斷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打敗了貌似強大的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 義。而當今社會裏中共物質力量可謂強大，可是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甚至於到了風雨飄搖的地步。這些說明了什麽?說明了單純的物質決定一切思路是完全錯 誤的，正確的思路現在依然是路線決定一切。我們黨不可不極其慎重的反思自己的路線問題。 

　　規律問題之八：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也是政 權問題。曆史證明，各級領導權掌握在什麽人手裏關係極大。如果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修政主義者手裏，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就會失敗，前蘇聯和蘇共的滅亡就是 前車之鑒，所以，真正的共產黨，一定要堅決不斷地清洗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腐敗分子，奪回被他們篡奪的權力，舍此不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鞏固大業。 

　　召開新的遵義會議，重新認識總結中國曆史的目的，是要使全黨、全軍、全國 人民最大限度的團結起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勝利前進，總結經驗教訓，揚長避短，使這個黨能夠健康的生存下去。重新總結中國共曆史的指導思想，就是在站在真 正中國共產黨員的立場上，實事求是，為創建社會主義社會服務。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有了文革和改革的正反曆史經驗教訓，應該有條 件、有能力站在新的曆史高度，承前啟後完成中國黨及其領導下的中華民族和共產主義運動偉大新興的曆史任務。當前的中國及世界正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曆史轉折 時期，是認真總結黨的曆史，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奮勇前進，把中國引向光明，還是隱瞞錯誤，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上走下 去，把中國引向黑暗，以非常嚴重的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麵前，須知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一個以追求共產主義為目標的政黨，其生存的 條件和動力都和社會主義道路息息相關，如果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必然走向滅亡，這應該是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所深知的。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中國人民一定會積極行動起來，徹底 解決中國的陰暗麵。極少數反動分子主導的改革路線垮台的時間為期不會太久。希望中國能在不太大的動蕩過程當中完成曆史的轉變，希望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 央，能夠順應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願，認真總結中國共產黨的經驗教訓，形成新的遵義會議，化弊為利，把新中國引向無限的光明。 

　　中國也有可能發生非常糟糕的局麵，從本質上和形成上都放棄了共產黨及其事 業!這也不可怕。因為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國人民是久經考驗的黨和人民，是經過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親自培育的黨和人民，是經過文化革命和改革開放洗禮的黨和人 民，他們一定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達到把中國引向社會主義新生的目的。 

　　左派在中國這種大黑暗轉為大光明的曆史關頭，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 旗，保持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決反對左、右傾;特別是反對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做最壞準備，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英勇奮鬥，爭 取完成由最壞的資本主義向最好的社會主義偉大轉變!

 

　　201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