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明月品茶夜談
生於美麗的杭州。小時愛在西湖邊上賞月納涼，品茶夜談。好詩詞，小說，和數學。1989年人在北京，那一天，那些人，那些事，從此改變了我。風花雪月隨歲月遠去，政治，曆史成為了我的新寵。
因言獲罪，因忠言獲罪。在客觀上，摧毀了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的誠信。
1938年，日本侵略軍的鐵蹄正在從華北向中原襲來，八歲的我跟著父母客居在武漢。音樂家冼星海正在江上發動救亡歌詠運動，大江兩岸人山人海，齊聲高唱同一首歌《中國不會亡》。——我相信！
秋天，故鄉淪陷，父親被日本侵略軍活埋，這就宿命地決定了我後來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尋，認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為我的全部，成為我的未來。於是，千方百計，義無反顧，舍死忘生，投奔沙場。
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進軍淮海平原的路上，絡繹不絕的小車和我軍大隊人馬並行。我問一位推車的農民大嫂：“你們小車上推的是什麽？”“白麵。”“你們家還有存糧嗎？”“有，不在窖裏。”“在哪兒？”“在地裏。”“地裏？什麽莊稼？”“麥子。”
五十年代初，士兵們的槍膛漸漸冷卻下來，戰爭的硝煙在絕大部分領土上消失，全中國各族人民正在歡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對於我來說，1957年春天那場猛烈的反右派運動，如同晴天霹靂一般。結果是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因言獲罪，因忠言獲罪。在客觀上，摧毀了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的誠信。做夢也沒想到，我這個“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桂冠。
在那個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裝舞會的戲謔。一個理想主義者被“理想”拋棄。同時，被社會拋棄，被人群拋棄，思想庫存裏立刻一貧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頓時塌陷。此情何堪？僅僅是帶給親人們的屈辱就能把人壓死。
由於難以忍受這種巨大的奇恥大辱，憤而自盡者、夫妻離異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戰友狹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曆史上的一種陋習，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師或眾人指認為“琵琶鬼”，他隨即就變成了一頭活在人群中的豬狗，直至死。
我們家是一個新婚燕爾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輕的電影演員，她會怎樣看待我們所麵臨的奇恥大辱呢？她曾經是那樣自珍自愛。從今以後她還能挽著“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嗎？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溫情。當有些人為了羞辱我，組織一些小學生在我的窗前齊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夾著尾巴逃跑了”的時候，她竟敢冒險走出去勸說小朋友們離開。更有甚者，她還多次到我勞動改造的場所陪我去加班幹活。
那時我發現，我是多麽低估了她。不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親。母親在八年抗戰期間，曾經靠拾麥穗、剝樹皮把我們五個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個字不識的山裏女人，善良、軟弱，卻不得不在日軍憲兵隊審訊室裏麵對凶神惡煞。
1958年夏天，她千裏迢迢來看望我。剛從輪船上下來的母親，當即在我臉上發現了我的極度沮喪，她小聲在我耳邊說：“對娘說句真話，真的是你錯了嗎？”
我搖搖頭。停頓了好一會兒，她老人家才再問了一句：“……還給你發糧票不？”“給。”“給糧票就行，叫媳婦生個兒子。”
兩年後，癌症手術後的妻子，無視醫生的勸阻，冒險為我們生下一個兒子。我最親近的兩位女性，在大難臨頭的時候，沒有講過一句抱怨或開導我的話。——我相信！
一個年輕當紅電影明星，突然因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製使用”的另冊，她竟然那樣自然地就接受了下來，心安理得，毫無怨尤。
我在工廠裏勞動改造，每兩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個周末，妻子在攝影棚做夜班還沒有回家，疲憊不堪的我，回來之後倒頭便睡，黎明時分醒來，發現妻子通宵未歸，走到窗前才發現，她正坐在門廊台階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頭頂上紛紛揚揚地飄落。一問才知道，她在子夜時分就回來了，怕開門驚醒我，才坐在門外等待晨光的。
又有很多年了，沒有機會重訪往日的居所，那裏的門廊下依舊是丁香似雪麽？——我相信！
1964年，為了活得體麵些，我重新回到軍隊，心裏又點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願地與妻兒兩地分開，一年一次鵲橋相會，又把他們放進次要和被忽視的境地了。
“文革”開始，造反派從我宿舍裏搜出一封家書，妻子僅僅在信中為我的處境說了兩句委屈和焦慮的話。他們竟然對她實行殘酷的武鬥，幾次懸空踢倒在地，幾乎喪命。接著就是整整七年不能與妻兒見麵。
“文革”後，我又為一些與“理想”相關的物事奔忙起來，妻兒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視的境地。兒子是怎樣活下來的，是怎樣長大的，是怎樣考取大學的，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過多麽大的艱辛。——我相信！
一位法國作家曾經這樣問過我：
“您還在守望著您的理想嗎？”
我回答說：
“我守望的隻剩下了一條底線。”
“那是一條什麽樣的底線呢？”
“善良的民眾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騙。”
“這條底線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為，這條底線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如今，一雙耄耋老人，相依為命，總應該平靜下來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陰霾。我原以為罹患阿茨海默症，就意味著在患者的意識裏失去了過去，也失去了現在和未來。不會有歡樂，當然也就不會有痛苦。
不久，我發現，並非那樣簡單。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開始認識這個“陌生”的世界。“什麽是洗手間？”“什麽是橙汁？”“什麽是遙控器？”電視屏幕裏在下雨，她會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會下太陽呢！”偶爾，她也會靈光一閃，小聲責備自己：“是我的錯，一定是我的錯。”
許多朋友都知道，她是一個少見的淡泊名利的演員。以往的影戲劇照早已散失殆盡。近來她竟會反常地把一些從書報上剪下來的圖片，擺進玻璃書櫥裏，雖然有時候甚至她連圖片中的自己都不認識。
現在她對所有年輕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時會把我誤認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親，準確地說，是父親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爺子”。
據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愛，父親是個無暇顧家的人，生前總是在他那小小的錢莊裏忙忙碌碌。自她十七歲從父親手裏接過一隻小皮箱，隨著電影導演孫瑜離家去上海以後，就再也沒見到父親了，在父親辭世的時候，戰亂阻隔了回鄉之路，未能和父親訣別。
可以說，現在她已經生活在另一個陌生的空間了，幾乎一無所有，但她依然保留著一個貧困年代的“習慣”，但我不知道應不應該把它稱為“習慣”。那就是牙膏皮都可以換錢的年代，從地上拾起來的每一張破紙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來，她的“保險櫃”就是自己的床。要是不幫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我發現，如果說她已經完全失智，是不對的。她有一根弦始終沒有被割斷，那就是我和她之間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認識的人，頓頓服藥、吃飯、喝水，都要讓我首肯。“老爸！這能吃嗎？這能喝嗎？”
每當我要外出的時候，問她：“你在家休息吧？”她總是像孩子那樣回答我：“我不總是跟著你的嗎？”我隻好帶著她，即使是開會，她靜靜地坐在一旁，微笑頷首，一言不發，誰都不會把她當做病人。當我一定要獨自外出的時候，她會大喊：“你想想，我能單獨留下嗎！”她隱隱約約地能意識到自己獨處時沒有安全感。是的，萬一我不得不從她身邊離去，那將不是我一個人的災難。——我相信！
最近，我的八歲的小孫女聰慧，無意中聽到爺爺在碟片裏朗誦詩歌的聲音。她立刻就安靜下來了，坐在一張小板凳上，低著頭，一動也不動了。
等到她抬起頭來的時候，我才發現她的臉上全都是淚水。她還那麽小，就懂得爺爺了。——我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