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國還有“五四精神”嗎？

五四運動九十年祭--- 章立凡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各種紀念和解讀都會出現。進入21世紀以來，對“五四”的反傳統、反封建精神，海內外都出現了一些新質疑，大體可歸納為三類：

    一 類意見是學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認為：“創造新文化並不需要徹底地摧毀舊有的事物。鏟除傳統中不合時宜及有害的成分，並不一定非完全否定傳統不可。傳統 若有很大的轉變潛能，在有利的曆史條件下，傳統的符號及價值係統經過重新的解釋與建構，會成為有利變遷的‘種子’，在激烈變遷的同時仍可維持文化的認 同。”應該說，從上個世紀“戰國策派”對五四運動的批判，到“新儒學”在中華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討的價值。在認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視野 的同時，仍須對六十年來中國大陸文化作深層內窺。

    另一類意見是“中國特色”的，例如倡導“國學”的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認為：“我 們國家的整個教育製度全是西化的”；“經學就相當於國學。遺憾的是，  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其實蔡元培也不都是對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說得那麽神聖”。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期間廢止讀經反對尊孔，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倡“兼容 並包”並引入了西方的大學管理製度，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我國六十年來的教育製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蘇化”，如果為了反對五四前 後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讀經”，難免有繼續為國愚民之嫌。

    第三類意見出於信仰危機甚至逆反心態，具體表現在對魯迅的批評 上。蓋因長期以來，主流意識形態出於宣傳需要，屏蔽陳獨秀、胡適的曆史貢獻，將魯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確代表；而多年的說教與社會現實形成悖論，理 論上無法自圓，也導致對五四曆史及其思想遺產的鄙棄。從“反傳統”的意義而言，這類意見反倒像繼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是不是封建傳統而是 “革命傳統”。

    一、概念誤讀：“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 

    或是出於習慣，或是出於宣 傳需要，“新文化運動”經常與“五四運動”混為一談，或以後者代替前者，或合稱  “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前者是後者的發生背景和思想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繼續和發展。沒有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及其帶來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五四運動的發 生，五四運動發展並豐富了新文化運動。

    對這兩個相互關聯的運動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解讀，一種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種是政治性的。就 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運動是清末中西文化對撞下思想啟蒙潮流的繼續，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陳獨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反封建的 思想脈絡越來越清晰具體。從政治解讀而言，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五四以後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陳獨秀為代表）積極投身政治，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這也是主流 意識形態所著力宣傳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換成了魯迅和毛澤東。

    首先提出“新文化運動”概念的是孫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 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並對此作了政治解讀。胡適也認為：“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 幹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他在1960年回顧這段曆史時又說：“五四本身決不是文藝複興運動，而五四本身是愛國運動……它一方麵幫助我 們的文藝複興思想的運動，同時也可以算是害了我們、這純粹思想運動變成政治化啦，可以說變了質啦”。

    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進 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君憲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驗主義、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 是以權力消滅其他各方。1949年以後，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權力所消滅。屏蔽曆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關係，以及對兩者的過分 政治化解讀，令這段曆史的研究走入了誤區，至今難以擺脫。近年有學者重倡文藝複興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權力怪獸關進籠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難。

    二、文化互戕：“殺父的文化”與“殺子的文化”

    “全 盤西化“與“中體西用”一直是文化論爭的焦點。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港版）中借用人類學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殺父的文化”，中國文化 是“殺子的文化”，且直指某重大曆史事件是“殺子的文化”。雖是極而言之，卻道破了中國封建文化扼殺民族創造力的特質。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長期教化與壓抑，培育了中國人平時順民、亂時暴民的“國民性”，並隨著封建社會的“曆史周期律”而引發社會危機。

    自五四以來，中 國一直在這兩種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傳統精神，既是對五千年封建“殺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誕生了一個造反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不料造反成功坐 定江山以後，封建主義陰魂不散，從思想改造運動到“反右”、“文革”，五四運動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紛紛被推上祭壇，“殺子文化”在“不斷革命”的旗 號之下借屍還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異端存在。“造神運動”造就了絕對的威權，也加劇了執政黨 的內爭。以“文化大革命”名義發動的內亂，把中國變成了既殺父、又殺子，既互殺、又自殺的恐怖地獄，完全是文化的悖論。這場反文明的“社會實驗”，把八億 中國人變成了實驗品。

    “文革”失敗和毛澤東的死亡，令中國走出曆史噩夢，痛定思痛之際，“父權”與“子權”都無力相互對抗，達成 了臨時妥協的默契，於是出現了一個相對寬鬆的時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權力的慣性不斷打破平衡，對“自由化”的討伐時斷時續，最終在一九八九年爆發 了新一輪的對抗，“父權”的慘勝，中斷了政治體製改革的進程，也令“殺子文化”重新占據了舞台。

    中國何時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極端文化怪圈，創造一種“兼容並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來的九十年間，仍是一道待解之題。

    三、教義贗品：“原教旨主義”變“山寨版教義”

    中 國的“文化醬缸”，足以令眾多的外來龍種化為蛆蟲。自從小學教師洪秀全傅會西方的基督教教義，將一種外來宗教改造毀滅倫理文明的邪教以來，將外來學說變成 “中國特色”的“山寨版教義”的改造從未停止過。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後，另一位小學教師繼承了他的事業並發揚光大。

    書寫中共的建黨曆史，必定追溯五四，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後正是各種思潮與主義風行的時代，其中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勝利，不僅仰仗老大哥的“輸出革命”，亦與儒家“大同學說”及中國人的“國民性”有很大關係，而白話文的推廣，也使革命學說變得更易於傳播。

    毛 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儼然以正統自居。其實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寧主義，繼承更多的則是斯大林主義。馬克思“解放 全人類”的社會理想，自有其普世價值的成分，至今仍被歐洲的社會黨所繼承；而馬氏實現社會理想的手段——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則形成了“俄國山寨版”。這 套“山寨版教義”及其體製已經在二十年前轟然倒塌，如今隻殘存於個別集權國家。

    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的，是“俄國山寨版” 的“中國特色”變種，其間既有俄羅斯的黑暗專製，也有中國式秘密社會的“會黨政治”與改朝換代的“均貧富”口號。以“公有製”的名義，將全國財富變成權力 團體的“血酬”，再將貧困平均分配給國人，是那個時代的特色；接下來的時代，是瘋狂攫取公共財富及其增值部分。從“均貧”到“貧富懸殊”，正是“山寨版教 義”無法自圓其說之處。近年發動對“普世價值”的圍剿，更是與馬克思的初衷南轅北轍。

    五四的另一麵大旗是愛國主義，其後也不乏“山寨版”贗品：一麵將數百萬平方公裏領土私相授受，一麵宣揚“大國崛起”，選擇一些國際事端煽動排外情緒，借助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矛盾，都是“山寨版愛國主義”的傑作。

    四、沉渣泛起：“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讀經”

    三十年間經濟發展有成，貧富差距懸殊，教義依舊定於一尊，文化失去創造力。麵對普遍的信仰危機，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當陪祭。新的“尊孔讀經”明為文化時尚，骨子裏仍是維穩手段，以弘揚國學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實，“老調子”至今唱個沒完。

    蔡 元培民國元年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之初，下令小學堂讀經科一律廢止，不久再度下令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他認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 自由相違”，故各級學校不應祭孔。針對守舊派尊孔及“以孔教為國教”等主張，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創議。在民智未開、封建勢力十分強大的當時，皆是 保護少年兒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舉，但未見其有禁止大學講授經學的政令。他後來執掌北大，也是兼容新舊之學，提倡學術自由。“經學”與“讀經”是完全不同的 概念，紀寶成校長指責“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據？

    中國傳統文化是精華與糟粕並存，不可一概而論。洋人講“中 國學”或“漢學”皆有科學定義，國人籠統以“國學”自詡，甚至將“經學”與“國學”混為一談，皆有偷換概念之嫌。文化學是一個大概念，其實無分中西。胡 適、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巨子，都是學貫中西、受過全套傳統教育而又從封建營壘中殺出的人物。就新文化運動形成的學風而論，胡適整理國故，得 益於西方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蔡元培辦北大力倡“兼容並包”，才有了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等一代學術大師。

    六十年間，由於眾所周 知的原因，傳統文化在大陸一度瀕臨滅絕，淹留一脈孤懸台港海外。“新儒學”的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幾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陸“土法治學”，方能 有所成就，學術環境視野使然也。當今日益浮躁的大陸學界，坐堂叫賣“國學”猶如藝場說書，但求名利雙收，何須真才實學？有望成為碩學鴻儒者，鳳毛麟角而 已。

    孔子作為中國的偉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人類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也隻有在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春秋時代，才會產生這樣的人 物。顧準認為：“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對曆代 封建統治者將儒教定於一尊、實行文化專製的反動，縱有矯枉過正之處，其進步意義同樣不容抹殺。五四後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對傳統文化的認真 反思與批判繼承。

    五、自宮儀式：高舉“五四旗幟”與閹割“五四精神”

    中國大陸年年都紀念“五四”，幾乎成了一種儀式化的活動，今年難免又要大辦。選擇這個日子清場，在紀念牌前大辦“成人禮”，堪與祭孔大典一比。高舉“五四旗幟”而閹割“五四精神”，實為當今一大怪象。

    五 四的旗幟是“科學與民主”，豈有偏廢之理？有科學而無民主，則科學無以昌明；有民主而無科學，則民主徒托空言。中國在五四後出現了一批學術大師，抗戰時期 的西南聯大學生，也在海外成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今日之中國，大師不出諾獎無緣，原因仍在體製對文化學術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 “賽先生”特蒙恩寵，躋身“發展觀”；“德先生”打入冷宮多年，方獲“好東西”名號。科學（science）一詞從被未嚴格定義過，有人將科學概括為“一 種最逼近真理的盡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識體係，且是一項社會事業”。如前所述，“山寨版教義”的自相矛盾之處，恰恰在於教義與社會實踐的悖離，提倡科學 而無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麵的社會發展觀。

    科學家可以從工程師中產生，但工程師未必能成為科學家，蓋因其缺乏創造性思維。在 “工程師治國”之今日，新的利益格局已經形成，從造反革命黨到“維穩”執政黨的轉型也已完成，不變的是對權力的強烈控製欲望。一切以維護舊機器的運轉為前 提，奉行的是以技術代科學的“技治主義”；在理論的科學創新上鮮有建樹，注重的是統治技術及機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產線式的應試教育禁錮青少年的思想，製造體製機器的標準配件；罔顧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用技術手段監控國人的思想言行；以強調“中國特色”為借口，將“普世價值”作為異端來圍剿……；種種切切，皆是對“五四精神”的閹割，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 

    九十年後環顧神州：孔店重開，“國民性”積習未除；五四已遠，新啟蒙仍須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賢們，尚饗！

    2009年4月3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

[無知無為]

民主、五四精神就是鬥爭、叛逆、殺父。殺父、殺子的比喻很形象，解決的方法就是2500年就提出2000多年沒有貫徹始終的孔夫子的中庸之道——父父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