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無達詁

杜甫寫過一首名氣巨大的五律：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四兩句。不過我一直對五六兩句更感興趣。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這兩句究竟該怎麽理解？

看到網上有人這樣解說：

有點名聲，哪裏是因為我的文章好呢？做官，倒應該因為年老多病而退休。這是反話，立意至為含蓄。詩人素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但長期被壓抑而不能施展，因此聲名竟因文章而著，這實在不是他的心願。

這種解說算是主流派吧，直接按字麵順序講解，第一句就有問題，杜甫的名氣就是來自“文章”（詩歌也可以算文章，杜甫的賦也寫得好），杜甫更不會說自己‘有點名氣“，這在現在算謙虛，在古代那可是狂傲。第二句如果把”官“字僅指向杜甫自己，倒還說得過去，但隻要”官“字被當做真實主語，總有批評有人老了、病了還賴在官位上不走的意思，（當官的，老了、病了就該離開職位），這不會是杜甫的本意。

有人提出一個說法，說這兩句是倒裝，順裝應該是
文章豈著名，老病應休官。
意思是說我的文章那裏談得上出名呢，倒是年老身病應該離職。
感覺這比前麵的理解要高明。但究竟是不是杜甫的本意，也難斷定。因為順序理解也馬馬虎虎過得去，所以也沒有多少人采用這後一種講解。

杜甫《秋興八首》裏還有兩句詩：”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都肯定地說這兩句都是倒裝，因為隻有轉換成
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
才能講得通。

所以說，漢語是表意的語言，選詞是重要的，而把詞放在什麽位置上，卻有很大的靈活性。因為選詞很重要，所以漢語的詞份量都很重，虛詞不發達。詩歌受字數限製，更是對選詞精益求精，每個詞都承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

隻具有結構功能的詞，在古代漢語中，句首助詞（蓋、夫等）和句末助詞（之乎者也等）相對多些，句中結構助詞好像就一個“之”。可能因為古文不加標點，要借助這些句首和句末助詞來提示句子的起訖，所以在古文中保留的較多。但在詩歌中，這些助詞是基本不用的，因為不需要通過它們來分割句子。

漢語的這一特點（重意，輕結構）對詩歌創作而言，是非常有利的。特別是在格律詩的創作中，這一特點被發揮得淋漓盡致。詩人可以根據格律（平仄的要求）或修辭的需要，很靈活地安排詞的位置。每個詞都被賦予盡量多的意蘊，使得句子含意十分飽滿，滋味濃鬱。

讀詩的人會在頭腦中把句子中的詞拆開重裝。有時候隻有一種重裝是合理的，這個句子便仍然是意思清楚的。有時候重裝方案不隻一種，就產生了歧義。歧義是詩意的一部分，並不算詩病。歧義使得詩意豐富，咀嚼不盡。所以古人說”詩無達詁“。

重裝的規則應該有，但也是不嚴格的，讀詩的人可以嚐試多種可能的方案，靈活性是很大的。可以說，漢語是一種輕結構或半結構的語言，這導致了漢語語法規則的難產，無論是古代漢語的語法規則還是現代漢語的語法規則，至今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也沒有人覺得這是個問題，因為不了解漢語的語法規則，如果對漢語的詞匯熟悉的話，溝通起來就沒有多少障礙。
這就是漢語的特點。詩歌表現得比較極端和顯豁，其實日常語言也是如此。

至於這種語言特點究竟對民族的思維能力是好是壞，真是不好說，應該通過實驗結果給出說法。感覺是利大於弊，因為它使得接受者必須做出一番思考，才能弄明白意思。不是隻憑弄熟有限的句子結構就能半機械化地理解的。可以說，漢語是聰明的語言，而不是傻瓜式的語言。但是中國人不重視規則，思考和行動上都喜歡恣意而為（還喜歡強辭奪理，各說各理，還喜歡玩概念遊戲，耍心眼，搞名堂），是不是也和這種語言的特性有關？

但這種表達，在需要精確表達的科學研究性敘述時，就顯得吃力了。特別是每個詞（常常就一個字），份量都很重，含義豐富，一遇到五個字以上的專業術語時，中國人就顯得難以消化。因為專業術語的內含都比較單純，用了五個字或更多，對中國人來說，太浪費了。本能地覺得應該是有著豐富內含，其實內含很少（比如化學品名稱等，堆了好多漢字，中國人就覺得是個麻煩。內容就那麽死的一個東西，卻要背這麽多漢字，位置還不能錯）。有利就有弊。

英語的專業術語一般也是羅嗦的，但英語可以縮略。縮略的辦法也很多：首字母縮略、割截式縮略等等。縮略之後，就顯得比較輕便、單純，（但缺點是對一般人來說比較陌生，且數量不斷膨脹）。漢字一般沒法這麽做，（除非特別常用的，像莎士比亞，就被簡化成”莎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