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軍工體係崩盤的原因

 

雷電波爾卡

   有些人長期迷信俄羅斯軍工產品，已到了大腦缺氧的程度。要不，把你家的俄羅斯汽車、冰箱、彩電曬出來讓大夥開開眼？有數據表明：大腦缺氧會造成嬰兒腦癱，而臍帶繞頸又是導致大腦缺氧的重要原因。

   問題是：對一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俄羅斯就是他們精神上的臍帶。無數人之所以主動盤在自己脖子上，是因為他們認定那裏有孕育他們集體人格的子宮，有安撫他們驚恐靈魂的羊水，有緩解他們焦慮神經的雞血。

   這不是在用低俗的比喻開玩笑。“母體意識”絕非指的是生理範疇，它是在潛意識層麵塑造一個人最初意識、認知、人格和行為的過程的總和。否則，你無法解釋狼孩為什麽不親近它（他）生物上的母體而選擇繼續親近狼？豬孩為啥不找它（他）的親娘而繼續選擇豬圈？

   其實也不玄妙，它不過是通過日常感知到的語言、畫麵、聲音、色彩、氣味、食物等一切信息和這些信息帶給你的滿足感、恐懼感、飽脹感、饑餓感、幸福感進入你的記憶深處，繼而塑造你的認知和行為。也就是說，“生物人”與“社會人”是兩碼事。通常說的人當然是指“社會化”之後的人，至於你可能是什麽樣的人，取決於是什麽樣的社會、以什麽樣的方式“化”你。

   悲催的是，被當作臍帶的其實是一截肥腸，他們吸收的其實都是大米共而已。與兩千多年王權專製傳統下的原生態狼奶相混合，這就是他們勾兌出的“營養快線”。很多七老八十的人嘴裏還叼著一截那玩意兒，隔幾天就嘬上兩口，這正是中國擁有億萬腦癱患者的原因；人類有史以來臨床產科最駭人聽聞的災難。

   

   因此，無論路途多遙遠，路上幹糧夠不夠，道上有沒有小賣部，他們一定要做一次靈魂上的朝聖或精神上的洄遊，這是“母體意識”在召喚。他們的行為和大馬哈魚沒有區別且更無恥。非要在那片充滿罪惡的大地上著床不可，哪怕是宮外孕都在所不惜！這大概是“下賤胚子”這個詞的來曆。

   所以，郭沫若聲稱斯大林勝過親爺爺，絕對是一件符合科學的事情，因此郭老才能當科學院院長。請不要取笑科學，也不要取笑郭老。

過去的蘇聯到底發生了什麽？

   2009年新華網援引一片長文，題目是“俄羅斯軍工科研麵臨毀滅性現狀，蘇聯遺產已耗完”。2012年俄羅斯《報紙報》報道：以生產AK-47突擊步槍揚名的“伊熱夫斯克機械製造廠”宣布破產。該報指出：“如果不找到問題的症結，俄羅斯軍事工業的徹底崩盤或將為期不遠。”俄另一份雜誌卻道出了殘酷的真相：“導致俄軍工企業集體沒落的根源並不在外部，從蘇聯時代延續至今的深層次體製問題才是關鍵。”

   結論好下，但未必人人能體會到“從蘇聯時代延續至今的深層次體製問題”究竟是什麽。概括說，從宏觀經濟體係到微觀的企業治理結構、管理體製、運營效率、發展潛力等等方麵，沒有一樣是做對的。為此，不得不加入大量碎片化的曆史細節、案例和數據來嚐試回答這些追問：

前蘇聯製造了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戰爭機器

   “前蘇聯與軍事有關的設施總麵積有4200萬公頃，約占整個國土麵積的2％”。這個麵積略低於瑞典或伊拉克的麵積，大於日本或德國的國土麵積。

   蘇聯的軍工企業分別隸屬於國防、航空、機械、通信、無線電、造船、電力、核動力8大部（有的又稱為9大部門），上級機關是國家軍事工業委員會。“到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共有134個武器總裝配廠、3000餘個部件和分係統生產廠，能生產150餘種重要的武器係統。民用工業部門中，約有60％的民品工廠從事軍品生產。有50個主要的武器設計局，民用科研所中有近1／2從事與國防有關的應用研究或基礎研究。”

   1988年，《真理報》載文指出：“蘇聯國防工業從業人員達1300萬，每年生產的作戰飛機相當於美國空軍全部飛機的總和，平均7小時造出1枚導彈，坦克年產量2000輛以上…”

   這是一組怎樣的天文數字？

   正如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說：全國隻有兩三個人可以接觸軍工綜合體的數據資料，“我們都明白不堪重負的軍費開支對經濟的影響是多麽嚴重，但隻是在當了總書記之後，我才了解了國家軍國主義化的真正規模。原來，軍費開支所占國家預算的比例並非16%，而是40%！250個億的科研總經費中，將近200個億都用於軍事設備的研製。”

   人類從未象蘇聯一樣生產出如此規模的武器。它完全配得上另一個新國名：蘇維埃“軍國主義”聯盟。

“世界革命”軍工廠的一本爛帳：

   前蘇聯建立了如此龐大的軍工集群，當然不止是自用。它一開始就是徹頭徹尾的“世界革命”軍工廠。從戰前的西班牙、東亞某國，到戰後的東德、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尼加拉瓜、格林納達；從北非到南亞和中北美洲，統統接受過蘇聯的巨額軍事援助，從人員到圖紙，從零件到成品•••

   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到解體的60多年中，前蘇聯到底對外輸出了多少軍事物資？其供應鏈到底有多長？早就是一本爛帳。所有供應鏈加在一起會不會到達月球？你就展開想象的翅膀猜去吧。

   對蘇聯來說，軍火本身更是推行政治和外交的手段和工具，至於能獲取怎樣的經濟回報，是能收回工錢、料錢還是本錢？那更是一筆爛帳了。物質財富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一方麵超額了另一方麵勢必匱乏，不難想象的是，如此長時間跨越了3-4代人，普通國民過得是一種怎樣艱辛困頓的生活？國民財富全固化到軍火裏去了，每人手裏都是一堆鐵疙瘩，但誰手裏也沒有麵包。

   被譽為“四流作戰能力、一流逃命能力”的米格-25，為改善發動機性能，需要在進氣口噴水和乙醇的混合溶液以增加進氣密度，米格-25機組經常貪汙水箱裏的乙醇兌酒喝。米格-25機組比一般戰鬥機機組還要昂貴，可見苦逼、匱乏到什麽程度。

頑疾難治：永遠尿不在一壺   

   看看俄羅斯自己的權威說法：2008年，俄羅斯在研究航空工業整合過程中有一個這樣的結論：“在固定翼飛機領域，蘇霍伊、米高揚、伊留申、圖波列夫等設計局都已形成自己設計、試驗和生產的獨特方向和經驗，這些設計局都在爭奪聯合飛機製造集團（OAK）內部的技術和行政領導權，以至於集團的核心領導層至今沒有確定”。

   聽著一本正經、文質彬彬的哈？沿著這條線再往前捋：

   從1999年開始，北方造船廠和波羅的海造船廠為中國的兩艘改進型“現代級”驅逐艦訂單爭得你死我活，最終單子落到北方造船廠，直接導致傾向於波羅的海造船廠的俄副總理克列巴諾夫去職。扯來扯去2002年終於開工。全俄1800多家軍工企業參與了這兩艘新艦的建造。直到2005年12月才交付，這就是東海艦隊的“泰州”號和“寧波”號。

   為爭奪聯合企業的領導權，各軍工廠大打出手，甚至鬧出人命：“2003年，‘金剛石-安泰’防空聯合體剛成立不久便爆出醜聞，新任CEO的熱門人選克裏莫夫在自家門前遭槍擊身亡，案件至今仍是懸案。這些被硬‘捏’到一起的聯合企業，內部矛盾重重而難有作為，被俄軍寄予厚望的S-500防空係統，曆經10年研發，至今難見蹤影。”

   和別人尿不在一壺也就罷了，自己和自己還尿不在一壺：即使在蘇-27/30出口高峰期的上世紀90年代，蘇霍伊內部也為了搶訂單而自相殘殺：“傳統上專業於雙座教練型的伊爾庫茨克推出了單座型蘇-30MKI；而傳統專業於單座型的阿穆爾共青城卻造出了雙座型蘇-30MKK。”一個係統內部之混亂和饑不擇食可見一斑。

尿不在一壺的根源是什麽？

   上一貼說了蘇聯航空工業領軍人物的狗血命運，這一切顯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僅僅是“上行下效”那麽簡單。在相互撕咬與惡鬥方麵，他們絕對屬於“久經考驗”！個個“作風優良”，確實是長期鬥爭積累下的“寶貴財富”。

   《蘇聯的心靈》在描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時就有這樣的記錄：“革命的狂熱分子發現，革命意欲創建的那個新的世界不知何故並沒有實現，於是開始尋求解釋、追查罪魁禍首、尋找替罪羊，把它歸罪為這群或那群執行者或支持者的懦弱和背叛，斷言革命處於生死關頭，並開始‘獵巫’，如今則發展成一種恐怖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形形色色的革命團體不斷進行相互殘殺，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喪失起碼的社會黏合劑的危險之中。”

   以至於“全體人民就好像永遠都在疲於奔命，而且左左右右、步履維艱，個人能否保全自己取決於他是否準確地感覺到中央權力機關何時會下達前進或後退的命令，以及他是否能夠迅速調整自己轉向新方向，時間的把握至關重要。”看來，要訣也是盯死、關注、緊跟！

   《蘇聯的心靈》中，帕斯捷爾納克講了一個故事：“一個人跑來要他在一封聲討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公開信上簽名，帕斯捷爾納克拒絕了並解釋了拒絕的原因，那人聽後失聲痛哭，說詩人是他見過的最高尚最神聖的人，還熱烈擁抱了他；但隨即他便徑直去找秘密警察告發他。”

   假如告發僅能帶來利益卻不能帶來危害，也未必會這麽做；但如果不這樣做可能帶來巨大的危險：有人“告發”他“沒有告發”，他就有了大麻煩。不行動你就沒有“組織性、紀律性”，至於行動的方式是撕咬還是惡鬥，是造假還是撒謊，悉聽尊便。也不論對內還是對外。

   就像作家們討論的結果：“任何扇西方資產階級文化‘耳光’的行動，無論何種形式：隻有是抨擊西方體製、打擊它的士氣、瓦解它的道德和美學基礎，本質上都是一種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表現，新的文化監控者就不加幹涉”。

   假如你不行動，就意味著“組織”本身非常危險，你當然就是“組織的敵人”。曾經的一號人物馬林科夫說：“如果你不把別人踩死，別人就會把你踩死並讓你永世也不得翻身。”這是曾經一號人物說的話！

   盡管如此，也不能籠統將其概括為俄國人的“本性”如此，這也是一種非常糊塗的看法，這和人的真實“本性”毫無關係：如果把所有種族、國家的新生嬰兒放在一起，你還能斷言哪個有哪樣的“本性”嗎？假如把這些嬰兒交叉互換呢？所以，區別在各回各家之後發生。

   顯然，這一切都是由組織行為和組織邏輯決定的。它是“組織”的“本性”而非“人”的“本性”。所有人的行為都是被組織塑造的結果。

   與長年累月的血雨腥風相比，七八十年後的俄羅斯軍工係統發生這麽點小摩擦，簡直是風和日麗的下午：令人心曠神怡。

什麽是傳說中的“體製僵化”？

   媒體報道說：“最慘的1996年，俄陸軍隻有5輛坦克入役；即便是如此可憐的產量，也需要幾百家工廠同時開工來湊那幾輛坦克。僅有的一點資金猶如撒胡椒麵，根本不夠確保生產線運轉，而後者一旦關閉，重啟的費用更加昂貴。2006年，俄打算向東亞某國出售伊爾-76運輸機和伊爾-78加油機，談判結束後，驚覺多個生產工廠已經癱瘓，合同總價還不夠恢複產能，這筆交易隻能打了水漂。”

   “計劃經濟體製下，各軍工廠分工非常細致，以T-72坦克為例，合作生產單位就有700多家。”這已經不能說僵化了，簡直就是僵屍。

奇葩的“設計局-工廠”聯合體模式

   蘇聯獨有的“聯合體”模式隻能讓人憤怒。這種讓一部分人隻設計而不參與生產的製度安排，比讓一個母親隻生育孩子而剝奪其撫養權還要罪惡。

   工業的起碼常識是設計、生產、服務、反饋是一個閉環的完整邏輯。設計是一部分怎麽能獨立在體係之外存在呢？就像我們不能想象：技藝精湛的傳統手工大師如燒瓷、製陶、漆器等，讓他隻關注設計而不參與生產，其荒謬性一眼便知；而蘇聯則生生把一條完整的鏈條剁成幾截。美其名曰“計劃經濟”。專權下的經濟與奴隸社會有分別嗎？

   

   以此造成的惡果是，蘇聯生產的任何工業品，你看不出有什麽靈魂，軍品民品無一例外，令人作嘔的遠不止其設計之粗暴、工藝之粗糙，最讓人憤怒的是你分明看出設計者對其沒有任何感情！完全沒有！

   網上有過一個帖子：“卡式直升機做工之粗糙工藝之簡陋令人發指”，這還是現在，其實完全可以追溯到七八十年前，這都是一脈相承的：

   米格-1的發動機是水冷V12發動機，散熱器就在座艙之下，飛行員坐在這個火盆上麵十分痛苦，酷熱難耐倒在其次，萬一泄露或被擊中，飛行員會被活活燙死！“盡管水冷係統修改了17次，潤滑油係統重新設計了14次，直到衍生型的米格-3停產，這個問題仍沒解決”。

   還是米格-1，座艙蓋是側麵翻開的，令飛行員恐怖的是：如果卡住的話，需要地麵人員從外麵打開，飛行員索性拆了座艙蓋，寧可犧牲氣動特性也得保命。

   它的前身I-16也是如此，起落架設計缺陷經常打不開，沒有液壓驅動而需要飛行員手搖收放，沒有一把子力氣根本放不下來。有時需要在空中做高G點機動，用慣性把起落架甩出來！王牌試飛員契卡洛夫就被卡住過，飛機因機腹迫降而損害嚴重，所幸人沒事；

   蘇係列就更搞笑了，從蘇-7開始，雙座教練型的設計“僅僅是把機身拉長，在原有座位後麵再塞進一個教練席”，問題是後座視野大受影響，在起飛和降落時兩眼一抹黑，於是設計者粗暴地給後座艙蓋上裝了一個潛望鏡，為方便後座教官觀察，這辦法一直沿用到蘇-25，連米格-29的雙座教練機都裝有潛望鏡！

   潛望鏡還不算，米格-21PF還有後視鏡呢，不知道是並線使還是移庫使。

   設計者也有話說呀：嫌麻煩別開嘛！96個開關排在一個麵板上確實有點亂，但你多練就熟悉了，嫌苦別當蘇聯紅軍！燙死就燙死唄，戰爭哪有不死人的？不燙能叫發動機嗎？卡住就卡住唄，反正那又不是我，再說我設計的是戰鬥機，又不是遊戲機！怎麽就你那麽嬌貴呢，看不清？你要特別忠誠特別有責任，就不會覺得兩眼一抹黑了。

   二戰期間，貝爾飛機公司有一款戰鬥機P-39“飛蛇”，美軍對這種飛機評價甚低：空間狹小，操作不便，逃生困難等等毛病一大堆，美國飛行員根本不願意飛。編成歌唱“不要給我39”。援助給蘇聯後反而大受歡迎。在蘇聯人眼裏P-39的缺點根本就不是缺點！

   設計是工業的源頭，設計體係糟糕成醬紫，後麵的結果就可想而知。

   把“設計”和“生產”切開，最大的問題是責任和利益的丟失。把本該是一個循環的整體，切成各自循環的子係統，各自向“人民委員”負責，而真正符合經濟內在規律的鏈條卻被切斷了：設計與用戶的互動、設計與生產的互動、生產與消費的互動全部斷裂；有用的信息全都處於丟失狀態，關鍵是責任與利益之間的關聯關係也被切斷了。

   再往下延伸到企業內部的部門設置，把本已切斷的鏈條再次剁成碎末！

   短時間還可以靠“建設熱情”和“階級覺悟”來粘合，時間一長，每個環節都無法盡責、盡力、盡利；全體怨聲載道且理由充足，每個環節都聲稱自己不可或缺，都說自己付出太多而所得太少，尿不在一壺的製度性裂痕早已出現。

生產者對產品也沒有感情

   從生產角度看，這種指定工廠永遠隻生產一種或一類產品的“計劃經濟”，比指定一個人出生即為奴隸還要罪惡。它不止是扼殺人的創造性，是把一個人的潛能在未激發出之前就閹割掉了，而且把製度性的“激發機製”也作為“無用組織”摘除了，把人的創造本能從肉身抽離出去，猶如摘除了心髒和大腦，隻留下肉身，罪大惡極者非此莫屬。

   當然，對於他們來說這麽做是對的！因為他們壓根就不希望你有創造性，他們連你思考的能力都不希望有，這是他們的組織行為背後的根本動機，所有“統一思想”的根本用意就在於此。

   100年前，福特說過一句頗具幽默的名言：“我隻需要一雙手，結果卻來了一個人”。這話被左棍和文痞們揪住不放，說資本家如何黑心：將人異化為工具；其實哪裏是那麽回事？這是人類第一次麵對大工業生產時的管理困惑。這個困惑當然是有積極意義的，因此福特在自傳中詳細描述了如何教“農民工”（原文說的就是農民工）怎樣在工廠中學習技能，無數遍進行技術和管理優化，如何改善流水線，讓流水線適應不同技能、不同身高的工人，甚至左撇子、右撇子都要區分。

   你看，他確實僅需要一雙手，但為適應“手”的主人“人”，工廠做了無數工作，其實福特明白一個道理：你不把手的“主人”伺候好了，你得不到你期望的那雙手！

   接著優化崗位來招聘不同的殘疾人，為讓殘疾人取得和正常人一樣的工資待遇；然後探討如何在農村就近建廠，以便讓農民工在田間和工廠之間自由轉換角色：100年前的美國農民工，已經可以使用兩種工具在自己的農田和工廠轉換角色：農閑時開著福特車上班、農忙時開著“福特森”拖拉機耕作。

   也許還會追問：這樣下去活人不還是工具嗎？錯！福特在100年前就已經做到了：任何崗位和工種，隻要你做膩了，任由工人自由調換，你提出申請，就會根據你的特點安排培訓，直到你能在新的崗位合格上崗；每人入廠時都要填“專長卡”。“有一次我們需要一位瑞士鍾表修理工，輕易地從專長卡裏找到了這個人：他在另一個車間開鑽床”。

   這倒要說說了，斯大林的工廠，一輩子基本上就在一個崗位上，與有選擇權嚐試不同的崗位相比，哪裏的工人更像工具呢？咱別抬杠中不？

   與此相反，斯大林的工廠恰恰是：來了一個人，卻隻留下了一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