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也很簡單，就是千年農業國的工業化

文革，也很簡單，就是千年農業國的工業化

先看看中國曆史，有人喜歡說“周期律”，其實那裏有什麽“周期律”，因為沒有“周期”，任何事物都是有生有死，中國曆史上的朝代也是一樣，有的活的長一點，有的活的短一點，從一個朝代到另一個朝代中國人叫“改朝換代”。

“改朝換代”，用現代一點的說法就是“管理團隊”變了，中國還是中國，中國人還是那些中國人，比如說，秦就是贏政的“管理團隊”，漢就是劉邦的“管理團隊”，等等等等。

近代一百多年，中國的“管理團隊”變化了很多次，最後一次是從“中華民國”的管理團隊變化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理團隊，或者說是從國民黨的“管理團隊”變化到了共產黨的“管理團隊”。

關於中國最後這一次的“管理團隊”變化，雖然中國還是中國，雖然中國人還是那些中國人，但是，中國和中國人生存的環境與以往幾千有了巨大的不同，不僅中國麵臨物質力量比自己更強大的對手，而且不止一個，比如說歐洲、美國和蘇聯甚至日本，特別是中國還麵臨文化力量非常強大的對手，這些文化是否比中國更強大就見仁見智吧。

麵臨物質力量比自己更強大的對手，也就是軍事力量更強大的對手，中國以前有過，比如說蒙古等等，在麵臨文化力量非常強大的對手這一點上，是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生存的環境與以往幾千的一個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說現代對於中國來自文化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另一個巨大的不同是這些對手的工業化性質，工業化可以認為是生活和生產方式的挑戰，本質還是文化，總之對於中國來自文化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麵臨現代的，中國和中國人以往還沒有麵臨過的生存的環境，中國的一切都必須變化以適應目前的環境，所以，現代的中國的“管理團隊”必須改造中國的一切，不僅必須適應目前的環境，還必須在目前的環境中勝出，因為否則還是要“挨打”。

中國的最後這一次“管理團隊”變化，從“中華民國”的管理團隊變化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理團隊，或者說是從國民黨的“管理團隊”變化到了共產黨的“管理團隊”。

從現代管理學角度，“管理團隊”變化，英文叫“change management”或“management change”，中文是“應變管理”（又稱變革管理、變更管理）。

1982年，麥肯錫的顧問Julien Phillips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第一次發表了變革管理模型，但是花了整整十年，變革管理的同業人員才逐漸理解他的理念。

“變革管理”包括：

1，Missionary changes （目標變化）

2，Strategic changes （策略變化）

3，Operational changes (including Structural changes) （運作和組織變化）

4，Technological changes （技術或戰術變化）

5，Changing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personnel （改變人員的態度和行為）

有趣的是：這第5條的維基的中文版是“人力資源之態度與行為上的再造（變革）”！

怎麽樣？

態度與行為上的再造（變革）（！），“再造（變革）”這些詞兒用的重吧？如果對你進行“態度與行為上的再造（變革）”的話，你會舒服嗎？

因此，有人敏銳的看到“文革”類似於中共到延安以後的各種“整風運動”，那是因為中共的“管理團隊”在長征途中的變化了，到延安以後，中共必須補上相應的“態度與行為上的再造（變革）”這一課。

所以，中共奪取中國政權以後的各種“政治運動”（包括文革）都是那第5條的實施（即“變革管理”），直至“文革”，都是對中國“人力資源之態度與行為上的再造（變革）”，用英文描述也許不那麽刺一些人的眼睛：Changing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personnel （改變人員的態度和行為）。

到現在為止，我隻是說了與中國的最後這一次“管理團隊”變化相應的“變革管理”的第5條，那麽，前4條是什麽呢？

我以為與中國的最後這一次“管理團隊”變化相應的“變革管理”的前4條是：工業化！

中國是一個幾千年的農業國，中國文明是一個幾千年的農業文明，中國人是一個幾千年的農業民族，因此，中國的工業化對中國、中國文明和中國人帶來的震撼和震蕩是可想而不可知的。

無論如何，隨著中國的工業化，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必然隨著改變，中國文明也必須隨著改變。

那麽，工業化除了令人張口結舌的技術和機器之外，工業化還意味著什麽呢？

工業化意味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工業產品，也就是琳琅滿目的商品。

由於工業化生產的巨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必然需要巨大資本，因此，工業化意味著與其巨大的規模相應巨大的資金集中。

由於工業化生產的巨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必然帶來巨大的產量，因此，工業化意味著與其巨大的產量相應巨大的商業規模。

所以，工業化除了令人張口結舌的技術和機器之外，工業化還意味著巨大的資金集中和巨大的商業規模，以至於國際資本和全球化商業。

人類早期的工業化是資本家們作的，也就是說是資產階級作的，那麽，資產階級作的工業化是個什麽樣子的呢？

馬克思在他的《共產黨宣言》裏是這樣描述的：

“資產階級在曆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麵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

工業化對資金集中以及對商業化的要求必然導致社會的變革，而社會的變革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就是生活方式的變革，比如說工業產品數量大，種類少，質量化一，千篇一律，都喝可樂吃漢堡包，文化也是如此，消滅個性。

所以，中國的工業化，無論是在國民黨的“管理團隊”的管理下進行的，還是在共產黨的“管理團隊”的管理下進行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描述的那些資本家做的事情都會不可避免的在中國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發生，而且有些是以中國特有的形式發生的。

中國的工業化，隻不過曆史選擇了中共的“管理團隊”在中國大陸作中國的工業化，而國民黨的“管理團隊”在中國台灣作台灣的工業化。

簡單的說就是中共也必須做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描述的那些資本家做的事情。

時至今日，台灣的工業化和中國的工業化都擺在哪裏，雖然台灣的規模要小的多，蘿卜白菜，大家見仁見智吧。

上麵是宏觀是說“文革”，下麵說一個具體的，那就是“度”的問題，而且我以為“文革”的“度”是恰到好處的。

很多人認為“文革”，“過分”了，“失控”了，甚至“超過承受能力”，我就不討論至少這樣認為的人們還是意識到了“文革”的必要性。

其實呢，中國或中共政府沒死說明沒超過承受能力，如果“文革”的“度”輕一點就不那麽可怕了，中國人就不會介意再來一次，比如說會來一次“顏色革命”，“文革”就是一個“顏色革命”，“文革”的“紅海洋”就是“紅顏色革命”，如果來一次“顏色革命”，那就是不僅中共政府要完蛋，大家就都要完蛋了。

資產政府最怕暴力革命，所以民主國家都反暴力。

毛主席很清楚他的共產政府最怕什麽。共產政府最怕顏色革命，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府都無一例外的死在顏色革命裏了的事實就是證明。

文革的效果或結果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給了中共政府和中國人民對顏色革命的免疫力，文革相當於給中國打了一針顏色革命的預防針，注射疫苗就是讓人得一場病，所以“文革”必須是非常難受的一場“顏色革命”的病，否則64就把中國搞解體了，隻不過中國解體要比蘇聯解體可怕的多得多。

蘇聯和東歐的共產國家就沒有“文革”，他們不知道學生鬧事的厲害，不敢鎮壓，也不會鎮壓，結果就都死了。

恰恰因為中國有了“文革”，“文革”也必須有相當的強度，甚至讓一些人認為“超過承受能力”，不然的話中國人就不會介意再來一次了，也就不會接受鎮壓64了。

學生鬧事，而且還反貪官，很正義嘛，為什麽要鎮壓64？

有了“文革”的經驗中國人就可以認識到似乎應該鎮壓64，因為提醒了大家“文革”，因為“文革”太可怕了，因此似乎應該鎮壓64，“文革”要是沒那麽可怕也就不會鎮壓64了，所以，“文革”必須可怕，讓中國人不想再來一次“文革”，因為共產政府最怕“顏色革命”，中國人不想再來一次“顏色革命”，中共的政權就安全了，因為共產政府不象資產政府那樣怕暴力，共產政府卻最怕大規模群眾運動。

其實呢，因為還是很多中國人反對鎮壓64，這也證明了“文革”不僅沒超過承受能力，甚至都沒接近承受能力，而是恰到好處，因為64顯然提醒了大家“文革”，即便是大家認為“文革”太可怕了，也沒有到談“文革”色變的地步，因此中國人還沒有到一致認為必須鎮壓64的地步，所以，如果“文革”要是沒那麽可怕的話，也就不會鎮壓64了。

所以，事業偉大，前途光明，任務艱巨，道路曲折，高瞻遠矚，預防免疫，方法唯一，恰到好處，結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