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明月品茶夜談

生於美麗的杭州。小時愛在西湖邊上賞月納涼,品茶夜談。好詩詞,小說,和數學。1989年人在北京,那一天,那些人,那些事,從此改變了我。風花雪月隨歲月遠去,政治,曆史成為了我的新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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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中國60年係列--反右是中國道德淪喪的開始(修訂)

(2013-02-08 06:12:37) 下一個

矛盾中國60年係列--反右是中國道德淪喪的開始(修訂)

在中國,有的人很有權力,有人很有財富,有的人很有知識,有的人很有名氣,可他們普遍都沒有一樣東西--道德良知。從徹底腐敗的官場,假貨充斥的商場,到抄襲為常的學府。道德崩潰已經是中國社會的艾滋病。

毛鄧兩朝短短60多年,一個社會腐敗至此,反右運動就是中國道德淪喪的開始。的確,當年許多“右派” 要求民主,他們的許多觀點不容於共產黨的獨裁是必然的。但更多的人卻是莫名其妙被劃成右派的。從此言論自由成為了禁忌,說假話,、整人成為了知識分子的自我保護的必修課。道德敗壞從官場傳染到知識界,最後擴散到整個社會。

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裏,真話是奢侈品。而在假話的世界裏,道德敗壞是必需品。反右讓人們對說真話產生了發自內心的恐懼,更別提言論自由。這就是為什麽我說反右讓中華民族墮落,是中國道德淪喪的開始。

當時,毛澤東的一句話,95%的同誌是好的,結果變成了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隻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 。為了完成任務,不講邏輯,沒有標準。說話的是右派,不說話的也是右派;擁護運動的是右派,不擁護運動也的是右派,反正領導說你是你就是右派... 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把五十五萬名“右派”,以及受牽連的幾百萬知識分子變成了階級敵人,迫害20多年。1979浙大平反右派大會上,一位右派在一片感謝黨感謝政府的歌功頌德聲中說道,“平反右派對國家是一件大事,對我,無所謂了”。一聲無所謂,全場登時一片抽泣,大會為此中斷。是啊,稀裏糊塗的,青春沒了,知識忘了,健康毀了,家庭散了,剩下孤寡光棍,有所謂嗎?

下麵就是部分莫名其妙變成右派的例子,在經曆了這樣的醜惡後,還能有多少人能保持他們的善良?

北大一個大二學生,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他一句話沒說,大字報也沒貼過一張,結果劃為右派。罪名是用沉默來對抗運動。

交大金相專業另一位學生被劃為右派的一條罪行是反蘇,緣於有人揭發他“看蘇聯電影時打瞌睡。

一位供銷社的員工,領導給定的罪名是“不愛看革命電影”。因為農村好不容易看場電影,他沒去參加,回家照顧老婆孩子了,變成右派被勞改。

北京大學57屆學生閆桂勳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右派運動中,被當時的班級打成右派。在未經過校黨委批準的情況下,閆桂勳被發配到黑龍江勞動改造。1979年,北大給右派平反,但閆桂勳根本沒有在右派名單上,因此他的冤情拖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公正解決。

光明日報女記者徐穎在整風鳴放階段,報社布置她的工作是報道了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的鳴放意見。一聲“反右”令下,這些鳴放者紛紛中箭落馬,她也成了“幫助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毒素的幫凶”。

李君某某,老革命。轉業到縣文化局工作。幫助黨整風時,他不但沒提什麽意見,反而對報紙上出現的某些對黨不滿的言論還憤憤然。反右開始後,上級布置任務,要文化局評一個右派,可是評來評去,總評不出來。但是,上麵定的指標卻是死的,非完成不可。他那當局長的本家叔叔隻好對他說:“德仔(他的小名),你什麽工作都帶頭,是個老先進,這次評右派,你也帶個頭吧,要不,向上匯報時我臉上不好看。”,他就成了右派。

    

黃君某某,基本群眾,某縣電影公司的售票員。反右開始後,隻有九個人的電影公司也分到了一個右派名額,但公司評來評去,總評不出結果來。有人提出用抓鬮的辦法,誰抓到誰就是右派。公司領導雖然覺得這過於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別無妙法,隻好抓鬮了。於是倒黴的黃某就成了右派。 

    

周君某某,共產黨員,某中學地理教師。反右開始時,他所在的學校分到兩個右派名額。其中一個幫助黨整風時提了兩條很尖銳的意見,尤其是跟校長的關係很不好,就內定是右派了。但還有一個名額沒有著落,隻好召集全校教師開會討論。討論來討論去,整整一個上午也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來。這地理教師早飯多喝了點麵湯,膀胱脹得難受,便想上廁所方便方便。他想,反正自己政治上進步,業務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說什麽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自己頭上,因此就放心大膽地上廁所方便去了。誰知他剛一走,一個老師靈機一動,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師也立即同聲附和,舉手讚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來時,已經當成了右派。事後,他逢人就說,他這右派,是一泡尿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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