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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
作者： 孫經先
最近三十年以來，國內外廣泛流傳著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的重大謠言。在這一謠言的傳播過程中，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起了重大作用。該書認為1958年至1962年中國餓死3600萬人。
在研究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反複閱讀了《墓碑》，並對該書提供的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都逐一進行了查證和分析，發現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
1.《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並注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誌》)經查證《常熟市誌》沒有這一記載。
2.《墓碑》說：“《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經查證《溧水縣誌》沒有這一記載。
3.《墓碑》說：“《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經查證《高郵縣誌》沒有這些記載。
4.《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經查證，《江口縣誌》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
5.《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經查證，《臨夏市誌》記載的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數擴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報告中說：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 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 死人數”。不僅如此，楊繼繩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中又進一步把上述數據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 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
7.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1961年2月《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陳振亞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餓死60245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
8.安徽省《無為縣誌》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2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2278人”。
9.福建省《寧德縣誌》記載，該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員在飯桌上的話說：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經查證，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這10個縣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如果涪陵專區真的“死了350萬”，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少人口 出生的，這就是說1962年涪陵地區就隻剩下100萬左右的人口。然而僅僅兩年以後，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涪陵專區的人口總數竟然由100萬人 猛增到372萬人。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這一說法是多麽荒謬。
第二，貫穿在《墓碑》中的一個基本的思維邏輯就是，隻要三年困難時期某個地區出現了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墓碑》就會宣布這個地區有多少萬人“餓死”了。
《墓碑》認為山東省餓死300萬“可能是一個最低數字”，其基本依據是“1957年山東人口5400萬……1960年應有人口5700萬，而實際隻有5200萬，少了500萬”。
根據《山東省誌人口誌》提供的數據：(1)1958—1960年山東省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跨省遷移活動，淨遷出人數為244萬人。(2)山東 省這一期間出現了出生人口大量減少的情況。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數為基準，1958—1960年合計少出生203萬人。(3)1959年9月山東 省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發現了應注銷的虛假戶籍人口152萬人，這些人口的戶籍被注銷，造成山東省人口統計數字一次性減少152萬。由於前兩方麵原因造成 山東省人口減少447萬，再加上第三方麵的原因，就已經完全解釋了山東省人口減少500萬的真實原因，這些原因都與人口死亡無關。但是按照《墓碑》的邏 輯，由此就得出了山東省至少“餓死300萬”的結論。上述分析揭示了這一思維邏輯的荒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論證說：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萬人，一說是7175萬人;1960年……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據此《墓碑》斷言四川省“餓死人1千萬到1200萬”。
經查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所記載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為7215.7萬，1960年的人口為6854萬，1960年比 1957年減少的數字是361.7萬(這一減少的原因像山東省一樣也是錯綜複雜的)。《墓碑》利用錯誤的數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減少 的數字由361.7萬擴大為1000萬左右，然後把這一減少全部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從而得到了四川省餓死1000萬到1200萬的荒謬結 論。
《墓碑》中的許多餓死人數，就是通過這種錯誤的邏輯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並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數的“數學公式”。
《墓碑》一書提出並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口的數學公式，“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 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按照這個邏輯，“非正常死亡”就是“餓死”，“餓死人數”=“總死亡人 數”-“正常死亡人數”。作為一個專業的數學工作者，我們必須嚴肅地指出，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 則，這一“公式”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楊繼繩也隻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公式”，他並沒有從學術的角度對這個“公式”的正確性做過任何 論證，更沒有用實際統計數據對這個“公式”進行過哪怕一次的驗證。這一“公式”也不會被任何一個嚴肅的數學、統計學、數理人口學工作者所認可。然而，楊繼 繩就是利用這一公式，計算出1958年至1962年間我國每個省、市、自治區餓死的人數，並匯總得到全國這一期間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然後又把這一數 字修正為3600萬，從而“確認從1958—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經過我們反複查證，《墓碑》利用這一荒謬公式所計算的各個省、 市、自治區的“餓死人數”，全都是錯誤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9月9日第49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