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真相--中國政府不讓你知道的事實。（轉貼）

八國聯軍之戰，是被華人歪曲或誤解最嚴重的一段中國近代史。有鑒於此，重新審視、重新評價這場戰爭是非常必要的。更何況，清皇朝的曆史好像正在今天重複。

 

八國聯軍為什麽侵華？兩句話可以概括（1）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國正式宣戰（這場戰爭由清廷一手挑起），外國聯軍從大沽口登陸,威逼京城，不是順理成章的嗎？ （2）西方各國並無滅亡中國的打算；進軍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壓之外，主要還是為了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國外交官和傳教士。

 

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給這場戰爭起個名字。若遵循“甲午戰爭”的命名法，這場戰爭應稱“庚子戰爭”，因為戰爭發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亂”引起。

 

庚子之亂，亂自拳匪。“拳匪”是對義和團最準確的稱呼，其首領（李來中、張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幹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騙子。他們以反對外國傳教、抵製洋貨、鏟除洋人、二毛子（漢奸）為名，聚眾鬧事，為非作歹。清廷（西太後）被他們“刀槍不入”的騙術所惑，想利用義和團打洋人，義和團遂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奉旨造反”。“滅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滅之列。洋人、洋婦、洋孩固然格殺勿論，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誅。拳匪殺害外國傳教士、洋人工程師、華人基督徒和他們的家人，燒教堂，扒鐵路，割電線，拔電杆，燒車站，毀橋梁，搗學校，砸醫院，破郵局，毀機器，沉輪船，燒(西)藥房，搶銀行，打家劫舍，殺人放火。一時間，紅色恐怖（拳匪頭紮紅巾，腰係紅帶）籠罩中國大地和京都地區。

 

拳匪稱外國人為“毛子”，華人基督徒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各類“毛子”，拳匪均視如寇仇；輕則毆辱搶劫，重則亂刃加身。時人記載：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甚至發生“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銼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

 

紅色恐怖中，不僅沾‘洋’字的大禍臨頭，就是政府高官、皇親國戚在拳匪麵前都不免戰戰兢兢。拳匪說誰是漢奸，誰就是。“鑒別”的方法是所謂焚表，即在燭火上燃燒一張黃裱紙，紙盡灰揚，表示得到神的默認，此人才能免禍（不是漢奸）。要想加害於人，焚表時略作手腳，此人即在劫難逃。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闖到紫禁城裏去殺“頭號賣國賊”，即思想開明的光緒皇帝。

 

製造恐怖、瘋狂排外的不僅是拳匪，還包括官軍。殺外國人和二毛子殺紅了眼，清軍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頭殺害德國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對後者破腹剖心）。各國多次正式通告、照會，請求清政府采取措施，保護外交官和傳教士,清政府的回應是變本加厲。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聵、瘋狂到向西方各國同時宣戰，派重兵圍攻北京大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妄圖殺盡在北京的各國外交人員，以及躲在西什庫教堂的所有外國傳教士和教民。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暴民，不教訓行嗎?

 

庚子戰爭是中國的國恥。恥辱不是因為戰敗，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現出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昧、野蠻和狂妄，是中國犯下的嚴重戰爭罪行。此戰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其空前絕後處有八，容我一一道來。

 

（一）中國在大規模殘殺外國傳教士和教民(本國基督徒)、焚燒教堂、殺害外交官之後,向當時世界上所有的強國同時宣戰，計有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俄國、奧匈帝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等十一國。幾年前的甲午戰爭，一個日本已經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現在清廷挑戰全世界的列強, 《宣戰詔書》宣稱要對各國“大張撻伐”，這種愚昧和狂妄，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二）清廷對十一國宣戰，外省督撫中的頭腦清醒者，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看到亡國之禍就在眼前,遂發起“東南互保”，公開聲明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他們與各交戰國達成協議，東南各地方政府不奉行宣戰詔令，列強也不得在東南地區啟釁。中央政府作戰，地方政府中立，並與各敵國互相保護，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三）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以文明古國自命的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竟然是攻陷北京的各國公使館，殺盡各國外交官和家屬（以及被使館庇護的中國教民）。戰爭中應該保護外國僑民；中國政府竟公然懸賞捕殺洋人：“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這種殺盡外交官、殺盡洋人婦孺的野蠻、殘酷，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庚子戰爭中，大部分在北京的外國公使館被焚毀，包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奧國、荷蘭的公使館；各國外交官、家屬及使館庇護的中國人躲到建築堅固的英國公使館避難。在清軍及拳匪的猛烈攻擊下（包括火攻），使館內七十一人遇難，其中有六名兒童（更多兒童在饑餓、病痛中掙紮），數百人受傷。對外國傳教士，中國要斬盡殺絕。根據教會（保守的）統計，241名外國傳教士和家屬在庚子戰爭中遇害；其中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其中兒童53名。中國的基督教教堂絕大部分被破壞、焚毀。

 

以使館、教堂為武力攻擊目標，以外交官、傳教士為瘋狂屠戮對象，這是德國、日本法西斯在二戰中都沒幹過的。

 

（四）如前述，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是攻陷京城的各國公使館。一個國家用戰爭手段、正規軍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國使館，本應易如反掌，得手不過“一彈指間”，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後以失敗告終。如此戰績（或曰敗績），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雙方的力量對比如何？攻打外國使館的清軍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加上拱衛京師的禦林軍“虎神營”、“神機營”的配合。董福祥麾下的甘軍至少有二十七營，以每營五百人計算，甘軍人數至少一萬三、四千。“使館區內被圍者約3000人，當中2000人為尋求保護之華人，外國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兒童76人”（摘錄自《維基百科》）。

 

兵力對比如此懸殊，武器裝備呢？過去中國人一個遮羞的說法是我們的大刀長矛對外國的洋槍大炮，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國軍隊早已經現代化了。當時清軍在北方的主力“武衛五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軍、宋慶的豫軍和武衛軍統帥榮祿自領的中軍）的武器裝備並不比外國聯軍差。他們不僅配備洋槍洋炮，而且“出洋操”，即按外國軍法操練。

 

（五）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犯有嚴重的戰爭罪行。戰敗之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態度稱得上是寬大為懷，並未苦苦相逼。在《辛醜條約》的談判中，費時最久、爭論最烈的是條約第二款“懲辦禍首”。戰爭的罪魁禍首無疑是西太後，這是明擺著的。但是不要說對西太後的任何懲罰，就是對她任何公開的批評，都是中國方麵絕對不接受的。西方列強最後尊重了中國對最高統治者不能碰的“底線”。

 

有人對《辛醜條約》規定的四億五千萬兩賠款不能釋懷。戰爭賠款一般是對戰勝國軍費的補償。戰爭的開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戰。庚子戰爭，清廷向十一國宣戰，與八國聯軍作戰，各國的軍費加起來自然是一個大數目。從庚子賠款中唯一獲利的是俄國。俄國獨得一億三千多萬，占總賠款額的29%。俄國的戰爭支出是一億七千萬盧布，而所得賠償，折合盧布一億八千四百萬；收支相抵，淨賺一千四百萬盧布。

 

中國人的仇外宣傳，隻談《辛醜條約》的巨額賠款，從不提西方列強以後紛紛退還庚子賠款的史實。首倡義舉的是美國。美國獲賠款2444萬；它將尚未支付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中國，幫助中國辦教育。其它各國（日本、俄國除外）紛紛效仿美國，退還賠款。一些退款被中外雙方用來加強中國的基礎建設；如英國退還的賠款就用來在中國興修鐵路。

 

（六）在庚子之亂和其後的戰爭中，中國民眾被拳匪、官軍塗毒、禍害；“滅洋”的大屠殺、大破壞使國家經曆了空前的浩劫。是外國聯軍攻占北京、剿滅拳匪之後，恢複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解民於倒懸的”竟是外國軍隊，這不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嗎？

 

八國聯軍在中國燒殺奸淫、無惡不作，這是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的眾多謊言中相當突出的一個。此乃中國人的自欺欺人。燒殺奸淫、無惡不作的確有其人，但不是外國軍隊，而是中國人自己。在庚子之亂和其後的戰爭中，“兵匪焚掠京師”，“屍積如丘，血流成渠”。“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鑿鑿見證，史不絕書。

 

根據教會保守的統計，241名外國傳教士和家屬在庚子戰爭中遇害。中國基督徒的犧牲尤為慘烈，兩萬三千多教徒被血腥屠殺；其中天主教徒一萬八千人，新教徒五千人。對外國傳教士和華人基督徒的屠殺，不僅發生在華北（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內蒙古）和京津地區，而且發生在東北（遼寧）、湖南、浙江、江西、陝西等省，可謂屠戮遍九州。下麵一段文字摘錄自《維基百科》“義和團運動”條目，記述清軍和拳匪在山西太原屠殺外國傳教士的暴行；史料來源於清人著作《拳變餘聞》。

 

過去中國為拳匪開脫罪責的流行說法是：國人痛恨洋人傳教，因為那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國人痛恨“二毛子”（華人基督徒），因為他們仰仗洋人的勢力，橫行鄉裏，欺侮同胞。凡是對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那是不值一駁的謊言。拳匪瘋狂屠戮的並不限於外國傳教士和教民；死在他們屠刀之下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的民眾、官紳。僅在北京一地拳匪就屠殺了十幾萬人。拳匪的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拳匪在路上遇見穿製服的學生，指為漢奸、亂刀砍死的不計其數。戴眼鏡、攜鉛筆、用火柴、打洋傘、穿洋襪，都可招致殺身之禍；家裏藏有洋煙、洋書，更是禍及滿門。

 

誅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一龍：光緒帝；二虎：慶王奕劻和李鴻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員）是拳匪肅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圖”。他們認為清政府官員中隻有十八人可以免殺，其餘皆不可留。拳匪的這個“非常之事”，原定在毀滅北京的外國公使館、殺盡洋人之後即付諸實行。是八國聯軍粉碎了他們的圖謀。

 

清軍也不甘後人。時人記述：7月15日北京前門內：“由棋盤街東廓起，東郊民巷、東城根、禦河橋，皇城根、東單牌樓，王府井一帶，官民住宅鋪戶貨產，俱被武衛各軍槍擊火焚……”。火燒翰林院更是甘軍的“傑作”，乃自焚祖典、自踐古籍、自毀神聖殿堂之舉。八月十四日聯軍破京，董福祥縱兵大掠；出彰儀門而西，董個人就發了上百萬銀子的財。

 

八國聯軍稱不上是仁義之師，聯軍中也不是沒有擾民的敗類（或出於複仇心理，或違反軍規、軍記）。但是曆史清楚地證明了：是八國聯軍平息了拳匪的大屠殺、大破壞，結束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場罕見的浩劫；是八國聯軍解救了各國的外交官、傳教士和千千萬萬的中國基督徒，同時解救了水深火熱之中的中國北方民眾。八國聯軍不是中國社會秩序、民眾和平生活的破壞者；剛好相反，他們是中國社會秩序、民眾和平生活的恢複者。

 

（七）八國聯軍占領天津時對城市的現代化民主管理，在中國曆史上不僅空前，而且絕後。

 

八國聯軍對中國城市的占領是臨時的，今後撤軍“走人”毫無疑義，但是他們對城市管理並未掉以輕心；他們把西方國家現代化的城市管理和民主作風搬到了中國。這裏僅以天津為例。

 

聯軍攻占天津後成立了臨時軍政府；入鄉隨俗，取名“天津都統衙門”。此衙門完全不同於中國曆史上的任何衙門；手握大權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門主官，而是市府委員會（相當於市議會）。從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委員會一共召開了329次會議，4次特別會議，平均每兩三天開一次會。會議討論通過的所有議案、製定的各項法規、法令以法文（國際上最權威的法律用語）作詳細記錄。兩年下來，會議記錄匯編為幾大本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在清政府收回天津治理權時，會議紀要作為法律文件移交給清政府。

 

天津臨時政府發布的第1號“告諭”向民眾保證，要“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首先是整頓治安，恢複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了收拾庚子之亂遺留下來的爛攤子，還有兩項當務之急。一是采取衛生防疫措施，防止拳匪大屠殺後死屍狼藉、遍地哀鴻之中可能爆發的瘟疫；二是“采取防止本地人發生饑饉的措施“，就是說，在戰亂之中不能讓老百姓餓肚子。

 

即使麵對軍事需要，這個戰時軍政府也不會侵犯民眾的財產權，不會任意損害民眾的福祉。其時英國占領軍司令坎貝爾（Lorne Campbell）將軍要求都統衙門在市區東南軍械所附近設置一個靶場。將軍得到的答複是：“如不付給房主賠償費，本委員會無法讓居住在那一帶的居民搬遷”（委員會第81次會議第2項，1900年12月12日）。

 

在戰局穩定之後，臨時政府掀起了天津開埠以來第一次現代化改造的浪潮。臨時政府主導了天津的基礎設施建設，如將城牆拆除建造公路，在新修的馬路上鋪設電車道、安裝電燈等等。按照國人的慣性思維，外國占領軍的這些作為簡直是“吃飽了撐的”。他們是在敵國的土地上，既無拚政績、圖升官的驅動，亦無飽私囊、摟錢財的利誘，所為何來呢?

 

進行天津的開發建設，涉及大量的民房拆遷工作。在八國聯軍治下，拆遷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呢？這裏以修建一條沿河公路涉及的動遷為例。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73次會議專門討論了此次拆遷的征用費問題。委員會責成公共工程局局長、丹麥工程師林德（Linde, A. de）就沿河房屋提出估價報告；該報告完成後，由司法部長、司庫和中文秘書組成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報告提交給市府委員會。市府提前一個月發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遷的居民。居民有意見、要求盡管提出來，由市府進行審議。市府絕無隱瞞、強橫之舉。每個拆遷戶均得到三方麵的補償。一是房價補償，按委員會綜合專家分析確認後的房價執行。二是宅基地皮，均以每畝75兩支付征用費（相當於五品官一年的俸祿）。三是在市內遷居地區免費劃撥同等麵積的宅基地。

 

房產製圖造冊，統一由臨時政府召集房主、地保與相關人員到場造冊存底，一式兩份。拆遷戶的補償銀兩，由臨時政府的下屬部門在預定時間統一發放。

 

 

八國聯軍主導的房屋拆遷如此公平、廉潔、透明、利民，會不會令今人羨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