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教授二三事
(兼談兩個大海歸的人生觀)
白鏡天
(二零一三年 三月六日 於北美寒舍)
楊教授,如今紅遍華夏大地。可以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不過,不同層次的人認識他。是從不同的事,或不同的麵。大凡上層及知識界,第一次聽說他,都是因為他同李先生,作為第一對華人,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對於百年積弱的東亞病夫,能冒出個諾貝爾獎得主,實是華夏眾人之榮耀。
時過境遷,人也在變。多年後,楊教授終於憋不住了。挑起了世之所謂的“楊李署名之爭”。楊教授對把他的名字,沒有放在發表文章的第一位而耿耿於懷。此事沸沸揚揚,可是熱鬧了一陣子。真是有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旁觀者,象我等之人,挫著雙手,幹著急。也沒有辦法,更不知道該幫誰。當然,也不乏很多好事者,袖手旁觀,看熱鬧。
楊教授後來同Mills 博士(這回是個洋人)又有一篇大作,粒子物理界稱之為“楊-Mills 場”。很多行家為其“摸型”的簡單,明了,清淅和完美而折服。物理學界對這篇論文可以得諾貝爾物理獎的呼聲也很高。但據說,諾貝爾物理獎評審委員會不想看到,再有一個類似於“署名醜聞”的事件在科學界發生,而一直在推遲這件事。也許在等待楊教授百年後,再評審和授予。此事不知是真是假(唉,這回可苦了Mills 先生)。
天下除知識界和上層“大人物”之外,這世上還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草民。他們大都掙紮在“溫飽饑渴”和“生老病死”的社會底層。對諾貝爾獎是個啥玩藝從來也懶得理會。對文章署名誰先誰後的爭論,他們認為,“那是吃飽了撐的”。然而,這些“草根們”,在無聊之餘,極其熱衷於社會上的八卦新聞。(而這些“新聞”,對他們的品位,道德,素質,行為,乃至操守,往往很有影響)。可不是嗎?前些年,又出了個爆炸新聞。這一新聞,可讓這些草民們熱鬧了一陣子。八十二歲的楊教授,“婚”了一個二十八歲的大姑娘。草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滿腹經綸,有名有望,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怎麽也幹這種“老驢啃嫩草”的醜事。要是我們草民,早就該羞死了。但是,話也得說回來。如今解放了,自由了。婚嫁之事,也由不得父母包辦。嫁狗婚雞之事,自己說了算。哪裏由得你旁人說三道四。其實,這也好。如果是醜事,父母也沒有責任,也無須背罵名。當然,也不塤祖上陰德。
然而,在草民們看來,有名有望的“大人物”,幹任何事,總得考慮它的後果和社會影響吧。恕不記,“廣播員放屁,影響太大”的警句。據說,搭那之後,天下作爺爺的,再也不敢領上自己的外孫女逛大街了。因為怕有人指著他的脊梁幹,罵他,“那個老不要臉的,還領個小蜜”。
真有意思,楊教授,對他人生的這一最後傑作,幾乎得意忘形。據說,他逢人便說,這是上帝賜給他的最後一個禮物。嗚呼!在楊教授的世界觀裏,那位女士,竟然成了他的“禮物”。哪她還是人嗎?也不知翁女士聽到楊教授的“禮物”說,作何感受。
看來,世界觀,人生觀,蠻重要的。因為它確實決定了人的思維和行為。我始終和特別不能忘記中國近代科學界的泰鬥,大科學家錢學森和他的高尚人品。錢學森大師的人生觀給人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咱先不說他是多麽地熱愛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和自己國土上的一草一木。就隻談談他自己和家庭生活的一麵。在留美期間,為了事業,他帶領家人,多次奔波於東海岸的麻省理工,和西海岸的加州理工之間,一直沒有一個固定的家。回國後,他同家人在北京家屬院的公寓裏一住又是五十年。據說政府領導幾次勸他搬進好一些的住處,但都被他惋言拒絕了。最終,他從這個“家”上了天國。他走那天,天降大雪,猶若祭花,撒滿了整個北京城。(蒼天真是被感動了)。再想想我們這些北美遊子,也在辛苦,為的卻僅僅是能有自己的一個“窩”,讓妻子兒女有個安身之處,不至於流落街頭,當homeless(街友)。相比之下,我們的人生觀是多麽的渺小和自私。
然而,談起“自私”,更有甚者。我等乃小巫見大巫也。在楊教授的世界觀裏,她人不是人,而是他的“禮物”。而他的人生觀,也是要得到這個禮物,搶奪這個禮物,以至最終占有這個禮物。他從未考慮過,因為他,翁女士的同齡小夥子中,又多了一個光棍。
厥呼,真可謂:
“作人難,作科學家更難。作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難上加難”!
PS, 據說,多位華裔重量級科學家很想海歸定居,報效祖國,但都因不想同楊教授為伍而放棄。此乃國之大不幸!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