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正值東京奧運會期間，談點我對日本這個國家的喜惡的演變過程，為親身經曆的東西，自然真實。這個題目中的美國華裔自然指的就是我，我不想代表任何人，我是美國國籍，自然可以稱之為“美國華裔”。
在美國住久了，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美國人喜歡講故事，我也以故意的形式開始：
在我們兒子讀小學時，有次需要家長參加的活動，我們都出現在學校的操場。
突然有人碰了我一下，使用標準的中文問我：“你是從北京來的？”。
那是二十多年前，為中國人很少的年代，學校最多隻有幾家，我們基本上都認識。
我回頭看見一位華裔長者，至少70歲以上，旁邊是他的白人太太。我回答自己是從湖北來的，他則說自己很久以前來自上海，他們來參加孫女Sharon Chen的學校活動。
為了保護隱私，文中的學生和其他人的名字為化名，但是故事是真的。Sharon跟我們兒子是同學，我們也見到她的父親Peter Chen。Peter又娶白人太太，所以Sharon是四分之一的華裔血統，但是帶著一個很強的中國姓氏陳。
這是為什麽我經常說小中男當自強的原因，因為他們的後代始終帶著中國文化元素。我戲稱男孩在姓氏上是控股的，還弄得擁有女兒的耶魯家長不高興。
孩子們大學各奔東西，但是假期他們回家仍然相聚，記得有次我去接爬梯完的兒子。
他進車後，我們聊到了誰參加了聚會，他們各自發生了什麽新鮮的事。
兒子說：“Sharon Chen也參加了，她去過北京讀暑期課程。中國人問她那栗色的頭發是哪裏來的？”，
我說：“是啊，姓陳的金發女孩“。
兒子這時談及自己剛談不久的女朋友，因為是日裔與美國白人的混血，他好奇地問我：“我們以後的孩子會是什麽樣子的？”
我這樣給出觀點：“這個簡單，75%的中國血統，25%的白人”
兒子反問到：“那麽那日本的呢？”
我笑了起來：“中國和日本是一回事，我一起算了”
兒子生氣地抗議道：“爸，你也太霸道了”
這是幾十年前的對話。最近我們去兒子家幫他們，那天我和兒子在樓下談了好久，他抱著幾周大的雙胞胎哥哥，這種爐圍深談的機會很難得。
我看見那紅彤彤的小指頭，突然想到葉歡的歌曲《你的寶貝》：“忍不住的幻想，他那粉紅色的小指頭，長大以後教他打棒球”。這是我們長途跋涉美國高速時經常聽的一首歌，我向他解釋，這是來自台灣的歌，因為他們打棒球。
關於雙胞胎孫子，我太太最近告訴我：“兒子說以後不要說哥哥或弟弟，隻喚名字，不要互相比較和競爭”。我說：“兒子學到政治正確的真本領，幸好是雙胞胎男孩，不需要不分男女[Chuckle][Chuckle][Grin]”
現在分享我在2015年寫下的長篇文章，當時的題目為《我對日本的那些複雜的感情》。因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帖出時做了些文字修改。因為太長，隻有分兩次發表。
現在分享我在2015年寫下的長篇文章，當時的題目為《我對日本的那些複雜的感情》。因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帖出時做了些文字修改。因為太長，隻有分兩次發表。
《我對日本的那些複雜的感情》
雅美之途，寫於2015年12月25日
盟軍總指揮美國將軍麥克阿瑟在東京的辦公室和他簽署停戰協定時用過的筆。
幾乎所有的炎黃子孫，在觀看了抗戰70周年的大閱兵後，腦海裏出現得最多的自然是日本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我在電腦裏看了閱兵片段後，想到的盡是些跨時代的東西：那些在中國實行三光政策的日本軍人；駕駛隻有單程油量從日本航母起飛，與美國戰機較量後，以自殺的方式俯衝到美國戰艦上的日本飛行員；還有現在美國 實驗室裏那些敬業的日本博士後和移民美國的日裔科學家們。所以在這時候結合自己與日本和日本人接觸的經曆來談我對日本的看法，應該是再恰當不過了，雖然有些甚至是相互衝突的觀察與認知。
因為日本被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以及隨後的美軍的占領和至今的控製，在國際政治層麵上日本基本上已經殘廢了。軍事上也不會有獨擋一麵的大作為，盡管日本會修改僅有自衛條例的和平憲法。這些對日本政治和軍事的判斷可以從我的兩個觀察得到驗證。幾年前，美軍因為在日本犯下強奸平民等罪行而在當地激起公憤，日本民眾要求美國遷移軍事基地的呼聲驟增，在此情形下美國國務卿希拉裏隨後訪問日本並且會見了日本首 相。與我們期待的賠禮道歉相差甚遠，電視畫麵裏的希拉裏以教訓兒子的姿勢和語言對待日本首腦，連我這位亞洲人看得都不舒服。另外一次感受則是，我在東京街 頭見到了擔任過盟軍最高統帥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掛像，當時我們沒有時間去參觀麥克阿瑟將軍在那裏的博物館。但是，一位美國將軍的博物館存在於主權國家日本首都的繁華地帶，這是再簡單不過地時刻提醒著日本人，那些美國士兵在太平洋戰爭中超過十萬的死亡人數意味著什麽。
前段時間，同學們在校友群分享了《黃河大合唱》的視頻與照片，我又在閱兵期間看到那麽多抗日英雄的帖子。隻有在那個民族危難的時刻才能激發冼星海去譜出如此悲壯的樂章，就像蘇聯經曆的殘酷二戰催生了Shostakovich宏偉的交響樂一樣。
我 們的民族曾經那般的任人宰割，日本人曾經也去過我老家的湖北縣城。父親告訴過我，當年我的大姑媽還因長得漂亮而不敢上街。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段中華民族 的苦難曆史，並且堅信隻有自強又不狂妄才能立足於世界的民族之林。我們抵達美國後才能更全麵地讀到並且重新審核以前那些被歪曲的史料，對日本和德國麵對二戰曆史的炯然不同的態度感觸很深，更為憤怒的是日本為掩飾其罪行連教科書都重寫。從日本政要頻繁參拜供奉希特勒級別的戰爭罪犯的靖國神社，再看本身還是反法西斯戰士的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為納粹罪行的下跪，這差別確實是太大了。
正是基於這些原因，作為新移民在家境稍微好轉後，我們家從1992年起就拒絕買日本車了，這個傳統一直維持到現在。我的猶太老師曾經告訴過我，一些老的猶太人還是拒絕買奔馳和BMW等德國牌子的車。這樣我們擁有美國車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雖然它們時常出些小毛病而需我們花錢去修理。我們那時的決定與現在兩國政客們人為操縱的中日對抗毫無關係，那還是中日兩國大談一 衣帶水的友好鄰居的時候。現在聖路易斯的中文學校的停車場，仍然是80-90%的日本牌子的汽車，我們前段時間參加老中朋友的聚會，房子外麵也是幾乎清一色的日本車。但是我從不反對包括兒子的親人買日本車，家裏除汽車外其他的日本貨也不禁，所以也是一個不虔誠的信徒。
聊到這裏，我想說段九十年代中葉經曆的一個好玩的事。當時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邀請芝加哥總領事到聖路易斯做全校報告，他的英語不是太好，聽眾也絕大部分是中國人，但是他還是用英文演講。最後提問階段，甚至有觀眾問為什麽不能麵向中國聽眾用中文演講，當然這應該是滿足校方的演講需要使用英文的要求。在提問的環節，有位中國來的 年輕學生用英文這樣問：“When will imperial China's battleship arrive in Tokyo bay?” ，結果總領事先生沒有聽懂，就要求那位年輕人重複。學生重複了“imperial”這個英文單詞數遍，總領事還是不懂。這時那學生索性用中文問道：“中華帝國的戰艦什麽時候抵達東京灣？”，全場嘩然，並且笑聲連連。這下總領事明白了，馬上進入他的官樣程序，他大概是這樣回答道：“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永遠不稱霸！”，我都不記得他是用的英文還是中文。
做了幾十年的科學，當然有些機會訪問日本，但是隻有在一次本領域的會議才使我帶著複雜的心情踏上了日本國土。雅美途這三個字還是誕生在飛往東京的飛機上，與太太討論後的結果。我們從西雅圖抵達東京，然後從成田機場坐新幹線（與漢語發音幾乎相 同）經大阪去神戶。新幹線火車除了非常安靜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裏的一幅麥當勞的廣告，上麵的漢字我幾乎能猜出大意，立即感受到那裏與中國文化的關聯。 那天是長途，又是晩上，我們迷迷糊糊在新幹線上幾小時就到了神戶，然後坐出租車去了旅店。
八月的神戶仍然悶熱，開會地點是在離神戶不遠的一個遊離島上，所以第一天我必須坐當地的地鐵或地上火車，這才是我首次直麵日本社會的時刻。日本的火車非常多，有時可以二分鍾一趟，站上停靠時間之準時完成可以和德國比肩。
但是當我隨上班的人流跨入日本火車的那一刻，那景觀著實把我嚇了一跳：車上幾乎鴉雀無聲，一眼望去，可以說是清一色的身著深色西裝拎包上班的男性，幾乎看不見早晨趕班車的女性。日本人的眼神與他們的麵部一樣平淡，你的目光如果和他們相接，日本人會特意迅速地避開，然後將眼睛轉向下麵的方向注視，或者看手上的 小方塊淺黃色牛皮紙樣的書。日本男人的臉上基本上沒有笑容，好多都像臉上打了一層霜似的，非常壓抑的模樣。日本火車上鮮少有人用電話交談，來了電話也是迅速靜音。我頓時懷念起美國地鐵裏各色人群隨便交談的吵雜聲，以及在慕尼黑啤酒節期間碰上的德國青年男女在火車上發酒瘋的歡鬧聲，還是覺得那樣鮮活的生命更好！
我回聖路易斯後，向一位在東京生活過多年的朋友描述我在日本火車上見到的情景。他深有同感，並且告訴我，他有次在東京的地鐵站遇到過一次停電，站裏幾千人在裏麵，仍然是死一樣的寧靜。我們都感慨二戰時或未來可能的戰爭動員，這樣的民族是多麽容易被天皇煽動與控製。飛機從東京到達上海 後，場景伴隨文化完全被切換，一位進城的小房主在上海地鐵上大聲使用手機：“那你不管怎樣，一定要把這月的空調費要回來！”。
我在美國知道些日本的鞠躬禮節，雖然他們在美國也隨西方習慣不是那麽講究了。但是，在日本我則目睹了日式的大角度九十度的鞠躬方式，他們在交談結束行了鞠躬禮後才會離開，台灣政治人物的鞠躬也遺留了些日本人的影響。
我 自己親曆過這些鞠躬禮儀後還是覺得不適應，比方說，你在會議的長走廓上走到盡端時，會務服務的日本女生向你鞠躬，我則對她說謝謝。但是當我從一個會議室換去另一個會議室時，需快步通過過道，那兩側的服務生也向我鞠躬，我真是尷尬啊！我不能停下來又不習慣看兩側，十分難堪，隻好快速通過。其實如果我能停下 來，我最想對她們說的是，你們最好不要這樣做了，當然那是非常沒有禮貌的事情。
我太太帶女兒早上從神戶到大阪趕集，說是要到那買特別好吃的東西吃，日本人就是做法國甜點都品質特高，還有人告訴我，質量最高的蒙古包產自日本。那店還沒有開門她們就到了，然後一開門就進去，她說進門的那一 刻，所有日本店員站兩側齊身向你不斷鞠躬，像迎接貴賓一般！我還在電影裏看到這場景，手下職員接聽出差在外的上司或老板打來的電話，那位職員還會不斷鞠躬，而老板可能是千裏之外。在美國生活慣了的人，真是很難欣賞這種形式的文明。
日本很好地保留了中國的古代文明，同時又自明治維新以來吸引了西方的現代文明。返美國後與一位美國人聊天，美國朋友問我對日本的觀感，我說我在日本還真觀察到一些美國人的遺傳物質的表達，當時是引發了對方心知 肚明的大笑。這事在日本是相當敏感而不願談及的話題，我在牆報期間專門和留日的中國博後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在日本的機場或火車站等人多的地方觀察到，一些日本人還真具備一些西方人的五官特征。
發現抗血清治療效果的德國科學家von Behring（左）和日本旅德科學家北裏（右)。
我們去日本的時間是夏末，神戶依然潮熱，不透汗的那種熱，赤腳穿涼鞋會因出汗過多腳在鞋子裏都打滑。所以幸虧那裏有空調，但是旅行在外總免不了去看外麵的風景。我的那次旅行如果不是在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可能命都沒有了。
日本神戶這樣的城市還是有國內那種鄰裏的感覺，隻是街道的幹淨程度可以用極致來形容。由於不熟日本數個公司經營的地鐵或輕軌係統，我們開始幾天的早餐是在離旅館不遠的小餐館吃的，臨街的餐館進去後有個橢園形的長桌麵，服務生則在中間上菜。很多日本上班族都圍著那裏過早，又可以觀賞門外或窗外的街景。他們的生雞蛋就可以打入熱麵條裏吃的，然後拌有很多半生不熟的海鮮等食物。我應該是過於相信日本食品和我的胃了，生雞蛋和海鮮攪拌後就吃。我白天開會返旅館後下午就開始腹瀉，整個晚上都如此，達幾十次之多，後來吐和瀉交替進行。太太到樓下與旅店的服務生溝通，她開始以為中文和日文是相通的，想當然地先用中文寫下 “腹瀉”，沒想到她們不懂；然後從穀歌查到日文的腹瀉為“下痢”，他們才明白。從服務前台拿來的非處方止瀉藥還有效，隻是下麵緩解了，上麵則開始嘔吐，那 晚上把我們全家都折騰得不行，日本旅館的房間本身麵積就不大。
我第二天嗓子都因脫水變得嘶啞，趕到會務組找到那裏的醫生才完全控製住腹瀉；配上日本街頭可以買到的帶甜味的含鹽飲料，我才慢慢恢複，第二天是靠強力止瀉藥幫助我才完成了學術報告。日本會務的延伸服務管理得井井有條，他們給醫生配有翻譯。雖然那位醫生聽得懂英文，但是他們仍需翻譯官程序化地逐字解釋清楚，以免出差錯。我至今還記得那位長得很標致的日本醫生，她確實救了我的命。
讓我們不帶太多的偏見去審視世界各國在非政治領域的競爭力，包括近代各國在科學技術，製造業和商業等領域的表現，如果涉及動漫卡通片等文化影響力也行。不管 你是喜歡和羨慕，還是嫉妒和憤怒，在談判桌上整體實力能夠與歐美國家平起平坐的，日本仍唯一的東亞國家，或者說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其實在某些方麵，日本還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反超歐美或者取得過支配性的地位。無論70周年的大閱兵多麽群情激昂，我們必須承認這些事實，中國與西方在會談桌上平視的日子還沒有到來。在科學創新上不思進取，依靠的數據來自天價般的上海鴿子籠式的公寓，如此虛胖起來的GDP是遠遠不夠的。
這是我很多年前的觀點，現在仍然沒有改變，雖然日本近些年遭遇韓國在製造業上的巨大挑戰，但是日本以諾貝爾獎為代表的科學創新近年令人印象深刻，幾乎可以說是層出不窮。二 十幾位諾貝爾獎的原創性工作誕生在日本，藍色LED的諾貝爾物理獎被三位日本人囊括後連美國人都妒忌。免疫學近二十多年來的兩大重大進展，類型識別受體 （TLR）和調節性淋巴細胞都有日本學者的競爭性參與。幾乎所有的類型識別受體的踢除老鼠都是一家日本實驗室做出的，他們的領軍人物Akira教授與那次諾獎可以說是擦肩而過。調節性淋巴細胞的發現則完全是日本京都大學的科學家通過切除中央免疫器官而做出來的，美國人後來才跟進。另外，控製抗體多樣性和淋巴細胞發育的重要酶（AID) 也是京都大學的資深科學家發現的。最近在美國十分熱門的操作或編輯基因組的CRISPR/Cas9技術，追溯它的源頭，那些基因重複序列的發現也可以找到日本科學家的影子。我們同時看到美國實驗室裏的很多日本同事都是那麽的彬彬有禮，並且十分勤奮。聖路易斯華大有位著名教授說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的課題落到了日本人手裏的時候。在競爭激烈的領域，日本留美博士後可以吃住全在實驗室，甚至連續數天不回家睡在老板的辦公室裏。
日本學習西方始於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考察史料，在諾貝爾獎正醞釀實施的十九世紀末，日本學者就做出了諾貝爾級別的工作，而屠呦呦去年才是中國本土的首位諾貝爾獎得主。如果當年諾貝爾委員會評審公正的話，人類第一個諾貝爾醫學獎理應同時授予德國科學家von Behring（貝林）和旅德的日本科學家Shibasaburo Kitasato（柴三郎北裏）。他們兩人都是在微生物學鼻祖科赫（Koch）的位於柏林的實驗室工作的獨立科學家，他們將感染了白猴或破傷風的血清轉移 給正常動物後，那些動物能夠抵抗20倍的破傷風細菌和破傷風毒素的攻擊。那篇發表於1890年的德文論文證明了感染機體的血清具有免疫力，他們認為免疫力來自血清裏的穩定成份，論文末更是讚歎血液的神奇。後來意大利科學家發現那些具有免疫力的成份為一種球蛋白，也就是我們今天熟知的抗體。實際上，貝林和北裏在他們的經典論文中就首創了Antikörper（抗體）這一術語，德語的抗體仍然沿用它至今，英文則變成了antibody（抗體)。在人源化的單克 隆抗體為很多疾病帶來革命性免疫治療的今天，我們當然可以想象當年貝林和北裏首次觀察出抗體效應時會是多麽地激動人心。貝林也在論文發表不久得到了榮譽頭銜，這也是他名字裏von的來曆。
那論文隻有他們兩位作者，文中明確注明了白猴工作來自貝林, 破傷風實驗來自北裏，均為血清治療的完全對等的合作。文章發表11年後的1901年被授予了首次諾貝爾醫學獎，較他們的導師科赫的1905年諾貝爾獎還早 頒發，其重要性可見一斑。諾貝爾委員會可以說是完全無視事實而僅授予了歐洲的德國人貝林，並且在獲獎陳述中隻涉及白猴的工作。另一層的考慮是，當時授獎標準更嚴也是部分原因，很多項諾貝爾獎都是單一的獲獎人。諾貝爾委員會有50年後才公布提名背景資料的傳統，貝林的提名人為他在德國馬爾堡大學的同事，北裏確實同時受到了匈牙利科學家的提名，當時北裏已經返回日本多年了，然而諾貝爾委員會沒有公布授獎時放棄北裏的理由。
諾貝爾獎改寫不了人類醫學史，現在幾乎所有權威論著都將抗體的發現權同時歸德國和日本科學家。我們從此可以看出，當中國還是滿清晚期的腐敗亂局時，北裏在日本完成了醫學教育後，在1886年能夠前往當時最富競爭性的科赫實驗室，抵德國四年後就做出了裏程碑式的發現，這個中日的巨大差距也應該讓中國的年輕人知道。北裏在論文發 表兩年後的1892年啟程回日本，當時他是德國政府授予教授榮譽頭銜的首位外國人。與北裏的博物館還藏有科赫氏的頭發的融洽關係正好相反，貝林後來與科赫鬧翻去了德國馬爾堡大學，他和免疫學創始人之一的德國科學家Paul Ehrlich也有矛盾, 因為後者與貝林關於白猴的合作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貝林的名字一直存在於一家診斷試劑的公司或兼並後的公司分部中，北裏在東京附近創辦的北裏大學為 2015年日本諾貝爾醫學獎的產地。北裏還在香港共同發現了鼠疫耶爾森氏菌，這次又是他的功勞後來才被承認。
從這段抗體的發現，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是很早就開始學習歐洲了。日本學術體製現在仍然是一個係隻有一個教授，其他助理或副教授都是圍繞這個正教授展開工作的。這是典型的歐洲大陸國家特別是德國的體製，日本人忠於傳統的特質也可以從他們超過百年不改這種等級森嚴的學術階梯看出。即使二戰之後美國深遠地影響了日本，但是他們仍然是全日本隻有據說不到二十位免疫學正教授（至少一位受訓於華大的我們科係)，隻有教授退休了，他的職位才能在全日本競爭後填補。從貝林和北裏同時在科赫實驗室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德國巨型實驗室的中層科學家也是相對獨立的；英國劍橋也是類似的情況，兩次諾獎得主的桑格的博士導師紐倫伯格，當時還隻是一位博士後。
神戶離京都很近，從下瀉的病體剛緩過來後，我們隻好取消去北海道旅行的計劃，去了京都。京都雖為古城但是火車站卻非常現代化，京都保留的很多古建築讓你覺得回到了沒有折遷過的中國似的。我走在日本街頭還有不少親切感，因為我又能看到再代表中國文化不過的漢字，而韓國和越南早已將漢字廢除了，弄得他們的後代連自己的曆史都讀不懂，日本與他們相反的是廢除了中國的春節傳統。在京都我們專門坐公交去參觀了日本首屈一指的京都大學和她的圖書 館，無論從校園還是那裏的建築，京都大學確實讓我感概萬千，這世界級別的大學也是太樸素了。那圖書館的規模隻好跟美國稍微好點的公立圖書館比較，哪裏找得到耶魯斯特林圖書館的半點感覺？
我們長大的年代可以說隻有很模糊的南京大屠殺的印象，那是為了政治需要什麽事都做得出來的時代，沒有張 純如的書那隻是一個未被證實的南京事件而已。但是現在國內的政客和媒體可以煽動民眾成批地焚燒日產汽車，腐敗到兩軍委副主席貪汙以億為計的軍隊，還被有些人拿來說要與美日血戰。國內憤青想與美國對抗，看看那張美國麥可阿瑟將軍重返菲律賓登陸海灘的照片吧。看那裏的美國人是一番怎樣的精神麵貌，將軍涉著海水的雙腳推著向前傾斜的身體，還有那注視前方的堅毅目光。美國人的這些品質在美式橄欖球中得到充分的展現，男孩也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富有競爭和冒險的精神。中國更缺像基辛格這樣的擁有國際視野的戰略家，央視那幫所謂的國際政治評論家張開口就跑火車。現在北大清華開始重視國際政治學科，希望今後能夠產生為中國識路的學者群。如今是外交都可能被群盲們左右，弄得周邊國家除了巴基斯坦外恨不得到處都是敵人，最不值得信賴的俄羅斯卻被中國擁抱。
中國軍力以防衛為主是應該的，適當向進攻型發展也可以考慮。這樣可以讓那些將中國軍力吹得天花爛墜的憤青們擁有些真傢夥，畢竟自1979年對越戰爭後中國就 沒有過實戰的經驗。但是沒必要什麽都和美國比，美國是個特例，美國軍力超過世界第二至第十五的總和。美國航空母艦每天在全球巡演，根本不需要通過閱兵來宣 揚武力，並且美國近代的所有戰爭都是千裏之外，這種能力在未來的幾十年隻有美國才具備。據說小布什入白宮前隻去過北京等很少的外國城市，他剛進白宮聽到美 國全麵軍力報告後都吃了一大驚。雖然經過那麽慢長的總統選戰去了解美國的國力和民情，但是真正能接觸到美國所有軍事信息時，其強大程度還是遠遠超過了小布 什的想象。細究也比較好理解，我以前說過，如今整個歐洲找不到一所超過芝加哥大學的學校，至於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周圍那可以讓地球震憾的大腦，恐怕隻有在 波士頓和洛杉磯郊外才能找到。
美國世界領先的科技是美國軍力的保證，而後者又為美元等軟實力保駕護航。美國B-2隱形轟炸機還是有點過 時的標誌性機型，她通常從我們中西部州的懷特曼空軍基地起飛，可以在全球範圍執行任務後，不作任何停留地安全返航至美國內陸的密蘇裏。每架總造價超過20億美元，早期設計時MIT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也作出過貢獻，B-2至今能夠抗拒全世界的絕大部分雷達等識別係統。所以她完成任務已經返航後，對方才知道她曾經造訪過。
從周恩來涉及的上海公報，到隨後的一係列的中美雙邊政治會談中，中國領導人都是從不同的角度要求美國製約日本遵守停戰後的和平憲法。從周恩來到鄧小平都表示過歡迎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因為美國仍東亞和平的根本保障，這種觀點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更是無數次強調。現在民調領先的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就是美國重返亞洲的倡導者，如果她當選，勢必將與中國民粹化的大環境相碰撞。美國納稅人資助的美國在東亞的存在，除了為美國謀利益外， 一個和平的環境也為中國的崛起創造了非常重要的條件。沒有美國的存在就沒有二戰後的70年的東亞和平，這是顯爾易見的道理。
德國的火車，覺得真的是挺差勁的。
過去發生的事，光道歉有什麽用，賠錢也不能賠償精神損失。而且現在的日本和80年前的完全沒有可比性。所謂'終戰'，人家是不願意再打仗的意思。
至於美軍目前的能力，不容回避的就是美軍已經二十年沒有進行針對大型戰爭的訓練了，而是專注“剿匪”的訓練，武器的發展也是如此，這是美軍最近淘汰瀕海戰鬥艦這種價格昂貴的武器的原因，因為根本不適合對中國這種國家使用。
反過來，不論中國還是俄國都一直在進行大型戰爭的訓練和武器發展，比如導彈，中國有全世界最完善的係列，美國幾乎沒有什麽，隻有遠程戰略導彈和短程常規導彈，在大型常規戰爭中明顯處於武器劣勢。而中國的055戰艦是目前世界上最powerful的軍艦，美國目前沒有軍艦能匹敵。
美軍一直在打仗，但基本沒有營一級以上的戰鬥經曆和訓練，其陸軍更是連出動坦克的訓練都沒有，開個悍馬就足夠剿匪了。
作為海權國家，如今已經無法在世界上占有優勢了，看看同樣是曆史上是海權國家的軍事強國，荷蘭，英國，日本，都是衰落了。
這個世紀會是美國走上這條路，因為全球化給陸權國家優勢，中國德國俄國。
另外，二戰後東亞並沒有70年的和平，65年美國開始卷入越南，越戰就打了十年。按照哈佛最近的文章，美國在二戰後隻有六年沒有卷入戰爭，這是一個和平的概念？
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遠遠超過越戰失敗的影響，因為不僅僅是美軍的失敗，阿富汗戰爭是北約的戰爭，客觀上是對盟國的拋棄，德國在阿富汗駐軍甚至沒有收到美軍撤離時間的通知，因此客觀上陷於孤立無援地位，這是德國媒體考慮的事情，美國媒體甚至不報道。
可以預計在未來二十年裏美軍在海外戰爭的機率會很低，就如越戰失敗以後類似，需要重新發展武器，獲得類似第一次海灣戰爭的絕對武器優勢的地位才行。
而美國已經沒有了製造業，製造軍艦和重武器的大型工具必須從中國進口，淫威世界上已經沒有第二家製造。
美國的失敗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非常具有典範意義的教訓，沒有計劃性，和失去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