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 ：今天高弟兄說我們做壞事是因為我們的心思已經在做壞事之前想了很多壞東西。這個命題的逆向思維是,如果我們花比主日這一個小時多10倍的心思去研究聖經，我們的屬靈光景一定好。如果我們花比上班時間多十倍的時間思考工作和科研問題，我們的科研一定做得棒….。
李 ：花比主日一個多小時多10倍的時間研究聖經，是在一周裏，還是在一個月裏？若在一周裏，那你就是個聖經學者，或牧師了。若從事科研花比上班時間多十倍的時間去搞科研，我們的….，就….。目前一周的工作時間是40小時，花400小時搞科研？可能嗎？反向思維可以，誇張比喻不可以。因為不可能。不可能者，就不成立。
光 ：沒錯，從時間上來看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這裏的時間有個小把戲。這裏說的是心思中的時間，或者說思考和學習的時間。
拿科研說，每天上班八小時或更多，但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接近無腦的重複勞動，可能隻有15分鍾來思考和學習。那你實際心思中的時間隻有15分鍾而不是8小時。所以，如果你下班後用150分鍾學習和思考，你就會有質的飛躍。
拿學習聖經說，為什麽很多福音朋友聽了幾十年的福音都不信主。因為他們聽福音沒有經過自己的心思，從來不去思考這些問題，隻是去聽聽而已，然後說沒有感動所以不信。問題是，你連思考都沒思考怎麽可能會有感動呢？
所以思考是很重要的。心思決定行為。
我以前在香港科技大學有一個老教授弟兄，他說你聽別人講道，講道理，那些道和道理都隻是別人的。隻有你自己經過思考然後講出來，那些道和道理才是你自己的。
李：我讚成的是提高效率。基督徒的順序是，神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家庭，工作隻在第三位。上班時，工作8-10小時應該是極限了。當然特殊時期，可能更多。但不能長久。工作中的思考時間其實不會太少。這裏有個知與行的問題，行不會隻是一個無腦的操作行為。行的過程中，每一步都有思。總是在知行結合之中。其實，行出來更難。
光 ：那是的。行比知要難很多。但同樣是那位教授老弟兄的觀點。你的思想高度決定你能做多少。你思想高度很高，不見得你的行為就能夠的上你的思想。但如果你的思想高度很低，你的行為一定不會比你的思想高….。
李：思想高度勝過一般人的人總是少數，這些人可以稱作先知。在聖經裏有很多的先知，是他們把神的旨意傳給信徒，他們也是信徒的領袖。像摩西就是先知，他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過紅海，走向應許之地。所以，領袖的作用非常重要，是領袖把知與行很好的結合起來。
上個世紀（20世紀）初，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場知與行的討論，是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清末民初那個時候，國家已經衰落到了極點，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壓得中國人難以喘息。先進的中國人在探討國家的出路，如何拯救中國，重新崛起的願望，是熱血青年，人人皆有。新思想層出不窮，總之，要變，要革命。但如何去做，卻爭論不休。從已經過去的100年曆史來看，還是如何行的問題更難一些。
近來，看了一群集體赴死的中國人的視頻，感慨萬分。誰說1949年後中國就沒有大師了？沒有大師了中國怎麽能有原子彈呢？這群中國人就是中國的脊梁。當今天老了的一代人回憶起50多年前的某一天，那會兒我們還都年輕，聽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是什麽心情？歡呼雀躍，發自內心的自豪。似乎在如何行的問題上，曆史已經有了答案。
今天的中國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前所為有的艱難。比2000年前以色列民出埃及過紅海更難，比80幾年前長征途中闖湘江，過大渡河更險。需要的是先知的帶領，先知的預見，所以，知也很難，或許比行更難。曆史在呼喚今天中國的先知。
到底是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 誰能說得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