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年代荒唐事

作者：老遊客

   “五一”長假的最後一天早上，在“貓眼”看到了“82歲湖南蕭一湘”的《腐敗見聞於改革開放前》一文，感慨連篇。

   不管作者寫作此文意圖如何，首先，作者以真名實姓、詳實的資料，向人們揭露出大量的真實材料，說明了從五十年代初起，黨內就出現了嚴重的腐敗現象，讓人耳目一新。

   但是，正是這些事實，讓人們知道了為什麽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伊始，毛澤東就不斷地發動各種運動，企圖通過民主的形式，消除幹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同時，也向大家揭示了，這些掌握了一定權力的腐敗分子，在每一次的運動中，是怎樣通過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把運動引向整治群眾，將自己打扮成“反腐英雄” 從而保護自己，“將腐敗進行到底”的。

   筆者今屬“花甲之年”。五十年代，就讀於小學、初中，對社會知之甚少，但是筆者在家中排行“老滿”，哥哥姐姐的年齡基本與作者相差無幾，都是經曆那個年代的人，也經曆過作者所寫的那些事，對作者所寫的這些事實，深有體會；進入六十年代，筆者就讀與高中、大學，大學畢業後長期在邊遠小縣的基層工作，對於這類問題，體會更深。現舉幾個筆者親曆的事例：

   1、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間，為了配合當時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筆者曾經就讀的小學教師們公演了一場話劇，劇名叫《激戰前夜》。

   劇中描述了一個潛伏的特務組織，為配合國民黨反攻大陸，搞了不少破壞活動。最後，在策劃接應台灣國民黨派遣人員登陸的前夜，這個特務組織被一網打盡，登陸的台灣國民黨派遣人員也被全部消滅。

   按一個小學生的觀點，故事情節很吸引人，演出的水平也還比較高，讓筆者產生了極深的印象，很多劇情現在還曆曆在目。

   於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整個劇組全部被打成“特務”或者“右派”。

   語文老師在劇中扮演潛伏的特務組長（當時已經是五十多歲了）、體育老師、算術老師等，都被判了刑。體育老師更慘，連數年前他的妻子（學校教導主任）因病在醫院去世，也認定是被他謀害而死的。

   所有這一切，“罪行”隻有一條：“如果你們不是特務，怎麽演得比真的特務還要象？！”

   2、到“四清運動”的時候，筆者已經在大學讀書，能夠比一般群眾聽到更多的中央文件，對“運動”也有了更多的認識了。

   針對這個運動，中央先發出一個“十條”文件，但是不多久，中央又發出一個“十條”文件。前一個“十條”，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清理幹部隊伍”，而後一個“十條”，則強調的是什麽重新劃定階級成份，抓所謂的“新富農”。對比兩個文件的內容，運動目的和性質竟然完全相反！讓我們這些學生得出了“不管是什麽運動，整來整去最後總是整的群眾”這個印象。

   直到後來中央又出來一個“二十三條”，運動的性質才又強調是“清理幹部隊伍中已經蛻變的不良份子”。但是緊接著出來的“桃園經驗”，發明了什麽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又發展到什麽“噴氣式”， “工作隊進村，先把所有的幹部都‘趕上樓’，再一個一個地‘解放’，恢複工作”， 將運動從“清理”提高到“打”的水平。這樣一來，弄得幹部人人自危，“工作隊又不懂當地的生產情況，卻下車伊始，胡亂指揮，這樣怎麽能夠把生產搞得好（需要指明的一點，這種作風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初期，筆者作為縣裏派出的農村工作隊成員進生產隊的時候，看到的還是這種運動方式。筆者一進生產隊，生產隊長就撩了挑子，要筆者這個“連麥子跟韮菜都分不清”的“份子”給社員分配生產任務。這樣的“瞎指揮”，生產隊還能夠指望來年能夠得到什麽“好收成”！）？而筆者也忙於這種“瞎指揮”，連自己進生產隊的根本任務都顧不上了！

   3、筆者有一個姐夫，四十年代末湖南大學在校生，長沙和平解放之後，響應號召，投筆從戎，參加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運動，在剿匪中榮立一等功。

   到五十年代末，任縣水電局局長，於是為解決本縣建設的能源需求（當時尚無全省大電網），籌劃、組織修建了縣內當時最大的水電站。到六十年代中，電站完工，正值“四清運動”，經過反複“清理”，最後被“打”成“三反份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份子）。被撤職、降級，放到一個公社修另一個水電站去了。將他“打”成“三反份子”的罪行隻有一條：修那麽大一座水電站，就是“貪大求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因為其家庭出身地主，所以其子女在填寫家庭成份的時候，被要求同樣填寫成地主，文化大革命中，享受“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的“狗崽子”待遇！

   直到八十年代初，“三反份子”的冤案才得以平反。但是，在落實對他的知識份子政策的時候，要求他拿出湖南大學的畢業證書，由於他是在校讀書時響應號召參加革命工作的，沒有畢業證書。因而不能算是知識分子，不能落實政策。對此，有人還幸災樂禍地說：“把你當知識分子整了幾十年，結果你還不算是知識分子，這幾十年算是白整你了！”

   4、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筆者正在大學讀書。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是要求廣大師生員工寫大字報，向領導提意見。“提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而提不提可就是思想問題！”於是大字報鋪天蓋地，好一番熱鬧景象。細觀大字報，其內容正如作者所寫的，還是揭發有關領導的腐敗問題為多。

   但是運動開始僅一個月，給領導提的意見還剛觸及皮毛。卻風雲突變，變成了在學生中“反右”。將運動的矛頭一下從“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轉向了“在學生中間抓右派”。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的什麽？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是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讓我們頓開茅塞！原來，所有這些，都是因為有“兩個司令部”存在！

   如果明確了“兩個司令部”這條主線，一切問題就都明了了。

   五月十六日，特作此文。

[3722]

1964年“四清” (1962-1966)的時候，父親正好是生產隊隊長.“四清”在當時是 一項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四清”工作組組長是鄧質文，湖南雙峰人。父親他們在對家橋住了7天，封閉式開會，辦學習班，家屬送飯去吃。一天早晨，戴XX，戴順X他們嚷著說“現在是貧下中農做主了，我們要殺豬打牙祭”。父親說，現在工作組在這裏，不能殺。可是他們堅持殺豬。父親沒有辦法，隻好殺了隊裏一頭豬。父親幫他們分了豬肉，自己一點也沒有要。第二天一大早，父親還在睡覺，鄧質文讓他的手下人來叫父親去。一到他那裏，他理也不理。父親說，叫我有什麽事？
__什麽事？你自己還不明白嗎？
__我不知道。
__誰讓你殺豬的？
__貧下中農。
__貧下中農？你當隊長，你還把責任推給貧下中農？
於是，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說“你回去給我寫檢討！”。父親說還沒有喊工呢。鄧質文說你先去喊工，散了工再寫。父親說，我散了工還要吃飯呢。“啪”的又是一聲，鄧質文往桌子上又拍一巴掌。
__吃飯？你還要吃飯？！

（家父的一段回憶）

[xiangpi]

何止荒唐，就是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