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審薄案啟示錄

公審薄案啟示錄

 晉為君

一年半前，重慶事變剛兩個星期，2012年3月29日有《重慶事變啟示錄》問世。三天前，黨內外、國內外關注的薄熙 來涉嫌受賄、貪汙、濫用職權案庭審告結。因這次在山東濟南對涉案高官的公審，采取了空前公開、透明的方法，招至各派的點評，各類人的感慨，多如潮湧。同 時，對於最後的“一審宣判”，也並存著更多向的預測和更複雜的期待。好在當前比重慶事變突發時消息之封鎖、資信之混亂、謠言之猖獗、氛圍之詭異要清明健康得多。畢竟是十八大之後了。所以，許多事可以看得更清，許多話也可以說得更透。

一、誰在打官司？

薄案從立案，經偵查，到審訊，曆時十六個月。被告曾官拜中共政治局委員，與其比肩的落馬高官隻有陳希同和陳良宇。這“二陳一薄”，碰“巧”分別是京、滬、 渝三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堪稱一方諸侯。區別在於，薄除案訟之外，比二陳有自樹一幟的“改革應按鄧公部署由先富向共富深化”的明確政治主張及探索性實踐， 因而審一薄比審二陳有更高的政治關注度，有更廣泛更眾多的民意牽掛，有更專業更苛刻的國內、國際的司法監督。

人們首先感興趣的，是誰在打這場官司？從法庭內看，主要有三方。一方是公訴人及其身後的九十卷相關材料，一方是原告及其律師，一方是指證原告有罪的證人。

然而從法庭外看，遠不止此。起碼也有三方深陷其中。一方是黨內各派政治觀點、政治力量博弈、妥協、取舍、 平衡而綜合形成的黨中央的看法和選擇；媒體上能折射出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傾向和不同的誘導。另一方是在深化改革、健全法製、社會協調和前途期許上體現不同權 益訴求的民情輿論；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認為薄案的走向與自己的權益訴求及前途期許相關聯，因而都不甘置身案外。還有一方，則是在另案少有涉足 的，就是域外的某些政府、傳媒甚至情治特工機構，從始至終深深地介入此案消息的炒作、“劇本”的編撰、“角色”的分派和案情的推動。

所以，看這場官司的眉目，不可隻看庭內，還須時時關照庭外，才好把握其脈絡的子午流注。才能看清這六方交鋒，最終把這場官司打出個什麽結果。

二、中國司法進步的裏程碑

從8月22日至26日，五天庭審大部分內容的微博直播，明確向國人也向世界描述了三個重要動向：

第一，中國的法庭，包括對失勢下台的高官，第一次真實而非名義地允許被告及被告律師進行說明、申辯、對質甚至反詰。審判長代表法律尊嚴的平和公正主持，真誠而不虛偽地對各方當事人的法律權利及其實現，表現出充分的尊重。

第二，在中國的法庭上，第一次有受審高官，依據自己的法律權利、法律責任和法律義務，盡量充分地為自己進行強力的自我辯護。薄熙來在最後陳述時，特別提示指責他“拒不認罪”、主張“從嚴懲處”的公訴人，不要把當事人依法的自我辯護當作“翻供的惡劣行為”。

第三，中國的法庭，第一次對中外強烈關注的重大庭審的絕大部分內容，向全社會進行了幾乎實時的微博直播。表現了法庭對法律及本庭公正斷案的高度自信。

這三個“第一”，堪稱中國司法進步的裏程碑。它不但生動地表明了中國司法和政治文明無可辯駁的進步與成熟，表現了法律意識保護下的人性的覺醒，而且事實勝於雄辯地澄清了“複演預排程序，未審即內定判決”的種種“慣性思維”和悲觀臆測。

薄熙來作為身陷囹圄的“高官被告”，相信這五天公審對他的心靈也是一次奇特的洗禮。當他為刀俎、人為魚肉時，他時時體會到一言九鼎、生殺予奪的權力的快感；而當他為魚肉、人為刀俎時，才痛切感受到公平公正、保護人權的法律的珍貴。

對於參與本案的所有司法工作人員和當事人，包括受審的被告，人們都應致以曆史的敬意。或正或反，他們都在自己的“角色”中，為中國的司法進步和法製建設，作出了他們應有的貢獻。

三、這些法理管用嗎？

有人對此案的解讀未能擺脫“慣性思維”和悲觀臆測，也非空穴來風。有些法理是否管用，在庭審過程中始終讓人疑惑。

比如，法律不要求公民自證無罪。所以，在沒有證據證明公民有罪時，法庭對所有涉案人隻能進行“無罪推定”。公訴人、告訴人和指證人必須用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反過來，法庭卻無權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罪。隻在“有罪推定”的誤區裏，才會出現強求嫌疑人尋找和出具自己沒偷、沒搶、沒奸、沒殺、沒貪、沒腐的證據，以自證清白的荒唐案例。

又比如，一個重要的法律原則，是“疑罪從無”。告之者、訴之者說“有”，被告者說“無”。據上述法理，被告者說“無”，無須舉證，但告之者、訴之者說“有”，卻必須舉證。如控告證據不足，法庭隻能視之為“無”。而不能無視證據，隻憑口供和各方言詞定案。避免冤假錯案的文明之法，凡遇此類，寧縱勿枉，才留下了重偵重審的回旋餘地。

再比如，犯罪的主要要件，一是犯罪故意，二是犯罪行為，三是犯罪結果。若無犯罪故意，即使有傷有害，如交通肇事、過失傷（殺）人等，都不得重判。在當今官 場貪腐成風的生態環境下，為了肅貪反腐，新出了個“權力關係受賄”的概念。即權力者本人雖不知情，但權力關係者如配偶、子女甚至其他親屬受賄，也要算在權 力者本人身上。貪腐誠然可惡、可殺，但本人確實不知情，不具犯罪故意，都要為他的“關係”、他的親屬貪腐承擔罪責，這是否合理？黨的幹部，尤其是高級幹 部，應當管好自己的家，教育好自己的妻子、兒女甚至親戚朋友。但是，黨性要求與法律責任要分開，罪與非罪（過失、錯誤）要分清，不當混為一談。

人們拭目以待，想看到在長足進步的中國法庭上，最根本是在合議庭的最後判決中，這些法盲們陌生但司法中卻是常理的重大原則，在薄案判決時究竟管用不管用？

四、有沒有“坐實”本案的證人？

薄案能否坐實，三個證人至關重要。此三人皆為案中人，皆為汙點證人。

所謂“貪汙五百萬秘密工程款”，孤證僅大連規劃局原局長王正剛一人。他既是動議者，又是執行者，還是揭發 指證者。他隻有證言，並無證據。而證言又前言不搭後語，驢唇不對馬嘴，自相矛盾，有悖常理。王正剛的證言，與染指此事的穀開來的供述，也矛盾百出，難圓其 說。除智商太低，對人情事故和社會常識太無知的人，才會誤以為這樣“質量”的證人、這麽虛假的證言還有什麽可資利用的司法價值。

另兩個證人，同被告的關係要特殊和密切得多。一個是薄熙來打黑的幹將酷吏——重慶市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他指證薄濫用職權、打擊迫害，逼他為保命而叛逃美領館。

最重量級的證人，則是薄熙來的夫人穀開來。在薄被控受賄、貪汙、濫用職權的三項罪名中，穀不但都是共犯，而且都是證人。無論是受賄案，還是貪汙案，穀不但 是主要行為人，而且都是主要受惠人。事發前，她給丈夫招禍；事發後，她給丈夫定罪。她真成了丈夫的克星。當初穀作為插足者，從新疆偷了父親的手槍，逼薄離 婚再娶，造成薄長達四年的離訟痛苦。結婚後，穀又不守婦道，多處留情，令薄煩惱。穀真應將“開來”更名為“克來”。

而薄案的命穴恰恰在於，穀開來和王立軍這兩個關鍵證人，他們具有法律認可的證人資格嗎？他們的證言具有法律價值嗎？

首先，穀、王二人皆為服刑的罪犯。穀開來因殺人罪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王立軍因叛逃等數罪被判有期徒 刑十五年。此類人犯急於“立功”減刑，不難體察。尤其判處死緩的穀開來，曾因有“重大立功表現”而被“從寬輕判”，現正處“考驗期”內，其特殊心態，即便 不是病人，亦為常情。以上種種，是否會異化為某類誘供的壓力？法庭在判斷和決定是否采信二人證言時，必須有所顧及。

其次，穀、王二人同薄皆有情恨。穀因薄出現感情轉移而賭氣出國陪兒子讀書，夫妻幾乎分居七年。怨婦報複有外遇的丈夫，也是俗情中可能之事。而王立軍在薄那 裏，不僅是個信用於前、怒斥於後的失寵者，更是個暗戀領導夫人、又被領導發現的第三者。王在向穀表白時自搧?八個耳光，被薄撞見。王給穀的情書，也被薄收 走。可知，薄怒打王那一耳光，不僅是上級領導在打一個“誣陷”領導夫人殺人的下級，更是被戴綠帽子的老公在打一個糾纏他老婆的“情敵”。試想，這樣兩個證 人的證言還可信嗎？

更重要的是，穀、王二人都是精神有病之人。相當一個時期裏，穀開來情緒的反複無常、精神狀態的失控、對王 立軍的“絕對依賴”以及王立軍對她的控製，身邊人都確信穀是個精神有病的人。法庭亦認定穀“患有精神障礙”。而王立軍在事發之前即已精神高度緊張，行為怪 誕。押解北京後，經多名專家分別診斷，一致得出其精神有病的醫學鑒定，有關機關早已正式上報上屆中央。人們不禁要問，患有或疑似精神疾病的人，是否具有完 全責任能力？是否有資格充當證人出庭作證？他們的證言是否能采信為給人定罪的依據？被告律師多次委婉提請法庭，應對這個關鍵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

以上均為基本的法律常識，合議庭不應不懂。

五、案中案之殺人案

薄案之所以複雜，還在於它案中套案。薄案作為刑事案，其驚世亮相的第一個叫板，是薄的夫人親手“毒殺”了英國人尼爾·伍德！這致命一擊，令薄這位權傾一 方、深孚民望的政治人物，瞬間被打入受輿論責問、被法律追究的尷尬境地，而纏陷在刑訟泥沼中難以自拔。所以，穀的命案雖已判決，仍值得在薄案中作個回放和 複核。

民眾常識和司法專家們共同質疑之處有三：

一是穀的殺人動機是什麽？所謂財產糾紛和敲詐勒索，必須用殺人來“解決”嗎？所謂兒子被“綁架”可能危及人身安全，這麽難以核實必須用殺人來解除嗎？伍德作為雙性戀者，他對受托“監護”的薄瓜瓜造成什麽樣的傷害，會令激怒和瘋狂的母親動了殺機，至今尚無合乎邏輯的解釋。

二是穀作為事業有成的知名律師，何以采用親手灌毒這麽原始低級的手段來殺人？托人不行嗎？派人不行嗎？製造個交通事故不行嗎？穀的行為，是一個有權勢、有法律專業的律師所為，甚而至於是一個健康的正常人所為嗎？

三是安徽合肥法院的判決書，明文記錄著如下紕漏：第一，常識告訴人們，氰化物殺人，入口即亡。判決書卻說同案犯張曉軍供稱，穀分兩次向小壺兌水，兩次給伍德灌毒。這顯然與常理不合。

第二，常識告訴人們，能被人用壺灌水，受害人須是仰臥。判決書卻說，三十四小時後進入現場的人，發現屍體 “俯臥”於床上！極其嚴重的問題是，這三十四個小時裏，何人進入過現場？何人動過伍德？此人見到的伍德，是昏迷的活人還是咽氣的死人？那麽，伍德致死的真 實原因是什麽？最終殺死伍德的真正凶手是誰？是什麽人、為什麽目的一定要把此案做成死案？這些至今仍是謎團。

第三，常識告訴人們，原始樣品不管分在幾個容器中保管，出自一個母樣的各子樣成分應絕對相同。判決書卻字 字如鐵地羅列出，被害人心包血樣分裝的四管樣品中，氰離子（CN－）的含量居然各不相同！四份樣品，有兩份曾被違規調出市局物證鑒定中心。要命的是，最初 對血樣的第一次檢測，無論是常見毒化檢驗，還是氰化物檢驗，均鑒定為“無毒”。人們不禁要問，什麽人在樣品上做過手腳？這樣的證物是否可信、有效？

以上三項傻瓜都能看得出的漏洞，白紙黑字出現在判決書上。這一切是合肥法庭的無知和疏忽，還是該法庭的良知和智慧，真誘人產生無限的遐想。

本案還有一個疑點，不可不察。即王立軍在案中是什麽角色？他在案發前一天即已知情。案發前約一小時，穀還 同王商量半小時。穀稱身體不適，不想去，是王催促穀照計前往。事後，即王“抹平”此案兩個半月後，他突然又去薄麵前告發其老婆殺過人，要求薄秉公“處理” 這起涉外命案。這王立軍究竟是個什麽人？是包庇者、揭發者，還是共犯、同謀？甚至是教唆犯、是主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難道是一個王瘋子在“指揮” 一個穀瘋子去殺人？那麽，背後“指揮”這個王瘋子的，又是什麽人、什麽勢力？王立軍前後自相矛盾的一係列詭異做法，是想把穀開來置於死地，還是想把薄熙來 置於死地？這一切又是為什麽？

六、案中案之叛國案

再往下，自然要追究到王立軍這個副省級高級警官逃入美國領館三十多小時，“要求政治避難”的驚天大案。因為，這是對此“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薄書記被解職奪權的第一理由。

過去，是王案連累、殃及到他的上級“薄書記”；現在，王在薄案中反倒成了受打擊迫害的下級“王局長”、“王副市長”。主、客角色的轉換，似乎是無須再向公眾做任何解釋的“無縫鏈接”。

然而人們還是想不透，“迫使”這位高官走出叛國這步險棋的真實動因，究竟為何？無論作為四川成都法院本案的被告，還是作為山東濟南法院薄案的證人，論及此事的理由，都難以服眾。所 謂他本人“認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說法，即使同薄當堂對質，也未能拿出任何硬證。確如薄言：他一巴掌能打出個叛徒，也不容易！更怪異的是，在薄案中 王竟公然聲稱自己擅入美領館是“履行外交任務”。然而，是何人曾分派他去“履行”何種任務，卻未見有人再做深究。所有這一切，不能不令人生疑。

退一萬步講，即使為逃生避險，他身為公安戰線保衛工作的高級幹部，千條路萬條路，也不能去走“投敵叛國” 的不歸路。“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就可以叛變，那革命先烈們寧死不屈、舍生取義還有什麽價值和意義？在共產黨的辭典裏，叛黨叛國這樣的重罪，最不可赦。但 是，王邁出這步卻似乎有恃無恐，事後也證明他雖犯大險卻並無大難。外界不知王立下了什麽足可折罪的大功，僅以“叛逃罪”輕判，隻領區區兩年徒刑而已！這背 後究竟隱藏著什麽離奇的交易和“故事”，不能不令人生疑。

七、假設前提下有何推論？

假設對案中或明或暗的所有疑點全都視其若無，假設公訴人堅持的被告受賄兩千餘萬元、貪汙公款五百萬元、濫用職權等三項罪行全都當真，又會有什麽推論呢？

不妨在推論前先確認兩個參照係。一是環境比照。眼前貪官之多，貪腐之烈，前腐後繼之源源不斷，令人歎為觀止。說是“蒼蠅、老虎”都要打。其實，未現形的蒼蠅比鳥大，未落網的老虎比象大。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信然。

二是辦案力度比照。薄案用五百天查三百人，在全世界掘地三尺蛋中剔骨，不可謂不認真，不可謂不努力。這十 五萬人／天，如果以一人／天花費一百元成本計，也需一千五百萬元“巨款”。試想，一人／天一百元成本如何打得住，況且還要出境出國。即使以這麽低成本的查 案耗費估算，也已同案中所謂“數額特別巨大”的受賄數額差不太多了。可見，查辦薄案是不惜工本的。

在這兩個參照係的比照和假設前提下，推出的結論，居然可以冒叫一聲：現在的幹部，不論官大官小，包括內閣 閣員、封疆大吏甚至政治局委員們，有幾個能經得住這樣力度的審查和考驗？平心而論，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中，放大鏡下的這個人真有點難能可貴了。這不是個遠出於本案羅織鍛造者意料的滑稽可笑的悖論嗎？

八、究竟是出什麽戲？

薄案的特點，可用兩句話勾勒：案中有案，戲外有戲。不可等閑視之。

網上有段子幽一默說：原以為這是出諜戰戲，後又改為反腐戲，公審聽出了情變戲，其實可能是出宮鬥戲。現未落幕，不好吟定場詩。也許，它是一出伏線千裏的懸疑戲，是一出地地道道的悲劇。

這個悲劇不僅是涉案人、當事人的悲劇，薄案不僅是薄熙來個人的悲劇，而是黨和國家的悲劇，是個時代的悲劇。

這個案子夾風帶雨，電閃雷鳴，偏鋒所向，掃蕩所及，不僅挫傷了各地不同模式、不同探索的主動精神和創新精神，也打擊了相當部分基本群眾對革命精神的懷念、對革命傳統的敬重、對黨群關係回歸的期盼和對改革共富的追求，重創了許多人心中重燃的希望之火。

這個案子某些階段不顧大局、不分內外、張揚造勢、唯恐不大不亂的肆意操弄，令眾多愛黨愛國的有識之士心懷“項莊舞劍”之憂，在群眾中極大地損傷了黨內鬥爭及反腐肅貪正義性的聲譽，整體地歪曲了共產黨的政治形象。令親痛仇快。

這個案子的最終結果，如果不能實事求是，不能“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地公正判決，它所產生的負麵影響，將不僅是公眾對中國司法製度和法製建設成果 的失望，甚至會傷及黨內外對十八大新領導集體的期望、信賴和擁戴。老話說：“人在做，天在看。”共產黨的天，就是人民。人在做，人民在看，先烈在看，曆史在看。

看哪位大手筆，有本事把這出變來變去的悲劇改寫成一出正劇，以明法度，正黨風，平民心，慰先烈，警喻後人。這個戲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