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先知董時進

摘自《看曆史》2010年第8期，作者：熊景明 曹林，原題：《“先知”董時進》

 

 

1949年12月，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

 

董的觀點簡單明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製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當時的一些文件和講話，認為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董認為是不正確的。他指出，根據國民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民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以上的大地主隻占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數據，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的董的觀點。

 

董時進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製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過三代”。“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給毛的上書中，舉了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的例子。

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寧願出租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後，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

 

董時進堅持認為土改隻是“慷他人之慨”，並從邏輯上推斷出“一旦田地社會化了，什麽人也沒有田地”。言路受阻後，1951年他繼續在香港出版專業書籍，指出當年正在啟動的農業集體化的種種弊端。

對於呼聲甚高的“蘇聯經驗”，董時進的批評是，“蘇聯的集體農場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單體或家庭式的農場好（就有關農業生產及農民生活的各項條件而言），是另一個問題。但我確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農業和最富的農民，都不是在蘇聯，而是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我也知道，蘇聯的農民一般都願意成立獨立的家庭農場，隻是在政府的強迫下做了集體農場的場員。退一步說，即使承認蘇聯的集體農場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蘇聯是蘇聯，中國是中國，兩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曆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淵。”

與此同時，董時進更尖銳地指出：“這種製度（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完全是回複到封建和農奴製度，絕不是什麽農民合作，擴大經營，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為這個辦法是要不得的，害處很大的。我預料將來惹出許多亂子，殺死及餓死許多人之後，終究還是要作罷的。我不懂共產黨的先生們，和高唱集體農場入雲的先生們，何以如此膽大。自己對於農業有何研究及經驗，對於家庭農場和集體農場有何比較的研究及經驗（政府在短時間內辦了少數幾個農場，無論成績如何，都是不配稱經驗的），竟敢把這關係國家命脈和幾萬萬人民生活的農業經營製度，拿來當試驗品！”

其實，董時進如此建言時，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於是悲哀地預言說，政權鞏固之後，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最後，這位預言家說：“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像那個時代孤獨的先知一樣，董時進所預言的許多事情在後來都一一應驗了。董時進並不是什麽先知，他隻是一個自始至終保持其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曾經，他是孤獨的。他所在的時代忽略了他，並且受到了這種忽略的懲罰。曆史所能賦予他的榮耀，恰恰是我們透骨的哀傷。

[兵團農工]

任何單個的人都會被邪惡的共產主義+獨裁害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