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紅衛兵的懺悔說開去 在台灣有一座橋，橋頭邊有個墓碑，碑上刻著一個自殺了的日本設計師的名字。原來這座橋最早是由這位日本設計師設計的，可是當橋從兩頭修到中間的時候，差了一米接不上。這位日本的設計師羞愧難當，連夜自殺。
雖 然我們不提倡自殺，但是我認為這種自殺也是一種責任，一種擔當。我們仇恨日本鬼子雖然做惡多端，但是日本人自身的這種責任和擔當以還有一種高尚的境界為懺 悔。基督徒會向自己的神懺悔，臨終的懺悔，尤其徹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有懺悔，才會有善言。信仰釋迦牟尼的人也是會懺悔的，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 的，隻有哀鳴。
二戰之後，德國人懺悔了，贏得了世界的寬容；日本人自省，至今被世界人民揪住不放。
關鍵之處在於，自省、不懺悔就意味著不知錯，知罪，就意味著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卷土重來。
許多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麵對遠去的曆史，仍然沒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誠的懺悔，反而在為自己的行為找著詞語辯解，真是連萬惡的日本鬼子都不如，無恥透頂。
“文革”過去了許多年，受害者捶胸頓足，至今不忘，我們有那麽多受害者，你見過幾個加害人？好像讓萬千生命泯滅、讓山河染血的一場空前浩劫都是那四個人幹的似的。
其實，許多當年的受害者，同時又是加害人，他們既沒有對別人行為的寬容，也缺乏對自己行為的自省，隻能冤冤相報。
隨手翻到一篇隨筆，講的是“破四舊”，文中有這樣兩句：“破四舊，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非議，實際上，當時的大多數人是給予相當支持的，而且這種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誠成分。”
在公眾的視野裏，舒蕪好像永遠無法走出“胡風事件”。一提到舒蕪，就是叛徒、猶大、告密者的代名詞。導致這一惡果的，是在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舒蕪上交胡風信件的行為。舒蕪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證據之一。
事實真相是：早在舒蕪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風就給黨中央寫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內容，揭露舒蕪惡毒攻擊人民解放軍、攻擊毛澤東思想，是打進黨的內奸，是叛黨分子。
舒 蕪上交胡風信件，是屬於被動，而胡風，卻是主動檢舉揭發舒蕪是叛黨分子，這已經是在主觀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對方於死地了。原因很簡單，你舒蕪是我胡風提攜 的，竟然投靠我的死敵周揚，反對起我胡風來了，我胡風就要搞死舒蕪的，揭發你是叛黨分子，讓你坐牢讓你被槍斃！這就是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如果是胡風告密 成功，那舒蕪就成胡風，胡風就成舒蕪了。
現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風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對體製者。胡風一向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文藝戰士，說他反毛，簡直是個笑話。胡風是想去舔屁溝卻舔到腳丫子上去了。
最近網上爆料：“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生存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慘苦，而聶紺弩每日每夜地麵對這個慘苦。你說，他還有心思去“計較”別人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很苦。“聖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聶詩），他在世，堅不可摧，他死後，精魂不散。
聶紺弩去世後，出賣他的人寫懷念文章，但那裏麵沒有一點歉意。
據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當一部分同時也迫害過別人。比如，被張春橋、姚文元打倒的陳、曹，也曾在市委書記處會上“一致同意”揪出周穀城、周予同等八個“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詳見《馬達自述——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
李井泉是較早被揪出的方麵大員，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謂不慘。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拋出了馬識途，並且說：“這一次計劃要捉二十萬右派分子，叫馬識途帶著到大涼山去開荒吧！”（《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
著 名藝術家英若誠在他的自傳《水流雲在》中披露。他曾經為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專門監視與他交往的外國友人。白天他與外國友人把酒言歡之後，晚上他會和妻子寫 出一份長長的報告給安全部門。上世紀50年代，因為他的報告，一對在清華大學工作的美國夫婦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獄之災。
英 在晚年時被內心的負疚感所深深纏繞。他的哥哥在上世紀50年代時他還是一個積極要求進步的青年學生。在共和國建立之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他檢舉了自 己當過國民黨軍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沒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槍斃了。越到晚年，他就越被這件事所折磨，無法釋懷。
吳 法憲的回憶錄揭示了，共產黨員熱衷於出賣靈魂、賣友求榮，那是一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夥，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個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許世 友，居然將三十年代上海報紙刊登的“伍豪啟事”密呈江青，為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煽風點火。還是那個許世友，向林彪檢舉空軍政委餘立金在皖南事變時曾被俘叛 變。報告上呈毛澤東過目後，餘立金被打倒了。
還有，黃永勝的秘書李必達，聽到黃吳李丘議論江青張春橋，便寫小報告檢舉黃吳等人是“反江青同誌的小集團”，然後透過他的老上司、副總參謀長溫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澤東。不知何故，毛卻將此密告信交給林彪又轉黃永勝，於是，李必達、溫玉成都遭了殃。
然而吳法憲善良嗎？比如吳在鬥爭已經被打倒的陳再道上將時，居然還動手打了他，但吳在回憶錄中對此沒有絲毫的懺悔。
在迫害彭德懷時，劉少奇不夠積極嗎？
在迫害沈從文時，郭沫若不夠積極嗎？
在迫害王實味時，艾青不夠積極嗎？
在迫害羅瑞卿時，楊成武不夠積極嗎？當年楊成武整起羅瑞卿來時是多麽的心狠手辣！
在迫害胡風時，周揚、巴金、吳祖光、丁玲不夠積極嗎？也別忘了，在批胡風中的吳晗——跳的最高；每會必發言，他的發言：最多，最帶頭，最激烈，最猛烈，最刻毒；對胡風最具深仇大恨！
令人悲歎的是：曾聲稱：“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不能平反”的劉少奇，最後卻落得比彭更加悲慘的下場。
據說在關於劉少奇的處理意見上，周恩來就在上麵赫然寫著“此人該殺！”。
誰能想到，彭德懷也以同樣的方式整過別人，人稱常勝將軍的粟裕便是其中之一。彭德懷最早給粟裕的罪名是十二條，其中3條最主要：“將帥不和”“告洋狀”“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粟裕夫人說：“對粟裕的打擊都是來自革命陣營內部！”
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裏，有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文件記錄了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朱德的嚴曆批判。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人竟然是劉少奇。
劉少奇、周恩來、陳毅、薄一波、烏蘭夫竟然輪番對朱德進行了責罵。這些人如果在世，想到此事，一定會晝夜不寧、惶恐不安、如坐針氈的。
劉伯承的長子劉太行說：劉伯承與李達、蕭克等58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以“教殺主義”痛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後就更處激化、且已公開化了。
李達、蕭克在鄧小平複出後，曾寫報告給鄧小平要求對曆史事件給以平反，並讓劉伯承在報告上也能簽字。劉太行說：我爸爸對李達說：我一不簽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你們是“蚊子叮菩薩”，找錯了人！果然，李達的報告鄧小平沒有同意平反。
後來，楊得誌、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要求給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結果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李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張震說：我們還能說什麽呢，隻有到此為止了。
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有些東西靠生命和時間，是無法帶走與衝洗幹淨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
摩 羅說：“對於一位優秀人物來說，中國生活的千萬個環節中，每個環節都殺機四伏。中國社會對於優秀人物懷著本能的仇恨和恐懼。在中國綿延不絕的政治運動中， 互相揭發、互相誣陷、賣友求榮、賣親求榮的現象是如此普遍。一個人隻要受到權力的敵視或迫害，幾乎馬上就要從社會結構和倫理關係中開除出去，誰也不敢拜訪 你，誰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誰也不敢給你寫信，誰也不敢喊你為老師為同誌為父親為叔叔。雖然還有人談到你，但那是按著官方口徑進行誣陷和誹 謗，也許還有人來敲門，但那是為了宣布跟你劃清界線。”
但是，想一想當時的情況，讓劉少奇當頭，讓林彪當頭，甚至讓彭大將軍當頭，情況真的就會好多少嗎？那些高層幹部一個個都在那裏抱怨自己在文革中被鬥倒，他們在反右的時候鬥別人怎麽不說呢？
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毛時代的一切悲劇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責任，那麽也就意味著說，既然現在毛死了，中國就永遠不會重複同樣的悲劇了，是這樣嗎？！
神說：你們大家都懺悔吧！該懺悔的絕不僅是毛澤東一人。
熱衷於出賣靈魂、賣友求榮，那是一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夥，奸同鬼蜮，行若狐鼠。
