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琳的博客
探索真理，為民服務。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為何受世人敬重？
從哪說起呢？掃黃開始談起吧。這個問題，曾幾何時，我們腰板筆直、驕傲而自豪。
“中國有妓女嗎？”這是西方記者對周總理陰險之問。他們就是想分裂台灣，我們一言不慎，就會出醜。周總理肯定的說：“有!” 國際舞台眾人疑惑驚愕未定之時，總理釋曰：“中國的妓女在我國台灣省!”一語驚四座，底氣十足、一箭雙雕，經典典故，傳千古，何其快哉! 同時，也證明，國之娼盛，不是啥榮譽。
然，今日之中華大地，僅東莞一隅，“小姐”高達20多萬!一個掃黃，引發一個“大地震”，這不算完，餘震、群震，還不斷升級呢。
大V“作業本”地震級之語：“央視無情，人 間有愛，眾誌成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東莞挺住!東莞不哭!今天，我們都是東莞人!” “平安東莞!!! 天佑東莞!!! 東莞挺住!!! 東莞不哭!!!” 此人作業本的內容，父母和老師，該去好好翻一翻、查一查了。因為，養不教，父之過; 教不嚴，師之惰。
個別律師群震級之言：“組團去，拯救東莞!”——河北世紀聯合律師事務所，邢建民律師。聞其言，觀其名，對不起其父母，起名之良苦用心。有沒有，名如其人的？有！“打擊賣淫和計劃生育一樣，都是暴力侵犯基本人權，須立即停止”——人文經濟學會理事胡釋之。胡釋之，胡亂解釋之?
你們這部分人的觀點經不起推敲，一推就倒，一敲就碎。許多人說你們，極其虛偽奸詐、卑鄙無恥。也別不服。
你們，既然發自肺腑的奮力疾呼“東莞挺住”，你咋不把老婆頂上去，填補空缺，供人娛樂呢?; 什麽“拯救東莞”? 你若招呼自己的姐妹及親生女兒，組團去拯救?! 我相信，你的親人會立即罵你瘋了，很有可能與你一刀兩斷，不服你就試 試! 你們說這些話，咋讓父母以你為榮? 讓你的老婆咋麵對閨蜜?你們的子女，又如何在自己的小夥伴們麵前，以你為豪呢? 你們是一群毫無親情、極端自私的虛偽 之輩。其實，你們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被害者，被奢靡淫樂主義、自私萬歲思想害得你們，人不似人，鬼不像鬼，怪胎怪物囂怪論。
人文理事胡釋之，你還斷喝“立即停止”？！你是研究的人文，真以為自己，“真理在手”，就“理直氣壯”“豪氣衝天”，一聲斷喝水倒流？
人文，首先是一種思想，一種觀念; 讓一部分女性自願脫衣從事色情行業，是不是與思想文化價值觀，息息相關? 答案是肯定的! 人文，同時，也是一種製度，一種法律。賣淫嫖娼是不是違反相關法製? 答案更是白紙黑字所認定的。人文之人權問題，賣淫女，實質是“性奴隸”。你說，賣淫是人權，看來你，胡釋之嫖娼，也是人權。你老婆有沒有不同意的人權呢? 應該也有，你卻無視之。反過來，你老婆不顧你的反對，玩二爺。你會不會勃然大怒之、離婚之呢? 很有可能。人權，到你這裏，咋就像獨裁呢? 因為，汝之“必須立即停止!”，不是反映多數人意願的民主。
女性從事色情業，有些是被黑惡勢力脅迫的。假設你母親去東莞，因這黑惡勢力因素做了。你會支持黑勢力的“人權”嗎? 我看你做不到。你報警，拯救你母親。我一定支持你，更會幫助你。退一萬步， 即使你母親願意做，我相信，你會一億個不支持對待你母親。你呀，趕快退出人文理事會吧。因為，你根本就不懂，淨說些讓人笑掉下巴、義憤填膺的話。為何對你說這麽多? 你是人文理事，在其位，不謀其政，有瀆職嫌疑也!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為何受世人敬重？這個事，我們得拿洋人話，來鎮他們。
“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中國，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 “全中國都處在一種嚴守道德的氣氛下，那裏不再有放蕩縱欲的娛樂場所，不再有引人墮落的因素。”——1966年，法國《十字架報》。浪漫的法國人，對我們評價不低，一度崇尚性自由的美國人，又是咋看待當時的中華民族的呢?
《紐約時報》副社長，詹姆斯萊斯頓（乒乓球外交記者）講： “當時美國讀者們都在想象，他們的總統前往訪問的是一個無私無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國家。他們正在很有意識的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
他們為何如此歇斯底裏般的狂吠《紅色娘子軍》、《英雄讚歌》，反對我們打擊“黃賭毒黑”呢？他們的階級鬥爭，遭到強力反擊了。反腐打老虎，讓他們心驚肉跳，感到要喪失駕馭權、主導權了。自己現有的地位、利益、淫樂、安全都受到威脅了! 有那麽點絕望感了，但，又不死心、不甘心! 跳出來，歇斯底裏狂吠叫囂，也屬正常現象。
這夥人，挺聰明滴。打著“沒有階級鬥 爭”的大旗子，拎著“反對階級鬥爭”大棒子，念著“階級鬥爭反人類”的歪經邪說，亂扣那頂“耳熟能詳”的大帽子，耍陰謀、搞詭計，拉幫結夥大搞“不要階級 鬥爭的階級鬥爭”。其實，這部分人之言行，是違反人類發展鐵律的，是封建官僚主義、資產私利思想結合後，結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惡果。
階級鬥爭，促進人類社會的文明、平等、民主、進步和發展。 鬥爭，有文，有武! 文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造就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之先秦文化。人民是實踐者，實踐出真知，追求平等自由，反對壓迫剝削、真知理論與假公知學說會有矛盾。偽精英不會束手就擒，反擊人民的真知灼見。那文鬥之討論、辯論，就會上演，這也是民主的表現形式。獨裁者呢?往往扼殺大鳴大放，搞一言堂。階級鬥爭，一手文鬥，當文鬥解決不了根本矛盾問題了，武鬥這隻手就會取而代之，朝代更替，周規律。階級鬥爭最後的勝利屬於真知，我們看到的曆史，從奴隸社會到封建主義社會，封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了，資本主義社會來了。資本自私利己主義，導致經濟危機不期而遇，人類又開始從理論到實踐，探索社會主義社 會。
就文鬥而言：一個沒有文鬥的國家，她不是民主的，不進則退，墮落文化，頹廢國力；一 個長期處在文鬥極具激烈時期的國家，群眾幸福感，也是會降低; 文鬥的原則是實事求是，原則是不能交易的，當頻頻出現顛倒黑白、造謠汙蔑大行其道等的言行的國家，其法律，那是打了折扣的、注了水的。元首競選也是文鬥，多數民眾選擇為民物質文化更富裕的領袖，社會就會團結安定，向前進。毛主席叮囑我們，千萬不 要忘了階級鬥爭。我們不鬥爭，那部分人就鬥我們。他們的鬥，文鬥就是抬出孔子來，用儒家思想愚昧民眾; 武鬥呢，很簡單，就是橫豎都是壓，官僚、官僚，青麵 獠牙嘛。這就是曆史事實。
為何攻擊、反對英雄？拉低中華文明，大家都墮落。無論是《紅》劇，還是《英雄讚歌》都是平民英雄，英雄是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好榜樣。弱愚女子有理想了，追求平等、自由、尊嚴了，反對剝削壓迫，敢拿起刀槍 了，勇敢地與他們作鬥爭了。害怕人民群眾，因此而與其作不懈的鬥爭，直到把他們打倒。他們，可不就怕了嘛。他們攻擊反對英雄，就是要把整個民族的道德文化拉低，和他們一樣墮落，也就“誰也不說誰了”，達到保護自己偷盜的國民資產及權力地位。
毛澤東是平民英雄、更是民族大英雄， 他不僅僅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世界。毛澤東像太陽，他們是啥? 碩鼠爾。白天，戴著偽善的麵具，滿口的仁義道德; 到了晚上，那就精神抖擻，男盜女娼了。這部分人害怕毛澤東，好家夥，顛倒黑白，往毛主席身上潑髒水，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人民是實踐者，曆史的見證者，群眾一看，挺身而出，豈有此理，就給毛主席擦掉。 一來一往，毛澤東思想普及的反而越多，毛澤東也越來越偉大，晶瑩剔透、光芒萬丈。
這是一場關係到亡黨亡國的鬥爭；這是一場沒有退路，勇往直前，隻許勝，不許敗，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的生死之戰; 更是一場持久戰。短期內，我們要占領政治、經濟、文化的高地，扭轉頹勢。長期呢? 幾十年、幾百年。需要一代一代毛澤東思想信仰者、踐行者，前赴後繼的鬥爭、戰鬥下去。
天天講利益集團，當前的利益集團是誰呢？毛 澤東在七大上說過：“同誌們! 在中國境內和我們爭領導權的，要把中國拖回到黑暗的世界裏麵去的，主要是什麽人、什麽力量呢? 這就是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大銀行家、大買辦的代表。什麽是不要馬克思主義? 就是忘記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忘記了人民大眾，忘記了農民。當地主哇哇叫的時候，就向農民潑冷水。帝國主義是幹什麽的? 就是看到中國身上有油水，就要揩一點油。”
毛主席多次囑咐我們，要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千萬不要忘了階級鬥爭; 社資兩條路的鬥爭; 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 帝國主義侵略的危險... ...。我們毛主席，是戰略家，戰略大家。
......
毛主席為何能成為偉人？經濟大家。老百姓都願意跟著他，打土豪分田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建國後，一窮二白，邊打仗邊建設，從無到有，我們輕重工業全起來了，免費醫療世界典範，大三線更是經濟大戰略。
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直言不諱，人家不怕被扣上毛左、餘孽的大帽子： “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 相比，毫不遜色。在毛澤東身後的時代裏，對毛澤東時代的曆史記錄的汙點吹毛求疵，而緘口號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風尚，深恐提及後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 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不就等於 是為曆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80年代將找不到要改革的對象。” 美國為何強大? 實事求是的態度。
好文章，保存了。
孫經先：“餓死3600萬”的重大謬誤是怎樣產生的？
2014年02月08日09:34 紅旗文稿
《紅旗文稿》2014年第2期刊發文章《“餓死3600萬”的重大謬誤是怎樣產生的？》，反駁楊繼繩《墓碑》一書對於三年困難時期的論斷。該文作者為江蘇師範大學(即原“徐州師範大學”)數學學院特聘教授孫經先。此前他曾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刊文批評“餓死三千萬”的說法。以下為《“餓死3600萬”的重大謬誤是怎樣產生的？》全文。
編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書，稱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600萬”人。最近幾年，孫經先教授連續發表了數篇文章，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進行了分析，堅持用事實揭露《墓碑》一書大量使用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明確指出“餓死三千萬”是重大謠言，並正在編著《還曆史以真相》一書。重要的曆史見證人、93歲高齡的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同誌為該書作序：《有力揭批“餓死三千萬人”謊言科學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真相》。最近兩年，楊繼繩先生又於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並於2013年12月在《炎黃春秋》第12期上發表《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孫經先教授這篇反駁文章，對“餓死三千萬”重大謠言的來龍去脈作了辨析，以正視聽。
一、《墓碑》篡改、偽造數據事實確鑿
2013年9月9日，我們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了《“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用事實揭露了《墓碑》一書大量使用偽造的、被篡改的數據，製造了“餓死3600萬”的重大謠言。文中列舉了十個典型實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樣篡改、偽造數據的。楊繼繩先生在《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以下簡稱《謠言》)一文中對我們的批駁進行了辯解。我們先對楊先生關於這十個典型實例的辯解逐一進行剖析。
1.《墓碑》說四川省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死了350萬人”，我們經過查證1953年和1964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後，指出《墓碑》的這一說法是非常荒謬的。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謠言》一文在對一些枝節問題進行了無理糾纏後不得不承認，“這個例子中死亡比例這麽高確實不同尋常。孫先生提出質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願意更改書上的這個例子”。這樣，盡管是很不情願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楊先生畢竟已經承認了錯誤，並且答應“願意更改”。
在那個曆史時期，我國一個專區級別的行政單位也就隻有幾百萬人。一個隻有幾百萬人的專區居然餓死了350萬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在讀到《墓碑》的這段話時馬上就斷定這一定是錯誤的，查證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隻不過是為了用實際數字說明我們的判斷。在涉及高達350萬人死亡(這一數字相當於正常情況下當時全國一年總死亡人數的一半)這樣巨大的數字上，楊先生連核對一下人口普查數據這樣簡單的工作都不做，就把這一極為荒謬的數字寫進了《墓碑》，成為“全國餓死3600萬”、“四川省餓死1000萬”的重要依據，讓人很難相信他在其他數據上能夠有認真負責的態度！
這樣荒謬的數字在《墓碑》中絕不是隻有一處。例如，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時人口總數隻有136萬人的“通渭、會寧、定西、靜寧縣和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居然“餓死近百萬人”；1958年隻有6萬人多一點(60971人)的甘肅省臨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萬多人(41381人)。(《墓碑》的說法見該書142頁、141頁；1953年人口普查數據見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臨夏市的數據見臨夏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臨夏市誌》，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頁)我們在對《墓碑》一書進行查證的過程中發現，隻要有人在某種場合下說了一句“XX地區餓死XXX萬人”，就都會被楊先生寫入《墓碑》一書，成為他“確認中國餓死3600萬”的重要依據。
2.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鳳陽縣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該縣“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餓死60245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繼繩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並不包括正常死亡。”
楊繼繩先生的說法純屬詭辯。讓我們看一下陳振亞報告的原文：“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占農村總人口335698人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人，占農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腫病達27735人，婦女子宮下垂6932人，閉經8237人。”“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後兼任鳳陽縣委第一書記)：《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很明顯，陳振亞在這裏說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為“共餓死60245人”。為了掩蓋這一篡改，楊先生刪掉了原報告中的“浮腫病達27735人”這句關鍵性的話，因為“浮腫病27735人”這一數據就已經否定了他“共餓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經我們查證後發現，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繼續篡改數據，把陳振亞報告中的“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篡改為“全縣死絕8404戶”。
3.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調查報告中說：信陽事件中信陽地區的死亡總數為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其《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以下簡稱《走向謬誤》)中，又進一步被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不得不承認：“我要肯定孫先生在總死亡人數與非正常死亡人數之間所做的區分。兩者當然是不一樣的。”但是他緊接著又做了詭辯：“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後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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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究竟是不是楊先生所說的那樣呢？讓我們看一下這個調查報告的內容。該調查報告說：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於桑、武人文：《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1960年6月18日)這裏的“死亡總數436882人”明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而絕不是楊先生所說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楊先生的辯解無法改變他篡改數據的事實。
楊先生說我們在查證時“沒有看到……死亡549171這個數字”，其實，我們早就對這些數據進行了查證。查證的結果是：楊先生對這些數據都進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檢討報告中的總死亡人數549171人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統計數是549171人”。
通過以上兩個典型實例，人們可以知道，陳振亞的報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的調查報告中的死亡人數都明確指全部死亡人數。這就揭露了楊先生所謂“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並不包括正常死亡”、“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後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強詞奪理。
4.安徽省《無為縣誌》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6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2278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辯解說：“按大饑荒時代的語境，在總結大饑荒的教訓時，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無為縣誌》記載的是戶籍統計的總死亡人數，他把這樣的死亡人數居然也說成“就是餓死人數”。
由以上實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楊繼繩先生的一個荒謬的思維邏輯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而這是貫穿在整個《墓碑》中的一個基本的思維邏輯。
5.福建省《寧德市誌》114頁記載，寧德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承認：第一，他出現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國共產黨寧德曆史大事記》，但是他“沒有找《中國共產黨寧德曆史大事記》核對”；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說法與他所引用的《中國共產黨寧德曆史大事記》中的說法有重大區別。這個問題就很清楚了，無論楊先生如何辯解，都改變不了《寧德市誌》中“寧德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為“1960 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這一基本事實。
6.《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我們經過查證指出，《臨夏市誌》記載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他的這一數字“引自李磊的遺著《悠悠歲月》”，“李磊可能把臨夏回族自治州誤寫為臨夏市”，“我沒有將李磊的數據和兩個地方誌核對，這是我不細致的地方。孫先生的批評促使我核對。再版時將作改正。”這樣，在這個問題上楊先生承認了錯誤，並且答應“將作改正”。隻是楊先生把錯誤推到一位已經去世的老人身上，顯得很不厚道，為什麽楊先生在寫《墓碑》一書時不去核對一下地方誌呢？
7.《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我們經過經查證，《江口縣誌》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因此，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對於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的說法，楊先生在辯解中說，他的這一說法是引用了鄭義和晏樂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楊先生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說明這一說法的真實性。由《江口縣誌》的記載可以知道，這一說法是偽造的。
在上述無為縣、寧德縣、臨夏市和江口縣等幾個例子中，楊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顯錯誤的數據。上述無為縣、寧德縣、臨夏市和江口縣等幾個例子中有關數據的虛假性都是很容易鑒別的，隻要到國家圖書館查閱一下這些縣(市)的地方誌就可以了。但是楊繼繩先生在研究這樣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時，卻連這樣簡單的鑒別工作都不去做，並且在我們已經指出了他的實質性錯誤以後，不但不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還為自己進行徒勞的辯解。
8.《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並注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誌》，我們經查證後指出，《常熟市誌》沒有這一記載。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對此進行了辯解。在對楊先生的辯解進行評述前，我們要指出一個重要事實：《常熟市誌》對三年困難時期常熟縣的浮腫病發病、治療和由此導致的死亡人數做了明確的記載。這一記載如下：“60年代初，國民經濟困難，縣內各地不同程度地發生營養不良性浮腫病，……其發病特點為冬春劇、夏秋瘥。發病高峰時全縣有病人4.9萬餘人，各地組織醫務人員開展全麵防治，辦臨時療養院350餘處，采取重點療養與全民保護相結合，以及治療、休息、營養三管齊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萬人進行療養，其中90%以上恢複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曆時兩年半。”1960年冬“縣內各地出現浮腫病患者，少數病人死亡。縣、社衛生部門組織醫務人員，對病行集中治療。”1961年“3月下旬，據衛生部門調查，全縣浮腫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為高峰，患者達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蘇省常熟市地方誌編撰委員會：《常熟市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頁)由此可以知道，常熟縣的浮腫病死亡人數應在數百人左右。
楊先生查證了《常熟市誌》，那麽上述的這些明確記載楊先生難道沒有查證到？或者查證到了不願意公布？
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辯解說：“《常熟市誌》1990年版，第1029-1030頁有各年人口數據的記載。”“根據《常熟市誌》提供的數據，做四則運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然而，人們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誌》第1029-1030頁記載的是常熟縣曆年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而不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第二，楊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編造的一個極為荒謬的公式，計算出了常熟縣的“餓死人數”。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錯誤公式“計算”得到的數據說成是《常熟市誌》的記載。
十個典型實例中的另外兩個，即《墓碑》中的“《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也都屬於這種類型的篡改和偽造。
二、一個製造謠言的“楊繼繩公式”
楊繼繩先生提出了一個“餓死人數”計算公式，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敘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難時期之前和之後的某幾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為基準(楊先生把這一基準錯誤稱為“正常死亡率”)，然後利用公式：某年餓死人數＝該年年均人口數×(該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計算某一地區“餓死人數”的數字。下麵為了敘述方便，把它稱為“楊繼繩公式”。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完全錯誤的。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了一大段話，認為這個公式一點也不“荒謬”，充分暴露了他對現代數學的一竅不通。在這裏，我們不得不向楊先生普及一下數理統計學的最基本的常識。
稍微了解一些數理統計學知識的讀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個計算三年困難時期饑餓死亡人數的統計學公式，就必須以隨機方式取得我國若幹地區與死亡人數有關的詳細數據，其中至少要有這些地區這一期間的人口死亡率、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正常死亡、由於各種疾病死亡、饑餓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數據，然後嚴格按照數理統計學的原則和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這樣就可以獲得一些統計規律，這些規律一般可以用回歸公式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且這種公式一般來說是非線性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個數學公式是不是正確，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下麵我們就用實際統計數據來揭露“楊繼繩公式”的荒謬性。
湖南省常德地區1960年年均人口為404.6萬，死亡率為45.4‰，按照“楊繼繩公式”計算，常德地區1960年“餓死”人數為14.6萬。但是據《常德地區誌?衛生誌》記載，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區浮腫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市誌(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頁；常德地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地區誌?衛生誌》，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頁)利用“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數字是實際水腫病死亡人數的24.3倍。上一節中常熟縣的實例也說明了這一公式的荒謬性：按照《常熟市誌》的記載，常熟縣浮腫病死亡人數約在數百人左右，而這一公式卻計算出常熟縣“餓死11000多人”，把人數擴大了十幾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們就很多地區的情況都對“楊繼繩公式”進行了驗證，驗證的結果表明，利用這一公式計算出來的“餓死人數”，比實際統計數字通常要大幾倍、十幾倍、幾十百，甚至幾百倍。楊先生《謠言》一文中說：“1958-1962年到底餓死多少人，不是坐在書齋裏能夠計算出來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這一荒謬的公式，“坐在書齋裏”“計算”出了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和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從而製造出了一大堆謠言。就在我們已經指出這一公式的極端荒謬性之後，他在《謠言》一文中還繼續使用了這一錯誤公式。
三、究竟是誰“脫離中國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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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死三千萬”的說法起源於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如何正確地看待這些數據，是搞清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究竟是不是“餓死三千萬”的關鍵。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楊繼繩先生在《走向謬誤》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說：“孫先生不了解我國人口數據的采集過程，說‘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他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係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
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究竟是不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我們認為是，楊先生認為不是。這是我們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對這個問題，1983年前後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先生最有發言權。李成瑞先生明確指出：“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關於‘大躍進’和隨後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請國務院批準，才將這些數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這段話明確告訴人們，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這就完全否定了楊先生的錯誤觀點。
從楊先生的兩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國戶籍管理製度的基本內容和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數據的采集與匯總過程。在戶籍人口統計數據中，“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的形成過程與人口變動(出生、死亡、遷出和遷入)數據的采集過程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過程，“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根本不需要獨立采集。這就是在這一問題上的“中國實際”。
顯然楊繼繩先生對這些內容一無所知。他在《走向謬誤》一文中說：“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大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生產大隊幹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遷出數、遷入數也是上報時回顧的”。從表麵上看，在實踐中可能存在著楊先生所說的這種情況。但是他在這裏模糊和遺漏了更為重要的情況。人民公社成立以後我國農村地區基層戶籍登記機關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所以楊先生所說的“生產大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實際上是上報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負責戶籍登記的人員那裏。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負責戶籍登記的人員在接到這些上報數據後，就要按照戶籍管理製度的規定，分別將這些人口變動數據登記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遷出、遷入登記冊”中，並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戶口簿中“根據人口變動，隨時填入或者注銷”。這就是說，楊先生所說的情況，僅僅是戶籍登記的一種形式和輔助手段，這種情況改變不了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這一實質。
我們已經說過，對戶籍統計數據來說“人口總數”數據的采集和“人口變動”數據的采集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過程，“人口總數”數據根本不需要另外獨立采集。楊先生卻說基層上報數據時，人口總數數據和人口變動數據“這兩組在理論上應當互相對應的數據在統計實踐中沒有數量上的對應關係”，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楊先生為了說明他的觀點，在《走向謬誤》一文中提供了一個“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這個表格上隻有當年“年末總人口”和當年“人口變動”兩大項，沒有上一年歲末總人口數的數據。據此，楊先生說：在表格上“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沒有顯示，也無法算出。這樣，當年總人口的增長和人口自然變動就無法核對。我想，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
楊先生在這裏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我國的戶籍統計工作是每年都要進行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是每年都要填寫上報的，並且在本單位和上一級戶籍管理部門都要存檔的。某個鄉、鎮(人民公社)上一年的歲末人口總數在該鄉、鎮(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上是明明白白記載著的，這樣“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雖然在當年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上沒有直接顯示，但隻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統計表一對照，立即就可以計算出來，而絕對不是楊先生所說的“無法算出”、“無法核對”。所以楊先生所說的“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錯誤的。楊先生完全否認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是戶籍統計數據，這就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正是楊先生自己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係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走向了“餓死3600萬”的巨大謬誤。
四、楊繼繩先生的數學錯誤
從理論上講，在不考慮國際移民的情況下(這一時期我國國際移民人數極少，可以不考慮)，一個國家某一年的人口總數增長數(即“該年歲末人口總數”減去“上一年歲末人口總數”)應當等於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長數(即“這一年的出生人口數”減去“這一年死亡人口數”)。國家統計局1983年人口數據中出現的重大的令人難以解釋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間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我們把這一差異稱為某年的人口異常變化數，即某年人口異常變化數＝該年人口總數增長數－該年人口自然增長數。由人口異常變化數確定的人口變化稱為人口異常變化，人口異常變化數大於零稱為人口異常增加，小於零稱為人口異常減少。
國家統計局1983年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現在：從1960年到1964年連續五年出現了數額巨大的人口總數異常減少的情況，五年合計異常減少了2644萬人。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重大矛盾產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麽？1960年到1964年連續五年我國人口總數異常減少2644萬人的真實原因是什麽？這是研究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楊繼繩先生等人把我國這一期間人口總數的大量異常減少(合計2644萬人)全部(或絕大多數)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謠言。
我們利用數學思維方法證明下列基本結論：對於戶籍統計數據來說，人口異常變化數隻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虛報)行為及其對這些行為的糾正，與出生和死亡的漏報及其補報行為無關。因此，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出現的我國這一時期人口的大量異常減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這就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了“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
楊先生顯然看到了我們的這個基本結論是對“餓死三千萬”的徹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謬誤》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極大的篇幅否定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戶籍統計數據，然後又試圖推翻我們的證明。楊先生企圖推翻我們的上述基本結論，隻能是一件徒勞的事情。
五、關於漏報戶籍就無法生存的問題
楊繼繩先生在《走向謬誤》、《謠言》兩文中說：“在那個年代，每一個人的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最為緊要的是趕緊辦理‘糧油關係’的轉移，而‘戶口關係’的轉移是‘糧油關係’轉移的前提。不辦戶口就沒有飯吃。孫先生斷定當年數以千萬計的人在遷移後不上戶口，這些人吃什麽？”這裏楊先生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那個年代漏報戶籍“就沒有飯吃”。一些年輕的讀者對我們的研究也提出過這一質疑。這裏需要把這個問題說明一下。
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的“吃飯”問題分為兩種情況。對於城鎮居民來說，糧食憑票證供應，戶口關係是糧食關係的前提。沒有戶口關係，市鎮居民就沒有糧食關係，也就買不到糧食，當然是難以生存的。但是，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村居民。對於農村居民的絕大多數來說，他們自己就生產糧食，是不需要購買糧食的，更談不上需要“憑票證供應”糧食的問題。當時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三級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指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農村居民隻要在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會按照一定的“人勞比例”從生產小隊中分得糧食。隻要有了糧食，他們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國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1960年到1964年開展的市鎮人口大精簡運動中精簡的重點就是這一部分人。這些人被精簡以後，他們絕大多數都回到了農村原籍。我們所說的漏報戶籍的人口，就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對於這些人來說，他們的這次遷移，實際上是回到了他們原先就生活在那裏的家鄉，那裏有他們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過的住房(這實際上相當於現在的農民工返回家鄉)。他們隻要在自己家鄉的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可以分到糧食，他們是不需要購買商品糧的，不存在“沒有飯吃”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在一個時期沒有戶籍對生活的影響並不是太大。至於這些人漏報戶籍的原因，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先生認為：大精簡運動中“由城市遷到農村的人口，對於落戶農村卻不那麽積極。有些人認為，精簡城市人口是暫時的，一旦經濟情況好轉就又會回到城市，所以寧肯把戶口裝在自己口袋裏，也不願在農村落戶口(群眾稱之為‘口袋戶口’)，免得以後再到城市落戶口時遇到麻煩。”
楊先生在《走向謬誤》和《謠言》兩文中還說：“當時不帶戶籍、沒有糧食關係的人口流動是有的，就是從農村逃荒出來的饑民。”我們講得很明白，我國這一期間出現的遷移漏報戶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開展的精簡市鎮人口運動中產生的，這些人精簡以後絕大多數都回到了他們的農村原籍，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顯然是非常錯誤的。
六、楊繼繩是怎樣走向“餓死3600萬”重大謬誤的
楊繼繩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關於這次調查的情況，他在《走向謬誤》中說：“1961 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為了讓讀者相信這件事，楊先生在這段話的注解中特別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麵向他確認了這件事。楊先生的這一說法有著重要影響，是他確認“餓死3600萬”的關鍵性依據之一。
那麽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讓我們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兒子周軒進先生是怎麽說的。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曆史上從來就沒有什麽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確的。”楊先生說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麵向他確認了“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爸爸絕無可能對任何采訪者公布什麽餓死人數。即使是確實采訪過爸爸的楊繼繩，公布的對爸爸的采訪記錄中，也借爸爸之口，摻雜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論。”“爸爸恪守的這兩個數據，就是兩次‘缺糧人口’之間的差距。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餓死人數’，但絕不等於餓死人數。”(周軒進：《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續記三》，參見《中華魂》網站)周軒進先生的上述回憶，充分揭露了楊繼繩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確認”的所謂“全國餓死人幾千萬”，是對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偽造。
《墓碑》一書具有極大的欺騙性，這種欺騙性表現在，這部書是在“紀實”的名義下，引用了大量地方誌、檔案、對當事人的采訪和各種形式的其他資料，來論證所謂“餓死3600萬”的。因此為了揭露“餓死3600萬”的荒謬性，我們就必須對《墓碑》提供的這些資料逐一進行查證。我們是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了這一查證工作的。經過查證我們發現了以下基本事實：第一，《墓碑》中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是通過極為荒謬的“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不是實際統計的結果；更有甚者，對不少地區，楊先生把自己計算的結果偽造為地方誌的“記載”。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誌、檔案、對當事人的采訪和各種形式的其他資料的數據時，都把其中的“總死亡人數”篡改、偽造和解釋為“餓死人數”。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虛假的、荒謬的數據，而對這些數據的來源和真實性根本沒有進行查證和鑒別工作。第四，《墓碑》把許多地區由於各種錯綜複雜原因造成的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全部或者絕大多數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書中，上述這些都不是個別的情況，而是普遍的、貫穿全書的現象和思維邏輯。我們所給出的若幹例子，隻不過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實例而已。我們在即將完成的專著《還曆史以真相》中要對此進行係統的、全麵的分析和揭露。謠言終究是謠言，曆史的真相必將大白於天下。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10/260768.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8/c_125674483.htm”， 看看是孫經先說的有道理，還是楊繼繩寫的有根據。孫經先指出楊繼繩的文章中多處是騙人的。
兩種觀點都登載在官方或合法網站上，但是性質不可同日而語。
我引用的文章，是指責老毛、指責執政黨的，但凡明顯失實，是重大造謠，早就被和諧了。
而你引用的文章，隻是反駁個人觀點的，就是再失實也屬於民事自訴案件，是民不舉官不究的。
這裏麵的差距大了！清醒清醒吧！
----誰的職務高，誰的威信大，誰的責任也就越大！
49-76，是誰在神壇上？是誰要萬萬歲、萬壽無疆？是誰搞了56場非經濟建設的整人運動？是劉鄧嗎？是其他被老毛批倒批臭的人嗎？
”JIalin 2014-02-24 22:19:42 回複 悄悄話 孫經先：徹底揭露“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 “
----我介紹的文章都登載在大陸合法的網站上，如果是“大謠言”早就被公安局帶走了！
還是那句話：誰的文章更有實地、有史料，有時間、地點、人物？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10/260768.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8/c_125674483.htm
49年後直至老毛死亡，老毛一直是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你怎麽解釋老毛說過的那些話？劉鄧早就被批倒批臭了，問題解決了嗎？錯誤都是別人的，老毛一貫正確？
就像軍國主義都是東條英機等人搞的，與當時的日本天皇無關？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653
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係列文章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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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係列文章之八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570
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係列文章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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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係列文章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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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係列文章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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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係列文章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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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係列文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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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一章
來源：民社連線
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8&extra=page%3D1
【《劉少奇選集》從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鄧小平文選》從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1960年3月25日至1961年10月23日，出現了三年六個月的文獻空白——這是怎麽回事呢？】
在強國論壇大於網友的《關於“郭興邦讓劉少奇背黑鍋”問題的說明》（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 ... 88728&boardId=2）一帖後麵，“58.241.188”、“AC2006”等人跟了這樣一些帖子：
·大刮五風的大躍進是發動者個人強加給全黨、全國的，遭到劉少奇、周恩來等大多數中央其他領導人的強烈反對。 ( 58.241.188 10-12-18 21:25:15 )
·隻有毛一人要搞冒進，中央大多數領導人都反對，後來毛用政治高壓強迫別人服從。 ( 58.241.188 10-12-18 21:57:29 )
·五風是毛搞的，不是劉搞的，根本不存在毛糾正劉五風的問題。 ( 58.241.188 10-12-18 21:59:31 )
針對“58.241.188”、“AC2006”等的這種說法，“122.95.163”、“第十階層”等網友列舉了劉少奇、鄧小平當時的一些言論進行了反駁，還有的網友進一步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
·他們是如何反對的，拿出來看看？毛澤東強力糾正劉少奇大刮的五風是有很多事實根據的，有多次會議講話為證。 ( 老泥頭 10-12-18 21:37:33 )
·五風的總源頭就是劉少奇，堅決反對五風的是毛澤東，不信就把當年兩個人的文章拿出來擺一擺。 ( 61.167.119 10-12-18 21:38:18 )
·請你舉證他們當時強烈反對的語錄或是實際事情。 ( 打狗聽叫聲 10-12-19 12:01:48 )
這就是說，既然“58.241.188”、“AC2006”等認為，大躍進中大刮五風是毛澤東同誌一個人的責任，而劉少奇等中央其他領導人都是強烈反對的，那麽，就需要將兩方麵的有關講話、文章“拿出來擺一擺”，特別是要將劉少奇等人“是如何反對的，拿出來看看”。
應該說，這樣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58.241.188”、“AC2006”等並沒有這樣做，而隻是空空洞洞地說什麽“當時經濟工作的巨大失誤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他們每人有各人的責任”（AC2006），這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
為了彌補“58.241.188”、“AC2006”這個舉證乏力的缺陷，使他們的說法能夠有根有據，俺花了一點時間，查找了一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講話、文章，相應的，也查找了一下毛澤東同誌同一時期的講話、文章。
眾所周知，根據中央規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文章，必須以中央審定的正式出版物為準，其中，主要就是各位領導人的選集、文集、文選。所以，俺選擇了最具權威性的、改革開放以來出版的《劉少奇選集》、《鄧小平文選》和《毛澤東文集》，還有《朱德選集》等來查找。
【一】先看《劉少奇選集》
《劉少奇選集》（下卷）中選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有七篇，即：
23、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儉學，開展課餘勞動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質工作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開路先鋒(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國應有兩種教育製度、兩種勞動製度(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
28、同炭子衝農民的談話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倫貝爾盟林業幹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躍進”期間，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
劉少奇當時身為主持工作的黨的副主席，尤其是1959年4月當選為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後，三年時間沒有一份文獻收入《劉少奇選集》。
此後，雖然有兩篇涉及到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講話、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的《同炭子衝農民的談話》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當前經濟 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那也都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一九六〇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 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之後，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的末尾了。
【二】再看《鄧小平文選》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選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產黨要接受監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辦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
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
提倡深入細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輕的技術幹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經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其中，在“大躍進”期間，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現 了一年又十一個月多的文獻空白，從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又出現了一年另七個月的空白。前後相加，文獻空白期五年間達三年六個 月。
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之前，五年多的時間，《鄧小平文選》沒有收入一篇關於經濟工作的講話、文章。
【三】一個問題
看到這裏，也許有的網友要問：如果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確實像“58.241.188”、“AC2006”所說的，是“強烈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 那麽，為什麽四、五年期間竟會沒有一篇這樣那樣、或多或少地指出大躍進的錯誤、哪怕是一個小小錯誤的講話、文章呢？這恐怕有三種可能：
第一、他們本來有大量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講話、文章，隻是出於某種考慮，不宜收入；第二、他們本來就沒有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講話、文章，自然也就無從收錄；第三、他們本來就有大量鼓吹“五風”的講話、文章，隻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形象，不能收錄。
當然，“58.241.188”、“AC2006”也許會說，這是由於“毛用政治高壓強迫別人服從”，所以劉少奇、鄧小平等當時才沒有說話，或者不能說話，無法發表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講話、文章。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這裏，不妨來看一看當年朱德同誌是怎樣直言不諱地批評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問題，甚至直接向毛澤東同誌反映的。
【四】看一下《朱德選集》等
在《朱德選集》中，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有六篇，即：
光榮偉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須重視和加強山區建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發展手工業生產，滿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儉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憶（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就明確指出：
“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象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部隊，可以這樣辦。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係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同中共廣東江門地委負責同誌的談話）
……
“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為什麽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製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一些。”（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廬山會議的小組會上的發言）
“群眾說食堂有五不好：1．社員吃不夠標準；2．浪費勞動力；3．浪費時間；4．下雨天吃飯不方便；5．一年到頭吃糊塗麵。幹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 （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會開砸了；3．把批評挨砸了；4．把臉傷砸了；5.把上級哄砸了；6．把群眾整砸了；7．把勞動力費砸了；8． 把樹砍砸了；9．把牲口草燒砸了；10．把鍋打砸了；11．炊管人員把鬼日砸了。”（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給毛澤東同誌的信）
另外，《陳雲文選》中也有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類似的批評大躍進期間存在的錯誤、缺點的講話、文章。
這就說明，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什麽毛澤東同誌“用政治高壓強迫別人服從”的事情；同時也說明，在領導人的選集、文選中收錄反對“五風”的講話、文章，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忌諱，隻要是有，即照收不誤。
那麽，是不是有可能劉少奇等人本來就有許多鼓吹“五風”的講話、文章，隻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形象，沒有收錄進他們的選集、文選呢？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因為：
其一、劉少奇、鄧小平當時是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可他們的選集、文選中選編的這期間的講話、文章，卻少得出奇，同其他時期、同其他領導人的選集、文選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他們在這期間的許多鼓吹“五風”的講話、文章，當時都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等各大媒體上，早已家喻戶曉、影響深遠。比如劉少 奇1958年6月14日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1958年6月30日同《北京日報》社編輯的談話，1958年7月5日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講話，以及在視察河 北省徐水縣、山東省壽張縣時的談話等等，但都沒有收入他的選集。
【五】最後，來看《毛澤東文集》
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不包括有關批示，《毛澤東文集》中收錄的有關論述經濟建設和大躍進、反對大刮“五風”的講話、文章，就多達二十七篇。其中，著名的有：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二月的《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四月的幾篇《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六月的《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一九六〇年三月的《堅決製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徹底糾正“五風”》；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永遠不許一平二調》；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的《堅決退賠，刹住“共產風”》；
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反對兩個平均主義》；
一九六一年六月的《總結經驗，教育幹部》；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給中央常委的信》，等等……
好了，經過這一番查找，兩相對比，究竟是誰在強烈反對大躍進期間某些領導人刮起的“五風”，已經很清楚了！
希望“58.241.188”和“AC2006”等，能把毛澤東同誌的這些重要講話、文章，找來看一看。當然，俺相信，你們是絕對不會去看的！
（注：本文參考了楊連旭網友《曝光揭秘“大躍進”檔案》的有關內容，謹表感謝！）
網友評論：
1） 驚人發現！ 有力證據！劉鄧對大躍進、反右、文革都是有重大責任的。人民要問的是：為什麽錯的全是毛澤東；對的全是鄧小平？為什麽毛可以檢討；鄧不許說不（說不就鎮壓、就開坦克、就維穩、就陷害暗殺）？誰能回答？？？？？？？？
2） 有下麵這張鄧小平站在"畝產萬斤"糧de照片,差不多不用再調查了。畝產萬斤的推手就是鄧小平劉少奇，並且，他們作為一線負責人，並非被欺騙，而是主動欺騙！聯想到劉鄧都是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劉暫短上台就搞三自一包，鄧多年後上台馬上強迫分田私有，那麽，兩人製造畝產萬斤謊言的目的是什麽：殺人，為私有化製造輿論，用極左浮誇厚黑補鍋法抹黑社會主義，抹黑共產黨
3） 證據大於雄辯啊! 就是右右們糊塗, 仍然揪住已經檢討了的毛澤東不放, 大肆攻擊誹謗; 但卻對一線人物, 和下令用坦克殺他們的人, 千辯萬護, 本目倒置! 腦殘了, 是不是?
4） 外媒：《“鎘大米”反映中國土壤汙染嚴重》美國《大西洋》月刊刊文說，中國有40％至70％的土壤已經被重金屬和化肥汙染。其結果就是中國十分之一的大米鎘含量超標。沒有一個部委負責監管土壤汙染。今年早些時候，國務院將土壤汙染防治監督管理體係的設立從2015年推遲到2020年。
——再答孫經先對《墓碑》的指責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dushu/2013/1214/97011.html
1958-1962年到底餓死多少人，不是坐在書齋裏能夠計算出來的。計算隻能是一個參考。關鍵是實際調查。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當年對局部地區的調查做過一些，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當年的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三個人的調查。上世紀80年代，作為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的周伯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的一次報告中介紹了這次調查：1961年，他們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周恩來看到後通知他們三人：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說的“幾千萬”到底是多少？為了確認這個事實，2003年9月25日，我到周伯萍家當麵請教，但他不願意說。2012年周老逝世，在八寶山向他遺體告別時，他兒子和女婿對我說：“我們老人家一直遵循周總理的指示，至死沒有說出這個數字。”到底幾千萬？按常識，兩千萬不能說是幾千萬，至少兩千萬以上。
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大饑荒年代，全國有文字記載的人吃人事件達數千起之多。時任山東省長的趙健民在1960年12月山東省委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東有文字記錄人吃人的事件有23起，沒有文字材料但有口頭匯報的十多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說，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青海省公安廳報告，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事件300多起。試想一下，如果不是極度饑餓，怎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對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孫經先為什麽視而不見呢？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注12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曆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注13按照孫經先的“科學推導”，劉少奇這些說法算不算“重大謠言”呢？
老毛的一句話可以頂別人一萬句話，你卻把功勞歸於老毛，錯誤歸於別人？可能嗎？
49年後30年間，老毛搞了56場運動，直至自己死亡。那一項運動不是奉老毛的最高指示行動的，有那個運動是搞經濟建設或科技建設的？老毛除了會搞階級鬥爭、會搞運動整人還搞過什麽？
宋彬彬“文革道歉”引起軒然大波，為了讓更多人了解文革真相，頑石和諸位一起來學習文革初期一份極其重要的中央文件。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文革之初，劉少奇、鄧小平派駐工作組進駐學校等單位(工作組具體做了什麽，請參看附於文後的鄧小平三公主鄧榕文革中寫的大字報)， 大規模武鬥由此而起，宋彬彬她們打死的卞仲耘校長就是死在這個時期，毛主席對文革前期這種混亂局麵非常不滿，於1968年8月5日寫了《炮打司令部——我 的一張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 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 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 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對文革進行全麵部署，並於1966年8月8日通過一項決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人民日報》1966年8月13日登出)。我們一起來讀讀這個關於文革的綱領性決定，看看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要搞的到底是一場什麽樣的文化大革命。詳細內容見：
http://blog.creaders.net/Guanghua/user_blog_diary.php?did=171518
http://blog.creaders.net/Guanghua/user_blog_diary.php?did=172985
文革正是從力避社會再重新恢複欺壓與剝削製度的意義出發，而當時社會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以及他們的子女家人，為維護其被本身所擁有利益，盡其所能、手法使盡也要對文革名曰擁護實則誘導、誤導，再是顛覆，以便維護其自身既得利益。
究竟是誰在文革中搞打砸搶? 以上資料也許可以讓我們品味出問題的答案。製造打砸搶、動亂的，就是一小撮企圖蒙混過關的走資派，以及混進群眾組織的壞人。
----這種說法才荒謬！死人都是一些地方很多，一些地方較少，一些地方更本沒有。不存在平均死人的問題！就像成立跟農村的差異一樣，不能同日而語。
按一九五八年前後的生產力水平，全國每年大約能增產糧食一百多億斤至二百億斤，所以在三月間剛發動大躍進時，毛澤東還隻是說：「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億斤糧食，七百億斤也好，整個地球就翻過來了。」（注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王恩茂發言時的插話。）可是過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報》不斷報導畝產萬斤的「衛星」，毛澤東便飄飄然起來，調子完全變了。 在九月五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世界上的事情有這麽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麽就沒有，要麽就很多。」又說執政八年總共增產糧食一千六百億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產幾千億斤，這叫做「突變」。地球打了兩個滾，於是他覺得糧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糧食如何處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麵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毛在武昌會議上又說：「農業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糧食而論，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毛說話時，他的愛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也湊熱插了一句：「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使人覺得他安徽的糧食已經多得泛濫成災了。
這次中共中央的會議上是一片陽光、燦爛輝煌，而下麵卻開始黑天了。
已宣布進入共產主義，並成功地使毛澤東相信他們「糧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縣，宣稱要響應毛主席號召，用糧食生產酒精作燃料，於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農業部派人去那裏，打算幫他們建一個用白薯生產酒精的工廠。誰知派員到那裏一看，連人吃的白薯都沒有了，哪裏還能辦工廠？見到農民已經在挨餓，他們趕緊向當時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書記匯報。但徐水是毛澤東親自表揚的大躍進的模範縣，這位書記不敢正視現實、捅破謊言，隻是輕描淡寫地說：「徐水的成績是大的，工作上有點粗。」繼續將真相掩蓋著。
由於中宣部長陸定一指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關門下去「參加大躍進」，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楊獻珍便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這個宣布全省平均畝產達千斤的全國第一個「千斤省」的大躍進實況。剛到省會鄭州，就有許多老幹部去看他，告訴他密縣缺糧，農民普遍得了浮腫病，已經餓死了人，衛生部派員去調查，已查明確屬事實。這就是說，在五八年十一月間，即毛澤東正擔心糧食太多、如何處理的時候，下麵已經餓死人了。幾個月前先到河南的兩位黨校的幹部還告訴楊說，他們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長的娘來找兒子要糧，兒子沒有，娘隻好哭著回去了。公社社員斷了糧，從北京下放任職的縣委書記也拿不出辦法來，隻好建議各社將曬乾的紅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維持生命。
從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裏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軍的將領吳世安回到闊別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紅安縣，發現大人全修水庫去了，隻剩小孩們在寒冷的水田裏拔草。年紀小的肚子餓了無人管，將軍抱起一個哭著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卻發現大門緊閉著。他找遍全村，竟沒討到一點糧食。回到部隊後，他讓炊事員將自己的口糧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濟家鄉的孩子。軍區召開大會，將軍走上講台，第一句話便是：「我是找你們討米的．．．．」
種糧的怎麽沒有糧吃？這需要解釋幾句。
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對李先念、鄧子恢兩位副總理談話時說：「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注２：《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可見，在毛澤東看來，如果將自由給予農民，那麽社會主義就沒有了。所以，從合作化時期開始，中共就實行「統購統銷」政策，農民每年可以留多少糧自食由政府決定。那數字雖然隨收成浮動，但標準定得很低。毛一九六○年定過一個原則：不（餓）死人，維持人民健康，（注３：《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一五九頁。）因為他認為「人窮好些．．．．中國富起來也容易出修正主義，不能吃得太好。」（注４：《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二二一頁。）這一套辦法雖然扼殺了農民的積極性，但的確可以使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得到一些「返銷糧」，雖然隻能湊個半飽，卻不致餓死。
但是大躍進就亂套了。譬如說某地往年生產八萬斤糧，自留七萬斤，上交一萬斤，一九五八年風調雨順增產一萬斤這就算不錯了（毛澤東老家湖南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大吃偏飯」，即國家特別支援，糧食也隻增產百分之十四，見李銳《懷念廿篇》），可是幹部向上級吹牛說增產百分之五十，打了十二萬斤糧，那就得賣給國家五萬斤「餘糧」，農民自留糧便由七萬斤降到了四萬斤。如果真是個災年，從一開始就精打細算，瓜菜和米煮粥，細水長流，以中國農民耐苦的本領度荒，或許可以憑那四萬斤糧食挨到第二年夏收。但是恰恰這一年搞起了人民公社，辦起了吃飯不要錢的食堂。
毛澤東九月初在安徽看到一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便指示：「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注５：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報》。）他在十一月間的鄭州會議上還引述曆史典故，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人，在飯鋪裏頭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製度，那是有種社會主義作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由來已久了。」（注６：《黨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可見他將公共食堂當作社會主義一大特徵是明白無疑的。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都實行了吃飯不要錢的製度。「鼓足幹勁生產，撐開肚皮吃飯」，公共食堂以幾千年來老百姓從未見過的場麵糟蹋糧食，三、四個月就耗盡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糧，實在不足為奇。
河南省吹牛最凶，說全省實現了畝產千斤，又毀掉了整整一半的秋糧，那麽全省自一九五八年底起就開始挨餓便是必然的了。羅榮桓元帥五九年六月五日在解放軍政治學院的一個會上說：「現在看糧食越緊張，越是去年放衛星的地方，不緊張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語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肅省通渭縣。這是個大躍進的「先進縣」，其縣委書記還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五八年五月間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由於實際產量隻有一億一千多萬斤，而上報卻說產了二億六千萬斤，結果國家按上報數徵購「餘糧」四千一百多萬斤，農民口糧不足，從五九年春季到六月這幾個月內該縣已餓死了六千餘人。
湖北省本是魚米之鄉，一九五八年與豐收的五七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間向中央報告估產時多報了數字。到五九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檢討，可是已經晚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三十年後回憶道：「到一九五九年春節之後，挨餓的人多起來了，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注７：《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可見農民挨餓乃至餓死的災禍，完全是各級幹部製造出來的。
要了解當時的情況並不難，凡是下去走了一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張聞天的夫人回憶她和張聞天於一九五九年初春外出調查的情形時寫道：「這時『共產風』的惡果已經顯露出來，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注８：《了望》一九八五年三十二期。）四月間中共廣東省委已經向中央報告餓死了一百餘人了。（注９：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廣東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工作情況和部署的報告》。參見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一三七頁。）
由此可知，災難已經越過地平線，正在全國範圍蔓延。
按一九五八年前後的生產力水平，全國每年大約能增產糧食一百多億斤至二百億斤，所以在三月間剛發動大躍進時，毛澤東還隻是說：「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億斤糧食，七百億斤也好，整個地球就翻過來了。」（注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王恩茂發言時的插話。）可是過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報》不斷報導畝產萬斤的「衛星」，毛澤東便飄飄然起來，調子完全變了。 在九月五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世界上的事情有這麽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麽就沒有，要麽就很多。」又說執政八年總共增產糧食一千六百億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產幾千億斤，這叫做「突變」。地球打了兩個滾，於是他覺得糧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糧食如何處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麵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毛在武昌會議上又說：「農業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糧食而論，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毛說話時，他的愛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也湊熱插了一句：「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使人覺得他安徽的糧食已經多得泛濫成災了。
這次中共中央的會議上是一片陽光、燦爛輝煌，而下麵卻開始黑天了。
已宣布進入共產主義，並成功地使毛澤東相信他們「糧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縣，宣稱要響應毛主席號召，用糧食生產酒精作燃料，於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農業部派人去那裏，打算幫他們建一個用白薯生產酒精的工廠。誰知派員到那裏一看，連人吃的白薯都沒有了，哪裏還能辦工廠？見到農民已經在挨餓，他們趕緊向當時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書記匯報。但徐水是毛澤東親自表揚的大躍進的模範縣，這位書記不敢正視現實、捅破謊言，隻是輕描淡寫地說：「徐水的成績是大的，工作上有點粗。」繼續將真相掩蓋著。
由於中宣部長陸定一指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關門下去「參加大躍進」，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楊獻珍便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這個宣布全省平均畝產達千斤的全國第一個「千斤省」的大躍進實況。剛到省會鄭州，就有許多老幹部去看他，告訴他密縣缺糧，農民普遍得了浮腫病，已經餓死了人，衛生部派員去調查，已查明確屬事實。這就是說，在五八年十一月間，即毛澤東正擔心糧食太多、如何處理的時候，下麵已經餓死人了。幾個月前先到河南的兩位黨校的幹部還告訴楊說，他們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長的娘來找兒子要糧，兒子沒有，娘隻好哭著回去了。公社社員斷了糧，從北京下放任職的縣委書記也拿不出辦法來，隻好建議各社將曬乾的紅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維持生命。
從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裏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軍的將領吳世安回到闊別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紅安縣，發現大人全修水庫去了，隻剩小孩們在寒冷的水田裏拔草。年紀小的肚子餓了無人管，將軍抱起一個哭著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卻發現大門緊閉著。他找遍全村，竟沒討到一點糧食。回到部隊後，他讓炊事員將自己的口糧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濟家鄉的孩子。軍區召開大會，將軍走上講台，第一句話便是：「我是找你們討米的．．．．」
種糧的怎麽沒有糧吃？這需要解釋幾句。
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對李先念、鄧子恢兩位副總理談話時說：「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注２：《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可見，在毛澤東看來，如果將自由給予農民，那麽社會主義就沒有了。所以，從合作化時期開始，中共就實行「統購統銷」政策，農民每年可以留多少糧自食由政府決定。那數字雖然隨收成浮動，但標準定得很低。毛一九六○年定過一個原則：不（餓）死人，維持人民健康，（注３：《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一五九頁。）因為他認為「人窮好些．．．．中國富起來也容易出修正主義，不能吃得太好。」（注４：《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二二一頁。）這一套辦法雖然扼殺了農民的積極性，但的確可以使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得到一些「返銷糧」，雖然隻能湊個半飽，卻不致餓死。
但是大躍進就亂套了。譬如說某地往年生產八萬斤糧，自留七萬斤，上交一萬斤，一九五八年風調雨順增產一萬斤這就算不錯了（毛澤東老家湖南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大吃偏飯」，即國家特別支援，糧食也隻增產百分之十四，見李銳《懷念廿篇》），可是幹部向上級吹牛說增產百分之五十，打了十二萬斤糧，那就得賣給國家五萬斤「餘糧」，農民自留糧便由七萬斤降到了四萬斤。如果真是個災年，從一開始就精打細算，瓜菜和米煮粥，細水長流，以中國農民耐苦的本領度荒，或許可以憑那四萬斤糧食挨到第二年夏收。但是恰恰這一年搞起了人民公社，辦起了吃飯不要錢的食堂。
毛澤東九月初在安徽看到一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便指示：「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注５：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報》。）他在十一月間的鄭州會議上還引述曆史典故，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人，在飯鋪裏頭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製度，那是有種社會主義作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由來已久了。」（注６：《黨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可見他將公共食堂當作社會主義一大特徵是明白無疑的。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都實行了吃飯不要錢的製度。「鼓足幹勁生產，撐開肚皮吃飯」，公共食堂以幾千年來老百姓從未見過的場麵糟蹋糧食，三、四個月就耗盡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糧，實在不足為奇。
河南省吹牛最凶，說全省實現了畝產千斤，又毀掉了整整一半的秋糧，那麽全省自一九五八年底起就開始挨餓便是必然的了。羅榮桓元帥五九年六月五日在解放軍政治學院的一個會上說：「現在看糧食越緊張，越是去年放衛星的地方，不緊張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語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肅省通渭縣。這是個大躍進的「先進縣」，其縣委書記還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五八年五月間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由於實際產量隻有一億一千多萬斤，而上報卻說產了二億六千萬斤，結果國家按上報數徵購「餘糧」四千一百多萬斤，農民口糧不足，從五九年春季到六月這幾個月內該縣已餓死了六千餘人。
湖北省本是魚米之鄉，一九五八年與豐收的五七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間向中央報告估產時多報了數字。到五九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檢討，可是已經晚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三十年後回憶道：「到一九五九年春節之後，挨餓的人多起來了，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注７：《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可見農民挨餓乃至餓死的災禍，完全是各級幹部製造出來的。
要了解當時的情況並不難，凡是下去走了一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張聞天的夫人回憶她和張聞天於一九五九年初春外出調查的情形時寫道：「這時『共產風』的惡果已經顯露出來，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注８：《了望》一九八五年三十二期。）四月間中共廣東省委已經向中央報告餓死了一百餘人了。（注９：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廣東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工作情況和部署的報告》。參見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一三七頁。）
由此可知，災難已經越過地平線，正在全國範圍蔓延。
一位青年一九六八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到海南島黎族人民生活的地區當兵。他這樣記述在五年間親眼所見的黎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還是以刀耕火種的落後生產方式勞苦躬耕，結繩記事的原始生活在這裏屢見不鮮．．．．傳說這裏的黎胞常吃漚爛的小青蛙、四腳蛇之事，實實在在是真的。」（注１６：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
一九七二年，一位黎族中學生退了學。熱心的老師走了八十裏路趕到他家中，才明白原因。在這普通的黎族公社社員家庭中，「爸爸生病臥床，母親雞一叫就起床舂米，煮上一鍋稀飯，擺好一碗鹽巴，便匆匆上工了，中午也不回來。小弟弟小妹妹們哪個起床，餓了，自個盛一碗稀飯吃。到了晚上，稀飯光了，媽媽也該回家了．．．．」那位身為兄長的中學生無糧可帶到學去，書也就讀不下去了。
據說，一九八三年總理趙紫陽訪問非洲後，回北京時路過海南島稍事停留，這位當年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海南隸屬廣東省）十分感慨地說：「訪問非洲十國之前，我以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地區。現在看來，海南島比非洲還要落後荒涼。」
從海南島向北走，跨越整個中國來到北疆，便是內蒙古。一九七九年的農曆正月十五，中共內蒙古第一書記周惠到了卓資縣的一個村莊，發現竟然有一些人家外出討飯還沒回鄉。按農村傳統，即使在外謀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趕回家鄉，何況是討飯。如果他們能從家鄉的人民公社那裏討得一點糧食，決不會流落不歸。周惠當即指示當地公社把部份土地、羊畜分給社員。社員得到了歸自己支配的一小塊田，將它稱為「救命田」。說是救命，一點不誇張，從此他們就不用外出討飯了。不過，中共修正毛澤東公社製度實在為時太晚，內蒙古大草原上搞了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到鄧小平著手改革時，已有三分之一草場退化，五百五十萬公頃（另一份材料說是一點一億畝）草原變成了沙漠。
要想對人民公社帶來的中國農民的貧困狀況有個準確的認識，應當記著下麵的數字：
在毛澤東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黃河中遊地區的一百多個縣，當年人均收入是三十九元，（注１７：《了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折合美金約二十元，亦即當時一名美國技術工人兩小時至三小時的工資。如以一個勞動力養活三至四人計，那麽一個農民一年的收入僅相當於人家一天的工資。考慮到曆史因素，不同外國比，同自己的過去相比吧。「據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統計，全國有兩百多個縣的生產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數還低於建國初期。另據一九八○年上半年對全國五百萬個農村核算單位統計，年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幾乎達到近三分之一。」（注１８：《中南財經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截至一九七七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仍然低於一九五五年。（注１９：胡喬木《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
一九五五年，正是「高級化前土改後」，中國農村「走進」社會主義之前。這一年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高踞於隨後的二十二年之上不是偶然的，決不是老天特別照應，特別給了中國人民風調雨順的年景。從上麵的記述中我們看到，自從一九五六年中國成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天下，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一走進這個社會主義，農業就一蹶不振，人民就一直挨餓，正如一九七九年中共四川省廣漢縣縣委書記常光南對省委書記趙紫陽所說：「大家對人民公社有意見。自從有了公社，就沒有吃飽飯。」（注２０：見《海南紀事》 創刊號中《紫陽治蜀》一文。）毛式社會主義使幾億中國農民餓了二十多年肚子，這是宏觀上人人看得見的惡果。現在，我們要看看這惡果是怎樣產生的，特別是在毛澤東搞出人民公社的最初幾年中，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人民受了什麽樣的苦難。
曆史會證明誰在胡扯八道的。老毛眼裏凡是搞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修正主義，老毛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的。因為批斯大林，粗暴幹涉蘇聯內政總是事實吧！
有理不在聲高，真相不會被淹沒的。
胡扯八道！你的邏輯是凡是好的東西都是別人的，凡是不好的都是老毛的，這是典型的反毛的、經不起反駁的邏輯。沒有看到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大躍進與劉鄧密切相關？文革的打砸搶也是反毛的高幹的子弟們帶頭幹的？毛澤東在農村長大，根本就不信所謂的畝產萬斤，因為那是常識。
三線建設根本是老毛為了自己獨裁，粗暴幹涉蘇聯內政惹的禍。赫魯曉夫援建中國157個項目，老毛卻因為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怕影響到自己接斯大林的班，在國內獨裁而讓中國粗暴幹涉蘇聯內政，在國際上反對批判斯大林，才導致中蘇撕破臉。老毛又誤判蘇聯會進攻中國，又勞民傷財的在國內瞎折騰，把不多的家底搬來搬去。
而死三千萬的更是事實，這些史料大陸都出版了，視而不見是沒用的。
王忠新
毛澤東時代的民生清貧，是很多右派抓住不放，攻擊毛澤東的“罩門”。茅於軾的《30年前的中國老百姓》，將毛澤東時代的百姓說的水深火熱。莫言筆下的毛澤東時代，更是“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或者同情的世界。”在老頑童五世的筆下《毛時代：窮人命運比任何時期都更悲慘！》等等。當一些事物被“這些師長及公眾人物陰暗和齷齪的進行反複謠傳，自然會被人解讀為那是不能直說的史實”。而扭曲了曆史，往往就扭曲了未來。而扭曲曆史的要害，正是要扭曲未來。而要想追求未來，就必然要還原曆史。
一、國民黨統治的民國不民生淒慘？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毛澤東時代的民生與今天相比，或許有許多不盡人意，但判斷曆史是否進步，隻能同過去相比，也必須同過去相比！因人們無法拿今天去比較明天，隻能在比較昨天中顯影，這就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1、民國各種饑荒餓死兩億人。舊中國饑荒不斷，全國各地幾乎年年都發生餓死人的水旱災害。其中，較大的幾起是：1920-1921年的華北四省大饑荒，死1000多萬；1928-1930年的北方八省大饑荒，奪走1300萬條性命，5000萬難民；1936-1937年的川甘大饑荒，逾千萬人死亡；1939年的水災大饑荒，1943年中原大饑荒、廣東大饑荒，共有600多萬人餓死；1946-1947年南方大饑荒，粵桂湘就餓死1750萬人。舊中國的老百姓即使沒被餓死，平均壽命也隻有35歲。
舊中國除了災荒，還有官吏腐敗，兵匪肆虐，惡霸橫行，災難頻繁，迷信泛濫，文盲充斥，缺醫少藥，民不聊生。魯迅的結論是：中華民族“不像活在人間”！
2、美國記者筆下的河南災荒。作為特寫鏡頭，具體看看1942年河南的災荒，1943年2月1日 《大公報》發表了通訊《饑餓的河南》：“十室九空”，人禍更隨處可見。蔣介石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采寫記者張高峰被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刑訊。這激怒了親蔣的美國記者白修德，他和《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一起親赴河南，看到了：母親將自己死的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東西賣完換得最後一頓飽飯，全家自殺……。1942年河南至少餓死三百萬人，而官方統計為：1602人。政府非但不作為，且變本加厲盤剝災民。3月22日，白修德的通訊《等待收成》刊發在《時代》周刊，引起轟動美國（國民黨把洛陽電報局將白修德文章發往美國的發報員殺害）。
二、毛澤東餓死了三千多萬人嗎？
說毛澤東時代的“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多萬人，這是漢奸和“公知”最為津津樂道，也是他們攻擊毛澤東罔顧民生的“鐵證”。可就是這麽一個鐵證，一查出處就知造假！
1、餓死三千多萬人出處何在？“三年困難時期”發生過餓死人的情況，這不能否認，但對死多少人的界定，直接涉及對事物性質的認定。漢奸和“公知”說的“餓死三千多萬人”，可這所謂的“鐵證如山”，無論文字和圖片的轉載，均來自於香港大學荷蘭籍曆史係教授馮客，寫的那本《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書是台灣蔣經國基金會拿100多萬美元雇傭馮客當“刀筆”，此書從封麵到所有內圖，都是引用民國大饑荒的照片造假，所提供的數據都是主觀臆測。
2、漢奸“公知”家餓死了誰？以茅於軾為代表的漢奸“公知”們，講起“餓死三千多萬人”，亢奮像打了雞血。試問：當時中國隻有6億人口，如餓死3800萬人，就等於十幾個人中就餓死一個，幾乎家家都有餓殍。可人們不妨看看周圍，誰家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死過人？漢奸“公知”們為什麽從來不舉例說說自己家裏，或親戚家裏餓死了誰！難道一個漢奸連十幾個家屬和親友都沒有嗎？
3、毛澤東讓國人少餓死1.5億。與無良公知相反，台灣學者李敖則認為：今天的亞非拉美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萬人餓死。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每年應餓死300萬人，50年應有1.5億人餓死。今天的印度，死個人像死隻螞蟻，印度不還擁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議會製度嗎？
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的榮譽退休教授諾姆·喬姆斯基博士：比較了1947－1979年間印度和中國的人口死亡率，印度沒有發生像中國三年自然災害的大範圍饑荒。但由於中國的醫療製度的普及，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較印度快了許多。結果是，30年來中國比印度少死了1億人之多。
三、毛澤東時代的“窮根”在哪？
毛澤東時代的民生，相比民國無疑是翻天覆地，但毛澤東時代的27年裏，民生畢竟還不富裕，基本都穿帶補丁的衣服，主食基本以粗糧為主，甚至瓜菜代，這都是事實，可“水有源，樹有根”，毛澤東時代的民生為什麽還不富裕，這有四大深層次原因。
原因之一：新中國建在“一窮二白”之上。建國時，中國經過了上百年的半殖民壓迫和幾十年的戰爭，幾乎沒有工業和基礎設施、文盲率80%、嬰兒成活率20%、科技水平處於十九世紀中葉。要資本沒資本，要技術沒技術，要外匯沒外匯，要海外市場沒市場，有的隻是國民黨發行金圓券，把大陸的財富掠奪一空，將價值100億美元的黃金運往台灣，留下了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全國人均資產僅僅1美元多點，就是說將全國的固定資產若平均分配，每人隻占有一美元；1950年的國民生產總產值是180億美元（一美元兌2.75元人民幣），每人平均隻能分到十幾元錢，農業產值占80%。中國是世界最貧窮國家之一。
原因之二：建設新中國一分錢掰八半花。治 國就如治家，一個窮家過日子，掙錢都吃了、喝了，那是“二流子”；一個窮家要過上好日子，在保證吃飯的前提下，必須要勒緊褲帶，將有限的資金放在擴大生 產，培養孩子上學，建房蓋屋娶媳婦上等等。處於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一分錢八下裏指望著。在絕對困境中建國，毛澤東要顧民生，可也要節衣縮食的籌集 中國工業化的資金。在這樣的環境中，必須要勒緊褲帶過幾年緊吧日子。
在這樣的國情下，“一要保吃飯，二要搞建設”，就是個兩難，又是必須堅持的大政方針。在這樣的國情下，民生的重點隻能是保吃飯，隻能保最基本的民生，這是萬般無奈。在這樣的國情下，勒緊褲帶也要建國，這也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曆史悲壯。在這樣的國情下，就是睡地窨子，也要艱苦創業，他成就了中華民族創業的輝 煌。毛澤東時代的28年，創造出遠遠超出5000年中國創造出的物質財富總和（對毛澤東時代取得的巨大建設成就下篇專述）！
台灣大學外文係顏元叔教授演講中說：“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這是痛心的話，悲痛的話，卻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話。試問：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四輩子的成就？…… 50年來，中國大陸是“煉獄”。什麽是“煉獄”？就是經過火的洗禮，能夠升入天堂。中國過去50年的苦難，是“煉獄”的苦難，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難，是有建設性的苦難，是追求成就的苦難!
原因之三：“準戰爭環境”要用錢衛國。毛澤東時代整個處在，“大戰不斷，小戰（局部戰爭）接二連三、一切按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準戰爭環境”下。評論毛澤東時代的民生，絕不能脫離“準戰爭年代環境”的曆史實際。
一、“國內局部戰事不斷。剛建立的新中國，內有上百萬國民黨殘兵、上百萬土匪作亂。國內剿匪從1949年進行到1962年；國內戰爭從1949年進行到1974年：舟山群島之戰、萬山群島之戰、上海防空保衛戰、海南島之戰、東山島之戰、東海海戰、一江山島之戰、炮擊金門、西藏平叛、反台灣國民黨軍隊特工登陸騷擾、“八?六”海戰與崇武以東海戰、對美國和台灣國民黨空軍的反偵察、反襲擾作戰。
還有，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國邊防部隊與緬甸國防軍在中緬邊境“金三角”地區前後兩次實施了聯合清剿國民黨殘軍的作戰行動，史稱中緬聯合勘界警衛作戰。這是我軍曆史上特殊的、鮮為人知的越境作戰行動等。
二、衛國立威必打之戰。毛澤東時代國土寸土不讓，打衛國立威之戰絕不手軟！
1、抗美援朝”投入舉國之力。1951年，中國的全部財政預算才126億人民幣，軍費比例超過50%，（比例數大，絕對數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戰，這是中華民族的自立之戰，無論花多少錢，都必須去打！我們畢竟打贏了！
2、饑餓中打贏了中印之戰。三年困難時期，急需休養生息，可印度咄咄逼人搶占中國領土。蘇聯與美國裝備和支持印度發動邊界戰爭，毛澤東堅定地說：不管你印蘇聯軍，還是美印聯軍，即便再來一次八國聯軍，我們中國也要與你們打！打出一個真理來。短短30天，中國完勝中印之戰！
3、援越抗美投入53億美元。美國軍事作家、評論家拉瑞斯約本海默：在他那個時代，隻有那個時代，我們空軍在靠近北越領空時候，戰鬥機就會自動報警，因為那裏有中國派駐的34支火炮與導彈防空營。我們國家：美國！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4、中蘇邊界衝突耗資巨大。珍寶島戰鬥規模不大，但對國內的政治、經濟的影響之深，卻超過了建國後曆次軍事鬥爭。舉國進入 “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
5、西沙之戰意義深遠。1973年9月，越南共和國（南越）非法宣布將南沙群島的南威、太平等10多個島嶼劃入其版圖，還不顧中國政府的嚴正警告，於1月15日派驅逐艦隊強占西沙金銀、甘泉兩島。中國軍隊收複三島，全殲入侵的南越軍隊。沒有那一場硬仗，中國現在還有南海嗎？
三、備戰備荒一刻不停。
戰可以不打，但兵不可一日不備。
1、“深挖洞”建成地下長城。珍寶島之戰一爆發，中國全麵進入了“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為防蘇聯核襲擊和入侵，全國城市軍民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僅北京市平均每天有30萬人參加戰備勞動，修建平戰結合的人防工程體係，麵積達二百七十多萬平方米。
2、“兩彈一星”投入168億。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毛澤東下大決心：“當了褲子都要搞”。整個“兩彈一星”投入168億人民幣，中國擁有了原子彈、氫彈、導彈、動力攻擊潛艇、衛星。沒有“兩彈一星”，就絕沒有今天中國的地位！
3、“三線”建設投入6000億。準備早打，打核戰爭，“三線”建設就投入6000億元。這些錢都打水漂了嗎？投入6000億元的“三線”建設，不是建設和開發大西北嗎？沒深刻改變中國經濟建設的格局嗎？
四、毛澤東是“人民大救星”
民生需要用錢，建設需要用錢，打仗需要用錢，國家又是“一窮二白”，在這樣的情勢下，毛澤東時代的民生必須勒緊褲袋去艱苦創業！，
1、誰最有資格評價毛澤東時代的民生？民生是人民的民生，毫無疑問，人民最有資格評價民生。而最有資格評價毛澤東時代民生的人，應該是老貧農、老工人、老黨員、老幹部。因為，他們是那個時代民生的主體，因為他們還都有一個共同的經曆，都經曆了新舊社會的對比。
俗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老一代人都經曆過舊社會啼饑號寒，流離失所，賣兒賣女，妻離子散，老一代人最有體會是毛主席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毛澤東不僅根本性的改善了人民的生存條件，讓饑腸嚕嚕的人民吃飽了飯，衣不遮體的“東亞病夫”們有了衣穿，結束了洪災澇難造成的流離失所，更開天辟地第一次作了國家主人翁！不受當官和有錢人的氣，人人相對平等。民心是鏡，民心如天。
就因如此，那怕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的人民也毫不動搖的一心一意跟黨走，就是因為人民群眾始終認定“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這些年無論漢奸“公知”和海外敵對勢力，如何攻擊毛澤東“專製”，毛澤東時代的民生如何不堪，可毛澤東時代走過來的廣大工農群眾依然深切懷念毛澤東！因為他們深知：相比舊中國的悲慘生活，毛澤東時代的民生，無疑是極其偉大的曆史進步！
2、農民咋算毛澤東時代的“窮帳”。 有個農民這樣算了一筆毛澤東時代的“窮帳”：1970年至1980年小麥市場價格：0.38元／市斤。農民賣掉一市斤小麥能幹啥？可給讀小學的妹妹交0.28元書籍費（八兩小麥），沒有學雜費的“一費製”；農機所需柴油價格，0.08／市斤， “1市斤小麥”可換 “4.38市斤柴油”；公共汽車每次收費伍分錢，可乘 “柒次公共汽車”；一張電影票隻需“壹角錢”，可 “看3.8次電影”；一個雞蛋肆分錢，家裏養一隻老母雞下蛋，就足夠供兩個學生上學，還能供應家裏的油鹽醬醋茶之需。那時的城市居民還享受公費醫療、義務教育和福利住房，這三項福利是整個家庭除吃喝以外總收入的2.8倍。
3、毛澤東時代的民生絕不僅吃穿。毛澤東時代雖然民生清貧，但一家能養4、5個 孩子，現在的老百姓誰能養得起？而民生又僅僅是吃穿嗎？毛澤東時代的掃盲、免費教育，消滅了血吸蟲、麻風、天花、鼠疫、霍亂，徹底掃除了賣淫、吸毒、妓女、高利貸、人剝削人，物價穩定、沒有毒化食品，社會安定，路不遺失，讓億萬人走上了工作崗位，讓婦女解放了，從工農中大量提拔幹部，真正讓人民當家做主，特別是將人均壽命從解放前的40歲，提高到1970年人均70歲等等，這不都是民生嗎？這不都是毛澤東時代創造的民生奇跡嗎？
4、毛澤東始終與人民同甘共苦。在 那個艱苦創業的年代，人民生活還未解決溫飽，但毛主席貪汙了嗎？毛澤東奢靡了嗎？毛澤東不始終與人民同甘共苦嗎？建國後，毛澤東隻做了兩套衣服（參加開國 大典的禮服和訪蘇時的禮服），買的一雙圓頭皮鞋一直穿到與世長辭。毛澤東除公眾場合或接見外賓，平時穿的衣服經常補丁摞補丁，工作人員勸他換件新的，毛澤東說：“老百姓能穿補丁衣服，難道毛澤東就不能穿帶補丁的衣服嗎。” 直到毛澤東逝世時，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補了73個補丁；一條毛巾被補丁達70多個，一雙拖鞋穿了20多年。
毛澤東從不吃補品和山珍海味，常常四個小菜。最喜歡的就是一碗紅燒肉，可“三年困難時期”他不吃肉，我們的共和國就是給他老人家一天殺一口豬算過分嗎？毛澤東的女兒也常常餓的“夜不能寐”。毛澤東說，“誰讓你們是我毛澤東的女兒啊！” 1976年，農曆除夕之夜。毛澤東在病榻上吃了幾口他喜歡吃的武昌魚和一點米飯。這就是開國領袖的最後一次年飯。這就是人民領袖，這就是人民的太陽！
結論：要全麵認識毛澤東時代的民生，就不能孤立地看，而應全麵地看，應曆史地看，應辯證的看。毛澤東時代的民生相比舊社會，那是天翻地覆之變。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毛澤東時代的民生狀況，還存在很多不盡人意之處，可這能簡單歸咎於毛澤東嗎？毛澤東時代能解決人民吃飯，就已是天大的奇跡！
如果毛左時代的所謂尊敬是貨真價實的，那麽為何剛一打開國門，國人（上至國家領導，下至平民百姓）的尊嚴就蕩然無存了！
送交者: AYA_ 2014年01月04日20:35:02 於 [天下論壇]
201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120周年誕辰，轉發此文以示紀念！
美國總統羅斯福及其之後的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尼克鬆、福特、卡特、裏根、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沒有一個說過毛老人家的壞話。我們能看到的美國總統對他老人家的評語是這樣的：
艾森豪威爾：“毛澤東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物,恐嚇、威脅對他沒有用。”在毛主席第二次出訪莫斯科時,曾同赫魯曉夫發生過一場關於核戰爭的辯論。針對赫魯曉夫驚恐核戰爭的爆發,諾亞方舟將徹底沉沒的恐美情緒,毛主席發表過一個震驚世界的講話。“原子彈並沒有什麽了不起,我看他也是紙老虎……, “決定戰爭勝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原子彈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戰爭,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樣,我們還是能最後贏得戰爭……”. 赫魯曉夫吃驚地半張著嘴巴,他並沒有聽懂毛主席的話。許多年後,他仍在自己的回憶錄裏引用了這段話,並認定毛主席是“瘋子”、“戰爭狂人……”。 波蘭的哥穆爾卡也沒有聽懂毛主席的話,他抱怨說:“你們中國人多,可我們波蘭僅有5000萬人口,叫我們怎麽個死法?” 但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卻聽懂了,他曾歎息說:“原子彈的最大威力是在發射架上,而不是飛出去之後。毛澤東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物,恐嚇、威脅對他沒有用。”
肯尼迪：“調查不夠不決策，條件不備不行動。”1965年7月20日，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國民黨軍隊桂係實權派首李宗仁夫婦從海外回國。7月27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熱情地接見了李宗仁夫婦和程思遠先生。在交談中，程思遠說，美國總統肯尼迪生前在他的辦公桌上，總擺著一部《毛澤東選集》，看來他是要他的手下人研究中國。有一位國民黨的朋友曾介紹，肯尼迪也用毛澤東思想辦事，肯尼迪把毛澤東思想概括成兩句話：“調查不夠不決策，條件不備不行動。”
尼克鬆：曾讚揚毛主席“高瞻遠矚”，“毛主席就是充滿思想活力的偉人”，“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 “毛澤東是一代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和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曆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 ，“曆史學家將會對他的事業和他對中國人民和世界的影響作出估價。毫無疑問，他隻爭朝夕地為了他所看到的前景和他那樣強烈信仰的原則而努力。”
福特：“毛主席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對曆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 ，“在任何時代成為曆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對曆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美國人不會忘記，正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同美國一起采取行動結束了一代人的敵對情緒，在我們兩國關係上開創了一個新的和比較積極的時代。”
卡特：一生之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澤東。在他的言論中，常常提起毛主席，包含中美座談會，開場白就令人讚歎：“9月9日是毛澤東逝世34周年的日子，這位從湖南走出來的智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全世界。”
克林頓：“毛澤東無愧於世界級領袖，'毛澤東熱’在中國內部乃至國外不降反升現象，更令人不可思議，美國人應當研究他的思想精髓。”克林頓「寫」道：毛澤東說「若想了解梨子真滋味，就必須親口嚐嚐」，這句話真讓我欣賞。
小布什：“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在中國人民心中的位置是無法取代的”他在耶魯大學“思想與戰略”的研討會上，突然向眾人發問：大家知道世界上哪本書發行量最大?看的人最多? 眾人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弄的摸不著頭腦。片刻的寧靜後，布什從筆記本下抽出一本“毛澤東選集”向眾人展示!接著說道：就是這本書——《毛澤東選集》! 布什繼續說道：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在中國人民心中的位置是無法取代的，大家都知道我的父親，70年代曾經當過駐華大使，深深的感 受到中國人對毛澤東的崇敬和愛戴，他的思想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並且還在繼續影響著現在中國青年一代。這本書是我父親當年從中國帶回來的，已經收藏了幾十年。布什繼續說道：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和偉人，一個沒有英雄和偉人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我們美國的青年不僅要知道華盛頓和林肯，也應該知道毛澤東。我的父親曾經跟我說，中國青年對於我們的華盛頓和林肯都非常了解，甚至超過我們的青年......英雄和偉人是沒有國界的......據悉，布什在耶魯的講話結 束數天，美國很多地方掀起了毛澤東熱，有關毛主席的各種書籍和畫冊紛紛出版。尤其是毛主席的大幅畫報尤為暢銷，頗受青年人的歡迎，很多人以家裏掛一副毛主 席的畫像為驕傲......美國《時代周刊》還特別為毛主席做了一期封麵。
奧巴馬和他的競選對手共和黨人麥凱恩竟然都是毛主席的粉絲。麥凱恩在競選演說中不斷使用“百花齊放”“黎明前的黑暗” ，脫口秀主持人雷諾還好心提醒他，在選舉中不斷引用毛語錄可能對他不利，但他還是照用不誤。而奧巴馬在競選成功的演說中直接引用“到中流擊水”。在執政百天演說中稱“隻是萬裏長征才走了第一步”，並且在白宮的聖誕樹上掛出毛主席像。
自我感覺良好罷了。
這就是目前中國在國際社會處境的根源。。。
其實毛澤東時代就是如今的朝鮮，如今人們如何看待朝鮮就是當時人們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
軒轅劍 2014-02-24 07:20:43 回複 悄悄話 偽命題：奇怪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受世人敬重？沒有吧？哪些世人敬重？波爾波特之流？
在這樣的座右銘觀照下，卻刊出這樣的文章，真是個巨大的諷刺。可笑。
國家如人,光有錢沒有精神,思想,文化是不可能立足於世界文林,得到世人旳尊重,中華民族的複興首先應當是中華文化、思想、精神的複興,難道鄧小平的摸石過河,貓論能讓中華民族複興,能讓世界各國敬佩?信服?請不要自欺其人,說出皇帝光著身子不可聇,可聇的人是告訴別人光身子皇帝新衣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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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頂上帖，說得非常到位！！！
既然沒有。何耒為何？這是毛左一貫無厘頭的思維模式。
做了奴隸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隸，還以為自由著的病。
一旦獲得自由，渾身反而覺得不自在，不知所措了。
林語堂先生曾說過，中國有一類人，身處社會最底層卻有著統治階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