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中國知識分子之眾生相

謝泳說“中國知識分子”
     1、常遇到一些朋友，問我最近有什麽好文章， 我總是這樣回答：好文章都在網上。
     2、一般說來，凡是批評的聲音，最後證明總是對的。
     3、中國新聞史的曆史告訴我們： 沒有被查封過的報紙不是好報紙！
     4、 過去學美國曆史，曾記住林肯說過的一句話："讓民眾了解事實，國家定會安然無恙。"這句話後來成了美國新聞史上的一句名言，因為在美國人的理念中，民眾有知情權。
     5、宣傳這個東西有時候是很厲害的， 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這可說是對宣傳的最好解釋。
     6、這一百年間，誰最愛這個國家？誰最關心這個國家？誰最能替老百姓說話？誰比較最能不計自己一時的利害得失而為國家的命運著想？我想了想，還是知識分子。
     7、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個時代政治寬容的主要標誌，在這方麵,大陸這五十年實在是乏善可陳。
     8、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作家不是自由寫作的群體，而是權力控製下的宣傳力量。
     9、對於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對於新時代的政治要求，沒有表現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們後來悲劇命運的開始。
     10、不信任知識分子，可以說是新時代的基本特點。中國在五十年代順利走上蘇聯道路，就是因為聽不進知識分子的意見。
     11、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政府應該聽聽不同的聲音。一個政府犯錯誤是難免的，而我們的曆史是，一個政府從來都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聖人之舉，這是很可怕的。
     12、現代政治是不記仇的，尤其不記異己的仇。政治是有成敗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敗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壞人，政治的成敗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對等的關係。
     13、新政權讓許多大學教授去參加了土地改革，這可以說是後來發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前奏。許多大學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後才與新政權妥協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時就開始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當時參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孫毓棠、李廣田、 蕭乾、胡世華、賀麟、鄭林莊、朱光潛、吳景超，都寫過文章來檢討自己的過去。
     14、對工農群眾的簡單認同，是1949年以後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個基本邏輯，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工農比知識分子強，其實這是非常荒唐的。
     15、思想改造運動是四九年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由於運動的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清理，為隨後到來的1952年的院係調整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從此以後，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到1952年基 本結束，它帶給知識分子心靈上的傷害是很重的。
     16、從個人命運來說，黃萬裏的人生是個悲劇。因為對一個科學家來說，他一生最有價值的思考沒有得到國家的認可。不過對悲劇英雄來說，他們存在的意義是超越他們職業本身意義的，像吳祖光、馬寅初和梁思成他們一樣，他們的專業成就早晚會被超越，但他們的精神可以成為永恒的財富。
     17、1949年以後，中國的曆史卻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設中，曆史證明梁思成是對的，但老北京還是消失了。三門峽水庫，黃萬裏是對的，但三門峽水庫還是建起來了。馬寅初提出要計劃生育，但中國的人口還是激增了。
     18、中國曆史的吊詭處在於：對者出局。這已成為基本的潛規則。因為專業聲望的建立過程中國家有決定作用，所以黃萬裏不可能成為兩院院士， 不可能居於他所在專業領域的重要地位。
     19、作為一個水利科學家，黃萬裏專業聲望的最後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敗來證明，這是多麽大的悲劇！但這樣的悲劇在黃萬裏一生中，還上演了不止一次。
     20、一九四九年的時代轉換，在中國曆史是空前的。因為以往的改朝換代，對整個社會的日常生活影響並不是突變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一般可以延續，而這一次的時代變革卻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全部改變了。馬寅初是新政權建立後的北大校長，而他的一個學術觀點卻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到了他這裏已經淹淹一息，獨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絕響。
     21、 葉企孫和饒毓泰是中國早期物理學發展中的兩個奠基人。他們同是留美的博士，後來主要從事物理學的教學工作，中國多數物理學家均出自他們門下。1948年他們倆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組的院士，這是當時科學家的最高榮譽。到了“文革”，饒毓泰自殺，葉企孫重病纏身，淒然離世。葉企孫由於卷入一樁重大冤案中，很長時間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監獄。葉企孫晚年十分淒慘。“當時不少人在海澱中關村一帶見到了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過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 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葉企孫、饒毓泰後來都獲平反，但他們的死留給人們的印象是強烈的，一個連物理學家都容不下的環境，到底在哪裏發生了問題？
   22、李宗恩先生是一個科學家，一九四七年他出長著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為這所一向由美國人主管的醫學院的首任中國院長，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台灣， 很多人拒絕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過花甲的老人竟被發配到了雲南昆明，沒過了幾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裏。想想這些知識分子的遭遇，真讓人有說不出的悲憤。像他們那樣的人才，在中國現代曆史上，是積了多少年的精華才出現的，然而一個新時代就那樣輕易把他們葬送了。
   23、胡先驌是中國生物學的創始人，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1949年以後，胡先驌沒有走，而是留下來繼續他的生物學研究，那年他五十五歲， 還是一個科學家最好的年齡。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 胡先驌是極少幾個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就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獨立的科學思想，在一個新時代裏，他最終很難和他所處的時代達成平衡，他是中國生物學界少有的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但在一個一切以政治為首要標準的時代裏，科學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驌就因為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而最終沒有成為學部委員。胡先驌的落選，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製的恥辱。胡先驌於1972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他由原來所住的一所約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遷到了一所僅有十平方米的鬥室中，平生所藏的圖書、資料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一代科學宗師，就在這樣的處境中離開了人世。
   24、安福是江西的一個偏僻小縣，但在本世紀初，不到幾年的時間裏，卻有三位少年，由這裏走進了千裏之外的清華園，他們是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羅隆基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王造時是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彭文應是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碩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達到了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期，無論是學問，還是社會聲望，他們沒有與舊政權共進退，都滿腔熱情地投入新的環境中。也許是命運的安排，也許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羅隆基、彭文應是全國五個未獲平反的右派中的兩位，三個人都在“文革”中淒慘離世，想來真是令人心酸。
   25、董時進是一個始終讓我不能忘懷的知識分子。曆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主任；國立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等教授。董時進對國民黨政府取締民盟很有看法，他認為這是一個政府的下策，是害多於利的。他說；“因為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汙，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製，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認為，自己腐敗但還給人民一點自由的政府，比那種又腐敗還不給人民自由的政府總是要好一些。這個簡單的常識，中國多數知識分子要在經曆了半個世紀以後的悲慘命運中才想清楚。
   26、董時進有一件讓後人肅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他的根據是：舊中國農村土地是‘自由買賣’的，租佃關係是一種‘自由契約’，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質的土地製度，因此就不應該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經營不利”。“地主是勤勞的，而農民則是懶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後， 在老一代知識分子當中，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是梁漱溟和馬寅初， 但與他們比較起來，真正能在大問題上看出輕重的還是董時進。
   27、張東蓀曾做過私立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在專業領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對一般人來說，這個人就更陌生了，但張在1949年以前，卻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時代裏，他已是被遺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許人也。張的被重新發現，首先是許多學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價值，還有就是他後半生的坎坷命運。1973年，張東蓀離開了這個世界。此前，由於受其連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物理學家張宗隧，三子社會學家張宗炎，已先後自殺。1949年後張沒有寫什麽東西 ，作為哲學家的張東蓀在1949年就死了，那時他也不過63歲。
   28、楊樹達是中國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他在專業上的成就在同時代的學者中被公認是最好的，陳寅恪、錢玄同、黃侃等均對他的成就表示過讚譽。新中國成立，65歲的楊樹達走進了新的時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會科學組的院士，在新的環境裏，他的學術地位同樣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屆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他在學術上本來應該是心情舒暢，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實上，50年代初期，楊樹達在學術上卻極不順心，他的遭遇是同時代著名學者不適應的另一種典型。
    29、 吳恩裕這一代自由知識分子是抗戰以後才學成歸來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為的時候，像他的同輩朋友儲安平、費孝通等人一樣，他們在40歲以後，已經沒有做學問的條件了，想來真是痛心。吳恩裕還做了紅學研究，更多的學者則是什麽都不能幹了。
    30、1949年，顧頡剛57歲。他沒有走，留在上海複旦大學做教授。作為學者，顧頡剛的學術道路與政治的關係並不大，但顧頡剛本人是受胡適、傅斯年、錢玄同等人的影響成長起來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獨行的原則。整個50年代，顧頡剛基本沒有什麽好心情。他在日記中說：“到京8年，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現在製度下又無法轉職，苦悶已極。”到了“文革”，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曆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和他同時代的學者比較起來，顧頡剛的後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終是幸事。
   61、我常常想，沈從文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作為小說家的沈從文其實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說。常風先生和我提到沈從文常是歎息，對於他不寫小說，常先生口中總是一句話：太可惜，太可惜。現在想來來，常先生的歎息聲中，是對一個天才命運的無奈，更是對一個時代沒有讓一個天才作家繼續寫下去的感慨。
   62、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錢鍾書那一代人來說，確實是值得深入研究，他們當中有陳寅恪這樣的，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有顧準這樣敢於反叛的，有儲安平這樣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錢鍾書這樣看透了而 “閉門不管天下事”的，正是這些豐富的知識分子選擇，構成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織的全部人生。
   63、錢鍾書對政治的看法非常獨特，這種獨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體現的，在他看來，政治那東西，一旦沾上，就沒有一天安生。然而，盡管錢鍾書這種對政治的態度，使他在1957年沒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來 ，也使這位從不問政治的純粹學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種萊了。錢鍾書在當代為人廣泛尊敬，除了他在專業上的巨大成就外，錢鍾書是一個真正超然物外的學人，凡是了解曆史的人，都很難在任何一個曆史的波動中找出錢鍾書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這種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64、作為一個有創造性的劇作家，曹禺在40歲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後，他的創造性就沒有能再發揮出來。就個性而言， 曹禺是屬那種謹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藝術家，可他40歲以後趕上了一個不容藝術家氣質的環境。對於曹禺40歲以後的創作，他的朋友吳祖光有過尖銳的批評，意謂他是太聽話了。而黃永玉的批評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晚輩劇作家沙葉新也曾直言批評過曹禺的沒有主見。
   65、馮友蘭一生可說的事非常多，他的經曆在他那代知識分子中可以說是最豐富的。他一生的特點，有人評論說是太接近於權貴。成亦在此，敗亦在此，他過於在意自己在一個時代裏的地位，他有時候是不看時代發生了什麽變化，而硬要讓自己處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覺退於邊緣的意識，他給人們的印象就不是現在這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馮友蘭沒有樹立起自己的獨立性，他一生多變，這個變可以理解為他不斷追求新東西，但對任何成年人來說，多變一是出於自保，一是出於不甘退居邊緣。馮友蘭對領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領袖對馮友蘭其實並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馮友蘭也就不會吃那麽多苦了，舊時的領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卻不念舊好，單就個人之間的友情而言，馮友蘭的那些作法也有點過頭，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66、馮友蘭先生早年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終馮友蘭又獨立了，盡管這已到了他生命的終點，一個人到了這步天地才“海闊天空我自飛”，讓人覺得多麽沉重。 馮先生“文革”中的失誤，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時代的關係。馮先生作為一個讀書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為之。馮先生死後，港台一些學者已放棄了對他“文革”中表現的苛評，傾向於認為馮先生的一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季羨林挽馮先生說是大節不虧，晚節善終，當是知人之論. 
    67、 西南聯大的教授中，馮友蘭和金嶽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長，經曆了許多曆史變幻。馮友蘭的命運，給中國知識分子留下許多啟示，我對馮先生的學問是門外漢，我感興趣的是他的經曆。我想從他的經曆中看一代知識分子的坎坷人生。
    68、金嶽霖這一代知識分子，本來言論應該是最具獨立性的，但在曆史巨變中，我們沒有看見這種獨立性。金嶽霖晚年，對自己的選擇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話說得很含蓄。1957年，金嶽霖平安無事，不知這是否和他與毛主席吃過4次飯有關，但與金嶽霖主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而盡可能迎合時代有關。關於金嶽霖早年的生活，我們現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關於他個人生活的一些趣聞，如他和林微因一家的關係之類。我讀過一些國內出版的關於金嶽霖的書，感到金嶽霖這樣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的楷模，身上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學問好，人又高雅，有中國人的機智（ 如他有作聯語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從他晚年的談話中，能感到他在做出違心之論時，是有過考慮的，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就個性而言，金嶽霖大概屬於比較軟弱的人。
     69、在四十年代，晚胡適他們那一代的青年學人中，最為老輩學者陳寅恪、趙元任、傅斯年看好的兩個學者，一個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個就是出身清華的楊聯陞。楊聯陞、何柄棣、徐高阮他們，先後去了美國和台灣， 大體上是過著學者的生活。楊聯陞是幸運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運最好，也不過就是後來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來了，但半個世紀過去了，想到當年同在哈佛讀書的周、楊二人不同的人生命運，我們該做何感想呢？
    70、周一良對自己中年的否定，不僅是對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對一個時代的評價，他晚年多次對陳寅恪的懷念，正寄托著他心中的理想，知識分子如果失去了獨立性，悲劇早晚會降臨，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周一良的經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來是學者卻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71、50年代初，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複》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說：“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從陳寅恪的語氣中，能感到他對周一良等自己學生的期望，遺憾的是他的學生在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沒有自己的老師執著。 
    72、周一良先生的學術興趣本來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段，但後來周先生幾乎沒有能按自己的興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還算是災難少的（“文革”前）， 但恰恰是在他這種還算順利的學者身上，讓我們感到一個時代是如何將一個學養極好的學者變得平庸起來的。不平庸，不聽話，就難以生存，想到這些我們也就不能再苛求一個學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後期和馮友蘭、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寫作組的顧問。
     73、楊榮國這樣的學者，今日已成為學者的一個教訓。因為他以學術為政治服務來治學術，已完全背離了學術精神。但像他這樣的學者在新環境裏，卻處處如魚得水，在楊樹達、陳寅恪、顧頡剛這些學者不適應的時候，楊榮國這樣的學者正是喜氣洋洋的時候。他當時是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曆史係主任。
     74、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經濟的人來設計的，不僅最初具體掌握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高層官員如陳雲、薄一波、 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現代經濟，就是當時中共的經濟學家如沈誌遠、許滌新、孫冶方、於光遠、薛暮橋等人，對於現代西方經濟的了解，也根本無法和那一批留學歐美的社會學家相比。
     75、從科學家的角度講，我也以為鄧稼先、朱光亞他們是不幸的，他們倆和楊振寧、李政道都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楊、李在美國研究科學，鄧、 朱在中國研究軍火，我們不能說他們的工作沒有價值，但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我總以為他們有點遺憾。
     76、王實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終不要他了，因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這個，有一種思想就夠了。不要個性，不要獨立思考，隻要服從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還想用自己頭腦思考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都不適應了。王實味是最典型的，還有高長虹，還有蕭軍。他們都是些不受延安歡迎的人。
     77、馮友蘭、金嶽霖、賀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為同時代 3位著名的哲學家，在變動的時代裏，他們的理想和選擇常出現後人難以理解的背反現象。 這幾位哲學家的學問人們是公認的，但他們的經曆卻又是曲折的。我想從他們的經曆中感受一個時代是以怎樣的方式和力量，使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棄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價值觀念，他們的轉變有多少是出自真誠，又有多少是出自無奈！ 在西南聯大校史上，這3位哲學教授不僅留了下來， 而且很快和新時代同步，倒是當年幾位治曆史的教授如陳寅恪、錢穆、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選擇，哲學家和史學家對立的選擇，給我們留下許多啟示。
     78、陳寅恪、胡適和陳垣私誼很好。1949年，胡適和陳寅恪同機離開北平。由於二陳一胡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在南京政府搶運計劃的名單上。這3個史學大師，從這一年開始分手，各自走了3條不同的道路。胡適先飛美後赴台，陳寅恪客居廣州，辭不赴京。隻有陳垣能順應潮流，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一直做到院係調整以後的北師大。陳垣從此轉變了，以後他每做文章，幾乎都要否定自己的過去，1959年1月，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史學界對二陳的評價是：陳寅恪重誌節而陳垣識時務，因此二人的命運也就截然不同。
     79、陳寅恪先生1949年後的辭不赴京及“著書唯剩頌紅妝”等行為，絕不是一時迂執，而是在固定價值觀念支配下的清醒選擇。
     80、錢鍾書先生很厭惡政治，但並不是不關心政治，是眼見的政治太讓他寒心了。他不是一個有意要做隱士的人，而是現實讓他太失望，到最後他連說一說的興趣都沒有了。沈從文先生在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麽要說，他的回答是：“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麽好說的”。沈先生是一個弱者，但他臨終的這句話卻是強音。
     81、像錢鍾書先生一樣，王力先生後來也是一個不再多說話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沉默，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對一個可恥時代的控訴，但那樣的屈辱， 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打擊是毀滅性的，長時期的這樣生活，有時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82、在同時代的朋友中，費孝通是極少數幸存下來的人之一，作為一種象征，他能讓今天年輕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和坎坷人生。 費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強的自由民主觀念。但歲月無情，曆史難測，1957年不僅埋葬了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肉體，而且將崇高的信念也埋藏進幸存者的內心世界了。費孝通先生晚年已不願多談這些，但從他的散文，或者專業論文中，我們又時時能感受這種信念的強烈。
   83、費孝通年輕時形成的對政治的熱情，一直持續到今日。對於費孝通來說，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轉折。在1949年以前，作為社會學家的他，在李公樸被暗殺後，麵對白色恐怖，他敢於在報上公開發表聲明，認為：“李公樸的血是標誌著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轉折點。”“ 是最後勝利的前兆”。在1957年，費孝通敢於寫出像《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樣被稱為向黨進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給人以不減當年勇的感覺，然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1980年複出之後，雖然我們仍能在他那些遠離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顆知識分子跳動的心靈，但我們卻很難再讀到他早年《觀察》文章和《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樣令人振奮的論文了。作為一個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晚年費孝通給我們的啟發是很深的，從理論上講，當他更有資格、更有機會放言國是的時候，作為知識分子，費孝通的影響卻不如他年輕的時候，他曾說過：“四十年代後期是寫作上第一個豐收期，對當時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定影響”。在中國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費孝通成為新時代學者從政的一個典型， 我不知道這是他的幸運亦或不幸。
   84、賈植芳先生曾說過大約是這樣意思的一段話，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直到四九年以後，可以說從來都是窩裏鬥，鬥到最後就是五五年的胡風集團，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陳企霞和馮雪峰成為右派，就是文革時期周揚那樣的結局。新月社成員也不是沒有矛盾，他們也為一些問題爭吵過，但新月作家就沒有個人恩怨，他們一生都是朋友。
   85、對延安知識分子，要稍加定義：主要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當年的左傾教授和左傾青年，在教授中以陳伯達、艾思奇、範文瀾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喬木、於光遠、胡繩為代表。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很多，但並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識分子就是“延安知識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能與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識分子，如果說延安確有新文化，那麽創造這些新文化並為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識分子，才可以視為是 “延安知識分子”，有些沒有到過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延安知識分子，而像王實味、肖軍、 高長虹雖然到了延安，但最終無法和延安文化達成平衡，所以也不應當看作是“延安知識分子”。
     86、1949年以後，主要活躍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作家， 而是從延安和更為廣泛的解放區來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於這個時代對於過去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不放心，但一時又沒有更多新的知識分子來滿足時代的需要， 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個什麽都可以速成的時期，作家也不例外。
     87、大體上可以說，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責任感上，一般來說是比較不負責的。在左翼知識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們的婚姻對象常常在同伴中轉移，而同伴之間並不感到難為情，因為他們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間婚姻對象的變換，常常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和他們對革命的熱情，在一個極小的範圍內，他們很快能把失敗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熱情撫平，雖然彼此的婚姻對象發生了變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間產生情敵的現象一般來說並不嚴重。
     88、蕭軍雖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種見風就轉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為此受到過主流政治領袖的批評，最後出走延安，他和那裏達不成平衡。在當年左翼作家中， 與魯迅關係好而還有獨立思想的人，一個是胡風，還有一個就是蕭軍，他們才可以看成是魯迅的傳人，可惜到了後來他們的命運都不好。
     89、當時對蕭軍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從延安過來的，主要特點是把文藝思想等同於政治思想，而且預設自己絕對正確，不許被批評的一方還手，除了這些以外，還對批判的對象進行組織處理。
     90、丁玲不會想到她早年對蕭軍的批判，過不了幾年就落到了自己的頭上， 因為她沒有能力對延安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大家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生活，自以為找到了真理，其實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最後與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對象同歸於盡，甚至結局常常更慘，這不是因果報應的循環，而是一種意識形態所內含的必然邏輯。
     91、中國現代文學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認的。四九年以前，中國已經出現了像魯迅、鬱達夫、施蜇存、沈從文、巴金、張愛玲、老舍、茅盾、丁玲、錢鍾書、無名氏、 路翎等許多優秀的小說家，還有更多優秀的詩人。但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們在四九以後要麽不能再從事文學寫作，像沈從文，要麽雖然還能從事文學寫作，但已完全沒有了自由寫作的心態和自由寫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後的很長時間裏，雖然和新時代達成了平衡，但他最終的命運卻是投湖自盡。
     92、早年左翼文人留下來的文學作品，現在評價，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學作品更有生命力，因為新月文人的寫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寫作卻受製於一定的意識形態。在這方麵，丁玲是一個典型。她到了延安以後，經過一點曲折，最終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個在新時代為延安文化所馴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寫作精神，而且還要用那種精神來領導文學，她在五十年代主辦中央文學講習所，以延安文化為基本思想，試圖為新時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就是這些人的天下。
     93、在中國現當代文化史上，有幾個人的經曆和命運特別耐人尋味，他們是周揚、馮雪峰、胡風、丁玲。他們四人有過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終還是帶著恩怨離開了世界。他們的命運又和兩個偉人有關，一是政治領袖毛澤東，一是文化旗手魯迅。
     94、在關於馮雪峰的研究中，有一個問題在困惑著人們，因為以馮的資曆和與毛的關係，他不應該有那樣的結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給人們留下的卻是另外一種感覺，研究馮的思想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毛澤東為什麽不喜歡馮雪峰？ 馮後來成為中共與魯迅之間聯係的主要人物，與他和毛個人的關係有關。1949年後，對馮的安排是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以馮的資曆，這種安排似乎不能說是很高。1954年，馮就開始受到批判，顯然，毛對馮是有看法的。對馮的不滿，最初是由李希凡、藍翎評《 紅樓夢》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兩個小人物”給《文藝報》 投稿受到冷遇。
     95、五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情況是政治批判不斷，從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先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清宮秘史》，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以後又有“批判胡適思想”，直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到了五七年就是反右運動。這個時期的特點是，過去的自由作家已由中心退到邊緣，延安作家不但進到了中心，而且十分活躍。思想必須改造，自由職業開始變為單位工作，自由寫作所依賴的新聞和出版製度已不存在，報紙雜誌和出版已由私營轉為壟斷，絕對不許個人染指，專製時代在思想和文化上所具有的標誌性特征， 可以說已經完全具備了。
     96、中國文學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壞來自於對作家自由寫作精神的壓製和打擊，這是一個壞時代，壞時代不說能說絕對產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蘇聯就有索爾仁尼琴那樣的作家，還有東歐也出現過許多類似的作家，但在這五十年中，中國沒有那樣的作家。中國作家在自由寫作精神的養成和自覺上，不如前蘇聯和東歐的作家，這不是作家的錯，而是製度的錯。就文學成就而言，在這五十年當中，人們沒有什麽特別留戀的文學作品，人們還是懷念過去，懷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這是陳寅恪一九三零年寫的一句詩， 用它概括這五十年來作家的處境，我以為是最恰當的。
     97、現在文學界對於近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評價是不高的，我以為這個判斷不是沒有原因。這五十年我們不但沒有出現大師級的作家，而且把現成的大師級作家一個一個給耽誤了，這是事實判斷，不是價值判斷，因為我們說不出這五十年誰是大師。沒有創作自由，肯定就不會有大師，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如過去。
     98、我們的文學為什麽進步不了，因為作家們在他們寫作的時候，沒有自由的心靈，不是他們不知道該寫什麽，而是他們太知道他們該寫什麽了。
     99  很少有出版社再對十七年的文學作品發生興趣了。那十七年沒有好作品，也就沒有好作家，這話是很傷人的，但也是很沉痛的，不是作家們不好，而是他們沒有趕上寫作的好時候。
     100、胡風事件的起源與林默涵和何其芳有直接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他們的文章刺激了胡風，《文藝報》1953年第2號和第3號上，先後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 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潮》 和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何其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這兩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據他們在中宣部召開的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上的發言整理成的，文章可能是奉命的（據林默涵回憶寫這兩篇文章有周恩來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沒有對被批判的胡風保持起碼的尊重。
     101、毛澤東把胡風和他的朋友稱為“胡風反黨集團”，由此引發了全國展開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這次運動不同於此前發生過的鎮反運動， 因為那個運動指向相對明確，而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是一個在運動指向上含糊的政治運動，所以搞得人人自危，因為按中共的邏輯，人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後來的事實也是這樣。這次運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中央到地方，普遍成立所謂的“五人小組”，他們的權力不但超越地方一般黨組織，而且超越公檢法組織，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
     102、胡風事件發生時，在權力中心幾乎沒有人同情胡風。因為當時負責胡風事件的具體部門中的領導都是胡風的對立麵，在中宣部的周揚、林默涵、胡繩和在中國作協的領導人邵荃麟、劉伯羽、何其芳等人，基本上都是早年批判過胡風文藝思想的人。
     103、中國知識分子一旦進入權力中心以後，極少有人表現出對弱者的同情，他們基本上承擔的是助紂為虐的工作，在具體執行中，寧左勿右是他們的工作特點。因為這種東西已成為一種文化，深刻地沉澱在從政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心中，所以他們處在權力中心的時候，都對別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們沒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權力拋棄，麵臨的是比他們當年所麵對的弱者更為悲慘的結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羅瑞卿、陸定一（ 特別是他妻子嚴慰冰的遭遇）、周揚、喬冠華、章漢夫、邵荃麟等人都有這樣的經曆。延安文化裏沒有對政治鬥爭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參預鬥爭的人，沒有最後的勝利者，因為他們的命運都不掌握在自己手裏。
     104、同是左翼知識分子，周揚與胡風、馮雪峰之間始終關係緊張，而魯迅卻對胡風和馮雪峰最有好感。同是延安知識分子，周揚和丁玲的關係幾成水火？他和胡喬木的最後關係，都可以解讀出豐富的曆史內容。
     105、曆史著作的敘事風格，1949年以後有一個大的變化，大體可以稱之為“聯共布黨史的”風格，它的實質就是自說自話，對於曆史事實缺乏起碼的尊重，一切服從意識形態的要求。
     106  從1949年後， 我們評價往日曆史有一個荒唐的邏輯，那就是不顧及當時的曆史事實和知識分子對國家對民族的赤誠之心，而一味地以黨派的立場，以是否同一個將要奪取政權的政黨所持的理論一致為基本的判斷尺度 ，隻要有利於奪取政權的，即給予高度評價，反之即斥之為反動、倒退、不現實等等。 這種對曆史的態度長時期以來混淆了許多理論問題，也導致了年輕一代對曆史的無知和輕信，如果不是專門研究者有深入閱讀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氣， 許多被誤解了的曆史不知還要被遺忘多少時日。
     107、傅斯年的史學觀，簡單說就是“史學即是史料學”，他認為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隻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108、我們研究曆史，要特別注意證據，還是胡適當年的老話，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
     109、以傅斯年和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史學中的“史料學派”，本來已為中國現代史學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但因為後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統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訓練的學者不能在學術上再做出更大的學術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學者的學術訓練走上了歧途。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侯外廬、呂振羽），由於早年的訓練還是受史料學派的影響，所以他們早年的研究還可以說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稍後的吳晗、尹達、吳澤等學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學術訓練，但他們後期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受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以後，他們的學術研究是退步了；到了他們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華崗、胡華、胡繩、何幹之、劉大年、張如心等學者，他們的學術研究工作，現在看來很少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110、對於傅斯年和史料學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後成長的史學研究者當中很難出現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史學家，因為訓練不足或者說曾經誤入歧途， 他們已經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壞比建設要容易得多，四九年以年，中國並不是沒有史學方麵的青年才俊，但因為意識形態的製約，那些頗具文史才華的青年才俊，都在學術上走過彎路。像李澤厚、李希凡、藍翎、馮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餘秋雨，他們本來是有可能成為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學者的。
    中國現代史學的道路是曲折的，繞了五十載，還得回到傅斯年，這是很讓人感慨的。
     111、胡適這個人了不起，他是一個能在熱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識分子， 一生很少說不負責任的話。
     112、胡適，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代表，還是中國道德的代表。說胡適是那一時代自由主義的領袖，不是一句空話，他確是一個能夠擔當起那個時代重任的人。他在四十年代對時局做出的許多判斷，五十年以後，應該說他是一個富有遠見的人。
     113、胡適這個人的價值，我們今天已經看得比過去清楚了，進入下一個世紀，我們就更需要讀懂胡適了。為什麽呢？ 因為胡適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趨勢，這是很不容易的。胡適是一個沒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麽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個一看法，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而做人卻要在有疑處不疑，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個胸懷非常坦蕩的人，知人論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說話，多為持平之論。
     114、胡適是中國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簡潔明快，是用平常話講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開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學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種可以學，也能學的文章。過去語文教材裏不選胡適的文章，最大的損失還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風的變化上，而是我們失去了像胡適那樣想問題、看問題、做學問的方法。
     115、胡適是平和的，但決不是沒有原則，胡適是平常的，但卻是遠大的。胡適自己說過，他一生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 赫胥黎讓他學會了懷疑，杜威讓他不相信一切沒有根據的東西。 他說過：“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他是一個一生倡導要有健全個人主義的人。他說過：“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 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胡適總是要讓青年人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
     116、1952年11月，胡適到台灣講學，當麵對蔣介石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胡適還寫信勸蔣介石不要連任總統，這些事，都是需要勇氣的。胡適敢勸蔣介石不要連任總統，我還沒聽說過有人勸毛澤東不要連任黨主席的。
     117、胡適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他最不喜歡唱高調，一生很少說不負責任的話。過去語文教材裏不選胡適的文章，無論是對做文章還是做人，都是大損失。不了解胡適，也可以說，就是不了解現代中國，所以我們應當讀一點胡適。
     118、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我們可以說，凡是早年聽了胡適的話或者誠心要像胡適那樣研究學術的人，多數都在學術上做出了較大的成就。而早年沒有聽胡的話的那些有才華的學者，像吳晗、王瑤、趙儷生等人，到了晚年結帳，他們對學術的貢獻大體上趕不上那些走了胡適的路的那些學者，比如楊聯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119、我們評價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個人的道德。就魯迅和胡適兩個人來說，我要先問一下，假如他們還是兩個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人的話，我們更願意和哪一個人成為朋友？哪一個人更容易成為我們的朋友？ 你更願意和哪一個人共事？我想多數人是會選擇胡適的。我們可以說，道不同不相與謀。但就以在同道當中作一個測量的話，我們還是得承認，胡適的朋友要多過魯迅。這隻是一個事實的評價，而不是一個價值的判斷，一個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並沒有直接關係，但一個人一生總和他的朋友發生衝突，我們也不能就因為一個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認同了他那樣的做人方式。
     120、紅衛兵文章的文風，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毛澤東，一個就是魯迅，這是一個事實判斷。
     121、為什麽魯迅後來被惡勢力、專製的力量利用呢？為什麽他們不利用胡適呢？國民黨時期當局是排斥魯迅的，胡適有時則在官方的一邊；到了另一個時代，則借魯迅作了這麽多的文章，把這麽多的東西強加給魯迅，利用魯迅愚弄了這麽多人這麽長時間，四九年後，魯迅差不多是他同時代作家中唯一個沒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澤東的著作中，魯迅是被提到和正麵引述最多的一位現代作家。
     我感覺是魯迅的思想裏麵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魯迅的語言指向不是太明確，容易被別人利用。如果是進步力量的話，為什麽不利用胡適呢？ 胡適是容易和官方妥協的人呀。在不容任何異端的時代裏卻完全容納了魯迅，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122、在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再窮苦的地方，再沒有文化的人，都保持了對讀書人的敬重。但這個傳統後來被破壞了。從五十年代初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到後來的學生批判老師，最後發展到文革時的學生打老師， 可以說這個好傳統已被徹底拋棄了，這非常可惜。在一個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的社會裏，預示著很多危險。
     123、對魯迅是絕對肯定，而對胡適又是絕對的否定。這樣一種簡單的評價曆史的邏輯，影響了很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對曆史人物的態度，長久強化這樣的知識，形成了人們對曆史知識的盲目信任。
     124、當年批判胡風的人，很快都成了中國文學界的主要領導人，而胡風卻還遲遲去不了北京。從精神氣質上說，三十年代從左聯過來的人，最有魯迅風格的應該說是胡風，新時代把魯迅抬到了幾乎是神的地位，但恰恰把在精神上最能保持魯迅風骨的胡風給排斥了。
     125、由於父親是個右派，所以想要了解反右情況，在當年眾多右派中，最感興趣的是儲安平，因為他是中國言論界的代表，以辦刊始，又以辦刊終。又儲安平開始進入西南聯大的資料，由關注一個人，一本雜誌到一所大學， 想從言論自由到大學獨立這樣的思路來分析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成長道路……
     126、我小的時候就聽大人說過，右派都是有本事的。那時我還不知道右派是怎麽一回事。後來觀察五十年代的中國曆史，特別是反右這一段，我最大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最好的出局。
     127、中國政府對反右運動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一方麵對這個運動基本做了否定評價，但另一方麵卻不願意正視曆史事實。這種態度導致許多右派改正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的人，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曆采取有意回避態度，比如朱鎔基、費孝通、王蒙以及一些高校校長，在正式履曆中，一般不提自己的右派經曆。這種現象說明，在中國社會現實中，雖然右派獲得了改正，但右派正統的社會地位並不高。我認為這與兩個事實有關，一是反右運動的具體當事人鄧小平本人，對這一曆史事件並沒有深刻的懺悔，雖然在主觀上承認了這一運動的完全錯誤，但在事實上並沒有徹底改變對原來右派的認識和評價。二是1976 年後，中國政治生活雖然發生了變化，它的重要領導人也多次變更，具體政策時有改變，但基本意識形態並沒有轉換，這一事實決定了他們對待曆史的基本態度，在中共幾任總書記中，真正對反右運動有深刻認識的隻有胡耀邦一人。
     128、早年負責反右運動的領導人，並沒有因為主流意識形態部分改變了對反右運動的評價而成為這一曆史的責任承擔者，他們依然占居中國社會的主要領導地位。這種“我打你右派，我給你改正”的事實，直接影響了整個社會對反右運動的基本判斷，除了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右派基本獲得了正麵評價外，越往社會下層，右派的真實社會形象，並沒有發生完全的改變。從全國範圍內觀察，右派改正後，他們的政治地位並沒有顯著變化，除了朱鎔基、費孝通、王蒙、 鍾佩璋等少數右派能回到主流政治中心外，右派基本還是一個邊緣群體。由反右運動造成的“精英淘汰”事實，大體還發生作用。
     129、 精英淘汰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人才流動的主要機製，它的發生與時代政治文化密切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建立時，它的主要領導層，以造反起家的人為多，凡造反成功以後，必然論功行賞。 在這個機製中有相當一批人是以造反為自己主要才能的，但在一個沒有反可造的時代裏，這些人的才能就發揮不出來，這是其一。其二是在和平時代裏，造反的才能已退到第二位， 所以觀察中國曆次政治運動，總是沒有才能的人在整有才能的人，而沒有才能的人通常都居於高位。
     130、1957年羅隆基是一個大右派，那場政治運動造成了中國五十五萬知識分子的右派命運，二十年後，這場運動被做了適當的保留後予以否定， 那個保留就是五十五萬右派中隻有六個人沒有獲得正式改正，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林希翎。對於這幾個沒有改正的大右派，官方采取了一種低調的處理方式，雖然沒有給這幾個大右派公開平反， 但在具體的處理上還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
     131、對活躍的《觀察》撰稿人來說，1957年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劫難，一方麵執著的自由主義信念使他們不會在專業之外保持沉默，另一方麵國民黨時期放言論政的經曆，加上對引蛇出洞卑鄙伎倆的輕信，使他們產生了一種錯覺，結局再壞能壞到哪裏？總不至於置我於死地吧？ 然而他們過於輕信別人了，將要到來的災難完全出乎他們的預料之外。到了1966年，《 觀察》撰稿人中的許多人像傅雷、儲安平、潘光旦、曾昭掄等就已先後離世了。如果再將沒有列在《觀察》 撰稿人名單中，但給《觀察》寫過文章的浦熙修、彭子岡、徐中玉、邵燕祥等人的結局統計在內， 就更能見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悲慘命運了。
     132、1957年夏天，《觀察》撰稿人中有很多被打成了「右派」，其比例是相當高的。費孝通在1957年反右開始的時候，寫了〈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 雖然文章已遠不如《觀察》時期的生動鮮活、大膽直言，但他也難逃「右派」的命運。儲安平的〈向毛主席、 周總理提些意見〉倒是仍能見出他的一貫性格，其命運也就最為悲慘。蕭幹寫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結果也可想而知。
     133、吳祖光先生是國內知名的戲劇家，但吳先生的另一麵，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多了，那就是吳先生首先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1957年，吳先生是敢說真話的人，自然命運也就坎坷。我是敬重吳先生的，吳先生的不妥協，絕不是一般的固執，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對公道的維護。我呼籲普及吳祖光， 就是要讓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來學吳先生身上這種愛管閑事時性格 ，讓更多的知識分子知道什麽才是自己應該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誰來主持公道？如果吳先生身上的正氣都得不到保護，那是知識分子的失職。
     134、劉文典是中國著名的古典文學專家，先後任教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1927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有一次發生了學潮，恰好蔣介石在安慶，就召見了劉文典，責令他交出共產黨員的名單，嚴懲肇事者，劉文典當麵頂撞，說他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並以情況複雜為理由，不肯懲辦學生。蔣罵劉文典是老封建、學閥，劉也毫不客氣，當麵罵蔣是新軍閥，蔣大發雷霆，讓衛士把劉文典抓起來，並揚言要槍斃他，此事在當時的教育界震動很大， 安慶大中學生還舉行了示威，後經蔡元培力保，才將他釋放。這樣的事情在舊大學裏也不鮮見，它可以從兩麵分析，一是權利多少還有製約，二是教授還沒有失去尊嚴，三是社會還有正義之聲，一個人的氣節也是社會和時代精神的體現，同時共存相互發生作用，如果教授的氣節沒有社會正義的聲援，慢慢也就沒有氣節了。
     135、吳景超在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寫了《我與胡適—— 從朋友到敵人》一文，吳景超和他同時代許多知名大學教授一樣，違心地對胡適進行了潑汙水式的批判，文章可能都是在政治壓力之下所寫的，吳景超說：“胡適，過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敵人。我要堅決與胡適所代表的一切進行鬥爭，不達到最後的勝利，決不罷休。”當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是，1949年以後，那些可以和過去簡單告別，完全和新時代妥協的學者，多數都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較重的，倒是那些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較深的學者，妥協起來就比較難，梁漱溟和陳寅恪是比較典型的，這其中有思想的因素，可能也有年齡和人格的因素， 當時年齡較輕的學者更容易和新時代達成平衡。
     136、梅貽琦這個人很了不起，他雖然是工科出身，但卻很具人文氣質，他在大陸和台灣做了幾乎一生清華大學的校長，深受不同時期師生的愛戴，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梅先生在清華有兩句名言，多年來一直為人傳頌，一句是：“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另一名話是1938年梅先生在成都的清華中學說的：“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教壞的”。梅先生在執長清華的時間裏，想盡一切辦法延攬高水平的教授來清華執教，而在學生遇到困難時，總是設法加以保護，對一個大學校長來說，還有什麽比愛教授和愛學生更可貴的品質呢？
     137、當年陳寅恪在西南聯大講授隋唐史，開講前他就要說明：“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這雖然是大師的風格，常人難以企及，但這也從另一麵說明當時講課自由、自由講課在大學裏是受到普遍推崇的。
     138、過去的大學裏，教授對於黨派活動一般是比較反感的，那時西南聯大三青團的負責人是陳雪屏，他就勸聞一多說：你這兩年喜歡公開講話，加入了國民黨，講話就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隨便講話了。再說入了黨，生活上也會有所幫助。同時陳雪屏還讓孫毓棠勸聞一多加入國民黨，但聞一多都拒絕了。聞一多當時和孫毓棠在一個家住，後因為孫毓棠加入了國民黨（ 他的理由是入了黨罵國民黨就不會被懷疑了），聞一多知道後就不和孫毓棠在一起住了。可見那時的教授都不把入黨當成一件光榮的事，在他們內心深處， 對於加入任何黨派，都覺得是不應當的。
     139、說到過去的教授，我們年輕的一輩真有說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後卻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鍾道新說，過去的教授是手工生產的，少，也就值錢，今日的教授是機器生產的，多，也就貶值了。你想，一個社會無論什麽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麽人也就敢隨意嘲弄教授了。這當然還是就教授的數量而言，就學術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應當感到麵紅耳赤心有愧才對。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為了一百塊政府津貼，撕破麵皮，打得不可開交，真讓人感慨不已啊……
     140、1946年初，在舊政協開會前夕，張奚若應聯大學生會的邀請做過一次演講，開講之前，他就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舊日的大學教授就是這樣說話，說有性格的話，可以想見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可以想見他們的精神狀態。後來這些舊社會過來的大學教授都不太愛說話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難有顯示個性的時候。
     141、1949年以後，發生在中國社會中的各種政治運動，如果不過分注意這些運動本身的政治原因，我們可以把這些政治運動大體看成是一種精英淘汰製。這些政治運動有幾個特點：一是人格高尚的人最後要敗在人格低下的人手裏；二是學生出身的人最後要敗在工農出身的人手裏；三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要敗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裏，四是說真話的人最後要敗在說假話的人手裏。
     142、一九四九年前，無論北洋還是國民政府時期，從法理上觀察他們從來沒有否定過民間有辦大學的權利、有辦報紙的權利、有結社的權利和有宗教自由的權利。這兩個時期，都曾發生過暗殺新聞記者，如黃遠庸、林白水、邵飄萍和史量才等，查封報紙和雜誌的事件也時有發生，但構成這些民間活動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終存在，所以才出現了那麽多產生重大影響的報紙和雜誌，如《申報》《 大公報》和《國聞周報》《觀察》周刊等，同時有大批名報人的出現。可見民間社會的生機還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辦大學，而且辦成了名校，如南開大學。教會也可以辦大學，同樣也辦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學和協和醫學院等等。在國家之外，社會的力量隨處可見。在國民政府麵臨困境的時候，胡適又做了北京大學的校長，可見政府還是有借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誠意。
     143、傅斯年曾說過““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他們生活的時代，社會還有空間，國家之外有民間社會，進退自如，傅斯年才有那樣的感受。
     144、作為一種中間力量，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政治活動中曾產生過很大影響，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種緩衝力量，在國家與社會發生對立時，他們居間調停，化解矛盾。一個正常的社會，不能沒有這種力量。國民政府時期，大體保留了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起碼尊重，有衝突， 但主導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政府是強者，他們的合作是強弱之間的合作。凡強弱關係能保持合作，必是強者一方有大的誠意，七七事變前，國民政府召開的廬山談話會，表現了政府對所有社會力量的尊重， 因為政府邀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社會力量來討論國家麵臨的問題。
     145、一九四九年以後，嚴格說，中國已不存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除了飄泊海外和退居港台以外，留下來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新政府的眼裏已是改造的對象。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曆史上，時代轉換之際的一個特點是雖然從人數上說留下來的人多，但自由主義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傅斯年卻走了，台灣後來能走上憲政道路，與此有極大關係，這個傳統經過殷海光他們的努力傳了下來，北大的傳統實際是到了台大，因為傅斯年本來就代理過北大的校長，台大後來的聲望是北大的延續。而在中國大陸，經過曆次政治運動，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基本被摧殘殆盡。他們和政府之的關係可以解釋為：政府對他們沒有起碼的尊重，隻有一點功利性的利用，新政權建立以後，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中隻有極少數從事軍工研究的人員得到了保護，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鄧稼先。新政權是一個靠意識形態統治的政府，它的基本邏輯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新政權是一個全能政府，民間社會被完全窒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然還在政府裏謀生，但他們與政府的關係隻是為了活下去而已。
     146、從思想史角度觀察，在西南聯大的學生中，最有研究意義的可能還是殷海光，他一生的思想基礎在西南聯大形成，要說西南聯大的傳統，可能在他身上更明顯。西南聯大為中國科學貢獻了很多主要的科學家，它的學生中還有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群體，無論教授和學生， 他們個人的命運都非常坎坷。我統計過西南聯大教授群體中的右派，在當時知識分子中所占比例相當高，而且越是優秀的越是右派。還有自殺的比例也很高。
    147、看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不能因為個別領導人出於自己的私意對個別知識分子有過一點禮遇，就以為那是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就像毛澤東，當年對符定一、周穀城、章士釗、郭沫若和一些帶有遺老性質的老輩文人，也有過一些尊敬。評價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主要是看那個體製在多大程度上讓知識分子感到心情舒暢， 那個體製是否為知識分子的創造力提供了製度上的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問題就不言而喻了。就以我們前麵提到的那幾個知識分子來說，一九四九年時，他們不過都五十歲左右，但沒有一個人再能在他們的專業上更有成就，也沒有一個人能發揮出他們在大學教育方麵所有的才能，像當年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當年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雖然都做了科學院的副院長，但他們所具有管理大學的才能，沒有一個派上了用場。而他們同時代的朋友梅貽琦和傅斯年，離開以後都在台灣另外成就了一番事業，現在台灣清華大學和她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梅貽琦一手創辦起來的，而台灣大學則是在傅斯年手中才開始有了新氣象。李宗恩當年的協和同事林可勝，到了美國，也在生理病理學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中國近一百年都和諾貝爾獎無緣不是因為中國人聰明才智不夠，更不是因為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有什麽偏見，完全是因為大陸的政治製度使有才華的人無用武之地，因為在極權製度下就是科學也不能獲得發展，更不要說人文科學了。
     148、吳宓在三十年代末期，曾對他的學生何柄棣說，中國晚近的曆史，總是激進的革命的勝，而保守的漸進的敗，但事後看，總是保守的漸進的更有價值。
     149、當時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社會學係的許多教授，都是留學歐美受過很好訓練的專家，但新時代沒有使用他們，過了不久，連社會學也取消了。如果五十年代初，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能多聽他們的意見，就會少走很多彎路，但恰恰是這些經濟學家，在1957年以後，幾乎都成了右派。
     150、在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殷海光、儲安平這兩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曾與胡適有過許多聯係 ，但最終在思想和實踐上，他們兩位都與胡適有差異。而殷海光的命運和儲安平的命運也完全不同，殷海光沒有停止思想也沒有停止奮鬥，但儲安平什麽都做不成了。可不可以說，在對時代總體政治文化精神的判斷上，殷海光在離開大陸時與胡適有同樣的眼光，但到了台灣以後，殷海光卻又重走了當年儲安平的路。沒有能與他所生活的時代達成平衡。
     151、1948年7月間，當外界風傳國民政府要查封《 觀察》周刊時，儲安平在當月出版的周刊上寫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他在文章中說：“我們願意坦白說一句話，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這個政府的興趣也沒有了。即以本刊而論，近數月來，我們已很少刊載劇烈批評政府的文字，因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還有什麽話可說？說了又有什麽用處？ 我們替政府想想，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 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得了！
     152、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本來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這個群體在新政權建立以後，基本上已沒有自己的思想空間。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因為四十年代他們選擇了與新政權聯合的道路，最後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這個群體的主要成員選擇留在大陸，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主黨派中獲得了相應的位置。
     153、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中的成員，在1952的思想改造運動和隨後發生的清算胡適思想運動中，已經沒有了四十年代和國民黨抗爭時的勇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脈最後沒有被斬盡殺絕，一個重要因素是它的領袖人物最後沒有選擇留在大陸，像胡適、傅斯年和蔣夢麟等，他們的思想最後由殷海光繼承下來。
     154、中共對文學的管製有相當嚴密的製度，這個製度是以控製思想和言論為主要特點的。它的發生機製表現為因人廢言，不管個人作品（包括翻譯作品） 的思想內容如何，隻要個人在政治上被認為是異端，所有的作品自然就要被查禁。從文件後附錄的“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書籍目錄 ”中可以看出，連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因為譯者是胡風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並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這份文件的存在，說明五十年代的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而是製度的產物。
     155、看顧維鈞的回憶錄，多少知道了一點中國的近代外交。這樣的書多看幾本，一般就不會上曆史教科書的當了，因為曆史當事人的自述多數都有根據。多看這些人的書，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會增加一些免疫力，因為這些人最知道事情的原委，很少情緒化看問題。曆史人物的臉譜化，曾是不負責的曆史教科書根據某種要求塑造出來的。
     156、對知識分子，毛澤東在很長時間內所持的是這樣一種看法：他總是把知識分子作為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沒有把他們看成是自己人。可以這樣說，對於知識分子，他一直有成見，總是不信任他們。
     157、反右在大學裏造成的最後結局是這樣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後，那個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終占據大學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業務上也還說得過去的人。
     158、 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運動都是以毀滅個人尊嚴和人格為基本特證的 。這些政治運動的基本取向是統一思想，消滅個性，因為方式和手段都極為殘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個國家是在一個恐怖氛圍中。這樣的生存環境，給人們，特別是給知識分子心理上帶來極大壓力。這是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開始大量出現的一個基本前提。
     159、從1949年後，由於不斷的政治運動，許多知識分子不僅檢討自己，而且糟蹋自己的師長、朋友、前輩、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職的單位，這些文字已成為曆史的一部分，曆史研究者在麵對這些史料時，不應當取一種簡單的態度，他們有責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這些東西產生的曆史環境，有必要指出這些出自知識分子筆下的文字，恰是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的集中體現。
     160、一九四九年以後，新政權和知識分子（ 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就存在了，新政權從一開始就對人文知識分子存有戒心，也許他們早已意識到那些人文知識分子由於專業的關係，至少在思想上對新政權是一種威脅。
    161、肯定自由主義的傳統，不意味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沒有缺點，他們的毛病是很多的。這一兩年人們說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優點多了一些，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命運太悲慘了，為了恢複失去的傳統，多說他們的一點好處，我以為並不過分。
     162、中國老一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在改革開放以後，差不多都是年近六七十歲的老人了，對於過去的屈辱，他們已經不願意多說，就是說出來，他們也覺得那些屈辱不是一時可以解脫的，我們看到許多老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許多年來多數都是以沉默的方式來度過他們晚年的。他們的沉默不是缺少勇氣，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抗議，用一句大陸上常說的話說就是：“我不和你玩了”。
     163、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來是很喜歡說話的，但這些教授後來都不說話了。五十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外麵的人都擔心這下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說話的自由”了。那時胡適接受了一次曾虛白的訪問，當曾虛白問到胡適這個問題時，胡適說，他們不是沒有“說話的自由”，而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胡適的這個認識，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他指出了生活在極權製度下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先是不能“不說話 ”，到了後來就是有話也不說了。
     164、我們看曆史要從細節來看，對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我們不能隻聽它唱得那些高調。一個能讓學者和文盲在一起共事而文盲還要主宰學者的時代，肯定是一個無恥的時代，此外沒有什麽別得解釋。
     165、《觀察》周刊是一本給知識分子看的雜誌，它的立場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它的態度是客觀、公正、平等、容忍。我們已經五十多年沒有一本這樣的雜誌了，在心智上我們受的損失太大，因為這本雜誌是一個象征，它是讓知識分子說話的，它是讓大家說話的，它是讓人民說話的。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觀點，不讚成它的立場，但你可以說你自己想要說的話。《觀察》那時就起了這樣的作用，如此而已。它是知識分子自己辦的，不花別人的錢， 它是一本有理想的雜誌，用儲安平自己的話說，就是“想為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
     166、知識分子不是沒有缺點，不是沒有毛病，傅斯年曾說過他們這些人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 徒有報國誌，空灑淚千滴的事什麽時候都有，知識分子想為國家出力，想讓國家好，就是說一點話而已，這沒有什麽不好。我們不能一聽到知識分子為國家著想，就以為他們有什麽其它圖謀。
167、陳獨秀在獄中和他死了以後，最關心他、最讓人感到還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為之奮鬥的那個集團中的人，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條路的那些當年北大的同事，四四年他客死江津時，當時社會上的各種黨派各種團體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雖然政見不同，但大家都承認陳先生是一位對中國社會有大影響的人物，比較起來，最沒有人情味的，還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有些事，看起來是偶然的，但這樣的事一多了，就讓人感到事情並不那樣簡單，人一“左”大概就很難再有人情味了 。
     168、趙儷生先生回憶說：有一天，討論到北平各大專院校教師都要到軍管會的文管會報到、並辦理登記的問題。有人主張，不管年齡老少，全要親自前來報到。於是有人說，譬如像陳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體也很衰弱， 由家屬或朋友代替報到就行了。這時， 成仿吾副校長用宏亮的湖南話發話了。他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本人來，不得由別人代替，因為------他特別提高了聲音說：‘這是個態度問題’！”趙儷生先生對成仿吾這番話的評價是：“這是把自己當成征服者， 把知識分子當成被征服者，要他們‘迎降’，在文管會門口辦個受降儀式吧？
     169、看二十世紀最初的五十年裏，盡管那是一個動蕩的時代，但在那樣一個時代裏，中國讀書人的良知和對國家的情感都沒有喪失。那個五十年裏，凡是以中國知識分子為主的那些行業裏，許多工作都做得很好。那時的教育，現在看來，不能說一點毛病沒有，但大體上是好的，那時的國立和私立大學當中，都出現過非常優秀的學校；那時的新聞也很了不起，出現了一代讓人懷念的報人和報紙，像當年的《大公報》和《觀察》周刊，在那樣的時代裏， 他們是盡了一個言論機關的責任的；像王芸生和儲安平，他們當年對世界大勢和國家前途的考慮，以他們現在留下來的文字論，是經得起時代淘洗的，他們在幾乎所有大事的判斷上，五十年以後再看，他們是對的。如對西安事變、對日本、對蘇聯、對美國、對內戰和對國共兩黨的觀察，他們的眼光是遠大的。 那樣的時代沒有完全剝奪個人的自由，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他們還有創造和智力活動的空間，所以我很讚成中國科普作家陶世龍先生的一個說法：“大量有價值的思想和文章出現在四九年以前。”文學也是如此。
     170、50年代初，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突然轉向，留給人們許多困惑。我對這種轉變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對許多人來說，也許不乏真誠的一麵，但從整體看是因恐懼造成的。在50年代初，並不是所有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真誠地希望轉變，比如像梁漱溟，陳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過抵製行為。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陳寅恪那樣的人太少，加之外力過於強大，這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無可奈何地屈從了，但內心並非徹底認同，為了生存下去，他們終於成了無奈的一群。對於朋友和學生對自己的批判，胡適多數予以諒解，因為他知道這是壓力之下的結果。
     171、如果二十一世紀的某一天，北京大學的校長，是一個具有廣泛社會聲望，無黨無派而經常批評政府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中國就有希望了。
     172、中國的官員，從上到下，嚴格說，都不是選出來的，所以他們在信心上就沒有足夠的自信。為什麽許多官員害怕自己從那個位置上下來呢？ 就是因為他們上去的時候本來就不是特別合理的，所以他們很知道自己的本事，他們那點本事，常常是依權力而來，是無根之本，無水之源。中國官場，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官越大越好做，我們眼見許多人，在小單位很扯淡，可以說什麽也幹不了，或者說幹得並不怎麽樣，可一旦他們當上了大官，好象本事也就忽然大起來了，其實哪是這麽回事呢？
     173、當年留在大陸的史學家，論和胡適的交情，有3個人最深，或者說，這3個人胡適對他們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吳晗，一是羅爾綱，還有就是顧頡剛，但3人中，隻有吳晗沒有寫過批判胡適的文章。我個人理解，吳晗沒有寫， 是因為當時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況，沒有人再去運動他來表態。
     174、張奚若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專業是政治學，早年是很敢說話的人，後來雖然不大能說話了，但張先生的敢言還是很出名的，據說1949年後，張先生還勸過執政者不要好大喜功。可惜這樣的話以後就不大能說了。
     175、西南聯大時期，有一次張先生去參加國民參政會，他發言抨擊國民黨的腐敗的蔣介石的獨裁，蔣介石打斷他的發言，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離開會場回顧昆明。下次參政會再開會時，他接到寄來的通知函的路費，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 ”，從此再不出席國民參政會了。人們經常說起張先生的這種士氣，都很敬佩。但敬佩之餘人們又不免多想，同樣的張先生，後來又參加了人大，可他的士氣哪裏去了？可見一個書生的士氣，也有它爆發的條件，前提是他從內心沒有恐懼感，而且還有一點信任感，所以他才敢說，要是害了怕而失去了信任感， 那也就隻有禁若寒蟬了。
     176、清華在50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這不僅是清華的損失，也是一個民族的損失。在對清華的關注中，我不大留意這裏有多少得意的官員，而關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清華早年不僅貢獻了許多第一流的科學家，還有許多思想家，而清華後來的衰落不是在技術上，是在思想上。
     177、儲安平編輯《觀察》周刊的時候，也有許多苦衷。我們看《觀察》周刊，或許以為他是無所顧忌，其實他也常有左右為難的時候，但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政治留給他的空間還沒有到了讓他窒息的程度，所以他還能成就自己的事業。
     178、1949年以後，許多對文學作品和作家的批判運動，在最初都是以“讀者來信”的形式開始的。這種“讀者來信”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真實的讀者來信，因為暗合了新意識形態的要求，而被利用；第二，這些“讀者來信”已成為新意識形態發動群眾運動的主要工具 。它不是真實的“讀者來信”，而是以“讀者”的名義編造的。《 文藝報》最早對胡風的批評就是以“王戟”和“苗穗”開始的。這兩封“讀者來信”的真正作者是當時《文藝報》的編者。這樣的現象在中國文學批評中，普遍存在。
     179、學生以政治批判方式對待教師的行為，在以後的中國大學裏成為一種新的學風，它在1958年以後的“批判厚古薄今”和“拔白旗”運動中達到了高峰。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新意識形態建立以後成長起來的學者， 基本都是這些運動的積極分子。
     180、任鴻雋一生，特別注意科學方法對一個人的影響，他總是告訴青年人，不要輕信，要有懷疑態度，凡事要用自己的腦袋去想一想。看這本書時，我常常想，如果我們這輩人是看任鴻雋這樣文章長大的，那絕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他的文章都特別簡單，這一點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點，胡適、傅斯年他們都是這樣，你不可能從他的文章中解釋出歧義來，因為他的話都是最簡單的。魯迅的話就是因為歧義過多，才在“文革”中被人利用，而你要想利用胡適的話，任鴻雋他們的話是不可能的，他們的文章，你很難斷章取義，為己所用。最簡單的，常常就是最深刻的。
     181、任鴻雋有一篇文章《為新入學的學生講幾句話》，他說：“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英倫’等等標語。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搜索不滿十萬噸的海軍， 有什麽方法能夠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槍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槍斃，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 等等。我不曉得東亞弱小民族在哪裏，怎麽能組織起來為抵抗強日。 ”這些話真是說得好，在民族主義高漲時，隻要聽這些前輩說幾句簡單話就可以了，用不著講太多的道理。
     182、早年中國的社會學家，很少用階級觀點來分析中國農村的情況， 幾乎所有社會學家都對農民保持了十分的同情，但他們極少提出過用激烈的土改方式來改變當時農村的基本社會結構 ，他們比較集中的一個看法是發展工業。
     183、對於中國早期農村的社會結構，看來還是，要多相信社會學家的調查和研究而少信政治家的鼓動和誇大，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並不像我們過去認為的那麽簡單，所以那些反映土改的小說，明顯是誇大了中國農村的階級差異， 其實道理並不複雜，如果一個地方始終處在絕對的對抗狀態，那它維持的時間怎麽會長久呢？
     184、1957年夏天發生的“漢陽事件”，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得到了平反。要知道，一件由正常的升學矛盾而最終導致三個正在壯年的中學教師被槍決，這不是一件小事，人命關天，世間還有比這更大的事嗎？“漢陽事件 ”的發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死者長已唉，我們還活著的人，特別是新聞從業者，應當從這一事件中想到，一個沒有現代新聞製度的時代，記者的筆是很容易殺人的。“漢陽事件”的事後分析證明，現代新聞製度比現代新聞記者更重要， 有了現代新聞製度，才能有現代新聞記者，沒有製度，光有記者的人格和良心也是靠不住的。五六十代發生在中國的各種類型的反革命事件，可以說從大到小， 基本都是錯的，這樣的事，在現代新聞製度下就很難發生。
     185、每一次政治運動打擊的具體對象，相對來說都是一個特定的精英階層。鎮反（包括之前進行的土改），主要打擊了地方紳士；三反五反，主要打擊了城市商業精英；反右，打擊了中國的知識精英；“四清”打擊了中國農村新的地方精英。
     186、當年因為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我們要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這樣的話， 這兩位本屬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教授，就成了舊中國教授的楷模，政治家是隻看見他們的結局，而忽略了他們的過去，聞一多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但聞一多是反對一切專製的，無論是老專製還是新專製，以聞一多的性格和思想論，如果他不倒在國民黨的槍口下，等待他的會是一種什麽結局呢？我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們眼見著多少當年聞一多的同事和朋友，結果並不比他好。政治家喜歡的僅是他們反對那一個專製，而不喜歡他們反對一切專製。聞一多和朱自清都是道德、學問得兼的教授，可我們多少年來開沒有真正明白怎樣向他們學習，像魯迅先生一樣，朱先生和聞先生都是一直被肯定的知識分子，政治家要我們學得隻是他們的一點，現在我們才明白， 我們應該學得是他們的一生。
     187、我們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上好象容易走極端。中國開始現代化的時候，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我們自己的知識分子，一種是西方的知識分子，對這一部分人，我們過去總是從壞處想，認為這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但事情常常不這樣簡單，那些當年來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成心想幹壞事的。辦教育的人，通常總是有良知的，無論哪裏的知識分子，我們不能總是從最壞處看他們。
     188、儲安平認為：“我們並不偏袒學生，認為學生每一句話都是對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對的。學生年青，富於理想，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有時不免失之過高，而且在群眾的情緒下，感情亦不免容易衝動。但是從大體上說，學生常常是站在正義一方麵的。”這是儲安平對曆次學潮的基本評價。
     189、1959年搞十大建築的時候，顧準那時正在河南息縣的幹校裏改造，他在當年的日記中就寫過，他對上馬那些工程非常反感。顧準是中國有名的財經專家，他知道那十大建築是用什麽樣的錢蓋起來的。那時僅河南一地處在生死線上的人已是相當之多，可以說已近於“白骨遍於野，千裏無雞鳴”了。所以顧準說過，他這一生決不進人民大會堂。因為他知道那十大建築的錢本是可以用來救命的。
     190、中國社會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別是1940年前後出身的人，決定他升遷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過主要作用，特別是政治精英更為明顯。
     191、中國傳統社會，本來是以倫理為主要特征。早年梁啟超和梁漱溟他們就不承認中國社會是一個階級社會，而特別強調它的倫理化。倫理社會就是看重社會以和解為基本特點，而階級社會則強調衝突和鬥爭。中國社會所以形成“出身”和“成份 ”為主要身份標誌，與毛澤東有直接關係。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毛澤東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講得非常明白，中國社會主要是階級衝突。
     192、“出身”和“成份”，在中國社會裏，它的核心問題其實是知識分子問題。中共黨史上有一個特點，就是早期中共的主要領導人基本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但奇怪的是這些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的領導者卻特別看重“出身”和“ 成份”。“出身”和“成份”最後成為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導致中國社會長期不進步的主要原因。
    193、毛澤東在北大的經曆是不愉快的，這種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跡，他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特別是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評價，與他早年的北大經曆是有關係的。
    194、毛澤東對哪一個時期的北大都不熱情。他在文革時的名言：大學還是要辦的，不過我這裏說的是理工科大學。細想起來，也是他當年北大經曆的一種心理折射。
    195、毛澤東觀察事物的一個典型思維是，他認為無論什麽群體，一般來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好人，百分之十是有問題的，隻要掌握了那百分之九十，事情就好辦了。
    196、陳嘉庚有一本書《新中國觀感集》，書中有一節《 毛主席為人》，講到了陳伯達對毛主席的認識，陳嘉庚說：關於毛主席為人，陳伯達在北京告我，毛主席為人甚溫和慈祥，善體貼人情，虛懷若穀，文學極好，所發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減一字。如果陳伯達晚年能看到他的這位同鄉前輩的書，看到自己當時對他說過的那話，不知會作何感想？
    197、我對美國一向具有好感，我認為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美國的主要努力是有進步意義的，雖然他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也曾經有過失誤。
    198、四十年代末，中國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是在對美國的態度上出現了偏差，他們在理念上認同美國的幾乎所有價值，但在美國的外交，特別是對中國的外交方麵，很少有人保持冷靜。許多曆史要在事後看，從近代以來，你看美國對中國所做的一切，就能明白，凡是對美國的態度出現偏差時，最後吃虧的總是我們。
    199、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反戰的。這沒有問題。問題是你麵對的是什麽人。美國總是先禮後兵，戰爭是不得已的選擇。二戰中有許多教訓，這是人所共知的。人們要想到，有些長久的和平是以戰爭為代價的。有時候沒有戰爭， 就沒有和平。在和平努力完全失敗後，如何麵對反文明的勢力，這是一個新的問題。除了戰爭以外， 沒有別的辦法遏止反文明的勢力對文明社會的挑戰， 美國對伊的最後選擇是不得已而為之。美國的戰爭選擇，最後在道義和責任上都有意想不到的後果，他們的最後選擇，還是為了世界的和平。因為上帝沒有能力讓壞人回心轉意，隻把一種方式留給了美國。
    200、 隻有在自己的國家裏可以自由地反對自己的國家所要發動的戰爭，那才是真正的反戰運動。中國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反戰運動。隻有民主國家才出現過真正的反戰運動。在這方麵，還是要推崇美國。
201、我發現, 過去的知識分子多講民主的好處，而現在的知識分子總講民主的壞處，或者說， 那時的知識分子喜歡講民主的易處，而現在的知識分子願意講民主的難處。張東蓀那時也說過，你到鄉下找不識字的百姓，如果告訴他民主的道理，他也會明白民主比專製好。他又說，我們現在還不能說農民不要民主，而民主隻是資本主義製度才有的。
    現在許多知識分子，一說到民主，總是認為我們這裏問題很多，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地大人多，教育水平低，人的素質差等等，比如王蒙就經常說民主的壞處。在民主問題上， 現在的知識分子還沒有資格說它的壞處，而隻有責任說它的好處， 這話聽起來有些霸道，很不寬容似的，但這是知識分子的起碼責任。 民主有沒有壞處，那是一望而知的問題。它有壞處，但它的壞處和沒有民主的壞處不是一回事。而且沒有見過民主好處的人，最好別說民主的壞處，因為它的那些壞處都是和好處相伴而來的，我們不說民主的好處，也就沒有資格說它的壞處。
    現在一說到民主和憲政這些東西，總有一些知識分子要出來說怪話，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麽心理。一說選舉，馬上就是：“總統做皇帝，議員變豬仔”，一說分權，就是天下大亂等等。民主的有無，關鍵是一個誠意，你對它沒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期待， 你也就不想它的好處了。好東西在哪裏都好，那些經常說民主壞處的人可以繼續說它的壞處，但要讓人信服， 還是要先說完民主的好處，那樣才有說服力， 一個在沒有民主的地方生活的人，那裏有資格說民主的壞處呢。
    202、這一百年來最讓中國人熱心的事是民主，最讓中國人寒心的也是民主。這件事讓中國人追求了近一百年，不能說沒有開花，但卻很難說結出了什麽果實。對於民主，現在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個好東西，可好東西為什麽不能讓它在我們這裏開花結果呢，最常見的理由是我們有我們的特殊處境，不能太快，得慢慢來，中國人教育水平低，一下子適應不了民主。如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持這種觀點，很多官員更是認為民主說一說很好，但真要做起來就難了，所以，對於那些將民主掛在嘴邊的人，他們總是不很看得上。
    203、一個人對於民主應該充滿敬意，對於官員來說，則要有誠意，這誠意不是用來裝點門麵的，而是要對它有一種近乎迷戀似的情感。
    204、你對民主沒有誠意，不願意讓它生長，自然可以找出一萬條理由來，但民主這東西，實際上不是一件說的事，而是一件做的事。說多少都沒有用，因為民主是好是壞一望而知。
    205、我認為自由主義是一個好東西，是因為我從許多曆史事實中發現這套東西第一合乎常識，第二合乎人情，沒有什麽神秘的。比如它認為要容納異己， 我以為這就比不容納好；它認為要市場經濟，我以為就比計劃經濟好；它認為民主比獨裁好，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好想法，還有人獨立就比依附好。 自由主義其實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它讓自己生活，也讓別人生活，它是說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溫和的，它想讓人多一點自由，多一點隨便說話的地方。我是認同自由主義的，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大家都能按它的規則來為人處事， 我們的事情就好辦一點。現在不能因為我們沒有充分實現了自由主義的理想，就說它不好， 或者認為它是虛偽的，不現實的。這不對，我還沒有發現在日常生活中有比自由主義更好的為人處事 原則。
    206、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特別是因為經濟上的適度開放和政治上的加緊控製，使整個社會文化呈現一種畸形狀態，一麵是經濟上的發展，一麵是政治上的控製，這二者之間的衝突已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矛盾，由於政府目前還沒有政治改革的誠意，所以對由於經濟變化所引發的社會矛盾，政府雖然已經高度注意，但他們的注意過多用在強調社會穩定方麵，所以目前我們還看不出政府在政治體製改革上有什麽新的設想。
    207、 如果早些年還有人以為李敖是一個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那麽現在人們可以放棄這種評價了，李敖是一個怪物，是一個隻有在專製社會中才能感到自己存在價值的人，也是一個在自己的生活裏不能沒有對手的人，如果這個對手始終存在，那李敖還有事幹，他那些文章，也還有一些讀者。
李敖年輕的時候其實沒有好好念什麽書，隻是有一些歪才。他做學生的時候，幾乎罵遍了自己的老師。他那時以追求自由和民主來為自己裝點門麵，當這些東西真正來了的時候，他倒又喜歡上專製了。
一個自認為一生都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學者，當民主和自由真正到來的時候，他應該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情呢？ 如果他的理想是純潔的，那麽，他不應該因為民主和自由的到來，而感到失落。對於真正的民主鬥士來說，民主和自由來臨之時， 他們應該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他不能因民主和自由的到來而使自己失去了往日鬥士的風采，就轉而向專製暗送秋波，不，是公開獻媚了，這個樣子的李敖， 還配反什麽專製？
李敖，你不是說你是五百年來寫白話文最好的一個嗎？ 那麽你就用你的白話文把下麵這句話改寫一下吧：我是一個最不要麵子的人。
    208、我們的教育不是讓人學會愛，而是要讓人學會恨，那個年代，青少年的榜樣是一個叫劉文學的少年，因為他從小就知道恨地主，對待敵人就要像秋風掃落葉那樣殘酷無情。西方教育的核心內容是博愛，中國傳統教育的核心是仁愛，但到了後來，這些我們都不要了。五十年代以後，在曆次的政治運動中，表現最好的都是後來教育出來的，所謂積極分子，他們是最聽話的人，你讓我幹好事我就幹好事，你讓我幹壞事我就幹壞事。到了文革，我們的教育後果就體現出來了，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學生打老師，學生逼得老師跳了樓。從這個結果上評價，又可以說我們的教育是失敗了。
    209、 我們在教育中犯下的一個最大錯誤就是不把真實告訴那些受教育的人 ，因為我們的教育不是一個說真話的教育，所以長期在這樣環境中長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分不清好壞的人了。所謂分不清好壞，就是說我們的教育已經把一個人的思維訓練成了隻能用一個標準去判 斷事物，非此即彼。文革中學生打死老師、北京的中學裏學生逼得老師自殺的事已不是一件兩件。 這說明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

[頤和園]

謝泳此文可以顯示，他本人也是個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謝謝分享。

[三木匠]

秀才造反， 三百年不成！

[Laoxiangxyz1]

頂！207關於李敖，頂！

[mumof3]

Thank you for sharing

[四則舍]

"我們的教育不是讓人學會愛，而是要讓人學會恨"

[幸福劇團]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