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29)
2020 (38)
前文鏈接：【瑞典萬花筒】斯德哥爾摩淘寶記
躑躅在斯德哥爾摩的國立博物館，因為被太多美妙的東東所轟炸，有時，審美疲勞會不由自主地襲來。
正當我處在左顧顧、右盼盼、東張張、西望望的狀態時，眼前忽感一亮，我的目光隨即被牽引到前方一幀三人畫像上。這是一幅與眾不同的畫作。當周遭美術品中的畫中人，不是身著鬥蓬裙的金發淑女，就是腳踏尖頭鞋的藍眼紳士時，此畫的主角卻是一位濃眉大眼的東方男子，他的一身行頭是妥妥的清朝範兒-長袍馬褂圓筒領，束腿長襪淺麵鞋，馬蹄袖口行服帶，金鏈金戒瓜皮帽（不押韻哈）。
他是誰？他們是誰？這是在哪裏？又是在何時？
我好奇地穿過人群，貼到畫前仔細閱讀注解。哦，原來這是由瑞典第一位偉大的風景畫家Elias Martin(1739-1818)於1787年創作的油畫，作品以畫中三人各自的名字命名。
C位的小哥兒叫Choi Afock（蔡阿福也），他的神態與坐姿都相當地有氣場。阿福是1763年廣東生人，他有一個很響的大名，蔡鎮伍（Choy Chun Ng）。阿福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廣東辦事處擔任翻譯，能講一口奇怪的瑞典話（a very peculiar Swedish）。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是史上第一位踏上瑞典土地的中國人。
左邊是斯德哥爾摩的名媛Aurora Taube，她正漫不經心地擺弄著阿福的辮子。
右邊的Olof Lindahl則是此畫的委托人，他是東印度公司的貨運主管，1779 -1786年間一直駐紮在公司駐廣州辦事處。
這樣的人物組合一定有故事！
我在維基百科輕鬆而又驚奇地查到了Choi Afock的履曆，但在中文世界裏，他卻毫無蹤跡。阿福頗不尋常的一段經曆是促使我動筆的原因，我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Lindahl和阿福的結緣顯然始於廣州，是洋老板與土翻譯的關係。1786年7月，Lindahl準備返回故裏，他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要帶Afock一起回哥德堡，董事會可能不喜歡這樣，這人也很煩。”（Such a person is damn bothersome）。Lindahl顯然對阿福的印象很負麵，那他攜其千裏迢迢去瑞典，所為何來？他們在瑞典半年間都忙活了啥？
兩人在瑞的行程，文獻上均有詳盡記載。簡單說，Lindahl是帶著阿福串“門”去了，當然，全是“豪門”、“權門”和“朱門”。除了參拜大戶人家，他們還拜訪了幾位王室成員，甚至受到了古斯塔夫三世國王（King Gustavus III）的接見。阿福在瑞典上流社會引起了轟動，幾乎每天都被邀請去參加茶會、晚宴和沙龍，還被授予參加皇家招待會的榮譽。同時，他也收到了許多奢華禮物。
蔡阿福的瑞典之行及其作為“異國新奇人物”的角色，顯然極大地提升了讚助人Lindahl的社會地位，盡管起初的阿福完全像是被用來獵奇的一個玩偶。此時的Lindahl覺得阿福真是越來越可愛了，他寫道：
“他的瑞典語講得越來越流利，幾乎能聽懂所有的對話，甚至可以向古斯塔夫國王敬酒。”阿福社交有一套嘛。
“有一天，在總督Sparre男爵家，阿福用他迷人的眼神取悅了不少伯爵夫人。”看來阿福蠻有女人緣的(*^_^*)。
次年一月，在阿福返國之際，“所有人，無論高低與貴賤，都深情地和他告別。他們都喜愛他。”
廣東人蔡阿福的瑞典之旅很耐人尋味吧？我讀了幾晚上的書，算是整明白了。我的理解是，在阿福的經曆背後，其實是有一個更廣泛的社會背景的。
早在17世紀，東方主義潮流在歐洲大陸興起，並隨著18世紀與中國（盛清時期）和東亞地區的貿易增長而方興未艾。那時，從曆史、語言學、人類學、哲學和宗教的角度研究遠東文化成為熱門，而任何與中國有關的東西都被認為是最有趣和最時尚的，比如中國瓷、中國茶和中國阿福-這就是所謂的“啟蒙運動的中國情結“（the Sinophilia of the Enlightenment）。
到了19世紀，歐洲人對華態度則發生了完全逆轉，“中國”已成為落後、停滯的代名詞，此時的Sinophilia（親華主義）已變成了Sinophobia（恐華主義）。
如果阿福是在1800年後踏上歐洲大陸的，那他肯定是不會受待見的。當然，這個時候的Lindahl先生也是根本不會向阿福遞出橄欖枝的。
盡管我還沒問，“如今呢？”，想必，你心裏也一定在自問了。
很佩服巧巧，在斯德哥爾摩的牆上看到一張東方麵孔，就一定一究到底扒出了畫中人廣東人蔡阿福與瑞典上層社會關係的來龍去脈，你太認真太執著了，巧巧的優秀這裏可見一斑。我在瑞典呆過一年多，隻知道瑞典是中國建交很早的西方國家，其餘都不知道，也沒想過要知道。慚愧。巧巧新周愉快！我會再來的。
主管最初不喜歡阿福，卻非要帶著他回哥德堡，大概是想用人們的獵奇心理打開上層社會社交的局麵，結果被他押中了。他達到了目的，便看阿福順眼了。這實在是個好故事，感謝球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