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樣的“政治智慧”可以應對BXL這個政治符號？

什麽樣的“政治智慧”可以應對這個政治符號？

暫時無派

一場令人世人關注的審判馬上就要在 濟南開始了。無論是審判的人，被審判的人，還是國內外“圍觀”的人都很清楚，這個被稱為刑事案件的審判其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治審判。明明是一個政治事 件，卻一定要按刑事案件來審判，這就使這件事本身變成了一個政治事件，因此，這次審判也就難免成為審判的對象。但是，這次審判之所以受到如此廣泛和深切的 關注，並不僅僅是因為其政治事件刑事化的性質，類似的案件以前也有過；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此案受審的對象從本質上說並不是一個具體的政治人物，而是一 個政治符號。

一年前，在談到這位即將走向法庭的 “被告”的時候，我在一篇文章裏說道：“在我看來，他既沒有那麽差，也沒有那麽好，他不過是當今中國政治經濟體製內一個比較有理想、比較有魄力、比較有辦 法、為老百姓做了點實事的領導幹部。我不知道他在為老百姓做好事的時候，是出於一個共產黨人的責任感還是出於個人的政治野心；我不知道他在為老百姓謀利的 時候，是不是也為自己謀取了巨大的利益；我也不知道他在官場上張揚正人君子形象的時候，是不是與他背後齷齪的私德有著鮮明的反差。我知道的客觀事實是，他工作過的地方，普通百姓大多都對他讚揚有加，而官員們則大多對他頗有微詞。” 我本人不認識他，但我相信我對他的如此評價是客觀公正的。那麽，這樣一位官員的命運為什麽會如此觸動中國社會的神經呢？我以為，他的個人因素雖然重要，卻 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原因是中國社會的神經已經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過去三十多年發生在中國的一切，一點一點將中國社會撕裂了開來。這個撕裂最直接的表 現，就是社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越來越尖銳的 對立。如果用成語來形容執政黨和民眾之間的關係，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從前是如魚得水，現在是水火不容。在被“雙規”前，他在西南的努力似乎起著某種修補 這個裂痕的作用。他的工作，或多或少地讓民眾與執政黨的之間保留著一種“藕斷絲連”的依依不舍的情感。他的倒下，拉斷了斷藕之間的最後一根細絲。

從那一刻起，他的身份變了，他從一個“體製內”的官員被抽象成了一個超脫於體製之外的政治符號。這個政治符號的正麵是天使，反麵是魔鬼。“無論是‘魔’還是‘神’,都 是人力所不能戰勝的超級力量。魔化他的人需要一個符號，以便貼在他們討厭和仇恨的政黨和體製上，然後在打擊這個符號的時候想象和享受著將這個符號後麵的東 西一起打碎的快感，就象《紅樓夢》中賈府中的趙姨娘在賈寶玉的布偶上紮針時的感覺。神化他的人則需要一麵旗幟，以便將他們的訴求和理想貼在那麵旗幟上，然 後舉著這個旗幟向他們喜歡的方向前進。（摘自本人的《薄熙來正在被抽象化》）”一年多來，造成他符號化的問題不僅沒有絲毫緩解，反而愈演愈烈，因此，這個 符號也就愈發抽象。現在，它不僅不再受執政當局左右，而且也不再受這個政治人物本身所控製，他個人今後的表現對這個符號的影響將變得無足輕重。這個政治符 號將按照其本身的運動規律不斷地被完美化或醜惡化，直到它撞擊到社會能夠承受或者不能承受的極限。

因此，濟南審判本身並沒有多少實際 意義，因為不管被審判者是不是“配合”這個審判，審判都是一場有具體演員的“戲”。更有實際意義的是：作為執政者，運用什麽樣的辦法來應對這個政治符號才 能維持這個政權的運轉和社會的穩定。反過來說，作為芸芸眾生，人們應該怎樣在這樣的曆史關頭把握住自己和民族的命運。

不久前，中央黨校一位叫王長江的教 授寫了一篇文章《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在這篇文章裏，他用“奪旗幟”、“塗顏色”、“算明帳”和“不爭論”這樣幾個短語概括了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古往 今來，人們一直喜歡用“道”和“術”來形容治理國家的不同方法。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那麽，王教授總結出來的鄧小平的這些“政治智慧”屬於可道之 道，還是不可道之道（常道或曰大道）呢？依我看，都不屬於；他的這些“智慧”，頂多算做雕蟲小技。然而，令人沮喪的是，自鄧先生以後，雖然執政黨的各代領導人和一大批幫閑文人煞有介事地推出了一個又一個“理論”，他們的治國“方略”至今尚無一策超出以上的雕蟲小技。因此，麵對眼前這個政治符號，執政者能做的，不大可能超出以上幾個短語的拙笨運用。

先來看“不爭論”。雖然執政者也知道掩耳盜鈴會被發現，但盜鈴時自己聽不到鈴聲起碼會安慰自己緊張的心理，因此，“不爭論”一定是執政者的第一選擇。至少在 當前，強製地使用行政手段在表麵上封鎖住這個政治符號的傳播，還並不十分困難。但是，政治符號的可怕性有時恰恰不在於它被拿出來爭論，而在於它在寂靜中深入人心。政治理念的真理性常常是在卑微中得以完善的，而其荒謬性又常常是在傲慢中走向極致的。因此，“不爭論”不僅最終不會消解反而會進一步激發這個符號的政治影響力。

再來看“塗顏色”。眾裏搜尋千百 度，奈何回首，栽贓卻要重回來時路。明明是西南的事惹惱了他們，卻偏偏要回二十年前工作過的東北找問題；明明是路線爭論，卻偏偏在經濟上抹黑，明明是政治 鬥爭，卻偏偏要刑事審判。這種將政治符號去政治化的做法，雖然有著某種偷梁換柱的功效，看似“技術手段”高超，但一方麵因為前後“罪名”的自相矛盾，另一 方麵因為實際“罪證”的疑點頗多，就使得這樣的塗抹很不完美，有明顯的欲蓋彌彰的痕跡。因此，“塗顏色”也不會消解這個政治符號，相反，這個符號卻會因為對手的卑鄙和下作顯得正氣淩然。

最後來看“奪旗幟”。一般地說，舉 什麽旗就應該走什麽路，打哪側的燈就應該往哪側拐，即所謂的名稱言順。但是，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卻流行著一種很時尚的“智慧”，即“打左燈向右拐”，或者 將“走不改旗易幟的邪路”高明地表達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順著這個思路，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即：一方麵將這個政治人物打倒，另一方麵將這個政治符號 中有利於自己執政的表象以“令出一門”的理由給“奪”過來，並借此將其代表的社會基礎收歸旗下呢？這樣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那種所謂的沒有某某某的某某 某路線從來都是有道義缺陷的，奉行這樣的路線很有可能會應著一句民間俗話：“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奪來了旗幟奪不來人心，原來的隊伍也會人心渙散。

如果說，上述“政治智慧”都不能應對這個政治符號，那麽，有沒有一種可以稱為“現實”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呢？我認為還是有的。這個辦法就是實事求是。

   這裏所說的“實事求是”並不是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實事求是地審判這個“犯罪嫌疑人”，也不是指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正確對待這個政治人物；這 樣的“實事求是”的基礎已經不存在了。換句話說，就這個“刑事犯罪嫌疑人”或政治人物所做的具體事情來說，事情的“真相”已經不複存在了。在被抽象化為政 治符號以後，具體的“事實真相”已經毫無價值。既然真相已經毫無價值，實事求是也就無從談起了。我所說的“實事求是”，是指執政黨應該老老實實地麵對這個政治符號客觀存在的事實，不要再裝腔作勢，也不要再色厲內荏。社會已經被撕裂，廣大民眾已經同執政黨離心離德，中國社會正將麵臨著一場深刻的大動蕩，這些都是執政黨必須麵對的殘酷事實。隻有在這個基礎之上，認真地思考自己的命運、思考中華民族的命運，這個黨才有資格談一點諸如“中國夢”之類的話題，否則，就會“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