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美國白宮和國會
中國同胞裏對美國常見的兩大誤解是：首先美國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的橫財才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第二個誤解是美國謀取世界霸權是她一貫的國策。每當我說起美國在上世紀的元年（1900年）就是世界上最為富有的國家的時候，常引來朋友們質疑的目光。
這篇出自北大曆史係教授王立清的新書的學術長文，為我們更係統地闡述了美國成為自由世界領袖的曲折曆程。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也應該是中國相關領域最好的。美國人即使在1890年成為世界首富後也不願意出頭做世界的領袖，王立清教授稱美國為“躊躇的霸權”。王教授甚至認為，美國在成為世界首富後的半個多世紀裏數次推卸成為世界領袖的行為，使世界沒能有效地阻止日本人蹂躪中國和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結論讓中國的反美憤青們聽著可能會不舒服的。
雖然與曾經做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威爾遜總統認為的美國需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的觀點相仿，但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施政的早期仍然是維持明顯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歐洲動蕩時羅斯福總統僅是聲援但是長期不願卷入戰爭，隻是日本對美國珍珠港的偷襲才把美國全麵拖下了水，美國長期對日本的姑息政策結果使火也燒到了自己的身上。這裏必須提及的是密蘇裏出生的杜魯門總統，他是一位奠定美國當今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非常重要的總統，其實裏根是在杜魯門設計的框架下結束了冷戰的。在美國贏得二戰後，杜魯門徹底把美國從立國者信奉的孤立主義變成了現在插手全球事務並且在世界範圍內駐軍的當然領袖。
美國成為世界領袖的責任也使美國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美國遭遇911襲擊後誘發的反恐戰爭，迎來的是法國人一貫的陽奉陰違，當時令美國人非常不爽。我們曾經聊天時談及過，如果美國重返基本上不會發生的孤立主義國策，少參與主義也是現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Rand Paul的部分外交政策。憑借天然海洋屏障帶來的與歐亞大陸相對遙遠的距離，美國管好自己的口岸和控製住恐怖組織可能獲得遠程導彈的能力。那麽美國防止來自中東的恐怖襲擊，總比你法國人或其他歐洲國家人防範幾乎是自家後院的恐怖襲擊來得容易吧。另一方麵，美國由於立國先父們設計的政教嚴格分離的政體以及美國對宗教自由的普遍尊重，使得美國本土的穆斯林遠較他們在歐洲的同胞更容易溶入美國的主流社會，這就是為什麽土生土長的穆斯林在巴黎的恐怖襲擊不易在美國發生的部分原因。
下麵來自《美國史研討》的微信公眾號：
按：本期重點推送北京大學曆史學係王立新教授的新作《躊躇的霸權：美國獲得世界領導地位的曲折曆程》，本文已經發表於《美國研究》2015年第1期，同時，王立新教授的新書《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已經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期將此文推送閣下，由於文章較長，以二戰為界，將文章分為上、下兩部分推送。為便於閱讀，將文章注釋刪去，部分注釋放進正文。
本部分為上部。
[內容提要] 從19世紀90年代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二戰結束時美國決心接替英國領導世界，美國走過了漫長的半個世紀。在此期間，美國曾不顧其他大國的推舉，兩次拒絕接過領導世界的“權杖”。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實際上是一個躊躇、甚至不情願的霸權。這種“躊躇”與多種因素有關，包括美國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分權製衡的外交決策體製、以自由為核心的國家傳統和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其中孤立主義者對充當世界領袖可能付出的代價的擔心和警告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不願意領導世界的最重要原因。二戰後美國為維護世界領導地位所付出的巨大代價證明他們的警告並非杞人憂天，並值得那些豔羨和追求地區與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傾聽。
在2010年的國情谘文中，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聲稱美國不能放棄世界領導地位。然而，在80年前，美國對這一領導地位並不豔羨，盡管它完全有謀取這一地位的實力。美國甚至不顧英國的“禪讓”和其他大國的推舉，在一戰後和30年代經濟危機中兩次拒絕接過領導世界的“權杖”，直到二戰後期美國朝野才決心擔負起領導世界的重任，成為“世界領袖”。從19世紀90年代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二戰結束時美國決心接替英國領導世界，美國走過了漫長的半個世紀，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經曆了猶豫與彷徨，對扮演世界領袖角色充滿疑慮。這一史實雖然與二戰後美國人領導世界舍我其誰的態度大相徑庭，也與我們通常的印象相反，但確實是曆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本文在追溯這一曆程基礎上，闡述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拒絕領導世界的原因，並兼論美國經驗帶來的啟示。
19世紀末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崛起
當1776年7月4日英屬十三個殖民地聯合一致宣布脫離大英帝國而獨立的時候，美國不過是由十三個獨立小邦組成的鬆散聯合體。1789年聯邦政府成立時，美國還是一個處於世界邊緣、對國際局勢沒有什麽影響的弱小農業國。其人口隻有400萬，領土麵積90萬平方英裏；而且剛剛開始“共和試驗”，這一試驗能否成功，美國的建國者們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到1890年，美國人口增至6300萬，領土麵積360萬平方英裏；美國已經完成工業化，其GDP總量遠遠超出英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1905年，美國人均收入也超出英國，並把德國和法國遠遠甩在後麵。而到1918年，也就是一戰結束之年，美國的GDP總量比英、徳、法三國的總和還要多。
美國巨大的經濟實力對整個世界構成衝擊。英國著名記者威廉·斯泰德（William T. Stead）在20世紀初敏銳地感受到美國的影響力。他在1902年出版的《世界的美國化》一書中認為美國“正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並這樣描述美國工業產品和文化對英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一個普通的英國人早晨從新英格蘭被單中睜開眼睛起床，用“威廉斯”牌香皂和楊基牌安全剃刀刮去臉上的胡須，在他產自北卡羅萊納的短襪上套上波士頓的靴子，紮緊康涅狄格的背帶，從口袋裏拿出華生或沃特伯裏（牌手表，然後坐下來吃早餐。……他吃著由美國大草原麵粉做成的麵包……來自巴爾的摩的罐裝牡蠣和一小塊肯薩斯城的熏肉，而此時他的妻子則擺弄著一小片芝加哥的牛舌，孩子們則吃著“貴格會”的燕麥。他一邊吃早餐，一邊讀著晨報，這份報紙由美國機器、在美國的紙張上、用美國的墨水印製，並很可能由一位來自紐約市的聰明記者來編輯。……在他的辦公室，當然一切也都是美國的。他坐在內布拉斯加轉椅上，在密西根圓角桌子前用錫拉丘茲打字機寫信，用紐約自來水筆簽上名字，然後用來自新英格蘭的吸墨紙吸幹後，將這些信件放入產自大急流域（Grand Rapids）的文件櫃裏。……當夜幕降臨時，他聽著最新的美國音樂喜劇放鬆自己，喝一杯雞尾酒或某種品牌的加州紅酒，吃兩片“美國製造”的“小肝泥片”，然後進入夢鄉。
斯泰德還對美國經濟和文化的巨大影響進行了展望，預言“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是“20世紀的潮流”，並宣稱美國的實力和繁榮程度已經足以使它“有權要求獲得英語國家的領導地位”。在那個時代，“英語國家的領導地位”其實就是世界的領導地位。
經濟實力的增加給美國人以極大的自信，一些人士相信美國的“共和試驗”已經成功，並開始思考美國的新角色。卸任不久的前國務卿理查德·奧尼爾（Richard Olney）於1898年3月2日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主張美國應該拋棄華盛頓關於不卷入歐洲事務的孤立主義原則，扮演與大國地位相稱的國際角色。他認為華盛頓提出孤立政策是因為美國當時“年輕而弱小”，需要利用自己“遙遠而隔離的地理位置”避免卷入歐洲的衝突之中，以便為自己“贏得時間”，來“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製度，毫無幹擾地積累足以讓美國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實力”。而現在， “美國已經贏得了時間……它不再虛弱無力,也不再缺少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因此，華盛頓告別演說的準則“不再適用於目前的形勢”，美國不能繼續奉行孤立的原則，滿足於充當“榜樣”，“不光彩地”“逃避大國應該承擔的和崇高地位賦予（美國）的責任”。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伍德羅·威爾遜也認為，美國的實力已經使其有能力參與國際事務，“一組在125年前擺脫英國統治的小邦，現在已經成長為一個大國”，特別是美西戰爭“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給美國帶來“迅速的變化”。因此，美國不能繼續與世界事務“保持距離”，“繼續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則”。美國應該“富有遠見”，看到美國的“繁榮和影響正在不斷擴大”，“調整自己以適應新形勢”，“讓新世紀講述一個不同的故事”。在威爾遜看來，美國的共和試驗已經“成功”，“民主不再是一個試驗”，而是“切實可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模式。他在擔任總統後更是明確提出，“孤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不管我們如何選擇，我們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威爾遜心中美國應該扮演的“更大角色”是領導世界。
躊躇的霸權：美國對世界領導地位的追求與拒絕
一戰不僅削弱了曾經主導世界事務長達數個世紀的歐洲列強的實力，也沉重地打擊了歐洲的自信心。一戰本質上是歐洲內部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自然使人們懷疑，相互之間進行了人類曆史上最可怕、也最具毀滅性戰爭的國家有何資格自稱“文明”和“先進”？1918年夏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一書的出版似乎成了這種自信心下降的注腳。而美國在戰爭中展現的巨大實力，特別是橫跨大西洋投放軍隊的能力和戰時工業生產能力震駭了歐洲。戰爭結束時，西歐大陸廢墟成片，特別是法國和比利時遭到巨大破壞，整個歐洲等待美國的救助。一戰也導致歐洲主導的舊的國際秩序傾覆，而威爾遜提出的以“十四點”為核心的新國際秩序計劃不僅得到交戰國領導人的認可，更是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備受戰爭蹂躪的歐洲民眾渴望威爾遜能夠利用美國的力量帶來持久的和平，讓歐洲擺脫幾百年來不斷陷入戰爭的宿命。歐洲各國的廣場、街道、車站和公園都出現了威爾遜的名字，牆上的海報則寫著“我們希望威爾遜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們甚至跪在威爾遜畫像前。“在人們眼中，威爾遜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政治家，他成了彌賽亞”。英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成員、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對美國的聲望和威爾遜的影響力做出這樣的觀察：
當威爾遜總統離開華盛頓的時候，他在全世界享有曆史上無與倫比的威望和道德影響力。他大膽而深思熟慮的言辭傳到歐洲各國人民的耳中，甚至蓋過了其本國政治家的聲音。敵國的人民相信他會履行與其簽訂的契約，盟友國家的人民不僅把他視為一個勝利者，還幾乎把他視為預言家。除了這種道德影響之外，權力的現實也掌握在他手中。美國陸軍無論人數、訓練還是裝備都處於曆史的頂點。歐洲完全依賴美國的食品供應，金融領域美國更是處於絕對支配地位，歐洲欠美國的債務不僅已經超出了其支付能力，而且隻有給其進一步的大規模援助才能把歐洲從饑餓和破產中拯救出來。曆史上從未有一個哲學家擁有如此多的約束這個世界上的君主的武器。……我們是多麽好奇、渴望和夢想看一眼這個天命所歸之人的模樣和風度，他從西方走來，將給作為其文明發源地的古老的父母之邦遭受到創傷帶來撫慰，為我們奠定未來的基礎。
毫無疑問，一戰結束時的美國在歐洲乃至在整個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用當時一位中國人的話說，“無論政治、經濟、實業、社會、宗教等方麵，美國於今已為歐亞各國之良好模範”，“美國遂成為天下之救世國”。
而為了防止德國可能的東山再起，英法領導人也希望美國放棄孤立主義政策，加入歐洲的安全結構中去，成為遏製德國陣營中的一員。他們擔心的不是美國的力量進入歐洲，而是美國對歐洲的拋棄，也就是重新回到孤立主義路線。法國總理克裏孟梭在接受美聯社記者采訪時呼籲美國人民“放棄遠離（歐洲事務）的傳統做法”，與法國結盟，來共同保衛民主國家的安全。美國擁有的巨大實力和威望以及歐洲的讓權使威爾遜決心為美國謀求世界領導地位。
在威爾遜看來，美國應該承擔起領導世界維護戰後持久和平的責任。他告訴美國人，美國是唯一有資格擔當領袖角色的國家，“因為它從世界每一個文明民族中吸收血液，並且因同情和理解而能夠明白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權利、渴望和命運”，因此“是唯一能在組織和平方麵對世界進行富有同情的領導的國家”。而且，整個世界也盼望美國的領導，美國如果“不給予這種領導”，“就將是世界上最不負責任的民族”。“世界將會經曆一次情感的倒退，並做出極度心灰意冷的反應，從而導致普遍的犬儒主義”，因為“人類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指望”。也就是說，美國不僅具有領導世界的能力和資格，同時也具有世界領袖的威望，所缺的不過是決心。威爾遜聲稱，“上帝正在幫助我們”，世界人民在“追隨我們”，“我們應該去領導”。如果美國不去領導，“那麽美國的全部榮耀都會失去，美國的力量也會消散”。直到去世前三個月，威爾遜仍然勸說美國人“拋棄自私的利益，重新製定具有最高遠理想和目標的國際政策，並以此來行動”，並稱“這樣，也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回到美國真正的傳統”。
在威爾遜心中，國聯是美國領導世界的工具，通過這一工具，美國可以提供一種全球性的領導但又不會再次卷入歐洲的戰爭中去。不僅如此，通過國聯美國還可以獲得物質上的利益和實際的好處。他在1919年9月聖路易斯的演講中說：“如果我們加入國聯，我可以預言，我們將是國聯的高級成員。金融領導地位將是我們的，工業優勢將是我們的，我們還可以獲得商業上的好處。世界其他國家將指望我們的領導和指引。”一戰結束後，是否支持美國加入國聯在當時成為是否願意接受領導責任的試金石。
但是，威爾遜讓美國加入國聯、領導世界的抱負遭到孤立主義者的堅決反對。孤立主義者的代表是聯邦國會內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參議員，這些人構成國聯辯論中的“不妥協分子”，其領袖人物是來自愛達荷州的參議員威廉·博拉。他們相信歐洲是一個滋生腐敗、陰謀和專製主義的地方，一直對歐洲抱有深深的警惕，決心恪守華盛頓關於美國不要卷入歐洲政治的準則，擔心國聯那樣的國際組織會成為歐洲和美國東部親英的金融資本家的工具。博拉強烈反對美國加入國聯那樣的國際組織，認為組建國聯是將美國置於“歐洲政治風暴中心”的陰謀。加入國聯就是“把自己卷入歐洲所有利害關係之中”，“成為歐洲動亂和衝突中的一員”。在博拉看來，美國恰當的國際角色是充當“自由的燈塔”，而不是介入外國的紛爭。他堅持認為喬治·華盛頓的對外政策仍然是美國“國家計劃、目標和使命中至關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放棄它就是對美國人民的背叛”。 “不妥協分子”也反對威爾遜促進民主的目標，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詹姆斯·裏德（James A. Reed）稱“讓世界民主化是從人嘴裏說出來的最沒有意義的事情”。實際上，博拉等“不妥協分子”為美國規定的角色是繼續遠離國際政治舞台，僅僅充當世界的道德榜樣，而不是“世界領袖”。國聯大辯論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亨利·卡伯特·洛奇雖然並不反對美國參與國際（歐洲）政治，但堅決反對美國承擔起國聯盟約第十條規定的“保證國聯會員國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義務，稱“美國人民還沒有準備來履行這一任務”，實際上也反對威爾遜追求的通過國聯領導世界的目標。國聯大辯論的結果是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拒絕加入國聯，實際上也就是拒絕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
(國聯盟約的遭遇）
在20年代，美國擁有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實力，“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感受到美元的力量，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在重要關頭可以把美國排除在考慮之外”，它實際上“贏得了英國在滑鐵盧戰役至1914年間以及法國在此前一個世紀時間裏所擁有的那種相對地位”。但是，在整個20年代，共和黨政府奉行有限的國際主義政策，拒絕充當領導世界的角色。沃倫·哈定總統在1921年3月的就職演說中指出，美國“在物質和精神方麵都取得了彪炳史冊的進步，這本身便表明，我們曆來奉行不介入舊世界事務的政策確屬明智之舉”；美國“渴望在對文明進行道義領導方麵獲得崇高的地位”，但是美國不會承擔確保其他國家安全的集體安全義務，美國不會“加入任何永久性的軍事聯盟”，“不能做出任何政治承諾”，美國“對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充滿信心”，但“並不謀求左右舊世界的命運”。在哈定看來，美國恰當的國際角色是充當國際社會的道義領袖而不是政治領袖，作為“代議製民主的殿堂”，“為全人類的自由和文明樹立了一個令人鼓舞的榜樣”。哈定稱，他也“認識到隨著進步帶來的各國之間的聯係更加密切，世界出現了新秩序”，但是新秩序不是集體安全，不是類似國聯那樣的“世界超級政府”( world supergovernment)，而是裁軍、國際仲裁、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國際法院。哈定後來更是公開宣布其政府“明確地、決定性地拋棄一切加入國聯的想法，……無論是從邊門、後門還是地下室的門”。哈定的就職演說實際上確立了整個20年代美國共和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調。接替哈定的柯立芝總統在1925年3月4日的就職演說中稱，盡管美國會參與一係列維護和平的措施，但美國將繼續“保持政治上的超然和獨立”，“不會與舊世界的任何利益有牽連”
1929年10月華爾街的股票暴跌引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伴隨經濟危機而來的是極權主義的興起和戰爭。麵對這一形勢，美國更是極力回避領導世界走出危機和遏製極權主義擴張的責任，美國對外政策從20年代有限的國際主義滑向全麵的孤立主義。
經濟危機爆發後，作為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和世界金融中心，美國是唯一能在危機中承擔領導責任的國家，實際上世界各國也對美國領導世界經濟走出危機寄予厚望。胡佛政府在經濟領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允許歐洲國家暫緩向美國償付戰債一年，呼籲召開國際會議、通過國際合作來應對危機，但是其經濟政策的主要指向是把美國從世界經濟中脫離出來，“以便讓已經在美國啟動的有助於經濟複興的力量擺脫來自國外的阻礙性影響”。胡佛政府拒絕了歐洲提出的由美國政府向歐洲國家提供貸款的建議，也拒絕了有關放棄保護性關稅的要求。麵對日本以武力占領中國東北、破壞《九國公約》和巴黎《非戰公約》的行為，胡佛政府的反應與在經濟領域的反應一樣：拒絕在維護遠東國際秩序中承擔領導責任。盡管國務卿史汀生從國際秩序完整性的視角來看待日本的行為，認為日本的行為破壞了國際秩序，並主張對日本實施經濟製裁以捍衛條約的神聖性，但胡佛總統反對采取製裁措施，認為遠東危機“主要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衝突”，應主要由國聯而不是美國來應對這一危機，美國的政策是與國聯合作。胡佛稱“這是美國政策的限度”。
1933年上台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曾是威爾遜的追隨者，在擔任總統前被普遍認為是一位自由國際主義者。與威爾遜一樣，羅斯福相信集體安全和自由貿易原則，認為美國應該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一戰後曾積極活動，推動國會批準《凡爾賽和約》，加入國聯。但是，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羅斯福深知，在美國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和孤立主義深入人心的情況下，國會和民眾強烈反對美國卷入國際事務。他上台後不敢推行國際主義路線，在經濟和外交領域延續胡佛的政策，拒絕通過多邊合作的方式緩解危機。1933年6月12日，由國聯發起的世界經濟會議在倫敦舉行，這是國際社會試圖通過多邊合作拯救世界經濟的重要嚐試，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美、英、法等國能否合作，恢複金本位，穩定各國貨幣和國際匯率以及降低關稅，以阻止國際貿易的進一步混亂。當美、英、法代表將要達成穩定匯率計劃時，羅斯福向會議致信，宣稱“對一個國家的繁榮而言，健全的國內經濟體製是比其貨幣與其他國家貨幣兌換比值更為重要的因素”，“暫時的匯率穩定”不是緩解經濟危機的“正確答案”。這封被稱為“晴天霹靂般的信件”實際上導致了會議的失敗。1934年2月，美國財政部宣布美元貶值，由每盎司黃金兌換20.67美元降到每盎司35美元，以保護本國工業和刺激出口。同時，美國政府還拒絕削減關稅。這表明羅斯福政府並不想領導世界共同應對經濟危機，而隻想通過對經濟和貿易的管製單獨走出蕭條。
經濟史學家同意，華爾街股票的暴跌可能是無法避免的，但大蕭條的深度和危害的程度並非是不可控製的，華爾街的股票暴跌導致曆史上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蕭條在相當程度上與國際社會錯誤的應對有關。美國最根本的失誤是拒絕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承擔領導世界共同走出經濟蕭條的責任。很顯然，在世界經濟越來越一體化的形勢下，國際社會要想走出30年代的大危機，必需有強有力的領導國家來提供公共品，穩定世界經濟。換言之，要想世界經濟穩定，必須有起穩定作用的國家，就像一戰前英國曾經做的那樣。但是一戰後，世界經濟的繁榮主要依賴美國的資本和市場，衰落的英國已經無力發揮世界性的領導作用，願意把製定世界經濟計劃和領導世界走出經濟危機的角色留給美國去扮演。但是，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卻拒絕扮演這一角色。著名經濟史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對此評論說：
這次蕭條波及麵這麽寬、程度這麽深、持續時間這麽長，是由於英國沒有能力、美國又不願意在三個方麵承擔責任以穩定國際經濟體係，致使該體係處於不穩定的狀況。這三個方麵是：一，為跌價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較開放的市場；二，提供反經濟周期的長期貸款；三，在危機時期實行貼現。……除非某些國家，像英國在十九世紀和截至1913年時所做的那樣，采取行動去穩定世界經濟體係，否則這個體係就不可能穩定。在1929年英國沒有能力這樣做，而美國則不願這樣做。當每個國家都轉而保護它自己的國家私利的時候，全世界的公共利益就遭受到被拋棄、被損害的命運。而這時，所有國家的私利也就隨之受到損害。
如果把世界經濟比喻成一輛車的話，30年代世界經濟體係的不穩定不是因為英美爭奪駕駛權，“不穩定性看來是因為一個司機越來越虛弱，而另一個司機對開這輛車又缺乏足夠的興趣。”
在政治和安全領域，麵對極權主義的興起和日、德、意等國對國際體係的挑戰，羅斯福政府在第一個任期內與胡佛政府一樣繼續采取鴕鳥政策，拒絕捍衛戰後國際和平機製和幹預德、意、日的擴張行為。在中日衝突問題上，羅斯福表示讚同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延續了胡佛政府的政策和立場，盡量不觸怒日本，避免外交上的麻煩影響其國內改革計劃。當1933年5月日本開始蠶食華北、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請求美國調停中日衝突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提出這一角色應該由國聯或英法而不是美國來扮演。在歐洲，麵對逐漸惡化的局勢和戰爭危險，國會於1935―1937年通過一係列的《中立法》，規定美國對一切交戰國實施武器和軍需品的強製性禁運，禁止美國船隻向交戰國運送任何物資，禁止美國人搭乘交戰國船隻旅行，禁止向交戰國貸款。《中立法》的目的是通過限製美國的國際商業與金融活動來減少美國卷入歐洲戰爭的危險。
從1937年10月發表“防疫演說”開始，羅斯福開始嚐試改變對國際事務的不幹預政策，試圖通過對公眾的教育帶領美國逐漸擺脫孤立主義，走上通過國際合作製止侵略和維護和平的道路，但收效不大。羅斯福對其演講撰稿人塞繆爾·羅森曼（Samuel Rosenman）說，“當你正在試圖帶領人們往前走的時候，你回頭一看卻沒有人跟著你，這真可怕。”針對1939年的捷克危機，羅斯福雖然呼籲召開國際會議進行討論，但他並不想參與捷克危機的解決。同大多數歐洲人領導人一樣，羅斯福對慕尼黑會議對捷克問題的解決有一種解脫感。
大體言之，在德國入侵波蘭、歐洲大戰爆發之前，除了在拉美實施的“睦鄰政策”外，羅斯福在歐洲和東亞幾乎沒有任何新的外交倡議。盡管羅斯福堅信國際主義理念，但其公開場合的言行更像是一個孤立主義者。亨利·盧斯評論說，在執政的前七年，羅斯福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孤立主義者”，“比赫伯特·胡佛和卡爾文·柯立芝更是一個孤立主義者”，其政策導致“美國未能在國際合作方麵實施有效的世界領導”。盧斯的批評雖然有些尖刻，但基本上是符合史實的。
一戰後美國籌劃建立的國際秩序隻維持了20年，這與維也納秩序維持一個世紀相比顯然是一個巨大的失敗。維也納會議後國際秩序的穩定不僅因為歐洲均勢的建立，還由於英國作為霸權國家對國際秩序的維護。愛德華·卡爾這樣描述英國在19世紀發揮的穩定國際秩序的作用：
19世紀，英國海軍的艦隊不僅保證不發生大規模戰爭，而且也管轄著公海，為所有國家提供平等的安全。倫敦貨幣市場為幾乎整個世界確立了一種單一貨幣標準；英國的商業使世界各國普遍接受了自由貿易原則（盡管是不完善的弱勢形式）；英語也成為四大洲的通用語言。這類情景既是英國霸權的產物，也是英國霸權的保障。它創造了一種世界社會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幻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創造了這樣一種事實。於是，國際秩序運行的假定就被一個強大的國家創造出來。
但是一戰後，衰落的英國已經無力承擔領導世界、維護秩序的任務：英國艦隊已經失去了海上霸權，無力阻止日本對美國的進攻；英國的經濟和金融實力已經不允許其扮演信貸提供者和全球市場的角色，英國自己也轉向貿易保護主義；英國製定國際議程、提供國際製度、組織國際社會解決國際問題的意願和能力也大大降低；在文化領域，美國的大眾文化而不是英國的紳士文化開始在全球傳播並提供了全球文化消費的標準。簡言之，隻有美國可以充當世界秩序維護者和全球經濟領導者的角色。而在1918年，“在幾乎一致讚同的情況下，世界領導權被交付於美國。”威爾遜總統也很願意從英國手中接過世界領袖的權柄，但是美國人民和後來的幾屆美國政府卻把這一權柄視為燙手的山芋而加以拒絕。如亨利·盧斯所言，“在1919年我們擁有一個黃金的機會，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機會去承擔世界領導責任――這是一個放在天下聞名的銀盤子裏遞給我們的黃金的機會，但是我們並不理解這一機會，威爾遜錯誤地處理了它，我們拒絕了它。” 特別是在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盛行，經濟混亂和國際秩序動蕩不安的30年代，世界急需一個發揮團結、協調和領導作用的中心，但美國卻擁抱孤立主義，不願成為這一中心，導致國際領導角色的缺失。其結果就是經濟危機的加深、國際秩序的混亂和世界大戰的爆發。
未完待續…………
請以精簡為準，大概四分之一的長度就夠了。
你這個沒有人格的小癟三可以住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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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毛夠,難道你上的紅軍大學,是教你們忘卻洋派邪教共慘黑幫自已講過的話?
ＧＯＯＧＬＥ 數據有誤．
狸貓的爸 發表評論於 2015-06-12 05:35:42
作者那來的狗屁數據. 1960年美國人均GDP才300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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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代你拄子家還餓死六千萬咱不偉大的啦,全中原除了毛豬屎胖嘟嘟的還像個人樣,其它的就算拿到鍋子上煎,也炸不出二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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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子人家沒叫你看,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采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符合北大教授的特點，抄抄寫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