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相差45年去世的孫曆生和於光遠
1 “悲愴”的涵義
我收到了金鍾編輯題為《於光遠去世》的電郵：
友琴：98歲的經濟學家過完了他光榮的一生，至少還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我不能忘記的是您寫的孫歷生，那樣悲愴的故事。他讀過嗎？有沒有去亡妻墓前敬獻過一朵花？啊，這個世界！金鐘 9-27香港
金鍾先生信中所說的“孫曆生“，是我的《文革受難者》書（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孫曆生的生平簡述如下。
她生於1934年，1949年時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學生，畢業留校當了該校的政治教員。1957年她在黨校學習時被劃成“右派分子”。她被送去勞改農場勞動，那是對“右派分子”的懲罰。她很年輕時和一名高級幹部結婚，成為“右派分子”後丈夫和她離婚，他們的三個孩子在她母親家裏養大。她在勞動三年後在1961年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女三中，先做體力勞動，後到資料室工作。她和一名也是“右派分子”的中學教員聶寶珣結婚，又生了一個女兒。1966年文革開始，她再次遭到“鬥爭”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兩個校園“勞改隊”，她和校中另外三個“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勞改隊”中。紅衛兵用細鐵絲在她脖子上掛了四塊磚頭，強迫她和一些老師在玻璃碴上爬行。1966年8月20日上午，該校校長沙坪在全校“鬥爭會”上打死，當時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她的母親因有自己的住房，被紅衛兵抄家剃頭並毆打。她也被紅衛兵抓到她母親家中一起挨打。1966年夏天該校校長被打死，兩名教員被抄家毆打後“自殺”身亡。孫曆生活了下來。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她被關在學校“審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鬥爭”，該校“革命委員會”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沒改造好的右派”，將在第二天下午開全校大會給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有人報告孫曆生吊死在一個廢棄的廁所中。學校“革命委員會”宣布她“自殺”。因為不見她的遺書，而且文革後銀行發現她留下一張數額不小的存單始終無人認領，她的母親和女兒一直懷疑她是被打死後吊起來的。她死的時候34歲，四個未成年的女兒中最小的七歲。
這就是金鍾先生信中說的孫曆生的“悲愴的故事”。我想，一方麵，大概很難找到更合適的形容詞來形容孫曆生的人生了。但是另一方麵，讀者大概也會同意，也隻有了解她的具體的遭遇，才能真懂得所謂“悲愴”到底是怎樣的狀況。而且，其中不僅有她生前的遭遇，還有她死後遭到的論說以及不被論說。
2 “否認”受難者
於光遠就是孫曆生的離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報紙介紹他是“原中顧委委員，原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
其實我的書稿本沒有寫出於光遠的名字。這樣做的道理是，孫曆生的悲慘遭遇中，雖然也有傳統戲劇表現過的“秦香蓮”和“陳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勢或有錢的男人拋棄的成分在內，但是從主要的方麵說，她的命運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這兩場大“運動”也就是兩場大迫害造成的。我盡可能地了解孫曆生和她的同事遭到了什麽樣的折磨。這些調查的結果，寫在書中和《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勞改”，受酷刑，慘死於校園中，那不隻是孫曆生一個人的命運，而是上百萬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指定的打擊對象成為“受難者”的共同命運。她經曆的是前所未有的名為“革命”的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傳統的男女兩性的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是其次。
金鍾先生編輯《文革受難者》書稿的時候，在“孫曆生”中的一處加入了“於光遠”的名字。這也有道理。寫一個曆史上的人物，需要介紹姓名年齡出生地職業等等以顯示真實性，其家庭和社會關係也是一個方麵。何況於光遠確實屬於所謂“公眾人物”，可以寫到。
後來，2009年，在北京的一個國際文學會議上，我的發言是對比小說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為例。發言後一名美國教授提問：你怎麽能證明你說的受難者是真的？其時，孫曆生和其他幾名中學教師受難者的照片等資料剛在大屏幕上顯示過。會後有人跟我說：你應該請這位教授馬上給於光遠或王蒙打電話，他們兩人總不能說孫曆生是你編造出來的人吧。
看來，為了顯示孫曆生的真實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經的知名丈夫。不過，提出那種問題的背景是，一些西方和國內的教授要正麵評價文革，提出毛澤東時代是“道德的時代”。顯而易見，孫曆生等受難者的“悲愴”故事會使得他們的“理論”無法成立。之前，已經有過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認受難者存在。後來還有為了捍衛自己擁護文革的理論的人也來參與這種“否認”。二十世紀發生的迫害和屠殺，希特勒的大屠殺，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過“否認者”（deniers）。這些年，隨著中國大饑荒和文革的千萬受難者被揭露，就出現了對中國人受難慘狀的“否認者”。
3 王蒙用莊子化解迫害
《文革受難者》書中關於孫曆生有11頁的描述，是經過數年調查才寫成的。北京大學鄭培蒂老師是孫曆生在女三中教過的學生，在采訪中告訴我孫曆生曾是於光遠的妻子，王蒙的鄰居，也是王蒙小說《蝴蝶》中人物“海雲”的原型。她記著孫曆生教學生唱歌的美好形象。原型研究是文學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來，學者和文學愛好者下功夫研究難以考察的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生平，想從他們的生平中找到他們的作品的原型，對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釋。《蝴蝶》是文革後文學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調查了解了孫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關研究。孫曆生和王蒙小時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絨線胡同自家的房子裏，小學一年級就在一個班讀書，都在十四五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1957年都當了“右派分子”。《蝴蝶》是小說，裁剪原型的事實是應有的手段，不過，從取舍和改動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孫曆生被離婚時已經有三個孩子，是“組織”要求離婚的。《蝴蝶》中“海雲”隻有一個孩子，成“右派”後主動要求和高級幹部丈夫離婚。“組織”逼迫離婚是廣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個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離婚太難被讀者相信，改成一個孩子是很聰明的做法。孫曆生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折磨，小說則沒有寫。看來是為了配合另一篇同時發表的《布禮》（“布爾什維克的敬禮”的縮寫）中主人公對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錯了孩子孩子不應該記恨”。因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殘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聰明，他對原型人物的實事的改動確實有助於他要對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釋。此外，他還用了莊子哲學，《蝴蝶》篇名就來自莊子最有名的“夢蝶”的故事。莊子對人生的看法超然瀟灑。在莊子看來，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質財富是身外之物。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說法。但是，不會有人愚蠢到想用莊子哲學為殺人犯和盜竊犯辯護說，既然“生死齊一”，物質財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對他們判罪和懲罰。文革後一段時間時髦說老子莊子哲學，如《蝴蝶》所作，當時有人私下說這是故弄玄虛滑過審查以求發表，而王蒙正善於此道。但是，今天孫曆生已經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寫了好幾本非虛構作品，他的自傳寫了他生平種種大小事情，甚至也簡單提到了孫曆生，但是，他從未詳述孫曆生的悲慘遭遇。
於光遠去世兩周後，是王蒙的八十歲生日。在一篇介紹其生日慶祝的文章中（胡新民：王蒙在文革中是怎樣挨整的？《共識網》），講述為什麽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們夫婦的話，是因為他們“一貫謙虛謹慎”，“聽毛主席教導”，“向農民學習”。該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從三十年前寫《蝴蝶》到現在，王蒙的認識又進了一層？ 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訣竅的同時，也在暗示受難者們都是因不“謙虛謹慎”而遭難的嗎？
4 於光遠的回避
十年以前，我已經了解到孫曆生在文革慘死，卻沒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檔案中顯然會有記載，但是要認識人才可能查到。所以這隻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試了各種辦法沒有結果，最後，隻有給於光遠寫了信。他沒有回信。我在做受難者調查的時候，也曾給另外幾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寫過信。 因為他們的名聲和地位，收信地址不會錯，他們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們都沒有回信，和我寫過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對比。但是，於光遠的女兒收到了我手寫的信的傳真件。傳真件上沒有任何附加的說明。她不知道是她父親還是父親的秘書或者別的人把我的信傳真給她的。她和我聯絡，我才知道了孫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後，1978年，孫曆生的女兒們為母親舉行了追悼會。她們發出了一百張請帖，到會的有幾百人，多是中學老師。其中有當時已經80歲的孫曆生小時候的老師，也有和她一樣在文革中慘遭毆打折磨的教師。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校長高雲遭毒打後失去知覺，被紅衛兵送去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發現他還有氣，沒有燒他。他的兩個同事薑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雲在追悼會後還來看望孫曆生的孩子，希望幫助他們。於光遠沒有出席孫曆生的追悼會。
於光遠的女兒說，多少年來，為孫曆生的死，隻有一個人表示過歉意，是陸定一。陸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個高級幹部“彭羅陸楊”四人中的一個。孫曆生被劃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說了批評他的話。陸定一為孫曆生之死向孫曆生的孩子道歉。這個道歉和陸定一說宣傳部多少年來做的“就是整了這個整那個”一樣，沒有得到過正式的發表。
於光遠自己在文革中遭到“鬥爭”，被抄家，被從原來的住房中逐出。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書《文革中的我》中有記敘。那本書裏沒有提到孫曆生。孫曆生的女兒還向我指出，書中有專章講述他的孩子，但是隻寫在孫曆生之後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沒有提起孫曆生的孩子，盡管書中寫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場。於光遠有五個女兒。其實對外人來說，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寫到的孩子哪一個出自孫曆生。他的這種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許也體現了他內心的一種緊張？說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簡單的忘記？
在追念於光遠的報道中，提到他晚年寫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書”，還留下了寫作用剩的兩千多個鉛筆頭。這鉛筆頭收藏是很生動的關於一個高壽筆勤多產的作者的情節。但是也會令人問：為什麽他從來沒有寫到孫曆生？崇高的社會地位，98歲的高齡，應該是一個可以談論人生所有經曆的年齡了，他為什麽還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麽？
反右派，文革，中國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規模之大，手段之多，史無前例。中國有長久的學校和教育傳統。前現代的精神導師孔子就是兩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師。文革中，連女子中學的校長教員都被學生紅衛兵打死。我調查過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其中有三名校長和兩名教員被女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孫曆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長梁光琪，女十中教員孫迪，女四中教員齊惠芹。這既不能從傳統也不能從現實中找到任何借口。王蒙寫小說可以在莊子哲學的雲裏霧裏侃上一氣，於光遠作為“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很難這樣扯。顯然，曾經是他最親近的人的孫曆生的遭遇，使他無法解釋也無法自洽，隻有回避。
在八十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鮮花”之一（這是一本當時得到平反後複出的作家的文集的書名），以後則地位和影響越來越大，行政職務做到文化部長。而於光遠，也如金鍾先生所說，“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孫曆生的故事前，他們隻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5 陳壽仁老師的光輝
我很遺憾，《文革受難者》出版數年之後，我才認識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員陳壽仁老師。她居然通過電子郵件找到了我，她的電腦技術在她的同齡人中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陳老師1954年在師範學院曆史係畢業，分配到北京女三中，和孫曆生在一個教研室。1957年，陳老師的丈夫，也是中學教員，被劃成“右派分子”，減薪去教職。他們夫婦忍辱負重帶著三個孩子生活。文革中陳老師也被“揪”出來，和孫曆生同在該校的“勞改二隊”中。1966年8月18日，北京第一個打死校長的學校的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的百萬人集會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說了“要武嘛。”第二天，在女三中，紅衛兵開始毆打折磨校長沙坪，直到深夜。8月20日上午，全校大會“鬥爭”“牛鬼蛇神”，沙坪在會上被打死。毒打沙坪的時候，孫曆生和陳壽仁等老師也都跪在沙坪旁邊挨了打。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陳老師也和孫曆生都被關在學校裏“隔離審查”。他們是“難友”。
和王蒙和於光遠不同，陳壽仁老師既不是名人也不是大官，但是她堅持真理守護良心。她不為名利也不為出版（因為不能），做了仔細的回憶和調查，寫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鬥爭”直至被殺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電郵給我。
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1966年，紅衛兵高潮的“紅八月”中，校長沙坪被打死。數學老師張梅岩和體育老師何瑾被抄家侮辱後“自殺”。我在這裏加上引號，因為即使他們確實是自己了斷了自己的生命，也絕不是平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在該校校內，還有一個不知姓名的男人，紅衛兵說是“老地主”，被活活打死。紅衛兵還毒打和逼迫學校對門一個住戶馬寶山的妻子在他們麵前吊死。她是七個孩子的媽媽，被說成是“破鞋”。
1968年，學校“革命委員會”領導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和“鬥批改”。一批老師被作為“特務”“現行反革命”遭到關押和“鬥爭”。所謂“特務”，根本就是沒有的事。所謂“現行反革命”，是一位體育老師在家中做完針線活後，順手將針別到貼在牆上的報紙上的毛澤東照片的空白邊上。
在孫曆生去世前，化學老師方婷芝也被關在學校，她被說成是國民黨“特務”。6月11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對她召開全校“鬥爭大會”。12日中午她端著一個茶缸走出校門穿過馬路時被13路公共汽車撞死。 “革命委員會”宣布她“畏罪自殺”。陳壽仁老師認為方婷芝並非自殺，是因為神經緊張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鋼鐵學院教授高詒善先生知道方婷芝的死訊後，於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殺了。家破人亡。
陳壽仁老師說，在孫曆生死前的晚上，在校中東配殿（該校原來是帝王廟）最北端的教室裏，召開了教職員工的質問會。陳老師也在會上。孫曆生跪在地上，被指控為“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結束時，“革命委員會”主任雙手叉腰，宣布要在第二天下午召開全校大會，給孫曆生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陳老師和一起被關的同事不見孫曆生來吃午飯。後來他們聽說她吊死在廁所裏。
盛荃生老師1957年時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黃藥眠的研究生和助手。他和黃教授都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盛荃生也被指控為“沒有改造好的右派”，說他“繼承了黃藥眠的衣缽”。不斷地對他進行批判鬥爭，威脅說要給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導致盛荃生精神錯亂，言行不正常。“革命委員會”主任罵他“他裝瘋賣傻”並繼續批鬥。盛荃生由精神分裂症發展成瘋子。從那以後直到 2005 年去世，他的多數日子是在安定醫院度過的。
陳老師還列出了該校有七名教職工的配偶在文革中被害死。
於曉岩的愛人齊XX，四十一中校長；
孫靜的愛人何XX，外國語學院老師；
邵貞悌的愛人，人民銀行幹部；
張翰的愛人馬特，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方婷芝的愛人高詒善，北京鋼鐵學院教授；
何世瑾的愛人，北京安定醫院醫師；
王秉純的愛人，某小學老師。
女三中一個中學（文革後改名159中學），就有一名校長加四名教員被害死，還有一名教員被迫害成瘋子，有七名家屬被害死，有至少兩名外校人員在校中被打死（該校紅衛兵在校外打死的北京居民還未知）。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對這個學校，對整個社會，進行了多麽殘酷的殺戮。
陳壽仁老師說，1960年代初她問過孫曆生：“你為什麽反黨成了右派啊？”孫曆生說，她看到了一些內部資料，和人議論了，被報告了，成了右派。陳老師又問：“你為什麽離婚啊？”孫曆生說：“他要離。我也願意離，免得影響他。”1966年8月20日上午“鬥爭”和打死了校長沙坪，孫曆生和她都是“勞改二隊”的，跪在沙坪的東邊。
回顧孫曆生的一生，一定會發現她經曆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黨背叛了她，她的第一個丈夫背叛了她，她的同學和朋友（那人文革中當了“革命委員會”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陳壽仁老師作為一個與她無親無故的普通曆史教師沒有背叛她。陳老師堅持寫出了真實的孫曆生之死，寫出了女三中的受難曆史。這是浸透了無辜者的血的曆史。陳老師也才是一個真正的曆史老師。
我和陳老師在網上認識幾年後才見到她。她已經年近九十，曾患癌症，但我見到她時，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二十歲，機智，靈活，精神煥發。看到她，讓我相信，心裏有“真”和“善”的人，外形也會“美”。
6孫曆生之死成為曆史“三棱鏡”
以上所寫，很多是孫曆生去世之後發生的事情，圍繞著怎麽認識怎麽看待怎麽敘述文革曆史發生的事情。我曾把這些稱為“曆史的曆史”。
在這裏，我們會看到，孫曆生像一個曆史的三棱鏡，分離出了一些對曆史和迫害的相當不同的態度和持有這些態度的人，就像三百年前牛頓用三棱鏡把人們認為的“白光”分離成了七色光。對孫曆生之死，有堅持回避的於光遠，有使用了從“莊子夢蝶”的高雅典故到“父母打錯了孩子孩子不應該記恨”的通俗比喻來淡化孫曆生死亡血跡的王蒙，有否認孫曆生其人存在的美國教授，有堅持想要弄清母親死亡真相的女兒，有道歉而得不到公布的副總理陸定一，有同命相憐的高雲校長，有深深記得她美好形象和氣質的鄭培蒂老師（她在文革中也遭到殘酷迫害，文革後在電視上教英語而給觀眾留下了美好印象），還有心胸寬廣仁慈堅持真理的陳壽仁老師。在這精神的“光譜”上，我們看得到有好有壞的不同的人和價值觀念。這是文革造成的社會心態的一部分，也應該是文革曆史更深的一部分。
在這個“光譜”的左端上，是最近受到審判的薄熙來。他的反曆史行動，實際上也和孫曆生相關。
7 薄熙來的反曆史行動
1966年，薄熙來是中學生。薄熙來兄妹在1966年8月當了紅衛兵，參加了紅衛兵暴力行動。這在當時不算特別的事情。實際上，我在調查中沒有發現有可以當紅衛兵而拒絕當的人，也沒有發現沒有受過暴力鬥爭的校長。但是薄熙來後來有了權勢的時候做的事情，希望不是老紅衛兵中平常普遍的事情。薄熙來邀請了一些北京的中小學教員到他的領地大連過夏天。其中有被他妹妹抄家砸爛了所有東西的老師，有文革後參加追查女三中紅衛兵暴力事件後遭到製止而隻好中斷的老師。“招待得非常好，”一位老師說，“離開時還送給每人一箱禮物，很好的禮物。”對老師的要求呢，就是不要再講文革的事情。
2000年，一名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中學校長的兒子和我談話。第一次談話很順。文革一開始，他因為是“革命幹部子弟”，當了紅衛兵，參加了抄家打人。但是他的母親是中學校長，很快就被鬥爭，被關押，被剃“陰陽頭”，在“紅八月”末被活活打死。他的好朋友的父親也是一名高級幹部，朋友和他一起當過紅衛兵，兩年後朋友的父親“自殺”了。實際上這也是文革時期幹部子弟中很典型和普遍的遭遇。他談到這些，也談到自己母親之死給他造成的內疚，因為他畢竟也參加過對別人施暴。我和他約好再談一次。但是第二次他不願再談。他說，他告訴了他的哥哥他和我的談話。他的哥哥要他不要再和我談。哥哥說應該學習薄家的子女的做法：他們不談，他們識大體。
薄熙來的母親在他父親被“打倒”後，在1967年1月“自殺”了。
這位哥哥表達的意思也很清楚。顯然，對文革迫害事實，有著很不相同的看法，而不同的看法來自不同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並且導致了對事實的不同說法和做法。母親的死不見得會使某些人否定文革的迫害原則，對他們來說，重要的隻是他們自己有權力控製他人的生死。
正因為如此，曆史寫作變成複雜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在多層次上觀察和記錄曆史。回顧曆史寫作中的這些“曆史的曆史”，請讓我在這裏再向陳壽仁老師致敬，也再向女三中的文革受難者們表示哀悼。
王友琴
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